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得到好處的不光隻有法國人，就連大清帝國也從中撈到了許多便利。

    對於乾隆皇帝來說，來自歐洲的陌生人實在是讓人感到驚恐不安，不過他的大臣們並不能在第一時間提出什麽像樣的防禦措施來，但這對海寧和他的環球集團來說，確實是小事一樁。

    不要說在原本的曆史上就曾經有人提出過防範外來商人的各種措施，如今的環球集團隻要把那些條款重新抄一遍交給乾隆皇帝，就能夠贏得對方極大的好感，就算沒有這樣的事情，環球集團的那些ai機器人們，也可以在極短的時間裏就製定出一套較為完備的方案來。

    當然那樣的完美方案對於如今的大猩紅帝國來說，應該是用不上或者說是不配用得上的。對於環球集團來說，大清帝國仍然是他們恢複神州大陸榮耀的最大阻礙者，所以送給大清帝國的那些策略絕對不可能包含什麽優秀的東西。因此乾隆皇帝最終收到的版本不過是他的廣東總督李侍堯在兩年之後的1759年所做出來的所謂“防夷五事”。

    所謂的防夷五事，又稱《防範外夷規條》。這是清朝第一個全麵管製外國商人的章程。其大體的內容為：一、外國商人不準在廣州住冬，每年貿易季結束後，立即回國，若有未清事務，可在澳門居住，下年隨船回國；二、隻許行商與外國商人交易；三、不許內地商人借領外國資本；四、不許內地人向外國商人傳送信息；五、派兵對外國商船進行稽查。

    由於清帝國在貫徹一口通商政策的時候，並沒有以任何形式威脅和更改環球集團原先享有的代表大清帝國對外進行貿易的權利，因此環球集團也給予了對方以相同的尊重，一字不改的將這像兩年之後才會出現的規條呈報給了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對此事十分讚賞的，他認為有黃酒集團來處理大清帝國的對外事務是一件非常正確的選擇，至少從專業的角度來講是這樣的。另外需要強調的一點是，清朝的海防力量實際上是非常薄弱的，這一點乾隆皇帝自身也是很清楚的。但環球集團的海防力量卻是絲毫不遜於大英帝國的，因此，因為他們去負責大慶帝國的對外交往，對於大清帝國來說也免除了很多安全方麵的後顧之憂。

    而這還不是大清帝國從環球集團這裏得到的唯一好處。由於不許在廣州這樣的通商口岸過冬，但因為這樣的怕我貿易周期本來就偏長，而且一般的商人恐怕也都會選擇借口有事沒有處理完而停留在澳門，所以澳門這個當時已經實際上被葡萄牙人所控製的地區，如今卻要承擔起為大清帝國分憂的重任來，這對於葡萄牙人來說多多少少有些不太情願，但隨著兩國溝通的日漸加深，他們發現雙方有著許多共同的利益可供商談，尤其是在與環球集團的合作當中，雙方都有了一些比較初級的感悟，也急需要找到這方麵的朋友，因此以環球集團為紐帶，澳門遠比曆史上更早的同意了多項較為開放的措施。

    澳門為什麽會有這麽大的開放餘地呢？換一句話來講，澳門這個在許多人心目當中都屬於消費天堂的地方，不應該本來就是很開放的麽？又怎麽會需要大清帝國去和他溝通開放措施呢？

    澳門在當時確實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地方，而且這一封閉現狀的成因還是比較廣泛的。

    從曆史的角度切入的話，其描述大概應該是這樣的：澳門本是葡萄牙國際商路的一環，曾經有過相當出色的商業成就。1550—1650年的一百年，是葡萄牙人在遠東最為輝煌的時期。隨著荷蘭、英國在遠東的擴張和日本的閉關，澳門的國際貿易下降。大約到了1690年，澳門不再是遠東重要的國際商貿城市，廣州、巴達維亞（雅加達）等地已經取代了它的貿易地位，經濟上也處於下降期。1733年之後，城市的一些官員、軍官與士兵時常發不出工資。也有一些有錢的葡萄牙人此時離開澳門另尋機會。

    葡萄牙人占據澳門後，隻許葡萄牙人與中國人居住，不對其他外國人開放（宗教人士例外）。雖有個別外國人非法進入，但畢竟不能正常進行商業活動。至1746年3月，葡萄牙王室發文禁止外國人在澳門停留，澳門封閉政策而由此達到了極致。

    而另一方麵，正如海寧的環球集團正在積極策動的那樣，澳門的發展因為大清帝國的政策改變，而迎來了一個較為明顯的曆史機遇。按照清朝原來的規定，外國商人在廣州貿易結束後，應隨船離開。但這一法令執行得並不嚴格，許多商人留了下來。到了此時，東印度公司及西方各國商人在廣州已經有相對固定的商貿活動，也有相應的組織，相當數量的人員住在廣州的商館（factory），而不再是過去那種隨船貿易的商人。此時，當最新的“防夷五事”頒布之後，他們不能長期住在廣州，也無法長期住在船上，他們隻能到澳門來落腳。

    但這並不是澳門逐漸走向開放的唯一原因，清朝的敦促固然是一方麵，而澳門本身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誘導管理者們傾向於清朝的重要原因。

    新的海防措施頒布之後，許多在中國沿海進行貿易的歐洲商人都已經明確的意識到，那個略顯殘暴的大清朝廷此時正在迫使住在廣州的西方商人做出選擇——西方商人隻能在貿易季節到廣州“商館”處理商務，而廣州“商館”此時成了一個封閉區域，四周有兵把守，西方各國商人不得出其範圍，這樣的居住和生活條件自然十分堪憂，而且也十分不方便處理一些隱秘的事情——在此情況下，西方商人到澳門居住幾乎成了唯一的選擇。

    另外，他們還有額外的兩個因素在此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一、由於廣州當局一直不許外國女性（“夷婦”）進入——這一條執行得特別嚴格——西方商人的家屬隻能住到澳門來；二、由於廣州當局對外國船員進行了嚴格的管製，遠道來華的船員隻能到澳門來消費與休假。

    在原本的曆史上，這些商人、女眷以及普通船員在澳門的活動顯然明確的拉動了澳門的經濟發展，為此澳門的葡萄牙人管理者們，自然要給這些人提供合法的身份。

    在原本的曆史上，1769年的時候，澳門議事會批準租房給外國商人，致使澳門的城市功能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原先是一個以商貿為生計的港口城市，現在成了為西方各國商人服務的消費城市，服務業由此興盛起來，形成了“在廣州和加爾各答掙錢，在澳門花錢”特殊模式。隨著英國、法國、荷蘭、丹麥、瑞典的商行紛紛從廣州遷到澳門後，著名的英屬東印度公司也將在1770年允許其廣州大班在貿易季節結束後到澳門居住。

    澳門的開放也使其人口結構發生了變化，常住的各國商人和家屬人數不斷增加，女性的人口超過男性。每年臨時來澳的商人與船員數以千計。許多傳教士、政治家與軍人都將澳門當作進入中國的第一站。澳門就此扮演起了東西方交流中的重要角色。1834年，英屬東印度公司的對華貿易壟斷權被取消，英國政府派出對華商務監督，清朝廣東當局不承認他們的官方地位，這批英國官員也隻能住在澳門，而在官船上辦公。

    就在澳門開放之時，中英貿易發生了變化。此時以英國人洪仁輝為代表的商人們在北上貿易的時候，還使用銀元到寧波等地采買茶葉與生絲。但是在10年之後，也就是18世紀60年代之後，鴉片成為中英貿易的新品種，並且還很快成了主要的品種。由於清朝實行禁煙政策，英屬東印度公司和西方各國的來船先將其鴉片陳放在澳門，然後再帶合法商品進入廣州黃埔。一直到了19世紀20年代，這些鴉片陳放地才改在伶仃洋上的躉船。在此時與此後，澳門還在許多方麵扮演過合法與非法共存的灰色角色。

    而在這一切的開始，正是環球集團和海寧如今活動的時間段，也就是1757年的1月份。它的標誌**件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但自從這件事之後，澳門的對外模式就從封閉轉為了開放。

    1757年1月，澳門總督高定玉（antoniopereiracoutinho）重申了對外國人的禁令，但開了一個口子，允許外國人路過澳門時，可以為“等交通工具”而暫時停留。而在原本的曆史上，是年2月，澳門議事會在高定玉在場的情況下，議決允許外國人在澳門暫時居住。此後，議事會又允許外國公司遷入澳門時使用自己原來的商號名稱。這些開放政策，都是澳門曆史上的重大事件。

    不過由於環球集團和海寧的參與，這兩項議題在一月份的中旬就被迅速的通過。葡萄牙方麵甚至通過環球集團提供的可視電話與澳門總督進行了直接聯係，並鼓勵他們繼續大興帝國和環球集團進行各種發展貿易，而且葡萄牙的本土官員們還強調，由於王國自身卷入了即將擴大的歐陸大戰當中，所以王國王室希望澳門方麵能夠結出本分，不要輕易的挑釁他們最大的貿易夥伴，大清帝國。

    由於這一交談的內容既充滿了官方的味道，又充滿了正能量，所以當地的報紙很快就得到了授權並將之報道了出來，北京的乾隆皇帝也在不久之後得到了相關消息，他勝在了葡萄牙方麵的決定，並特地賣給了他們一批絲綢以幫助葡萄牙王室商人賺取軍費，這算是乾隆皇帝第一次做出在海寧這個時空裏幹涉歐洲事務的決定。

    不過海寧此時並沒有心思去欣賞乾隆皇帝，這一具有曆史意義的作為，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收到了一封來自於法國的噩耗，一位偉人在1757年的1月9日結束了他的生命，此時距離他2月11日的生日還有33天——需要強調的一點是，他的這個生日請年份不是1757年，而是1657年。

    是的，他還差33歲就可以度過自己的百歲誕辰了。但他卻在這個關鍵的時候撒手人寰，而他對於海寧的意義卻又非同凡響，因為海寧這一代人從小就是在科普作品當中長大的，甚至連看的動畫片，都是諸如《藍貓淘氣三千問》這樣的科普荼毒。在環球集團發展的早期曆史上刻苦的精神甚至也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雖然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科學公道的結論，對曾經的那些事情做出合理的評價，但已經沒有人敢敢否認那幾年的某些事情對如今局勢的決定性意義。

    而之所以將這位老爺子和科普這兩個字聯係在一起，是因為他雖然不是公認卻是有史以來最為人所熟知的最早的、也就是第一位科普作家。

    在他年輕的時候，開普勒們揭開了宇宙的嶄新麵貌。他興高采烈的為法國的普通人們介紹這些新發現，但他又不僅僅將自己的目光拘泥於這些宇宙宏大的背景之上，有許多小事情也通過他的筆觸傳達給了他的讀者們，甚至一些抽象的，諸如神學一類的學問也沒能逃過他深入淺出的講解。

    為此，他的讀者曾經評價他說：“他連哄帶騙的將真理介紹給了人們。”而事實上，當時法國的封建保守勢力遠，不僅僅隻有劍會那麽簡單，為了維係自己仕途，權力的官僚階層和封建階級也一直把這些神神鬼鬼的科學家們當成最大的敵人。因為從宗教當中脫胎而來，所以封建勢力在當時甚至後來很長的一段時間，都仍然延續著依托宗教勢力的惡習。後者也緊緊的和前者團結在一起，以圖繼續統治沉默的羔羊們。但就在那個時候，這位老者冒著被抓進巴士底獄的風險，將範戴爾的《神諭論》改編成了《神諭曆史》，以輕鬆幽默、詼諧調侃的語氣，揭示了神學者們實際上已經在悄無聲息之間接受了某些異教“神諭”的事實。這沉痛地揭示了某些人虛偽的真實麵目，並且為啟蒙思想運動做出了巧妙的一擊。與此同時，他還利用偏向於曆史考察的手法，試圖去解析人們是如何對超越世俗的某些理念形成膜拜的。這樣的做法和一百年之後，此時正在忙著出版《宗教的自然史》藝術的亞當-休謨不謀而合——他們都在試圖加那種所謂超越自然的現象，歸類到自然分析的範疇當中去。這對於某些故作神秘的人群來說，毫無疑問是最能直擊本源的攻擊。

    而這個人的名字，叫做豐特內爾。

    這可能不是一個讓人感覺到耳熟能詳的名字，但他的某些事跡或許值得你銘記，他的某些名言警句，或許也可以有助於我們保持清醒。

    曾經有一位與他同齡的老婦人，在他年過九旬之後不失恭維的對他說道：“死神似乎把我們忘記了。”但他卻很清醒地提醒對方說：“小聲點，死神會聽見我們的對話。”

    明晰死亡的歸宿。並不意味著他的生活就要走向枯燥，相反的，哪怕是到了最後的時光，他的生活依舊充滿了樂觀和豁達。近98歲時，他尚且伴著愛爾維修的一歲半的女兒為新年舞會跳第一支開場舞。而這為愛爾維修，則是法蘭西曆史上另一個不可逾越的名字。

    給生命以色彩而不是給色彩與生命，這是這位老爺子最後一段時間的真實寫照。所以當上帝終於發現他這位一路在白雲間的天使時，他親自來把這位老人家給接走了。

    在臥病一天後，他靜悄悄地離開了他熱愛和熱愛他的人。他差33天就可活100年。他生於路易十四執政之前，在波舒哀主政的盛世成長，經過了廢除令和龍騎兵之亂，他活著看到了百科全書派的出現，也聽到了伏爾泰高呼哲學家們對罪惡作戰。

    有無數人羨慕他的長壽，也有無數人敬佩他的貢獻，但海寧卻隻想做他未盡的事業，繼續以一個科普黨的身份，引導著法國迸發出他本應該有的革命之光。

    海寧並沒有前去歐洲參加這位老爺子的葬禮，雖然事故確實繁忙，但他並非是抽不出時間。相對來說他這樣一個陌生人突兀的出現在葬禮之上，紅包多少有一些不夠禮貌。所以他隻在一艘小船上下著遙遠的法蘭西，靜靜的舉起了一杯酒。

    這是中國式的告慰，即便是法蘭西國王，也不曾擁有這樣的待遇。（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