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的思維方式容易把貪官與行賄受賄聯係起來，這是因為官員的權利太大，管得太寬，導致賄賂成了主要的辦事手段。在民國時代，雖說官員的權利也不小，行賄的事也不可避免，但這不是主要的。小蔣的反貪主要還是從金融和物資流動下手，這是時代的差別。

    蔣經國的反貪汙就是從金融和商業物流入手。比如此時的上海是有股票市場的，這就是重點。還有，商業離不開物流，民國時期有不少的貨物屬於嚴格控製的，那麽對碼頭、車站、倉庫、貨棧的檢查就是要點。物流中的問題多主要的是因為戰爭還沒有結束，日本依然在執行海上封鎖造成的物資緊張。此外每一個時期都會有緊俏的物資種類，和平時期也不例外。那麽掌握著宏觀信息或物資的官員就有憑借優勢牟利的可能。

    此時的政府除了稅務之外沒有太多的權利，企業不偷稅漏稅官府就管不著它。例如國民黨插手地方政務，各地都有黨部，可是企業裏沒有書記，企業是資本家自己的產業，自己說了算，沒國民黨的事也沒有政府的事。再比如現代的土地買賣是貪汙的一個大項目，可是在民國時代土地沒戲。民國的政府也有國有土地管理權，但是國有土地大多是荒山野嶺，繁華地帶的土地都是私有的，都在個人名下，政府靠土地發財的可能性太小了。總之一句話，那時候的政府職能主要集中在政務上，經濟方麵的權力有限。情況不同，辦法就不同。

    有的辦法是相同的，那就是舉報和調查。蔣經國在上海分地區設立了若幹“經濟犯罪舉報站”用來接受市民舉報。

    蔣經國有他獨特的工作作風，他喜歡喬裝打扮微服私訪。為了掌握上海的經濟狀況，他喬裝成市民，大小商店都進去看，詢問價格，見了街頭擺攤的菜農他也要問一問，常用的商品價格他都記錄下來。有時候他不經通報就敲開市民的門，比如討一碗水喝，借故詢問了解他想要知道的情況。那時候路人討水喝就是用大粗碗或水瓢喝涼水，他完全不在乎。當然了，那時候的自然生態好，沒有工業汙染，生水也很幹淨。他在外麵吃東西更是簡單，走到那裏隨便找個小館子就吃一頓。

    還有個有趣的小故事：

    上海這麽大，去哪裏都要坐汽車，蔣經國基本都是自己開車。有一次外出，路遇一人招手要求搭車，他不顧衛士勸阻，繞了一段路把客人送到目的地。當然客人不會知道開車的是蔣經國，還豪爽地打賞一元小費，他照收不誤也不客氣，事後還向下屬們炫耀，說是勞動所得。

    上海的股票市場是反貪工作的重點。中國的股票市場並非現代才出現，民國時代的上海是有股票市場的，股市始建於前清末年。辛亥革命都知道吧？引發辛亥革命的原因很多，其中就有這麽一條：在上海炒作瘋狂的“橡膠股票案”，它發生於1910年，作為著名曆史事件被記錄於史冊。

    從橡膠股票案到辛亥革命的發生，這段故事跌宕起伏，情節引人入勝，前麵的章節“108章：這就是曆史”已經說過這段故事了，忘記了的讀者可以再回過頭去看看。

    所以說股票交易所很早就存在了，民國時期它也是重要的金融工具。

    ......

    這個年代裏是不會有計算機管理運行股票市場的，全部都是人工操作。手工填寫買賣單據和記賬，按照當日牌價買入賣出股票。那時候的股票有實實在在的“票”，大小形狀都類似於貨幣，印刷精美，像貨幣一樣客戶是真正地持有紙麵的“票”。股票的買賣操作都是有賬目的，所有買賣均記錄在案。它的賬目也像銀行賬目一樣，當然也有為客戶保守商業秘密的義務，非經法律手續是不能查閱的。可是蔣經國的反貪汙是國家行為，當然有權利審查股票交易所的賬目。小蔣的反貪首先在股票市場取得了成果，打開了局麵。

    就在小蔣鋪開攤子開始調查後不久，上海大公報刊出一篇新聞稿，題為：“有隱名人士拋售黃金買入股票”，文章披露說：“一個月前，有人拋售金條股票等籌集資金，而後分批購入兩百萬股永安紗廠股票，昨日今日該股票開始大幅攀升，按目前股價計算，買股人已經獲利四五百萬元之巨。”

    股市上一兩天就獲利那麽多嗎？這要解釋一下。那個時代的股票屬於自由買賣，沒有限價漲停板的規矩。比如說，一元股價的股票，一兩個小時內漲到1000元也照常交易，不會有人叫停的。

    報紙上的這篇文章一出，輿論嘩然，這顯然是操縱股市非法牟利的行為，也有利用商業機密獲利之嫌疑。有記者還采訪永安紗廠並發表文章說，該廠的產銷均正常並沒有看出向好的理由，並且幾個月來產量略有下滑，看不出來有什麽繁榮的跡象。

    此事引起了蔣經國的注意，他派出兩路人馬分別調查股票市場和永安紗廠，當然這麽重要的線索他會親自參加調查。對紗廠的調查顯示出一個比較隱蔽的事實，該紗廠正在籌劃向重慶投資興建新廠，其原因當然是為了資本的產銷利益。

    這種資本遷移屬於正常，特別是沿海地區向四川、湖北的遷移行動與中國當前的形勢有關。原因是持續多年的海上封鎖，迫使中國主要的對外貿易依賴於中緬印鐵路，那麽外向型的企業越是靠近這條鐵路它的物資運輸就越便利和降低成本。這就導致很多企業向內地遷移。至於遷移到武漢還是進入四川，地點的選擇與地方政治有關，因為中國還是軍閥割據嘛。占據重慶的是劉湘，武漢雖然屬於中央政府，但卻是國民黨內部另一個派別的大本營，這一派就是汪精衛。此外劉湘在湖北也有一定的勢力。所以資本家選擇哪一地與他們和這些地方當權者的親疏關係有關。

    此案牽扯到股票，蔣經國就去找俞鴻鈞谘詢。俞鴻鈞是中央銀行的總裁，中央銀行就在上海，為了配合小蔣他更不能輕易地離開，要保證隨叫隨到嘛。

    對於小蔣的谘詢俞鴻鈞說：“股票交易所的規矩你也是知道的，不是每個企業都能進入股票市場。要想進入股票市場去融資就要符合股票市場的規則，接受會計師事務所的監督。反過來說，如果你的企業不合乎規矩就不能到股市裏融資。永安紗廠的遷移就出現了這樣的問題。紗廠到了劉湘的地麵就得聽劉湘的，就要按重慶的規矩辦事。新廠能不能符合股市的規則要看工廠與劉湘商議的結果，畢竟軍閥們不是很講規矩的，在商定之前就是個未知數。假如新廠不能入股市，那麽同一個紗廠老板辦的這兩家廠子在經濟賬目上就要分開，從股市的角度說，他們就不是同一家了。”

    蔣經國說道：“俞先生，我聽懂了。如果新廠不入股市那麽股市裏的永安紗廠這個戶頭就等於在逐步地撤資，即便不是關閉工廠也是在縮小規模。這種變化就會讓該紗廠的股票貶值。如果相反，新廠的製度能夠被股市接受，則永安紗廠擴大了規模，其股票就是升值。這是截然相反的兩個結果。”

    俞鴻鈞：“對，你理解的很對。對於紗廠老板來說沒什麽，兩種結果都是發展企業，都是好事。可是對於股票持有者來說是福兮禍兮兩重天了。

    “對炒股者來說問題在那裏呢？就在於到底是哪一種可能，提前決斷，先知先覺就可以發財。還有個問題，那就是處於事中人的老板他現在也無法判斷，否則他會采取措施爭取紗廠利益最大化，他為了誠信也要給股票持有者一個交代，而不能隱瞞，同時也是對交易所的交代，否則他就違規了。對於企業來說失去誠信也是巨大的損失。因此，在局勢不明朗的情況之下，為了避免人心動蕩，他就要保密。這就是商業秘密了，如果泄露出去對工廠不利，而投機者可以獲利。”

    問題搞清楚了，那麽是誰泄露了消息讓某人借機發財呢？

    不能排除紗廠內部泄露的，雖然老板不想泄露，可是意外總會有。如果屬於此情況，蔣經國就不必關心的，因為這與官員貪汙沒有關係了，即便發財的某人確實是官員，也不屬於憑借職務權力尋租，人家發了財也不能定貪汙的罪。其它泄露消息的可能渠道還有：股票交易所、四川軍閥劉湘。同樣道理這些也不是蔣經國要關心的，因為與官員貪汙無關，至多是劉湘那邊的官員，與南京沒關係。

    還有什麽渠道呢？

    此時的工廠與政府發生關係中比較緊要的是納稅，其它的關係就微不足道了。而不是像現代那樣，官府與工廠企業間權力的瓜葛太多。 :(.*)☆\\/☆=

    大批買入股票的是何人？這很關鍵，也容易查，查交易所的賬目就行了。以蔣經國的權利交易所是不敢不讓查的。查賬的結果是：大筆買入永安紗廠股票的有兩個戶頭，一個名叫陶發來，一個叫杜維屏。陶某人是官，杜某人是民。

    陶是上海財政廳的機要科長，他利用職務之便得知了紗廠在重慶建廠的信息，他覺得這個信息很有價值就開始了策劃和行動。

    他是怎麽知道的呢？民間企業資產是需要向政府備報的，經辦的就是官府的財政部門，這是可以理解的，工廠資本是資本家的，可是對本地區財產的統計是政府的基本職能。

    陶發來還有一個消息來源，就是另一個股票買家杜維屏。這個姓杜的很有背景，他是當今江南一帶的青幫老大杜月笙的兒子。此時所謂的青紅幫是聚集於航運碼頭上的社會組織，在長江流域勢力很大，從上海到四川都有他們的人，或者是有關聯的幫會，在四川叫袍哥。他們消息靈通，能量很大，工廠向四川遷移是躲不開他們的。

    陶某杜某兩人串通在一起搜集信息，特別是通過財政關係像四川方麵施加影響。在這方麵杜維屏的能量也很大。他們可以向重慶方麵了解情況，對地方政府也有一些影響力。這期間又有相關便利的幾名官員介入。當他們確認重慶方麵沒有障礙之後，可以判斷股票升值無疑，就開始了購買股票的行動。主要的買家是陶、杜二人，其它人交易數量小。

    按照調查查證的情況蔣經國下令逮捕了相關人員，經審訊陶發來被判死刑。當然這個刑罰可能過於嚴厲了，應該是屬於特別時期，特別案件，特別辦理。這也反映出獨裁政權之下法律受到權力的製約，量刑尺度是彈性的，也就沒有了法律的公平。

    杜維屏是商人不是官，定不上貪汙的罪名。此外還有一層關係，蔣介石與杜月笙是多年的老朋友。大家都知道，蔣介石年輕時曾經加入青紅幫，不少黑道老大都與蔣介石有交往。可是表麵上蔣經國還要表現出公平公正，所以他依然下令逮捕杜維屏，最後以金融投機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由此也可以看出來專製獨裁之下的法律沒有什麽公平可言。（m.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