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福1660年生於倫敦屠夫家庭，在虔誠的新教環境中長大。還不到三十歲，他就將生平賺到的第一筆財富賠光了，肇因自己的草率及生意夥伴的欺詐，此後，他就憑借寫作過著離經叛道的生活。他先以諷刺文《地道的不列顛人》出名，接著又積極鼓吹不列顛應取代開始走下坡的西班牙帝國接管其海外勢力。他刻薄的政治小冊子經常為自己惹來麻煩，最後他被判邪靈附身，上了枷子，關進“新門監獄”。

    但這樣的遭遇似乎並沒有讓他萌生出任何改過自新的想法，事實上，自寫詩派逐漸消失在曆史文學的長河當中之後，像他這樣閉上眼睛，瞎寫的家夥已經成為這個時代的主流創作思潮。而他筆下的中國也因為他的這種創作思路，或者說是當時的文學創造氣氛，而不得不背上了當時人一些狹隘的偏見。

    他第一次談到中國，是在1705年奇幻作品《鞏固者》及《月球世界》中。當時笛福似乎頗能從善如流，采用了一些有利於中國人的論點，指出他們“有曆史、聰明、有禮、勤奮”，手工造詣很高，正好彌補“歐洲科學落後、無知的缺陷”。不過到了1719年，當他出版《魯賓遜漂流記》第二部時，態度卻變得敵對、歧視，這可能是因為他個人思想發生了變化，也可能是為了吸引不列顛中產階級讀者才這麽做的。

    笛福1719年8月將該書倉促付印，希望借著4月才出版的第一部的暢銷餘威，乘勝追擊。也許是太過倉促了，使得原本可以從容寫成的書顯得草率而尖銳。因此，雖然魯賓遜抵達中國的過程，有點類似一百五十年前平托書中主人翁意外進入中國的情節，笛福卻缺少平托的悠閑語氣，也未嚐試以比較性手法來反思。

    當魯賓遜與幾名同伴意外漂流至中國南方海岸後，他們開始往內陸出發，並對中國產生了良好的第一印象：

    首先，我們花了十天工夫抵達南京，那確是值得參觀的城市。據說城內有一百萬人，我卻不太相信。城內興建得當，街道筆直，相互以直線交錯，使得城市圖的繪製極為容易。

    但是接下來的長篇謾罵立刻將此第一印象破壞無遺。所有與中國有關原本正麵的事，全都成了負麵，而所有負麵的事則更加不堪了。笛福是這麽寫給不列顛讀者的：

    當我將這個國家裏可憐的人們和我們自己相比時，我必須指出，無論是布料、生活方式、政府、宗教、財富，甚至所謂的榮譽，根本不值一提，不值一寫，也不值讀者們一讀……

    ……較之歐洲的宮廷和皇室建築，他們的房舍算什麽呢？較之不列顛、荷蘭、法國、西班牙的四海通商，他們的貿易算什麽呢？較之我們城市裏的財富、氣勢、輕便的服裝、華美的家具、無窮的變化，他們的城市算什麽呢？較之我們的航運、商船隊、強大的海軍，他們港口上寥寥可數的破銅爛鐵算什麽呢？

    自佩雷拉以來，西方報告都會將中國羸弱的軍隊拿出來做文章。但是沒有一個人像笛福這樣徹底詆毀中國，而且還能找到大量資料佐證：

    談過了海軍，要談談他們的陸軍。他們整個王朝雖然可以募集出二百萬戰士，但是除了毀掉國家並餓壞自己外，這些軍人什麽事也辦不成。如果他們打算圍攻佛蘭德斯內的堅固城池，或與訓練有素的軍隊交戰，隻消一縱隊的德國鎧甲兵或法國騎兵，就可以將他們完全殲滅；在我們一支嚴陣以待、守備精實的步兵麵前，他們縱有一百萬人，縱以二十比一的比例出現，也是枉然：不，我絕非吹噓，我相信三萬德國或不列顛步兵，甚至一萬法國騎兵，就可輕易擊敗所有中國部隊……不錯，他們有軍火，但都是一些落伍、不靈光的玩意；他們有火藥，但是毫無威力；他們在戰場上沒有紀律，不懂運用雙臂，不善攻擊，也不知撤退的時機。

    對笛福而言，這種結果其實是真實與想象脫節使然。誠如他借用魯賓遜之口指出：“我必須指出，當我回家並聽到大家談論中國的種種美好時，就覺得非常奇怪，人們傳述中國的偉大、富饒、光榮、宏偉、貿易，事實上，中國人不過是一堆賤骨頭、一群愚民、齷齪的奴隸，臣服於一個隻配管理這種民族的政府之下。”

    在同樣簡短而聳動的段落裏，笛福文中的魯賓遜將中國所謂的學者斥為“粗鄙、可笑地無知”，甚至認為在與歐洲相比較後，其農民的“耕種技巧，不完美、無能”。在憤世嫉俗的情緒下，笛福不僅貶抑了中國農民的勤勞，更過度誇讚了不列顛農牧業的興旺，而此一觀點就要在他即將於1724年麵世的新書中揭露。這本名為《大英帝國全島遊》的書，距離前麵一本同樣嘩眾取寵的書《瘟疫年之誌》才不過兩年。

    最讓笛福不滿的是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優越感，他們完全不理解，除了軍事，西方在許多其他領域也遠遠淩駕於中國。他認為“特別荒謬”的是“他們除了自己，誰都瞧不起”。

    借著魯賓遜與一名中國統治精英的不期而遇，笛福徹底表達了他的怒氣：

    他騎馬進來的樣子，簡直是堂吉訶德再現，渾身充滿了浮華與貧窘。這位油汙滿身的唐是個髒胚子，身上的外套明白昭示了一個驢蛋的俗麗與暴發，比如說懸著的袖子、流蘇以及到處可見的開口和衩子。他在衣服上覆著一件針織背心，髒得像屠夫的外衣，說明了他散漫的個性。他的馬又瘦又可憐，更因為餓壞了而舉步蹣跚，這種馬在不列顛隻值三四十先令。他還有兩個奴隸步行跟著他，一邊趕著那可憐的畜生。

    笛福認為，這個中國男人的飲食習慣和家庭生活，就和他的旅遊方式一樣無恥下流。為了強調這點，笛福再次誇張地描繪他的主角，指出了他和不列顛中產階級完全背道而馳的價值觀：

    我們慢慢接近這位大人物的鄉間居所，見他正在門前一塊小地方用餐……他坐在一棵樹下，那樹看起來像矮棕櫚，樹蔭遮住他整個頭以及他朝南的身子；樹下同時擺了一把大傘，使他身體的另一部分也不會受到曝曬。他懶洋洋坐在一張扶手大椅上，身型肥胖。兩名女仆將肉送到他麵前，另有兩名女仆在他身旁服侍，我相信，歐洲紳士中很少有人會接受這種服侍的。一名女仆拿著湯匙喂這位鄉紳，另一名則一手端盤，一手拂去落在他胡子及衣服上的碎屑。這個大怪物根本不屑於這些舉手之勞的事，這些連貴如君王都寧可自己做而不願假手仆人笨拙雙手的事。

    笛福得以寫出這段文字，也許真有其消息渠道，也許全憑自己想象，無論如何，字句間頗有十四世紀約翰·曼德維爾文章的影子——描述可汗治下一位富人的生活：

    這位大人生活真享受。五十位少女伺候他吃飯、睡覺，任他隨心所欲差遣。他坐下用餐時，她們端上肉，一次就是五盤，一邊端肉一邊還唱著美妙的歌曲。她們在他麵前將肉切好，送至他口中，好像他是孩子一樣。他的雙手不切割任何東西，不碰任何東西，隻靜靜地擺在麵前桌上……等他吃膩了頭五道菜，她們再端上五道，一邊仍唱著歌。整個用餐過程就這樣持續著。這位大人就這麽過著日子，完全照著他祖先的方式，而他的兒孫也會繼續下去。他們每天除了喂飽肚皮，什麽事也不做，隻為了**享樂而活，就像豬欄裏的豬一樣。

    無論波羅、平托、利瑪竇還是閔明我，每一位旅行家都會想盡辦法詳述旅遊中國的路線，而且無論用的是哪一種方式，他們都盡可能將經過的中國城市及省份名稱拚出來。笛福筆下的魯賓遜卻不這麽做，他隻隨便編了個理由，就將讀者搪塞過去了。他表示，當他自一條小河淺水處過河時，跌下了馬，並浸透了全身：“我之所以提這件事，是因為我的筆記本全濕了，而裏麵正記載了許多的人名及地名。不小心的結果是，紙頁全糊了，所有的字也無法辨讀。裏麵全都是我這次行程造訪過的地方，真是損失慘重。”相信所有的人在看到這段描述的時候，都會忍不住去懷疑這位所謂作家是否真的經曆過這樣的事情他恐怕是根本就不願意去求證和考據，那些實實在在存在的事情，隻願意按照自己的一些親吻白狐變慢造。對於這樣的寫作態度，有一段假借對他主角的描述來進行毫不掩蓋的調侃和諷刺的描述非常值得一看：如此信口談論一本折損了的筆記本，對他根本毫無損失可言，因為魯賓遜早已深感不耐，恨不得早點離開中國，一輩子再也不回來了。

    就在最後幾段謾罵後，這篇尖酸刻薄的文章總算結束了。他說，中國浮華的“陶瓷建築”，除了“奇特”，根本一無可取。長城也許“工程浩大”，卻“毫無意義”，因為當地“巨石嶙峋，根本無法通行，而且峭壁高聳，敵人不可能上得來。如果他們爬得上來，那麽再高的牆也擋不住他們的”。魯賓遜除了指稱長城“沒有意義”，還表示，隻要願意，不列顛工程師隻需“十天，就可將其拆毀”，不在當地“留下任何痕跡”。

    一如二十年後的安生，笛福也是利用中國負麵的例子讚美他的祖國不列顛。然而這種慷慨激昂的論調卻與當時的社會趨勢背道而馳。當時的主流是，借著亞洲的優點彰顯西方社會內在的弊病。

    在所有主題曾涉及中國的此類小說中，約翰·曼德維爾的書為其中的第一部；他以遙遠的異國社會的一些例子，批評當時十四世紀中期基督教價值觀的缺點。曼德維爾設計了一個場景，讓書中的敘述者和“法語流利”又友善的蘇丹進行“私人對話”，借著這種對話，曼德維爾表達了他自己反傳統的宗教觀：

    待他們全部離開了，他問我，在我們國家裏基督徒如何管理自己。我回答：“王啊，管理得很好——感謝主。”他則說：“不對，完全不是這麽回事。因為你們的教士並沒有過著他們應該過的生活，因此他們沒有正確地侍奉主。他們應該樹立榜樣，讓比他們無知的人了解適當的生活方式，他們卻正好相反，立了所有最壞的榜樣。”

    這所謂的基督教社會之所以出現負麵的例子，完全是因為這個社會裏充滿了好吃、好喝的好像“無理性的野獸”般好打架的人：

    基督徒習慣於互相欺騙，並喜歡發偽誓。更糟糕的是，他們極端自負與虛榮，從來都不知道如何打扮自己。有時候他們穿著短裝，有時候長裝，有時候寬大，有時候合身。你應該效法你信仰的基督：單純、溫順、真誠、樂善好施。但是事實正好相反，因為基督徒太傲慢、太善妒、太好吃、太好色，最嚴重的是，太貪婪，他們會為了一點銀兩將自己的女兒、姊妹，甚至妻子，轉讓給覬覦她們的男人。

    類似這樣的虛構技巧，在十六世紀的烏托邦小說中變得屢見不鮮，其中包括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正式確立烏托邦小說的地位)、約翰·艾弗林曾提過的弗蘭西斯·培根的《新亞特蘭提斯》以及托馬斯·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就在笛福倉促將其有關中國的負麵評論付印時，孟德斯鳩在法國也正在撰寫《波斯人信劄》，並在1721年出版後，立刻大為暢銷。孟德斯鳩在書中，采用了曼德維爾模式，塑造了兩名中東訪客，針對法國社會的荒謬現象予以坦白批判。孟德斯鳩同時也從自己閱讀過的大量讀物中攫取資料，盡可能翔實地呈現中東社會。幾年之間，其他法國作家開始引用中國而非中東，作為批判自我文化的借鏡。

    而在不列顛，正在力爭上遊的自由投稿作家奧利佛·戈德史密斯，也決定從同一個寶藏內挖掘素材。（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