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人對於國王和內閣的決定也是普遍認可的，而且最近他們值得慶祝的事情確實有很多。1758年8月28日晚，正在海上航行的梅西耶——一位早年間就已經投靠環球集團的法國天文學家——在巡天搜索彗星的觀測中，突然發現一個在恒星間沒有位置變化的雲霧狀斑塊。梅西耶根據經驗判斷，這塊斑形態類似彗星，但它在恒?星之間沒有位置變化顯然不是彗星。這是什麽天體呢？

    在原本的曆史上，不列顛天文學家威廉·赫歇爾經過長期觀察核實，將這些雲霧狀的天體命名為星雲。但現在既然有海寧存在，那自然不需要赫歇爾出來吱吱歪歪了。於是海寧幹脆在環球集團的報紙上刊登了這一發現並直接將這一類天體命名為星雲，同時決意讚助梅西耶在天空當中搜尋更多的類似天氣。

    梅西耶的這一發現讓幸運講述的提出者康德也十分興奮。不過康德的那個假說是與天氣演變有關的，現在隻憑梅西耶的發現還無法支持他的假說。但海寧仍然在文章當中對康德的假說表達了支持，並揚言以後肯定可以找到更加豐富的證據證明他的觀點。

    有很多時候一些科學的認知往往都是有一些零散的，無法形成整體證據鏈條的觀點拚湊起來的，而在這一拚湊的過程當中，有一些偉大而又大膽的假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康德在幾年之前提出的星雲假說雖然還充斥著神秘色彩，但卻成為了後世天文學家所堅持的主流，雖然直到21世紀，這一假說也沒有被完美的證明，但海寧已經不準備讓康德的功德被18世紀的這些繁星蘇子門所忽略——有著類似遭遇的偉大學者比比皆是，但海寧已經決意不讓他們領受這份痛苦。

    海寧的這份憐憫，並沒有為廣大的歐洲學者做述職，但仍然有很多人記得他頌揚這些人功德和業績的美名。因為海南的貢獻，許多人對中國有了更加全麵的了解，這在之前的七八年當中也是一直都在發生的事情，不過即便如此，很多人對中國也都是一知半解，更何況海寧也不能代表中國此時占據中國的仍然是大清帝國和他們的皇帝乾隆。

    出於避免張冠李戴等儀式點錯誤操作，尤其是避免乾隆皇帝，撿了環球集團好民生這一大便宜的現實需求，環球集團在宣傳的時候仍然需要經常強調兩者的不同。但這多多少少的也帶來了一些麻煩，畢竟海寧這個擁有中國血統的人和真正的中國人在歐洲人眼裏似乎是有些差異的，對於一個喜歡經常移民的國家來說，擁有某一個國家的血統並不見得就能夠算這個國家的人。

    因此有那麽一小撮人還是喜歡在海寧麵前打擦邊球，他們對中國的詆毀從來沒有停止過，而在這一階段，啟蒙思想還沒有完全的走進人們的心裏，一些早一階段的荒誕文學仍然在占據著中低層知識分子的腦海。

    對這環球集團的身為日益壯大，這是喜歡打擦邊球的人，也找到了越來越多發財的機會，以至於海寧以及更加頻繁的收到這些下流作品的影響，因此他決意向這一亂象宣戰。

    如果以海寧所處的時代為基點進行討論的話，雖然有許多曆史的淵源需要追溯，但論引起中歐之間關係，恐怕最需要提及的仍然是不列顛的馬嘎爾尼訪華事件。

    之前已經描述過，馬戛爾尼的外交任務是在近40年之後才被踢到曆史舞台上的，那個時候不列顛和大慶之間缺少相互了解，以至於這位外交官的外交任務幾乎到了脫離現實的地步，這點似乎足以折射出十八世紀歐洲人對中國所抱持的主流態度。

    當時出現的名詞“中國風”指的正是強調華美裝飾的洛可可風格。這種風格，模仿中國文化、藝術中的柔美夢幻色彩，表現在許多生活層麵上：壁紙、柳條盤子、壁爐台、木頭簷口、格子框架、家具、亭子、寶塔，以及最重要的園藝。無論是凡爾賽宮嚴謹的幾何圖案設計，還是由克裏斯托弗·雷恩設計的位於格林尼治的海軍醫院，均由於大量運用直角及直線，產生了一種悠閑的輕鬆感，也就是當時人眼中的中國風味，並由於空間隱秘，處處隱藏玄機，更帶出了特別的親密感。

    馬戛爾尼在其談論中國的日記末尾，以一段話總結了這種特色：

    中國園藝師是大自然的畫家，雖然缺乏透視訓練，卻能利用距離遠近營造最佳視覺效果。他們或是拉遠，或是壓低園內景物，根據植物的形體數量將其安前或置後，以樹木的明度對照樹叢的暗度，並以強烈色彩的震撼感配上簡單設計的柔和感，或根本不作任何裝飾來凸顯建築的不同層次。

    馬戛爾尼這段文字折射出，隨著習慣及品味的改變，一個時代也宣告結束了。推動法國革命及美國革命的情緒，若非複興了傳統觀念，就是在哥特式的禮讚下，全然摒棄了傳統及中國風格。

    十七世紀早期，如果我討論氣能夠開風氣之先見證中國風格的人，恐怕避不開不列顛日記體作家約翰·艾弗林。

    艾弗林1684年6月22日寫道，“一位名叫湯生的耶穌會士”，讓他看了一些“由日本及中國耶穌會士寄來的珍品”，它們的目的地雖為巴黎，但是因為是由不列顛東印度公司負責運送，因此當時暫置倫敦。艾弗林表示，他這輩子還沒見過類似的東西，他的珍品清單如下：

    最醒目的是巨大的犀牛角以及金碧輝煌的背心。那背心以金線編織刺繡，顏色鮮活，既優雅又活潑，歐洲壓根兒見不到。還有一條鑲著各式珍貴寶石的腰帶和銳利到不能碰的匕首，刀刃的金屬光澤也不是我們常見的，偏淡偏青。至於扇子，倒像是此地女士們慣用的樣式，隻是大得多，有個雕琢精美的長柄，扇麵上則布滿了漢字。

    艾弗林表示，有些物品幾乎讓人誤以為直接來自弗蘭西斯·培根的烏托邦的小說《新亞特蘭提斯》，其中又以閃亮的黃色羊皮紙為最。但是在這些珍奇而雅致的物品之外，還有另一批神秘又邪門的物品：

    畫有山水風景、神像、聖人、毒蛇的印刷品，造形恐怖邪門，都是他們膜拜的對象；還有人物和鄉村，畫在玻璃般透明的棉布上，相當罕見；另外就是花卉、樹木、野獸、飛鳥等，精細自然地畫在絲般的材質上。至於各式各樣的藥劑，根本不是我們的藥師和醫生所能調配。特別是其中一種藥，耶穌會士稱為“拉泰格迪”，樣子像菌菇，卻有金屬般的重量，看起來又像某種物質的凝結體。海寧是個喜歡吃蘑菇的，但卻從不曾見識過這種東西，他推測這要麽是鐵蒺藜的一種，要麽就純粹是這位日記體作家的胡編亂造。

    在艾弗林所認識曾經去過中國的西方旅行家中，至少有一個人喜歡裝扮得像“東方人”以接待訪客，他們之中有些人喜歡說有趣的中國故事給艾弗林聽，還有人會展示剛得到的“繪有中國人生活方式及鄉村風光的山水屏風”。

    無論是艾弗林的珍品清單、喜愛穿著東方長袍的不列顛人，還是登堂入室進入不列顛堅實鄉村莊院的中國山水畫，其實都是許多不列顛人絕對排斥的對象，特別是那些自詡為傳統中產階級美德的守護者。他們眼見斯圖亞特宮廷道德低落，早已感覺簡樸生活的價值觀受到了嚴重威脅。換而言之，在當時的歐洲所流傳的中國附屬ar附有中國風格的物品，成為了奢侈甚至是**的象征，依然造成了貧窮的中下層的排擠。某種程度上，中國文化是蒙受了不白之冤的，他因為某些國家內部的階級對立，而遭到了本不應承擔的非議。

    十七世紀時，中國正慢慢地滲入不列顛人的生活。莎士比亞並未順應此趨勢，他隻在作品中兩次簡單提到“契丹人”，而且態度都很輕蔑。在弗蘭西斯·葛德文1618年的社會諷刺劇《月球上的人》中，勇敢的太空人回到地球時，降落地點正是中國，他並受到慷慨、好奇、聰明的中國人款待。十七世紀中期，彌爾頓的作品顯示，他對中國的準確位置及曆史缺乏明確概念。以《失樂園》為例，亞當從樂園中最高的山上遠眺：

    全盛的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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