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曲阜的儒生，大部分還是過著清心寡欲，自我修為的朝聖生活，可也不乏一些逃避現實的官二代，官三代這裏隱居，還有一些曾受到朝廷排斥或又是犯官子女在這裏避世的……。所以自洪武起、經曆了建文、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天順、景泰直到現在的成化，明朝的文人已經沒有了進取的精神。隻能修身養性了，因為從洪武起明朝就失去了表達與探索的精神，整一個社會風氣也變得十分低迷，而這些全都是拜當時盛行的文字獄所賜。
    到了成化年，朱見深對這方麵有所寬宥才使的陳獻章、湛若水、王陽明這些理學大家隨後興起，到了正德、嘉靖時也不得不回家種田、教書育人了。可也比洪武時期動不動就砍腦袋強，明朝中後期，各種新興的思想層出不窮，讓人目不暇接。但是當時明朝的做法卻是在極力打壓著這類新思想的誕生。甚至為了防範這種“離經叛道”情況的出現，八股文，台閣體這些無疑是把考生那尚才萌芽的先進思想扼殺在了搖籃之中。
    但是相比於朱元璋在位期間的明朝初期，明朝中期文字獄的情況有所好轉，但也僅僅是相較於初期而言。
    文字獄自古有之，可以說是屢見不鮮，光所能想到的就不知凡幾：秦始皇時期的焚書坑儒，北宋時期改變蘇軾一生命運的烏台詩案等等。
    雖然每個朝代或多或少都有文字獄的案件產生，但是曆史上文字獄最為盛行的時代還是明清時期。
    明朝的文字獄其類型更偏向於禁錮思想，扼製新興觀點的產生。而不是清朝時期的“反清複明”，這無疑極大阻礙了明朝時期的文學進程。
    兩漢有雄渾瑰麗的漢賦、唐朝有華美璀璨的唐詩、兩宋則有婉約清麗的宋詞，連蒙元也有獨樹一幟的元曲，它們都可以稱之為“一代之文學”，無論漢賦唐詩、還是宋詞元曲，都留下了無數輝映千古的名篇，也產生了眾多讓後世仰望的大詩人、大文豪，他們的名字讓千載後的我們仍然為之自豪。不過到了大明朝就出現了尷尬的狀況，它二百六十多年的曆史上竟然很難找出足以匹敵前人的詩壇巨匠來。
    明朝時期創作的佳作隻是暗淡的星光，寥寥無幾，因此，明清時代便鮮少出現內容新穎有獨到見解的作品，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呆板無比的八股文，更別說詩詞了。
    朱元璋曾多次因為一些詩詞歌賦中所帶的禁忌字眼而變得雷霆大怒，甚至還會對作者施以極刑。比如杭州府學的教授徐一夔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寫出“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的詞句，短短的一句話中出現了兩個朱元璋所不喜的字眼，結果被斬首。比如翰林學士高啟，他被後世稱為明朝最偉大的詩人之一，由此可見他的曆史地位著實不容小覷。可就是這樣一位詩人，他隻是按照個人喜好作了一首內容有“龍盤虎踞”的字樣的詩，就受到朱元璋的猜忌被斬首。又比如錢宰，隻是在家自娛自樂發了一點上班太早的牢騷，也難逃朱元璋的眼線。第二天上朝時就被朱元璋點名說詩作得不錯，就是有個字出現了問題，嚇得錢宰當場跪地求饒。到了洪武後期，朱元璋手上便沾染了太多文人的血液。而他也不負眾望，成為了曆史上殺死文人最多的皇帝。
    其中有名的案件有二十起，這其中包括但不限於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所做內容中出現“作則垂憲”被誅、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所作內容中出現“垂子孫而作則”被誅、福州府學訓導林博璟所作內容中出現“儀則天下”被誅等等……。
    朱元璋在當時這一係列操作，直接將明朝時期學子想要入朝為官的積極性降到了最低。那些正統的儒生不願入朝為官害怕朝不保夕禍及己身。因此新鮮血液不願意入朝為官，已經在朝堂之上摸爬滾打過數年的老臣也產生了辭官隱居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