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議和停戰以及德中日意四國聯盟成立後，中國得到了真正“和平發展、和平建設”的時間，這段“和平時間”要遠遠地比先前的“黃金十年”（1927年至1937年）更加安寧，因為黃金十年期間，日本一直都在外部嚴重地威脅著中國，但在眼下，日本這個“中國最大外患”已經暫時性地不存在了，使得中國可以極大地如釋重負，把大部分的精力用於國內的發展和建設事業。同時，東亞局勢也更加複雜了。中日議和停戰，是明擺著的，是公開的事，但德中日意四國聯盟是秘密的，美、英、法、蘇等國自然知道中日已經不打了，從表麵上看，中日議和停戰，因為“兩國都被戰爭的巨大消耗拖得搖搖欲墜，所以暫時性地不打了，暗中抓緊時間、積蓄實力，準備下一場的中日全麵大戰”，但是，中日議和停戰這件大事中出現德國的影子，就使得這件大事變得令人玩味了，美英法蘇都有自己的情報機構，或多或少地刺探到了一點內幕，隱隱間，中日議和停戰似乎與“德中日勾結”掛上了鉤。美英法蘇高層不得不給予高度重視，其中對此最重視的自然是蘇聯，因為“德中日勾結”堪稱蘇聯的噩夢，日本素來對蘇聯懷有領土覬覦野心，德國一直對蘇聯磨刀霍霍，中國也跟蘇聯有著深仇大恨，如果這三國聯起手，蘇聯的安全處境就極度不妙了。莫斯科方麵，斯大林與眾蘇聯軍政高層召開緊急會議，反複地商討對策，最後得出兩大策略：

    第一，按兵不動，慫恿中日繼續開戰，讓中日繼續打成一團，互相耗盡國力軍力；

    第二，果斷出手，獲得一大塊戰略緩衝區，從而加強蘇聯遠東國土的安全度，這塊“戰略緩衝區”可以從兩個地方獲得，一是中國國土，二是日本在中國的占領區。斯大林等高層在認真研究後，傾向於第二個，因為，蘇聯出兵中國的弊端太大，一來中國是主權獨立國家，沒有幹什麽“得罪”蘇聯的事，所以蘇聯出師無名，如果強行出兵，蘇聯就跟日本一樣都是侵略中國的侵略者了，必然會讓蘇聯在國際上承受罵名，讓蘇聯的國際名譽一落千丈，此舉還會導致中國境內的親蘇親共勢力、組織、人員與蘇聯離心背德或在中國境內成為過街老鼠，影響中國境內的布爾什維克事業的發展，同時，蘇聯出兵中國，還可能本末倒置，導致中國徹底跟德日合夥，那蘇聯就得不償失了，另外，蘇聯已經跟中國簽署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蘇聯出兵中國就是＂chi　luo＂裸的撕毀條約、言而無信，徹底讓蘇聯的國際聲譽遭到毀滅性的打擊，並且，蘇聯也沒必要出兵中國，因為中國的新疆、外蒙古地區已經在蘇聯的滲透和半控製中，新疆和外蒙古就是蘇聯和中國之間的緩衝區（雖然這兩個地方都是中國的國土，但蘇聯肯定不可能拿出自己的國土作為中蘇之間的緩衝區）；所以，蘇聯應該出兵日本在中國的占領區，一來，日本侵略中國，蘇聯可以打著“幫助中國趕走日本侵略者”的冠冕堂皇的旗號，從而出師有名，贏得國際上的讚譽，還能為中國境內的親蘇親共勢力、組織、人員提供道義上的優勢，贏得人心，助其獲得生存發展的政治條件；二來，蘇聯此舉還可以拉攏中國，破壞“德中日三國聯盟”，蘇聯到時候故意歸還一部分日占區給中國政府，中國政府一來難以不動心，二來無法拒絕，邏輯是現成的：日本侵略中國，蘇聯慨然幫助中國趕走日本侵略者，收複了一部分中國淪陷區，中國政府怎麽能不要？中國政府不要，豈不是賣國求榮？中國政府一旦收下蘇聯的“禮物”，德中日聯盟就會出現內部分裂，德日會懷疑中國暗地裏跟蘇聯勾結了，在背後出賣德日，可以想象，日本本來就極度不信任中國，看到蘇聯幫助中國打日本，日本高層肯定會徹底惱怒，徹底跟中國翻臉，甚至爆發中日下一場全麵戰爭，蘇聯就實現目的了；三來，蘇聯到時候名正言順地占領一部分中國國土（日占區），可以讓中國境內的親蘇勢力獲得生存空間；四來，不久前的張鼓峰戰役中，蘇日軍隊正式交手，日軍連連潰敗，丟失了張鼓峰，還被蘇軍趁機占領了張鼓峰附近一大片地區，所以蘇軍高層認為日軍戰鬥力“不過如此”，從而對打敗日軍充滿信心（實際上，張鼓峰戰役中，日軍是害怕受到中蘇軍隊夾擊，所以采取了避戰退讓對策）。

    打定主意的斯大林傳喚了蘇聯遠東方麵軍司令員瓦西裏·康斯坦丁諾維奇·布柳赫爾元帥，向他下達了兩個命令：

    第一，加強對新疆和外蒙古的控製，要讓這兩個地方“完全地被蘇聯控製”，但為了不過度地刺激到中國以及考慮到國際輿論影響，暫緩外蒙古的獨立，拒絕新疆土皇帝盛世才多次提出“蘇聯幫助新疆人民在新疆建立蘇維埃共和國，新疆脫離中國、加盟蘇聯”的請求，蘇聯政府仍然承認新疆、外蒙古都是中國的領土，但在暗中要實質性地控製住新疆和外蒙古；

    第二，準備對中國境內的日軍發動一場“大規模和高強度的局部戰爭”，目標是攻占黑龍江省和吉林省，讓這兩個省變成蘇聯在遠東與日本之間的陸上戰略緩衝區。

    “是！斯大林同誌！”布柳赫爾元帥肅然領命（原先曆史上，布柳赫爾元帥在大清洗末期也就是1938年11月被秘密處決，但此時受中日戰爭也就是蔣緯國的“蝴蝶效應”影響，幸運地沒有搭上大清洗的死亡末班車，躲過了一劫。）。

    東亞局勢越來越波雲詭譎、暗流湧動。

    世界大戰已經越來越近，德國在爭分奪秒地發展國力軍力，日本也在拚命地發展國力軍力（根據德中兩國的要求，日本陸軍進行裁軍並保持現狀不變，日本軍隊把大部分的資金資源都用於日本海軍的擴建），中國同樣在拚命地發展著國力軍力，此時，中國的領土情況是這樣的：被日本占領著四省二市（遼吉黑台、津滬），被蘇聯控製著外蒙古和新疆，西北三省（寧夏、甘肅、青海）被馬家軍控製著，西藏在英國的支持下處於半獨立狀態，西康省是劉文輝的地盤，雲南省是龍雲的地盤，廣西省是李宗仁的地盤，四川省在劉湘死後陷入了四分五裂，雖然蔣介石具備了全麵控製四川省的條件，但不少川軍內部實力派還進行著抗拒，包括四川省在內，國民政府的國統區總計18省3市（北平市、重慶市、南京市。民國時期設有“特別市”，相當於後世直轄市，北平、南京、重慶、天津、上海此時都屬於“特別市”），蔣緯國目前管理著魯、晉、冀、綏、察、熱、平6省1市，蔣介石目前控製著南方的12省2市（蘇、浙、皖、豫、陝、鄂、湘、川、貴、贛、閩、粵、渝、寧），父子倆地盤一比二。蔣緯國在北方發展，蔣介石在南方也發展，但蔣介石發展得明顯不如蔣緯國，因為南方地盤內部太複雜，反對勢力太多，各種派係盤根錯節，蔣介石光是忙著鏟除異己都忙得焦頭爛額，自然不能像蔣緯國那麽“幸福”，蔣緯國的華北六省一市內幾乎不存在反對派（都在戰爭中被掃蕩一空了，就算還有什麽殘渣餘孽，也不是蔣緯國的對手），總體上講，南方主要發展農業、商業、輕工業等，蔣緯國的華北則百業一應俱全，並且國統區七成以上重工業在華北。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有蔣緯國不擇手段撈來的巨額資金，還有德國人、猶太人、海外僑胞等勢力的幫助，加上蔣緯國的“特殊能力”，蔣緯國在華北搞得比蔣介石在南方更加紅紅火火。

    蔣緯國無所不用其極地弄錢，目的不是為了“有錢”，而是為了發展，為了建設實業。政府腰包要有錢，還要讓老百姓腰包也有錢，同時，光有錢不行，要有實業，不然就像清末那樣了，gdp世界第一，但都是農業和少部分商業帶來的，沒有工業沒有實業，華而不實。搞錢時，蔣緯國也想過一些另類的辦法，比如開賭場、賣彩票、偽造外幣假鈔、納妾交稅等，甚至，他還想過後世的一種暴富斂財的“捷徑”：炒房。但這些堪稱“餿主意”的辦法統統被蔣緯國否決了，因為他不能刮地皮，不能製造泡沫經濟，他需要的是真真正正的實體經濟。

    國民政府在經濟上的弊端沉珂實在太繁雜太嚴重，所以蔣緯國不但要在軍事上“獨立”，還要在經濟上“獨立”。槍、錢，沒有什麽比這兩樣東西在這個亂世中更重要的了。蔣緯國召請眾多經濟學家，認真地分析過，國民政府當初的“黃金十年”確實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和成就，在革新刑法、穩定物價、改革貨幣、交通建設、改善公共衛生、禁毒、擴大農工生產、教育推廣等很多方麵的成績和進步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弊端也很多，比如國家柱石的重工業，發展得十分有限，鋼鐵工業甚至還出現倒退，清末建設的漢陽煉鋼廠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每年產鋼五萬噸，但在國民政府統治期間卻停產倒閉了（不止如此，原先曆史上，日本即將發動侵華戰爭時，國民政府卻遲遲沒有把東部工業遷到西部去，直到戰爭全麵爆發後，沿海工業遭到重大損失，國民政府才亡羊補牢地匆忙展開西遷，損失不計其數，在西遷過程中又再次遭受重大損失，眼下經過蔣緯國的防患於未然，這一點的損失倒不大），本來，戰爭是可以極大地刺激、促進工商業發展的，但在原先曆史上，因為國軍屢戰屢敗，加上國民政府機構混亂、管製不力以及大批國府高官罔顧國家利益、趁機大發國難財、千方百計地壓榨本國的民族資產實業，導致中國的工商業在抗戰期間被扼殺了生機，“越來越爛”，根據曆史資料，1944年時，四川工業一半以上生產能力處於閑置狀態，一方麵前線軍隊缺槍少炮，一方麵後方工業既不缺原料也不缺人手，卻大批大批地倒閉癱瘓，1943年時，重慶18家鐵廠倒閉14家，4家鋼廠倒閉1家，機器廠開工率不到10%，呈現出急劇衰落趨勢，為什麽會這樣？一來是中國連續跟日本打仗七八年，實在打窮了，政府財政陷入枯竭，不得不加大企業稅收，抗戰後期的企業稅收是抗戰初期的幾十倍乃至一百倍以上，開廠不但不賺錢，甚至還要賠錢，那企業家還開什麽廠？二來國府大批高官巧立名目地用各種強取豪奪的辦法壓榨這些工商企業，讓其處境雪上加霜。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原因，比如不重視人才，沒有一個完整體係等。

    蔣緯國真的沒辦法，他眼下不可能對整個國家、整個國民政府、整個國民黨來一場“大清洗”，所以他隻能另起爐灶，重建一套屬於他的、健康的、充滿活力的中國工商經濟體係，華北六省一市自然是蔣緯國這套經濟體係的“大本營”。為此，蔣緯國五管齊下，他一方麵跟德國人展開合作，在華北開辦一係列中德合作的大型企業（這些中德合作企業裏，大部分都是華北政務委員會跟德國政府聯合開辦的，中方出場地、人員、原料、資金，德方出設備、技術、專家，也有不多的一部分是德國商人來華開辦的）；一方麵跟猶太人展開全麵的合作，在華北開辦一係列中猶合作的大型企業（這些中猶合作企業，基本上沒有猶太人獨力開辦的，蔣緯國也很擔心讓猶太人在中國境內自由發展會導致猶太人控製中國的經濟命脈，所以中猶合作企業十之八九都是華北政務委員會和猶太人商團組織按照股份製一起開辦的）；一方麵招商引資，主要是海外僑胞，邀請他們來國內發展工商企業，並給他們提供政策上的優惠權；一方麵自己開辦工商企業，比如他的那些公司；一方麵把國統區南方的工商實業邀請到華北，從當初的“西遷”再展開現在的“北遷”。蔣緯國會給本國的企業家們、實業家們最好的發展條件，不會讓他們繼續留在南方遭受各方麵的壓榨和製約。以三顧茅廬、禮賢下士的誠意，蔣緯國把此時中國著名的企業家、實業家超過五分之四都邀請到了華北，具體做法是：並非讓他們放棄全國的市場，隻是把公司總部安在華北，有蔣緯國給他們做後盾，任憑哪個國府高官也不敢再打他們的主意，繼而再對全國展開業務。

    蔣緯國第一個從南方邀請到華北的著名企業家就是號稱“豬鬃大王”的古耕虞。

    古耕虞今年隻有三十五歲，但精通商學，並且滿腔愛國熱血，他此時已經壟斷四川省的豬鬃出口業，他創辦的“虎牌”豬鬃馳名歐美市場，抗戰爆發後，國府曾指定國內豬鬃的收購、出口等業務都由官辦的川畜公司經營，但國際市場隻認古耕虞的虎牌豬鬃。豬鬃雖然看似平常無奇，但不容小覷，它是非常重要的工業原料，是中國的傳統出口物資，中國豬鬃的產量和出口量都占世界第一，比重高達95%左右，幾乎壟斷了國際市場，並且國際市場需求量都極大，各列強大國都極度依賴中國的豬鬃，原先曆史上，中國的豬鬃56%出口給美國，23%出口給蘇聯，21%出口給英國，累計換來了上億美元的寶貴資金，是中國能堅持抗戰的三大最重要的經濟來源之一（另外兩個是鎢砂和桐油，中國的鎢砂和桐油跟豬鬃一樣都在世界上占據主導地位）。另一方麵，豬鬃因為是重要的工業原料、戰略出口物資，所以利潤極高，出口價是在國內收購價的10倍以上。原先曆史上，中國豬鬃帶來的利益裏過半被國民政府獲得，剩下的被國府官僚集團私吞，幾乎沒有多少份額用於進一步投資中國豬鬃產業，讓中國豬鬃產業得以不斷繁榮。蔣緯國邀請古耕虞來華北，是要跟他合作，共有三個目的，一是霸占中國豬鬃產業帶來的巨額利潤，二是保護中國豬鬃產業不受國府官僚集團的壓榨，那種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的蠢事是蔣緯國不可能幹的，三是竭力地支持中國豬鬃產業擴大規模，形成一個“越做越好、越做越強”的良性循環，促進華北經濟、全國經濟的發展。

    麵對蔣緯國的誠意、實力、優厚條件，古耕虞當然不會拒絕，他和蔣緯國合資成立“中國豬鬃總公司”，他是總經理和第一大股東，蔣緯國是副總經理和第二大股東，徹底地獨霸中國的豬鬃產業、壟斷國際的豬鬃市場。蔣緯國收複了綏遠省和察哈爾省，綏察二省都非常適合畜牧業的發展，可以大規模地養豬。另外，有蔣緯國給古耕虞撐腰，誰也不敢壓榨他了。

    豬鬃、鎢礦、桐油，是中國此時的三大支柱出口商品。控製豬鬃後，蔣緯國又成立“中國鎢礦總公司”和“中國桐油總公司”，從而控製中國的鎢礦產業和桐油產業，並實現產業正規化、現代化的發展，這兩個企業都被蔣緯國交給蔣經國去管理了。蔣經國有這方麵經驗，他曾在“世界鎢都”“中國鎢都”大餘縣當過縣長，業務是很熟悉的。

    陸續被蔣緯國邀請到華北的中國此時著名企業家、實業家達到上百人，其中最著名的包括：著名化工實業家、“中國民族化工業之父”範旭東，著名化學家、製堿業權威侯德榜，著名化工專家、化工實業家、“味精大王”吳蘊初，著名教育家、出版家陸費逵，著名食品實業家、“食品大王”樂汝成，著名實業家、“中國乳業開創者”吳百亨，著名民族工商業先驅者、“中國出租車行業的開拓者”周祥生，著名實業家、發明家、電氣工程師、製造出中國第一顆電燈泡的“中國電燈大王”胡西園，著名實業家、醫藥家、同仁堂第十三代傳人樂鬆生，著名實業家、“火柴大王”、“毛紡業大王”劉鴻生，著名實業家、中國化工業的先驅、“國貨大王”方液仙，著名實業家、“中國金融巨子”胡筆江，著名實業家、教育家林爾嘉，著名實業家、國產煉鋼產業的領頭人餘名鈺，號稱“麵粉大王”、“棉紗大王”的榮氏兄弟倆...等等。如此眾多的企業家、實業家的到來，極大地促進了華北地區的實業發展，他們帶來了他們的智慧、奮鬥精神、熟練的工人、機器設備，蔣緯國給他們最好的發展條件、大量的資金、安定的社會環境、豐富的原料、優惠的政策以及全國第一硬、無人敢惹的靠山。

    蔣介石的南方國統區雖然也在建設和發展，但速度隻能說是步履維艱，蔣緯國的華北國統區則是日新月異、如火如荼。

    華北六省一市是蔣緯國的地盤，但蔣緯國並非隻顧經營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他的根本目的還是“以華北帶動全國”，所以他也兼顧著南方國統區。當然了，蔣緯國是“很自私的”，他不會他的“好東西”跟別人分享，因為整個國民政府、整個國民黨已經腐化得像爛蘋果了。蔣介石自己都說“國民黨的腐敗已經到了骨頭裏”，雖然他那話是在抗戰勝利後的國共內戰期間說的，但此時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裏去，以後是一百步，現在是五十步，蔣緯國絕不可能把他苦心經營起來的家當讓國民政府、國民黨裏的那些貪官汙吏給糟蹋的，他現在還沒能力把那些貪官汙吏一網打盡，但起碼，他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建設成果不被那些蛀蟲吸血鬼腐蝕。在蔣緯國地盤之外，他也占據了很多好地方，基本上都是資源產區，比如四川攀枝花（鐵礦）、貴州六盤水（煤礦）、甘肅酒泉的玉門（油田）、江西的大餘（鎢礦）、湖北的大冶（鐵礦、銅礦、金礦、銀礦）、安徽馬鞍山（鐵礦）等。先後用了大半年的時間，蔣緯國辛辛苦苦地建立了一個“大本營根基在華北、網絡節點遍布整個國統區”的工商經濟新體係，半獨立於國民政府的全國性經濟大體係之外。蔣介石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蔣緯國幹的是利國利民的好事，並且蔣緯國賺錢後也沒有獨吞，拿出大筆鈔票上供給蔣介石，父子倆互利雙贏。

    蔣緯國當然沒有在華北“搞獨立”，這一點從交通上可以證明。關於華北地區的交通，蔣緯國打算花三年時間，實現“華北六省一市境內，省會（濟南、太原、保定、歸綏、張垣、承德）、特別市（北平）、重要城市、工業城市、大城市（青島、濰坊、煙台、威海、大同、運城、晉城、臨汾、石門、唐山、廊坊、邢台、邯鄲等）實現鐵路網絡覆蓋，同時，中小型城市和大城市之間實現公路網絡覆蓋”，並與整個國統區的津浦線、平漢線、隴海線等鐵路網絡進行全麵的融合，初步實現華北交通事業的完善並提升南北的人員、商品的交流。同時，蔣緯國在請示蔣介石後，邀請交通部部長俞飛鵬和鐵道部部長顧孟餘趁著這段寶貴並且不知何時就會突然結束的“和平時期”，加強對整個國統區的交通建設。抗戰前，蔣緯國曾委托俞飛鵬、顧孟餘在川黔滇三省邊界處修建四條鐵路和一座大橋，第一條是從攀枝花到金沙江，第二條是從金沙江到六盤水，第三條是從六盤水到貴陽，第四條是從貴陽到重慶，那座大橋就是在攀枝花和六盤水之間的金沙江的江段上修建的鐵路大橋，從而讓原本隻是不毛之地的攀枝花和六盤水變成國統區的鋼鐵產地、煤炭產地，並能把鋼鐵煤炭運到貴陽、重慶、武漢，眼下，蔣緯國打算再修四條鐵路，第一條是從成都到重慶到武漢到南京（重慶、武漢、南京三地都在長江邊上，以前三地之間都是靠輪船水運，如果有鐵路，運輸量自然會大大地增加，另外，南京和上海之間是有鐵路的），第二條是從武漢到長沙、九江再到南昌、廣州，匯入平漢線，從而實現鄂湘贛粵四省鐵路暢通，第三條是從廣州到福州再到浙江、寧波，最後到南京，匯入津浦線，從而實現粵閩浙蘇四省的鐵路暢通。上海和天津被日本人占領後，福州是此時中國的重要港口，也是中國海軍的兩大外港口之一，沒有鐵路貫通福州和廣州、浙江、寧波、南京，始終是非常不方便的，也束縛了福建的開發；第四條是從西安出發，一條向東通往洛陽、鄭州，一條向南通往成都。四條鐵路幹線加上延生鐵路，總長度超過3000公裏，另外還要修建超過一萬三千公裏的公路進行完善和輔助。四條鐵路全部完成後，加上原先的津浦線、平漢線、隴海線，中國的華北、華中、華東、華南以及西北部分地區（西安、蘭州）、西南部分地區（成都、貴陽）就真正地連為一體了。

    毋庸置疑，這是一個非常浩大的、意義和價值都非凡的大型工程。蔣緯國設想很美妙，現實則讓他痛苦：蔣介石財政吃緊，這項築路工程一半以上資金都要蔣緯國去掏、去想辦法。

    “錢啊錢，又要錢...”蔣緯國歎息不已。（m.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