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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建立了執行力強大的官僚係統以後，戴言接下來就可以放手的在陶丘幹自己想幹的事了。

    他在讓整個陶丘都變得幹淨整潔，有秩序以後，也在想著讓整個陶丘的人口結構變得清晰可見，變得有秩序。因為他已經受夠了邑府對所有陶丘庶民的一摸黑！

    在一個城邑進行具體的施政，如果連整個城邑的人口結構都不能清楚的知道，那怎麽頒布命令？戴言作為一個能創建科學學派的人，腦子裏一心想著的就是精確。而施政的對象和施政後的效果，他都必須要堅實可信的數據來作為說明！

    因此，在他的這一思想的驅動下，整個陶丘由此開始了浩浩蕩蕩的編戶齊民工作。

    作為一個流動人口能占一半人口的城市，戴言在開始編戶齊民以前，首先做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將整個城邑各區內的大小街道進行分類並對其命名。隨後，他不僅在每條街上豎立起了木牌將街道的名稱標示出來，每家每戶的門牆上都訂上了特製的編號，具體的地址由此變得清晰可見。

    如果後世還有劉邦的話，在曆史書上原本的記載“沛郡豐邑中陽裏人”或許會變成了“沛郡豐邑中陽裏泗水路xx號劉公之子”。而這種細節看似微小，實際上背後代表著陶丘官僚係統的擴張，以及戴言對於陶丘基層控製力大為增強的表現！

    有了具體的地址，戴言也就順勢將整個豐邑的不動產做了一個統計，將其做了一個完整的登記，並且給所有的房產發布了產權證明。

    相比後世那困難的不動產登記，在陶丘的登記卻是要容易許多。因為整個陶丘乃是最新打造的官僚係統，所有被任命的主官目前在這陶丘也都沒有任何的利益，自然不會去阻礙這樣的事。

    而在陶丘擁有房產占據大頭的，則大部分都是那些商人們。這些商人一開始還對這樣一種不動產登記的做法有些懷疑，並不想全力配合大家的工作。

    很快，麵對這樣的問題，戴言立即就頒布了新的關於不動產的法律。在這部法律中，他明確的規定陶丘商人的私人財產將受到保護，未經私人允許，他人不得侵犯。但是你若想得到保護，就必須能夠證明自己擁有這些私人財產。

    對於房產他的態度極為明確：凡是沒有進行實名登記的房產，沒有產權證明的房產，一律視為無主房產，邑府將有權力沒收！

    在這種軟、硬兩項政策的施壓下，一向弱勢的商人們也不得不就範，紛紛將自己名下的房產全部登記。在完成了房產登記以後，戴言很快就在豐邑加增了他到來的第一項稅收，而這項稅收的加征，竟然少見的得到了支持！

    這項加增的稅收就是不動產中的契稅。這項稅收說起來很簡單，就是在大家交易房產的時候，來到各區政府進行交割時，政府對新近交易的房產按其價值的1%收取的稅收。

    為什麽這項稅收會得到大家的支持呢？這其實要和中國古代的房產交易說起。

    古代的房產乃至土地都是有地契的，隻不過這樣的地契並不是像如今戴言所發布的產權證明一樣，是由邑府發布的，而是由地方上“德高望重”者親自來確認的東西。

    雖然中國曆朝曆代對於房產和土地的交易限製很嚴，然而由於政府的執行力不夠，在民間其實還是存在大量的土地交易行為的。

    若是地方上大家有私人的房產、土地交易，大家就會去請地方上這些有地位的人，並邀請其四周的鄰居，來到交易雙方麵前來共同確認交易的完成。也就是說，這些地契的公信力，完全是憑著地方上這些有名望、有地位的人來保證的。

    是人就會有**，這些所謂“德高望重”者自然也不會例外。他們以自己的名望見證房產和土地交易的過程，當然也不是免費的！而對於那些過來見證的鄰居們，新主人也自然需要備上一份厚禮加以感謝！

    且不說交易房產時給那些有名望的人和四周鄰居送禮，本身就是一筆很大的支出了，這筆支出遠遠的超過戴言所規定的契稅。更加重要的是，有了這些地方上有名望的人，你所選擇的房產和土地交易對象，是很容易被對方所擺布的。

    地方上任何有名望的人，必然有著強大的勢力。如果他看上了你的房產、土地，你又不想賣給他，而想賣給別人，對方不給你進行公證，你是壓根無法賣出去的！

    這就使得這些地方上有名望的人進行土地兼並的能力大大提高，而底層庶民們破產時的遭遇也會由此更加淒慘！

    戴言做出這樣的行為，無疑是觸犯了一部分人的利益，然而他卻絲毫不在意！在他看來，在陶丘，提供公信力的隻能是邑府，隻能是法律，這些所謂的地方“名士”、豪族，哪涼快哪待著去吧！

    而有了具體的房產和地址以後，整個陶丘剩下的編戶齊民工作就比較容易了。無非就是按照具體的地址將所有商人、庶民、工匠等以具體的家庭登記起來，並給每一個家庭成員發放簡單的身份證。

    這其中，登記每家每戶的具體信息不是難事，最難的事反而是庶民們的姓名不好確定了。

    要知道這時代，許多庶民甚至連姓和氏都沒有，就更別說名了。登記的人不得不想了各種辦法，一是讓他們回憶自己祖先的名望，二是讓他們想想自己的家鄉，這兩項都想不起來的，登記的人就隨便讓對方自己給自己起姓氏，連姓氏也不會起的，登記者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姓氏賜給對方了。而對於庶民們的名，登記者之前對於姓氏就已經極不耐煩，後來就直接按照數字來取名了。

    由此竟然產生了許多類似“田中一郎”、“中村浩二”這樣的奇奇怪怪的名字。

    最後當戴言看到了這些奇奇怪怪的姓名以後，他不由得感歎：“我總算是知道山本五十六這樣的名字是怎麽得來的了！”

    說起來，如今陶丘所麵臨的編戶齊民局麵，確實和日本明治維新前的局麵極為相似。日本明治維新前，大部分底層百姓和農民都是沒有名字的，而在明治維新以後政府規定必須每個人都有名字，農民們匆匆給自己起的姓名，也確實不會有多麽好，隻能落得個如此局麵了。

    這兩者都是政府需要對整個社會的所有階層進行精確的管理，而本身社會水平的極度落後所造成的。

    對整個陶丘所有有房產，有實際居住地點的人進行了實名登記，完成了編戶齊民。戴言隨即又將目光瞄準了那些外來的流動人口身上。

    戴言很清楚，一個商業城市，其中的流動人口，就是最大的不安定因素。如果不將這些流動人口給處理好，就不能夠使陶丘真正的有秩序！

    對於這一點，戴言已經想好了該如何辦。這個時代，對於流動人口的管理，可是有著一個極其成功的例子：秦國！

    商鞅進行編戶齊民，並且用了強大的連坐之法，到後來連他自己都逃不脫他在秦國所編織的這張巨網，弄到作法自斃的下場，由此可見秦國這種製度的強大！

    陶丘和秦國截然不同，陶丘可是純粹的商業城市，流動的人口往來太過於頻繁，如果對流動人口實行像秦國那麽嚴格的法令，那麽恐怕整個陶丘的商業必將大受影響。這樣一來就有些本末倒置了，戴言是要通過規範陶丘的秩序讓陶丘變得愈加繁榮，而不是讓整個陶丘變得愈加衰敗的！

    因此他參考了秦國對流動人口的管理辦法，對所有的酒舍、客棧、旅館等規定：凡是有外來客商住店，必須登記住店者的國籍、姓名、年齡、麵貌等，以供邑府查詢。對於可疑人員，必須及時上報。

    隻是留待一份資料，並舉報可疑人員，對於所有的經營者們來說，還是可以接受的。有了這些大致的信息，邑府其實也可以大致的判斷進入陶丘的各國流動人口了，如此就可以判斷出這部分人口的基本走動趨勢，對於流動人口有了大致的了解，也就不會使得陶丘驟然麵臨大亂了。

    而外來的商人和遊士，也不會因為不能完全確認自己的身份而在陶丘露宿街頭，陶丘的整個商業環境也不會受到影響了。

    如此皆大歡喜的策略，才是治理陶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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