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海寧和北美大陸的印第安人都沒有關心勞頓勳爵的意思。海寧之所以不關心，主要是因為勞動局是發表這篇言論的紐約，距離海寧現在所處的位置實在是太遠了。就算海寧不是有心無力，他也必須得向自己強調：這件事情實在沒有插手的必要。雖然大英帝國已經與環球集團簽訂了合作協定。但是雙方都很清楚，彼此的誠意都不夠充足，而且彼此想從對方身上得到的東西，也遠遠都沒有完全得逞，至少，環球集團就沒有得到他們想要的試點區域。

    至於印第安人，他們當中的大部分部落如今都是法國的盟友，他們和英國人勢同水火，自然比海寧更加不會在乎勞動迅捷究竟會講了什麽故事，而且如今的他們正趁著冬天到來的工夫，接二連三的向英國人發動凶狠的公式。

    根據環球集團的最新情報，這一軍事行動和原有的曆史並沒有太大的出入。1756年11月，一隊印第安人襲擊了艾倫堡，賓夕法尼亞的形勢空前危急。麵對危機，必須盡快出台新的法案，增加防禦力量。然而這時業主的代表州長和人民的議會之間，卻產生了矛盾。

    12月，州長要求議會撥款12.5萬英鎊用於第二年的軍務，但是議會卻隻撥款10萬英鎊。

    議會不是拿不出足夠的錢才來，他們是習慣性的不想讓州長及其代表的政府掌握太多的權柄。這種互相敲打扯皮的行為在民主世界裏到處都是。能扯皮的自然不僅僅包括議會，也包括那位被敲打的州長。在未來的兩個月之後，也就是1757年1月，州長又否決了議會的議案，並說還要將議案的副本上交給英國國王。

    議會則於2月28日決議，派代表到英國去提交自己一方的理由；次日，又決定派富蘭克林出使英國。

    在當時的情形下，如果費城人民自己不做防禦準備，他們的邊境一定會遭受敵人的襲擊。在這種情況下，富蘭克林說服了議會，隻是在這場合下讓步，而不在原則上讓步。就這樣，議會順利通過了一項符合業主指示的議案，州長也立即批準了。

    同時，富蘭克林作為州議會的使者，在4月4日和兒子一起，離開費城往紐約搭船，直奔倫敦向英國國王請願去了。

    富蘭克林在英國本土的地位已經相當之高，但這並不意味著此行就必然會取得成功。恰恰相反的是，他在英國本土的朋友們，會建議他采取比較委婉的方式來進行這次請願，當然其中的具體內容就不是海寧所關心的了。

    他隻知道，賓夕法尼亞之所以現在還能夠苟延殘喘，這個主要的一個原因是法國和印第安盟友們的進攻節奏實在是太慢了。與英國本土到北美殖民地的距離而論的話，雙方的通訊節奏應該是很緩慢的，像這種請願即便得到英國的批準，其具體的落實措施，恐怕也得再晚上不知道多少個通訊周期才能實現。那個時候戰爭恐怕已經來到1759年了。

    有時候海寧真的很想建議一下他的法國盟友們加快進攻的速度，如果是那樣的話，這場在北美洲的戰爭或許將以他們的取勝而結束，當然那樣的結果是不利於環球集團的，但那至少堅持的環境在認知上的正確，很多時候人們為了堅持這種正確還會犯下許多錯誤，但即便如此，人們有時候也分不清自己該不該堅持這種對認知的貫徹和維護。

    除了這一點之外，海寧在這件事情上的糾結之處還有另外一條，那就是他原本就已經做好了準備，想要讓法國在這場戰爭當中再堅持的久一些，之前他已經為法國提供了武器裝備，並且暗示伊莎貝拉不需要帶領著民兵去玩命，這樣法國人在戰場上的優勢就會明顯許多。基於這種考慮海寧或許確實應該提醒他們加快進攻的節奏和步伐，不過那樣的話，很有可能會導致法國在北美殖民地取得完全的勝利。正如之前已經說過的那樣，這不是他想看到的結局。所以他也不可能不猶豫。

    不過好在這兩點顧慮都落實在一個糾結點上，這讓海寧很快就想到了一個重要的法子，那就是在法國人失敗的根本原因上，繼續保持對英國人有利的一麵。

    法國人究竟輸在了什麽地方呢？他們不如英國人紳士嗎？恰恰相反，法國的宮廷禮儀是英國宮廷禮儀的起源，如果說英國人是紳士的話，那麽法國人就是君子。

    法國人失敗的原因，無論是在北美洲還是在印度其實都是同一個，那就是他們在製海權上大幅度的落後於英國人。

    法國人對殖民地的開發遠遠不及本土，殖民地隻是原材料和市場的供應地而已。這裏不掌握最重要的加工技術，以至於她們在被圍困的時候，很難在短時間內迅速的製造數字物數量的武器和各種必需品。這樣以來他們必須倚仗本土的運輸，才能夠緩解補給的壓力。但是本土距離他們遠隔重洋，如果沒有強大的海軍作為保障的話，所有的運輸線都很容易落到敵人手中，因此，海軍更強大的英國人，很容易在這樣的戰爭當中取勝，這也是他們為什麽擊敗了多個競爭對手，並將自己的殖民地擴展了到處都是的原因。

    一定程度上來講路易十五之所以選擇環球集團，作為重要的盟友，不僅僅是因為他們的科技還因為他們的製海能力。如今戰爭已經爆發，他肯定會更加倚仗於這個盟友的海上優勢，不過因為環球集團和英國人已經簽訂了海商不戰的條約，因此想要慫恿盟友在這方麵做出艱難的選擇，路易十五恐怕還要拿出更大的誘惑來吸引海寧。

    海寧並不是那麽難以吸引的，但對於路易十五來說，珍貴的東西在他眼裏或許是不值錢的。如今的他正在積極的推進治下土地的和平發展，因此真正讓他選擇和英國人至少在表麵上握手言和的，根本不是雙方的力量對比，而是各自現在的戰和需求。

    英國人需要集中力量來對付法官，海寧則需要這個機會來喘息。在別人忙著作戰的時候進行喘息是很有利的，正如從清朝之前所做的那樣，他們的大量勞動產出可以作為戰爭的重要補給品，然後從交戰國那裏換取高額的利潤。

    光是這一點，海寧就有把握讓自己誌向的百姓們在短時間內過上一段安居樂業的日子。

    事實也確實是這樣的。

    1756年的11月，就在萊辛和門德爾鬆等哲學家討論這樣那樣的哲學命題的時候，他們意外的從海寧的報紙上看到了足球聯賽的消息。

    雖然東南亞和南亞的戰爭都沒有完全平息，而且海寧還會在明年進一步擴大戰事，但這並不妨礙已經取得和平的土地上，能生出新的體育活動，這些東西作為生活質量提高的一種表現，一直以來都被海寧給予高度的關注，雖然他們不會刻意推動這些無用的項目，畢竟在一個混亂的世界裏，戰爭技能和糧食才是最為重要的。但如果海寧在簡單的起了一個頭之後，百姓們哪怕隻是富商巨股們，能夠主動的將這一賽事舉辦起來，那也就意味著剩下的土地已經擁有了足夠的生機，這對於海寧來說其實是一種變相的肯定和獎勵。

    因此，當足球聯賽之類的體育項目組織起來之後，各大媒體都秉承海寧的意誌給予了瘋狂的報道，因此全世界能夠看到環球集團輿論的地方，都已經得知了足球聯賽的消息，這其中自然也包括現代足球的發源地，大英帝國。

    由於這一係列的宣傳公司現在太過猛烈，足球及其相關規則也很快引起了一些歐洲國家的關注。再加上他們與環球集團的貿易往來讓他們可以輕易的得到成品的足球，甚至足球生產的基本工藝，再加上歐洲地廣人稀的特點很容易讓他們，在沒有房地產業幹擾的情況之下，順利的建設起來一個個符合護士國際規定的足球場。即便是門德爾鬆那樣的小門小戶，也很容易的參與到了一家足球俱樂部的建設當中，並在裏麵順利的承擔了一個小股東的角色，他本人對足球運動也是很喜愛，當然從他妻子的角度來講，這很有可能是他和海寧的關係非同一般所致。

    為什麽這個普通的女人會有這樣的觀點呢？這主要是因為門德爾鬆雖然經營著包括棉紡織在內的許多生意，但他的業餘愛好卻是像伏爾泰一樣討論哲學問題。但在足球運動逐漸走入他的生活之後，他已經好長時間沒有認真的參與這方麵的討論了，要知道近些天來哲學家們的討論熱點，甚至一度引起了環球集團的高度關注，但在門德爾鬆注意到這些環球集團的報道之前，他對這些哲學討論似乎已經失去了以前的興趣。

    這一度讓他的妻子非常擔心，甚至托朋友聯係了門德爾鬆的哲學家朋友。不過後來他的朋友卻發現，門德爾鬆其實並沒有放棄他們的哲學研究，他在這方麵的興趣甚至早早的就已經受到了海寧的關注和支持，他之所以沒有和那些哲學家們進行信件上的探討，主要是因為門德爾鬆最近也參與了海寧那邊的一些哲學討論，所以他有些顧不上歐洲這邊的朋友。

    這個消息傳出去之後，歐洲的哲學家們尤其是德意誌地區的南星等人，開始對門德爾鬆最近的活動感興趣起來。尤其是伏爾泰等人，他們追求的認識距離門德爾鬆的住處也不遠，要不是因為戰爭的緣故，他們早就前去拜訪了。不過這個冬天的腓特烈大帝好像沒有繼續采取軍事行動的意思，這讓柏林城得到了短暫的安穩，因此周邊的幾位哲學家便抓住這個機會，完成了他們拜會門德爾鬆的夙願。

    在戰爭的間歇期進行體育比賽，對於提振士氣是有好處的，至少普魯士的貴族們普遍如此認為，因此門德爾鬆所參與組織的那家俱樂部，在近幾天裏被安排了許多場，比賽他本人也不得不在這期間忙碌了起來。

    來訪的幾位哲學家其實都是上了年紀的，他們社會經驗比較豐富，參與組織工作也很在行，因此他們有說有笑的加入了其中期間，也不忘記看到他們最近熱衷的話題。

    這個話題，和亞裏士多德有關。

    亞裏士多德有一篇著作，叫做《論詩術》。望文生義的人，或許覺得這應該是一篇討論如何創作詩歌的文藝理論作品。然而如果我們知道亞裏士多德的《論詩術》絕非文藝青年們也很難產生興趣的晦澀作品，而是政治哲學論說，就不難理解盧梭這樣的哲學家，為什麽會將自己主張的“可完善性”的觀念也牽扯其中。所謂的“可完善性”，從門德爾鬆略顯刻薄的評價當中可以看出，盧梭提出這一觀念很有可能是不得不而，因為他必須要給人類從自然狀態走向倫理生活、亦即成為社會人的可能性給出合理的解釋。這在當時並不是明顯具有政治色彩的哲學思辨，隻不過是探討哲學最為本質的問題，即人從哪裏來，及其衍生出來的問題又經曆了何等樣的變化。但討論人性向來都是敏感的，因為統治階級早就已經從經驗主義當中得出結論，對人性的討論是很容易喚起共鳴並製造煽動的。雖然這些哲學家們並沒有明顯的類似傾向，但因為統治階級已經借助宗教等諸多手段，對這樣的可能進行了防範，因此他們的這些討論還是被認為是一種忌諱。

    但即便如此，這種忌諱也沒有失去進一步發展的土壤。相反的類似的討論還越來越多了起來。

    當時著名的德國學者和作家戈特舍德（1700—1766）就曾從亞裏士多德《論詩術》十三章推衍出一個著名的等級規定：貴族人物遭遇的不幸才堪稱悲劇性命運。市民悲劇的出現顯然打破了這一等級規定：一個普通市民的遭遇也可以被視為悲劇性命運。“若沒有在劇中混入同情的話，寬厚大度會讓我們擠出眼淚嗎”——門德爾鬆在整理草坪的時候，向他的同伴們重申了這一問題。

    對於遠在天邊的海寧來說，這個問題可能有兩個含義：要麽問題涉及的是新興市民與傳統人品等級的差距，要麽問題涉及“寬厚大度”是否可以被用來描繪市民悲劇的主角。總之，這與其說是個所謂戲劇美學問題，不如說是個政治哲學問題，因為問題涉及劇作家、劇中人物和觀眾的靈魂差異，從而實際上是在質疑先前有所耳聞的、他的好朋友萊辛所傾慕的盧梭關於同情的論說。

    亞裏士多德的《論詩術》授課講義基於高的和低的靈魂能力的區分，換言之，“論詩術”是麵向具有高的靈魂能力的聽者講述的——這對當時的海寧乃至今天的我們來說非常費解，一個並非拘泥於貴族教育的學者為什麽會有這樣的想法？但這個問題的答案恐怕難以找到，而且我們從這場關於悲劇的通信中可以看到，對於啟蒙時代的德意誌青年才俊來說，要搞懂亞裏士多德同樣艱難。

    不過，與市民戲劇的施教作用聯係起來，我們至少可以明白：是否所有人都可教，始終是個問題——這個問題的答案在東方早就已經被孔夫子揪了出來，以至於21世紀的我們設置為平常事一般。但在歐洲，與之類似的觀念和事物的發展還需要時間來醞釀，在啟蒙哲人提出普遍人性觀之後，更是個問題。就此而言，盧梭關於人性的“可完善性”及其道德教化的可能性的觀念就與門德爾鬆在通信中一開始提出的那個問題有本質上的內在關聯。畢竟，無論老到的盧梭也好，還是尚且幼稚的門德爾鬆等多位德意誌青年也好，他們都同時身處火紅的啟蒙時代。在這樣的時代，啟蒙哲人提出了人類的普遍教化問題，這意味著戲劇教化要起的是普遍的教化作用——如此主張無異於抹去了人的靈魂能力的高低之分。

    對於海寧來講，這多多少少算是一件可歌可泣的變化，甚至他都有些沒有想到，200多年後設置為平常的理念，竟然還需要經曆這樣艱難的分娩過程。甚至在這期間麵向大眾的戲劇竟然被視為是教育的一部分，而在東方，在封建朝廷嚴格的審查製度之下，戲劇和評書在這方麵的作用早就已經微乎其微——雖然時光即便到了21世紀，也依舊還有很多孩子，會通過三國演義這樣的小說完成自己對曆史的啟蒙，乃至有很多人在成年之後，仍然以為演繹小說當中的許多情節就是真實的曆史，但不得不說的是這樣的情況正在逐漸減少，而且隨著科普手段的逐漸豐富，給兒童甚至成年人曆史啟蒙的作品也已經帶上了更加嚴格謹慎的筆法。但這一切的變化都建立在東方文化，在文教領域更加先進的基礎之上，因此他們有更加豐富的末端表現手法也並不是件意外的事情，相對而言，雖然可以理解，但多多少少有些難以接受的戲劇教育，委實在現代教育的高效率麵前擺不上門麵。

    但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標準，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特色，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具體情況。所有的東西都不能脫離原有的基礎而孤懸在半空之中。否則他們隻能像空中花園一樣，永遠離開人們的視野。

    而在18世紀啟蒙運動的大浪潮當中，不帶注定有一些理念會產生，而且也注定有一些理念會在產生之後被時代和真理所拋棄。在這方麵，越是著名的哲學家就往往有著更加豐富的貢獻，哪怕是亞裏士多德後來也會不斷的證明是錯誤的。而盧梭和伏爾泰美雖然沒有那樣的境遇，但考慮到真理總是越辯越明，所以在各種各樣的觀點激烈碰撞之下，他們的某些想法也注定會沒入時間的河床。（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