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殺的消息傳到倫敦，反對貴格會派統治的鼓動果然大為加強。英國政府又一次威脅要采取某種果斷措施，如永久取消貴格會教徒在賓夕法尼亞擔任官職的資格。大西洋兩岸的輿論看來都支持這種措施。倫敦年會的重要成員約翰·福瑟吉爾博士這樣概述了領主們反對貴格會教徒的理由：

    最根本的是你們不適於執政。你們接受了我們公眾的信托，同時卻承認不能履行職責。你們本該保護人民，現在卻不讓人民保護自己。難道所流的全部鮮血不會淌在你們門前？難道我們——他們問道——能坐視這個殖民地放棄並拱手相送給殘酷無情的敵人？如此見危險而不力加拯救？！

    就這樣，若幹實際問題的考慮變得重要起來：害怕製訂出禁止貴格會教徒擔任官職的法律，希望通過讓非貴格會派人士執政來轉嫁有關印第安人大屠殺的責任，期望保留以後重新掌握政權的機會。所有這些考慮都同維護和平主義原則的願望結合，實際上是混合攪拌在一起。

    倫敦的貴格會教徒敦促賓夕法尼亞的教友們：趁著還來得及把對於屠殺的責任轉嫁給別人的時候，趕快引退。他們在倫敦政府中進行了緊張的幕後活動，最後同樞密院院長格蘭維爾勳爵達成了一筆交易：如果他使貴格會教徒不被取消擔任官職的資格，他們就將使賓夕法尼亞的教友們退出殖民地議會。約翰·福瑟吉爾博士寫信給伊斯雷爾·彭伯頓，說明引退的必要性，而費城年會答複說，他們保證盡力勸使貴格派教徒在戰時不擔任官職。這個保證並未使倫敦的教友們滿意，他們馬上派遣兩名成員——約翰·亨特和克裏斯托弗·威爾遜，督促這一諾言的履行，並試圖彌合賓夕法尼亞貴格會教徒內部的裂縫。

    1756年春末，事情到了決定性關頭。當時總督及其參事會對特拉華族和肖尼族兩個部落的印第安人宣戰。1756年6月4日，議會中六名貴格會主要議員辭職。他們自鳴得意地否認“有意使議會陷於不必要的困難”，但宣稱“看來許多選民認為目前時局要求我們以軍事方式提供服務，而我們在仔細考慮後確信不能從命。我們認為批準我們像現在這樣提出的辭職決定，最有利於我們良心的安寧和我們信仰的名譽，並要求把這些理由載入議會記錄”。在暴風驟雨的四分之三個世紀後，貴格會教徒在賓夕法尼亞的統治就這樣結束了，不過這不是由於被擊敗，而是由於他們自己的引退。

    倫敦的貴格會教徒鬆了一口氣。在殖民地，各種信仰的人都為解脫了教條的重負感到高興。富蘭克林喜形於色地報道說：“除了那種怕被懷疑為出於宗教動機而反對盡職的人，冬烘先生們全都自願退出了議會，國教教徒被建議來取代他們。”這些變化最終將“帶來我盼望已久的好天氣”。

    富蘭克林很有理由感到高興，因為從引退一事中得益最多的正是他那一派。在取代刻板的貴格會教徒而舉行的特別選舉中，有六名他的忠實追隨者當選。10月間舉行了三十六個議席的正規議會選舉。倫敦年會的使者未及時趕來說服貴格會教徒不要選自己的教友，或最好幹脆不投票。盡管富蘭克林派和領主派——它們彼此深為忌恨——結成暫時的聯盟，但最後計票時仍有十六名貴格會教徒當選為議員。當然，這說明貴格會教徒們多麽不樂意默認伊斯雷爾·彭伯頓等頑固分子為他們作的決定。

    選舉完畢後不久，英國貴格會教徒的使者亨特和威爾遜到達，與彭伯頓一唱一和。每個當選的教徒被單獨召到“貴格會派苦難會議”麵前，聽取要其辭職的勸說。於是四人辭職，尚餘十二名信奉該教的貴格會派議員。正如貴格會教徒及其對手都欣然發覺的那樣，這十二人中隻有八人在公誼會中有好名望。

    雖然人們至少在1776年以前繼續談論所謂“貴格會派議會”，但這隻是因為許多議員仍然喜歡不經宣誓而作出正式證詞，或者與早先的貴格會教徒有某種關係。事實上，1756年戲劇性的引退遠不止是個姿態，它是費城年會這一賓夕法尼亞貴格會派的最高權威放棄政權。某些偽教徒或半截子教徒繼續在議會中謀求和掌握政治權力，但正統派拒絕為此承擔責任。嚴謹的貴格會教徒明確表示，他們既不由這些背教者代表，也不對其決定負責。頑固分子甚至在所有的好教友中間“做工作”，使他們不謀求議員職位，也不投票選舉任何這樣做的貴格會教徒。已經有跡象表明，某些貴格會派領導人指望殖民地戰爭的結束會使他們重掌政權。

    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樣的日子永遠不會到來，因為對政府的控製不是可以隨意取舍的。貴格會教徒的引退以及他們承認其原則同政府責任相矛盾，或許是證明他們尚有現實感的最大證據。但他們企圖伴隨著十八世紀六十年代到來的和平重掌政權那種隱秘希望表明，他們基本上不理解社會和社會問題。

    當時北美殖民地的社會和社會問題究竟有著哪些不可忽視的主要內容，一直以來都被認為不是一個毫無必要去爭論的話題。一些後知後覺的諸葛亮們認為，當時最大的危機正是殖民地本身與英國內閣之間的各種爭端戰爭期間的大英帝國，需要提高殖民地的收入來穩固自己的財政和軍費開支，而戰爭結束之後，為了繼續擴張的大英帝國並沒有放棄這些想法，這讓希望在戰爭結束之後有所恢複的殖民地本土勢力大感失望，因此雙方的矛盾才會繼續增加。

    換而言之此時，最大的社會和社會問題應該是本土勢力意圖為了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而與英國內閣做政治上的切割，這樣，他們才能夠徹底避免以歐洲特色封建王權為實質內容的內閣和王室對他們擁有的司法和課稅優勢。

    不得不承認的是。這樣的鬥爭，在很多地方很多時空都是存在的，即便是社會主義國家也未能幸免。蘇聯的成立就是這方麵最好的寫照之一，起初的時候，革命者們為了政治理想而繼承了從原始社會發展起來的暴力機器，但是他們基於理想而設計的各種行政措施，並未能從現實當中展現出他們所設想的美好。蘇聯在隨後走了下坡路，並給全球的社會主義鬥爭事業帶來了沉痛的打擊。

    普通人與某些製度者的鬥爭，如果有成功的土壤讓他將醞釀一個偉大的國家，如果沒有，那他隻能在這個偉大的國家麵前倒下。這也勉強算是美蘇冷戰的內在邏輯之一。

    幸運的是，新中國雖然沒有得到多少這種鬥爭，處長的眷顧，但卻通過艱辛甚至殘酷的努力和犧牲最終贏得了勝利，而且在是否變成另外一條惡龍的關鍵節骨眼上選擇了改革開放，這證明我們絕對擁有成為一個新的偉大國家的優秀潛質。

    但是在1756年清帝國並不具有這樣的優秀潛質，海寧如果想要在當時的全球範圍內尋找關於此類潛質的蛛絲馬跡，他的目光也隻能停留在賓夕法尼亞。

    隻是他悲觀的發現，即便是在爭取所謂自由的過程當中，美國的民主也充斥著讓人作嘔的裙帶關係，富蘭克林此時雖然身在英國，但他依舊在為家鄉的事情積極奔走他的許多親戚也因為他的政治活動而成為了當地的議員。

    哪怕偉大如富蘭克林，尚且也不能避免這種流俗。海寧又怎麽能夠相信他們所謂的自由，所謂的民主能夠真實的照耀進普通人群的生活當中呢？

    這裏確實有著如何創造一個良好國家的蛛絲馬跡，但這隻是蛛絲馬跡而已。

    海寧雖然沒有放棄繼續觀察的打算，但他也已經失去了對北美殖民地的興趣。

    相反的，身為四大古國之一的印度，此時正以東方某神秘大國的身份，試圖給他帶來新的啟示。

    雖然做出這件壯舉的指示，古老印度的一個邦而已，但那位叫做西拉赤-道拉的孟加拉納瓦卜，確實近期在舞台上最為賣力的一個演員，身為觀眾的海寧，實在不好不給他投去關注的目光。

    更何況他的表演，也確實並非完全沒有意義。(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