但是我當然不相信菲尼。---瀏覽器上打上-看最新更新---我太抵製男校生活的巨大恐懼了，這巨大恐懼便是“聽信流言蜚語”。除了幾個萊珀之流的徹頭徹尾的傻瓜外，我與其他所有的人一起，抵製任何含有懷疑戰爭的哪怕是最小的可能性的東西。所以我當然不相信菲尼。不過有一天，當我們的牧師卡哈特先生對自己在小教堂所做的“上帝在散兵坑裏”的布道感動不已後，我離開教堂時想到，如果菲尼關於戰爭的觀點是不真實的，那麽卡哈特先生的觀點至少也同樣不真實。但是當然了，我不相信菲尼。

    不管怎麽說，我太忙了，根本無暇思考這些。除了抓緊自己的功課，我還要把剩下的時間劃分為給菲尼補課和由他來教我體育。由於學習任何東西很大程度上都要依賴學習的氣氛，我和菲尼，使我倆雙倍驚訝的是，都開始在以前薄弱的環節上取得著飛速進步。

    我倆早上六點鍾起床跑步。我穿一套健身房厚運動衣，脖子上係一條毛巾，菲尼穿一條寬大的睡褲、一雙滑雪靴和他那件羊皮裏子的大衣。

    聖誕節假期之前不久的一天早晨，我終於得到了回報。我在跑菲尼給我布置的練習，在一個圍繞校長宅邸的橢圓形道路上跑四圈，校長宅邸是一幢鋪得很開的大白房子，它那美國初期的十三州風格很值得懷疑。房子旁邊有一棵老榆樹，菲尼就靠在它的樹幹上，在我跑大圈時，對我高喊。

    早上，這個雪原閃耀著粉末般的白光，太陽在地平線的什麽地方冷冷地照耀著，它太低了，無法直接看見，但是它那潔淨的光線卻在我們周圍散發著藍白色的微光。北方的日照似乎要拾起浮於空氣中的模糊的白色粒子，給光澤的藍天施以粉黛。萬籟俱寂。榆樹那禿禿的拱形樹枝似乎植入了這一動不動的天空。隨著我的跑步，我落足的聲音在這廣袤而死寂的黎明中顯得那麽短促，仿佛在如此多的閃亮的景色中，已經沒有地方可供任何聲音侵入了。菲尼亞斯的身形映襯在大樹的樹幹上；他時不時喊上一嗓子，但是這些聲音也迅速被吸收，被消釋。

    這天早上他不必做任何指導。跑了兩圈後，所有的力量都像以往一樣全部用盡，在我驅使著自己繼續跑下去的時候，遍布周身的疼痛像往常一樣匯集於側脅，變成一片巨大的痛楚。我的肺也像往常一樣，被這工作弄得完全厭煩了，從現在起，它隻能痛苦地忍受著運動。我的膝蓋又變得沒了骨頭，任何時候都準備將小腿縮進大腿中去。我的腦袋，感覺就像是頭蓋骨的不同部位在相互摩擦。

    然後，無緣無故之中，我感覺到了崇高。仿佛我的身體在此時之前一直都是懶散的，仿佛那疼痛和精疲力竭全都是想象出來的，是為了阻止我真正發揮自己的潛力而無中生出來的。現在我的身體似乎終於要說：“啊，如果你一定要做到，行！”力量開始流遍我全身。我振作起來，忘記了自己平時精疲力竭時的自憐，我把自己拋在了腦後，把壓抑的心靈與疼痛的身體一道全都拋在了腦後；所有的困惑都消失了，我無羈無絆。

    跑完第四圈，我在菲尼亞斯前麵停下，就像是坐到一把椅子上。

    “你甚至不氣喘籲籲，”他說。

    “我知道。”

    “你找到了自己的韻律，對吧，第三圈。就在你進入那邊那個直道的時候。”

    “是的，就在那兒。”

    “你一直太懶散了，對吧？”

    “是的，我想我一直太懶散了。”

    “你甚至對自己一無所知。”

    “我想是的，在某種意義上。”

    “啊，”他合攏起喉嚨上的羊皮領子，“現在你知道了。別再像個佐治亞州的白人窮小子似的說話——‘我想是的！’”盡管這是嘲笑，可他的話卻並不怎麽是針對我個人的。這天早上他似乎一下子長大了幾歲，他裹著自己的大衣，靜靜地倚在大樹上，他的身材也似乎變小了。或者也許是，我，在這同一個身體裏，感覺到自己的身材一下子長得更大了。

    我倆漫步走回宿舍。踏上宿舍樓的台階時，我們碰上了正往外出的盧茨伯裏先生。

    “我一直在窗口看你倆，”他用他那貓頭鷹叫一般的嗓音說，話語中少見地出現了一絲個人的興趣。“你要做什麽，福裏斯特，為當突擊隊員而訓練嗎？”雖然並沒有校規明確禁止在這樣的鍾點進行鍛煉，但是校方卻並不鼓勵此類行為；所以一般情況下盧茨伯裏先生本會指責的。然而戰爭甚至改變了他的標準，一切形式的體育鍛煉在非常時期都變成常規的了。

    我囁嚅著窘困的回答，但是做出明確反應的卻是菲尼亞斯。

    “他在練習成為真正的運動員，”他實事求是地說。“我們想參加44年的奧運會。”

    盧茨伯裏先生喉嚨深處發出一聲幹笑，然後他的臉瞬間變成了磚紅色，他采用了他慣常的格言。“適當的體育是好的，”他說，“我不想侈談什麽伊頓公學的運動場精神，可今天的所有鍛煉當然都是為了向滑鐵盧進軍。你們時刻都要以此為目標。”

    菲尼的臉色變得異常堅決，臉上的神情是那種我剛剛察覺出的年長了幾歲的神情。“不，”他說。

    我不相信以前曾有哪個學生對盧茨伯裏先生斷然說過“不”。這話使他不可控製地慌亂起來。他的臉又變成了磚紅色，有那麽一會兒，我以為他要跑開。然後他說了一句極快，極沙啞，極短促的話語，我們倆都沒聽懂，他迅速轉過身，大踏步走過方院子。

    “他真的很實誠，他認為現在在打仗，”菲尼純然驚訝地說。“為什麽他就不明白呢？”我們望著盧茨伯裏先生的背影逐漸遠去，即使裹著冬天的行頭，這背影仍然那麽細高，這時菲尼默想著的是盧茨伯裏先生是被排除在了胖老頭們的陰謀之外的。隨後他恍然大悟了。“啊，當然了！”他喊道，“他太瘦了。當然了！”

    我站在那裏為盧茨伯裏先生致命的羸瘦而遺憾，想到，人畢竟總有輕信的一麵。

    這是我第一次但不是最後一次滑入菲尼的和平幻覺。一連幾個小時，有時一連幾天，我無意識地跌入這種對世界的純屬私人的解釋。並不是說我就相信製造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完全就是一幫精明胖老頭的障眼法，盡管這個觀點那麽引人入勝。使我發生誤解的是我自己的快樂；要知道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周圍世界的困惑並沒有在我內心引起反應。所以我不再體會到真正的戰爭感。

    甚至萊珀的入伍都沒撼動我的這一心態。事實上，這使得這場戰爭比以往更不真實了。沒有什麽真正的戰爭能夠使萊珀自願離開他自己的蝸牛和母水獺。萊珀的入伍似乎隻是他又一場異想天開罷了，就像那回他睡在緬因州卡塔丁山山巔一樣，那地方是每天清晨美國領土上最早被陽光照耀之處。那天早上，萊珀?萊佩利爾實現了自己的一個夙願：融入自然。他成為旭日在美國所照到的第一件東西。

    一月初，我們大家剛剛從聖誕假期返回，美國滑雪部隊的一名征兵官便在文藝複興會議廳給四年級的學生放了一部電影。對萊珀來說，電影展現了我們大家全都在追尋的東西：戰爭的一張可辨別的友好麵孔。滑雪戰士身披白鬥篷，順著潔淨的山坡翱翔而下，就像是寂靜的天使，然後，雪橇呈倒八字形，真真實實地滑上山坡，不過這卻是快樂的上坡，被日光曬黑的手，明亮的眼睛，潔白的牙齒，以及那吸滿山間新鮮空氣的胸膛。這是我曾經看過的最為潔淨的戰爭形象；就連以高高地遠離步兵泥土著稱的空軍，相比之下都顯得一身機油，而海軍就毛病更多了，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當這些潔白的冬季勇士在一塵不染的山坡上飛身而下時，沒有任何東西汙染他們，這種對戰爭出色而幹淨的反應立刻滑入了萊珀的佛蒙特1之心。

    “怎麽樣！”放映這些場景時他用驚異的聲音小聲對我說。“怎麽樣！”

    “要知道，我認為這些都是芬蘭滑雪部隊的照片，”菲尼亞斯在我另一側小聲說，“我想知道他們何時向我們的盟友布爾什維克開火。除非他們之間的那場戰爭也是假的，我非常確信如此。”

    電影結束後，燈光開啟，照亮托斯卡納壁畫和環繞著我們的經典畫廊，萊珀仍驚異不已地坐在自己的折疊椅上。通常情況下，他很少說話，而現在發自他口中的詞語數量表明，這是他人生的一個轉折點。

    “你猜怎麽著？現在我算是明白速滑是怎麽回事了。盡管匆匆之中，看不見樹木、鄉野和所有的其他東西，但是沒關係。打仗的時候，必須得快。對吧？所以我想速滑運動員並不是在辱沒體育運動。他們是在做準備，但願你明白我的意思，為日後做準備。任何事物都得進化，否則就會滅亡。”我和菲尼已經站了起來，仍坐在椅子上的萊珀誠摯地看看我又看看菲尼。“就拿家蠅來說。假如它沒有發展出自己的那種瞬間反應，它早就絕種了。”

    “你是說它令自己適應了蒼蠅拍嗎？”菲尼亞斯質問。

    “一點不錯。滑雪必須學會盡可能快地移動，否則就會被這場戰爭消滅。是的，先生，你猜怎麽著？我幾乎很高興發生了這麽一場戰爭。它就像一次試驗，對吧，隻有正確進化的物和人才能存活下來。”

    萊珀輕聲說話時，人們一向都是聽得心不在焉，但是他的這一論斷卻引起了我的高度注意。這一論斷如何應用在我身上，如何應用在菲尼亞斯身上呢？尤其是，它如何應用在萊珀身上呢？

    “我要報名參加滑雪部隊，”他繼續和緩地說，語氣中毫無強調，以至於我的思想又開始心不在焉起來。這個冬天布林克爾之流常常慷慨激昂地揚言入伍，說起入伍便咬牙切齒，兩眼放光；他們的這種話我已經聽多了。但是隻有萊珀的話是認真的。

    一周後，他走了。他還有幾個星期才滿十八歲，隨著十八歲生日的到來，所有報名參軍、選擇一個兵種而不是被征入一個兵種的機會，就會消失。那部滑雪電影為他做出了決定。“我一向認為，戰爭會在它需要我的時候來找我，”最後一天他來向我告別時說。“我從沒想過我會主動去找它。我確實高興我及時看了那部電影，真的。”然後，作為德文學校的第一名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新兵，他走出了我的房門，他的圓錐形針織帽在腦後跳動。

    假如第一個當兵的是布林克爾之類的人，對我們大家來說情況也許會更好一些。他肯定會做出一種倍兒鬧騰的戲劇性告別，這樣一來，事後學校就會一連好幾個星期都回響著“布林克爾的臨別之言”、“布林克爾的軍人風采”、“布林克爾的責任感”。我們大家所有的人，受到他不在我們中間的那種空落落的影響，都會體會到戰爭作為日常事實那具體的觸摸。

    可萊珀帽穗的消失卻一點都沒激起這個。有那麽幾天，戰爭比以往更為無法想象了。我們沒提起它，我們沒提起萊珀，直到布林克爾終於發現一個可挖掘的觀點。有一天在煙室裏，他大聲朗讀報紙上的一則關於企圖暗殺希特勒的傳聞。他放下報紙，夢幻般地凝視著前方，然後說：“那是萊珀，沒錯。”

    這確立了我們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聯係。突尼斯戰役變成了“萊珀解放”；轟炸魯爾被布林克爾以一種自尊心受到傷害的驚訝口吻呼為：“他怎麽沒告訴咱們他已離開了滑雪部隊”；“擊沉沙恩霍斯特”號1則是：“又出手了。”萊珀在全世界各地出現，處於每一個盟軍成功戰例的核心。我們大談萊珀在斯大林格勒的位置，大談萊珀在緬甸公路上，大談萊珀的護衛艦前往蘇聯的阿爾漢格爾；我們推測著自由法國領導權的危機靠任命戴高樂或任命吉拉爾都是解決不了的，隻有萊珀出麵；我們比報紙更明白，主宰這場戰爭的不是三巨頭2，而是四巨頭。

    在不拿萊珀的輝煌戰績說笑的間隙，我們都思忖著我們自己是否符合軍隊那最為微小的標準。我本人對軍中應該知道的所有事情都一無所知，我也明白自己不知道；在不拿萊珀說笑的時候，我思忖著自己那仍然隱藏著的部分，不知它是否包含著可憐的麻袋3、流浪漢，或懦夫。我們全都最大程度地用萊珀取樂，我們全都秘密地希望這個懦弱的萊珀像我們所說的一樣英勇。

    人人都給這個傳奇添油加醋，隻有菲尼亞斯除外。從一開始，暗殺希特勒的那件事，菲尼就說：“如果有誰給萊珀一支上了膛的槍，並且把槍抵在希特勒太陽穴上，他都會打不中。”這引來了一片憤怒的喊叫，後來我們紛紛在布林克爾鋪墊的基石上給萊珀的凱旋門增磚添瓦。菲尼亞斯不參與這種事，由於煙室裏除此之外幾乎不談別的，所以他很快就不去那兒了，並且也勸阻我去那兒——“如果你抽煙像煙囪，你還怎麽成為運動員？”他拉我越來越遠地離開煙室的那幫人，遠離開布林克爾和切特，以及所有的其他朋友，把我拉進一個隻有他和我居住的世界，這個世界裏沒有戰爭，隻有我和菲尼亞斯兩個人，身處全世界人民當中，為1944年的奧運會做著訓練。

    在一所男校，星期六下午是可怕的，特別是在冬季。沒有橄欖球；不可能像春天那樣，騎自行車到附近的鄉野去遊玩。就連最用功的學生都覺得沒必要埋頭於書本，因為後麵還有星期日，漫長、懶散、安靜的星期日，來做任何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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