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斯老眼而不昏花，旗艦的“放棄‘線列作戰’”、“左舵”、“同敵艦隊脫離接觸”、“撤離戰場”的旗號，都是看清楚了的，然而，他並不準備照辦。

    蘇竇山大海戰既是布魯斯五十年軍旅生涯遭遇到的規模最大的一次海戰，同時，十有八九，也是他的“最後一戰”——赴西貢之前，“上頭”的意思就已經很明確了：此役結束，回到法國，就要請布中校“光榮退役”。

    布魯斯英勇善戰，但吃虧在脾氣太差，多年來，不但官路坎坷，也沒有辦過什麽真正的要差，打過什麽真正可以驕示於人的大仗；百年之後，棺材裏頭，沒有真正可以光宗耀祖的戰績陪葬，以他的脾性，清夜捫心，有時候，真是覺得死不瞑目。

    蘇竇山大海戰，是他的最後的、也是最好的機會！

    這場海戰，不但是布魯斯五十年軍旅生涯遭遇到的規模最大的一次海戰，同時，也是法蘭西帝國海軍自特拉法爾加海戰大敗後“遭遇”到的規模最大的一場海戰，若能在這樣的戰役中破敵建功，必然垂名於青史，則生平夙願，一旦盡償，快樂何如之？

    就算為之殞身喪命，乃至葬身茫茫波濤，又何惜之？

    布魯斯原打算以此役為自己五十年軍旅生涯畫上一個“光榮的句點”的，若一炮不發就退出戰場，非但“破敵建功”無從談起，“光榮的句點”更變成了“濃重的汙點”，如是，即便逃得性命，但從此以後，人前抬不起頭，人後椎心泣血，不論還能苟延殘喘多少年，都是活死人一個！

    那可真正叫做——“死不瞑目”了！

    另外，即便從戰術的角度出發，布魯斯亦認為，旗艦發布的“放棄‘線列作戰’”、“脫離接觸”、“撤離戰場”等命令，是錯誤的。

    以布魯斯的認知，海戰最忌兩點：

    第一，戰前未製定詳細計劃，戰端一開，各艦無所措手足。

    第二，雖然製定了相應的計劃，但開戰之後，猶猶豫豫，三心二意，執行不堅決，甚至朝令夕改。

    一來，海戰不比陸戰，命令隻能依靠旗語下達，而戰場之上，硝煙彌漫，對於旗艦的命令，很容易發生漏判甚至誤判。

    二來，軍艦這樣子的大家夥，任誰也是做不到“如心使臂”的，開戰之後，強行變陣，極易自亂陣腳；若敵我各艦，已經形成彼此交錯的局麵，強行變陣，更會引發巨大的混亂，直至不可收拾。

    特拉法爾加海戰的全軍覆沒，很大程度上，就是這兩種因素的疊加所致。

    利薩海戰，意大利輸給奧地利，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也得歸罪於意大利艦隊司令佩爾薩諾海軍上將一次毫無道理的“變陣”——開戰之後，佩爾薩諾將他的軍旗從“意大利”號移到了處於戰鬥隊形之外的“鉛錘”號上。

    這次莫名其妙的“變陣”引發了巨大的混亂，結果，隊列前三隻軍艦與後麵的軍艦之間出現了一個大大的空隙，奧地利艦隊司令官特格特霍夫海軍上將立即抓住了這個機會，率領他的由鐵甲艦組成的先鋒編隊穿過這個空隙，將意大利艦隊一截兩段。

    對於“北京—東京”艦隊來說，蘇竇山大海戰是“遭遇戰”，“戰前未製定詳細計劃”已是事實，沒法子的事兒了；但在“窩爾達”、“維拉”、“奧爾良”、“特雷維爾海軍上將”四艦成功掉頭之後、同敵艦隊正式接觸之前，好歹有了一個“線列作戰”的計劃出來——

    既如此，你他娘的就不要再改了！

    不然，這個仗，還咋打？

    “窩爾達號”的艦橋似乎遭到了襲擊，但是，即便艦隊司令官掛掉了，也不是放棄戰鬥、落荒而逃的理由啊！

    海軍、海戰，那都是有規矩的：

    對於一支艦隊來說，司令官掛掉了副司令官上，副司令官掛掉了旗艦艦長上——

    對於一隻軍艦來說，艦長掛掉了副艦長或大副上，副艦長或大副掛掉了航海長上——

    你妹的，慌個錘子啊！

    而且，海戰中，艦隊司令官掛掉了，難道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嗎？有什麽可大驚小怪的？

    呃——

    這一層，布老先生還真沒有說錯。

    這個時代，艦隊司令官本就是風險最高的一個職業——這個“最高”，甚至不用加“之一”的後綴。

    從概率上來說，海戰中，艦隊司令官承擔的風險，較其任何一個下屬都要高。

    古往今來，陸戰很少發生這種情形：獲勝乃至完勝的一方，最高指揮官卻陣亡了；然而，海戰中，這種情形卻是屢見不鮮。

    譬如，本書中不止一次提及的、確立英國海上霸權的特拉法爾加海戰，英國艦隊司令官、英國有史以來最優秀的海軍將領納爾遜即於是役陣亡。

    又譬如，更早一些，萬曆朝鮮之役，露梁海戰，中國海軍的前敵指揮官鄧子龍、朝鮮海軍的前敵指揮官李舜臣，皆歿於是役。

    之所以會發生這種情形，究其竟，是最高指揮官在陸戰、海戰中所處的位置，完全不同。

    陸戰中，最高指揮官就算親臨前線，指揮所也一定設在整個陣地的後方，盡可能減少被敵軍遠程火力以及流彈擊中的風險；不論最高指揮官本人如何英勇無畏，也不可能同那些“排隊槍斃”的普通士兵冒同樣程度的風險。

    可是，海戰中，艦隊司令官和普通水兵同處一艦，根本沒有“前方、後方”之別；而且，艦隊司令官身處的艦橋以及同艦橋相連的舵房，又是主甲板的諸“上層建築”中，敵艦火力首選之目標，因此，最高指揮官身負之風險，其實較普通水兵更大。

    可以說，“視死如歸”是對艦隊司令官的最基本的要求，在這個問題上稍有猶疑，本艦隊的失敗，就幾乎是必然的了。

    譬如，前文提及的利薩海戰，意大利艦隊司令官佩爾薩諾海軍上將之所以將旗艦由“意大利”號易為“鉛錘”號，說到底，還是因為他覺得，處於戰鬥隊形之外的“鉛錘”號，要更“安全”一些。

    結果呢？大家都曉得的了。

    還有，這個時代——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艦隊指揮官的風險係數，正正處在整個海戰史的峰值上——比露梁海戰時期更高，比特拉法爾加海戰時期更高，也比其後的大東溝海戰時期更高。

    何以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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