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檢沒想到追查一個杭州的沈家，就招致了巨大的動蕩。

    當然，不是大明的明公們又鬧騰什麽幺蛾子，他們也就敢在裁撤驛站這種小事上，張牙舞爪。

    真正涉及到了核心問題，多數明公都會選擇明哲保身。

    杭州沈家的追查，並不是和王化貞案子牽連甚廣，事實上，沈光祚在介紹了毛文龍當他的遊擊之後，雙方就沒有了什麽交集。

    因為後來毛文龍已經離開了王化貞手下，參加了遼東的武舉考試，列名第六，獲得了安山衛百戶的封爵，而後立刻因為戰功升為了千總。

    這都和王化貞沒有多大關係了。

    隨後毛文龍在王化貞的授意下，帶領一百九十七人攻打鎮江遼東軍鎮），這雖然是王化貞下的命令，但是怎麽看一百九十七人攻打鎮江遼東軍鎮），都有些送死的味道。

    錦衣衛追查杭州沈家，追查出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杭州沈家的財富到底從何而來。

    沈家，長期擔任的角色，就是蘇淞地區的米粱，海漕之人。

    將蘇淞八府之地的漕糧，偷偷送到渤海灣，然後自天津衛入漕船，至通州入京通兩倉，皮島就是他們的中轉站。

    也就是說現在丟了皮島，大明連漕運的糧食都無法得到充分供應。

    而海漕，在大明是非法的行徑。

    元朝的時候，所有的江南諸府的糧草，皆由海運運至北地，可是到了大明朝，就變成了沿著京杭大運河押解。

    但是京杭大運河押解糧食，且不說盤踞在京杭大運河上的明公們有多少利益，也不說大明的無為老母又在裏麵吃了多少，就是這糧船被那些各地的群小們，攀附上船偷糧，就是一件江南押解糧食進京交付漕糧的百姓，士紳們，不得不頭疼的大問題。

    漕糧一石，押解進京實為一石七八鬥，而且這一石七八鬥還是官麵上的數據，民間上納與糧長，又不知道加派了多少。

    早在嘉靖三十九年、隆慶初年、萬曆九年，大明開渤海灣，海運糧草，江南從明公到士紳再到普通的農戶，無不【合邑人民歡呼動地，群赴倉納糧】。

    可惜，後來張居正死了，徐階、高拱，張居正等幾十年的努力，瞬間化為了烏有，再也沒有人提這海漕之事，其中利潤之豐厚，讓沈家直接做了那杭州府的首富。

    這是沈家的財富密碼，現在被大明的皇帝調查出來了。

    朱由檢並打算追究沈家的違法行為，他看到這件事之後，隻能沉重的歎息。

    大明的百姓，豈止是忠君愛國四個字可以形容？

    大明對蘇淞八府之地，非常的不友好。

    蘇淞八府之地包括了應天、鎮江、常州、蘇州、鬆江、湖州、嘉興、杭州八府，這八府一共承擔了大明共計四百一十五萬石的漕糧。

    大明一年的漕糧大約在兩千兩百萬左右，而這八府之地，就承擔了五分之一的稅賦。

    蘇淞八府之地重賦稅，可不是玩笑。

    以江蘇高淳縣為例子，他們本身不產粳米糯米），就不得不到高寶縣去購買，甚至需要跑到山東的鳳泗縣才能購買得到所攤派的粳米。

    而江蘇各州府縣都有巨大的攤派壓力，不得不四處求購，每到這種時候，蘇州就開始大規模內鬥，而且極易升級為械鬥，大明人都喜歡嘲諷江蘇為散裝江蘇。

    這種局麵下，蘇州高淳縣的每一任縣令，蘇州府的每一任知府，浙江布政司的布政使，每年都在上書同一件事。

    求求你了，萬歲爺，讓我們漕糧改折銀吧！

    當然每一任的大明皇帝統統都是留中不發，從來未曾受理。

    哪怕是張居正活著的時候，他都不敢動江南八府之地漕糧改折。

    一方麵是因為漕糧改折銀，會影響到大明京師的糧食安全，另外一方麵，涉及到了大明朝初建的時候的矛盾。

    當時朱元璋在滁州，而張士誠在蘇州，蘇州從上到下支持張士誠，本身張士誠也是他們推出逐鹿天下的人物。

    後來朱元璋和張士誠在鄱陽湖上大決戰，好懸一股東風吹，朱元璋的小船燒了張士誠的鐵鎖橫江僥幸獲勝，否則張士誠的大船在鄱陽湖全勝而出，那天下就不姓朱，改姓張了。

    這是一個極大的政治路線問題，哪怕是張居正都繞不過去。

    萬曆九年之時，全大明，連遼東的建奴都享受了一鞭法帶來的好處，但是江南八府、浙江、湖廣、浙江三省，不準折銀。

    當時的布政司和兩名知府、三名知縣於官衙上絕筆書，請求朝廷折銀，隨後自縊身亡。

    張居正迫於壓力，將部分役折了銀，又偷偷改漕運為海運，當年，江南近五百萬的漕糧，如數入庫，江南士族連章上書誇讚萬曆皇帝的英明，誇讚張居正這個首輔真乃是大明的太嶽相公。

    一時間有海晏河清的景象。

    可惜萬曆十年六月二十日，張居正一死，當年海漕改回了河漕。

    如果連建奴都能享受的政策，浙江、湖廣、江蘇無法享受，稍微鬆一點剝盤，就是聖明之君，這不足以說明江南百姓忠君愛國。

    那大明自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親自下令，著令凡戶部官不得用浙江江西蘇鬆人，這道命令就是在仕途對江南的打壓。

    不僅如此，這道政令的背後還有各州府縣的典吏文書，但凡是涉及到財會問題，都也不能使用浙江江西蘇鬆人。

    這就是大明典型的一等朱、二等官、三等漢民、四等蠻、五等南。

    其實韃清也壓根沒有解決江南重稅積欠的問題。

    比如順治十三年，韃清戶部尚書車克，就上書：江寧蘇鬆常鎮五府，計五、六、七、八等年，積欠二百餘萬兩，錢糧甚多。

    江南等省原未完成八、九、十年份銀共三百五十九萬三千八百二兩五錢零。

    到了順治十八年，康熙繼位的時候，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等官公同會議得，江南本年不敷五百七十萬有奇銀兩。

    順治十八年的時候，過年的第一天，順治對大臣們口述遺詔了，第二天就病逝，撒手人寰。

    康熙繼皇位的時候，江南那一年就欠了五百七十萬兩銀子的稅。

    康熙直接發動了江南奏銷案，以刀斧手催繳稅糧，在追繳逋欠錢糧的過程中，共革黜四府一縣官紳士子一萬三千餘名，最終收繳錢糧共四萬九千兩有餘。

    四萬九千兩，四舍五入計作：五萬兩，這就是殺了一萬多學子追繳出的欠額。

    是韃清的刀不夠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