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自嚴的反應，其實並未逃脫自古以來，千年間建立的以道德為約束力量的君君臣臣的束縛和框架。

    朱由檢看了無數大明朝從隆慶年間到天啟七年的宮廷禦覽的文書存檔，對大明朝的脈絡了解的更加清楚。

    大明亡於萬曆，這句話並非說的亡於萬曆皇帝，而是說亡於那個年代。

    萬曆皇帝，年少的時候，在張居正的教育下，一直是一個勵精圖治的皇帝，這是張居正的要求，也是一個被經學教育的皇帝，這樣一個皇帝，無法逃脫輪回的宿命。

    萬曆十三年之後，萬曆皇帝的惰政，其實更多的是一種無奈的反抗。

    大明皇帝，實際上是一個統治的象征，大明帝製這種製度，所需要的產物。

    真正掌控大明帝國的是曆時近千年，從武周之後，發展到極其成熟的官吏集團。

    官吏集團，以道德為托詞和約束，以輿論為力量和推手，對大明的皇帝、大明的朝局、大明的人情往來、大明的所有，去要求這個世界變成他們想要的模樣，力求將整個大明的世界，籠罩在四書五經之下。

    然而，這群以孔孟聖徒自我標榜的官吏本身，大部分都是知行分離的偽善者，一嘴的道貌岸然，但是滿肚子的男盜女娼，蠅營狗苟。

    名義上為了天下黎明蒼生，實在為了個人的利益，以道德為工具，操縱整個帝國。

    一部分人純粹將以四書五經為代表的道德當做升官發財的工具，一部分人嚴格要求自己踐行儒家經學的宗旨，比如海筆架海瑞，就是其中的代表。

    當然，更多的是介於兩者之間的官員，聞風而動，都是順風倒的牆頭草。諷刺的是，這完全符合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也算是踐行著他們心目中的儒學經學的秩序。

    在張居正還活著的時候，萬曆皇帝這個小胖子，不用麵對這些風風雨雨，他隻需要按著自己心目中的那個明君的樣子去活著，所有的髒活累活，都交給張居正，他當然可以維持著自己勤政愛民的樣貌。

    當張居正死後，萬曆皇帝朱翊鈞直麵這表麵上四海升平，海晏河清，實際上卻是千瘡百孔，岌岌可危，大廈將傾的朝局，朝臣們以同鄉分為浙黨、楚黨、西黨、京黨，又以座師人情分出了東林、複社、幾社，而又根據不同的科舉中第的年份，以同窗區分。

    朝臣們這種不斷內鬥，帝國的行政效率每況日下，麵對這種局麵的時候，張居正選擇了攝權，以師相自居，以考成法和一鞭法為左右手，企圖抹殺掉官吏體係中的分化，讓所有的官吏，都按照他的意誌行事。

    這種行為注定是失敗的，教員曾經說過，黨內無派，千奇百怪。

    想要禁絕黨爭，團結在一麵旗幟下，在一個口號、目標、綱領下行動，就如同不讓官吏們吃飯喝水、拉屎放屁一樣困難。

    而萬曆皇帝，作為張居正培養的接班人，當張居正死後，萬曆皇帝可以順手接過大明朝政這個爛攤子。

    但可惜的是，萬曆皇帝並沒有順利拿到張居正的政治遺產，反而對其進行了全麵的粉碎，這種粉碎的結果，就是典型的賊喊捉賊。

    而繼任首輔申時行，又是一個典型的斡旋家，主張調和政策，努力維係著官吏集團的內部穩定，以及官吏集團和萬曆的和衷共濟。

    極致的斡旋，並沒有讓黨爭稍加平複，反而在極致斡旋中，養出了東林和閹黨兩隻龐大的怪獸。

    中國社會曆來如此，在各種正式規定的規章製度之下，在種種明文規定的背後，實際上都存在這一個不成文而又獲得廣泛認可的規矩，一種被認定為內部章程的東西。

    恰恰是這種東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是規定，支配者整個現實生活。

    而申時行，將人們口頭上認可的公理、道德標準稱之為“陽”，而把不可告人的私欲和規章製度，稱之為“陰”，陰陽共濟，是申時行奉行的標準。

    而斡旋家申時行，因為大明皇帝立儲之事，破壞了自己的斡旋政策，打破了自己本身的陰陽，不得已離開了文淵閣。

    萬曆皇帝看著一塌糊塗的朝政，調和已經變得極其困難，甚至不可能。

    他的選擇是逃避，躲在了皇宮裏，三十年不上朝，一輩子也就出宮了一次，第二次出宮，就是自己出殯的時候了。

    萬曆皇帝，本人就是在官吏集團的代表人物張居正的教育下長大的。

    他已經沒有足夠的權威和能力，來使得整個官吏集團對他絕對服從，他縱然可以掌控任何一個官員的生殺予奪，但他沒辦法對付整個官吏集團。

    他所采取的策略是消極應對，不上早朝，拒絕遞補官員職位。

    在其禦宇的萬曆四十三年到四十五年時期，六部尚書都無法湊齊，文華殿二十六席廷議席位，都空缺半闕以上。

    高級官員的職位空缺嚴重，這相當於扼殺了官員晉升的途徑，使得他們努力考取的功名毫無意義。

    而朱由檢毫不懷疑朱翊鈞，是以此作為對文官集團的報複。

    這自然無可避免使帝國，陷入更深的危機。

    朱由檢每次看到太倉粟可支十年，周寺積金，至四百餘萬，內帑千萬金的時候，都在苦笑，他要是有這麽厚的家底，哪裏還用得著這麽累死累活？

    萬曆皇帝可以選擇逃避，是因為當時大明帝國國力鼎盛，府庫充盈。

    吏治在經過張居正改革後，還能夠完善的運行，而軍製在戚繼光的鼎力施為下，大明也從征兵製，成功過度到了募兵製。

    雖然中間開中法鬧出了不少笑話和亂子，甚至導致了到現在大明朝廷每年倒欠浙江鹽政幾十萬兩銀子。

    但是總歸算是完成了兵製的改良，大明軍隊還能贏下萬曆三大征的勝利，就是這種軍製改革行之有效的證明。

    若非有薩爾滸之戰的敗北，萬曆皇帝的評價也並不會高上一個台階，畢竟他的惰政，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黨爭的白熱化。

    但是現在朱由檢麵對的是連皇帝都要緊衣縮食的日子，連周婉言這位大明皇後，都以喜歡素色為借口，來節省開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