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是中華民族近代史上極其黑暗、極其沉重的一頁。

    這一年，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了全麵侵華戰爭，中國人民流離失所，大好河山慘遭踐踏，中華民族亡國滅種危在旦夕。

    1937年，也是中華民族開始全麵覺醒、全麵抗戰的一年。

    這一年，在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中華兒女迸發出像火山一樣的愛國熱情，義無反顧投身到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之中。

    “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淩。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

    在民族危亡的嚴重關頭，中國共產黨堅持以民族大義為重，製定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正確戰略、策略，實施動員人民、依靠人民的正確路線、政策，成為團結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

    延安，原名膚施，是古縣治。它地處黃河中遊、陝北高原南部，以黃河天險為屏障，地形險要。

    中共中央領導機關遷駐延安，是中國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

    紅軍長征途中，中共中央確定陝北為紅軍長征的落腳點。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後，中國共產黨麵臨的主要任務，是動員全黨和全國人民鞏固和平，爭取民主，早日實現全民族共同抗戰。

    為了更好地領導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1937年1月，在張學良東北軍撤離延安後，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由保安遷駐延安。

    1月13日這一天，延安城貼滿了歡迎中共中央領導的標語口號，歡迎的人們一早就排列在道路兩旁。

    在這些興高采烈的人群中，有城鎮居民，有機關幹部，有紅軍戰士，有學生，有從十裏八鄉來的赤衛軍和農民，還有從甘泉、延長、子長、安塞專程趕來的群眾代表。

    當毛主席等中共中央領導一行出現時，口號聲、歡呼聲、鑼鼓聲響徹延安山城。

    次日上午，在延安大操場舉行了盛大的歡迎中共中央進駐延安大會。

    毛主席發表重要講話，他號召軍民要團結一致，抗日救國；加緊生產，支援前線；加強統一戰線，一致對外，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他還風趣地說：今後要事事講抗日，處處為抗日作貢獻，即便是老婆和老漢兩口子拉話，也要談抗日。

    1937年9月，根據國共談判口頭達成的協議，中國共產黨蘇維埃中央政府駐西北辦事處改為陝甘寧邊區政府，轄陝西、甘肅、寧夏三省各一部地區，共20餘縣，200萬人。

    邊區及其首府延安，是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軍委所在地。

    “滾滾延河水，巍巍寶塔山”。從此，延安成為全國人民革命鬥爭的指導中心和戰略大後方，成為指引中國革命方向、照耀中華民族前程的紅星。

    在這裏，中國共產黨運籌帷幄，作出了關係中國革命前途命運的一係列重大決策。

    在這裏，無數革命青年和愛國誌士經受鍛煉和洗禮，跟著共產黨走上了抗日救國的道路。

    在這裏，許多愛國民主人士和外國記者親眼目睹蒸蒸日上的氣象，發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希望所在”“中國的希望在延安”的感慨。

    延安，不僅讓長征的紅軍有了落腳點，更是共產黨領導廣大軍民抵抗日本侵略、進而奪取全國勝利的出發地。

    中共中央領導機關遷駐延安後，為了盡快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國民黨就國共合作抗日進行了多次談判。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

    一、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二、保障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四、迅速完成對日作戰的一切準備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

    如果國民黨將這“五項要求”定為國策，中國共產黨願實行如下“四項保證”：

    一、實行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方針；二、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三、特區實行徹底民主製度；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堅決執行抗日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

    “四項保證”是對國民黨作出的重大讓步，毛主席就此指出：

    讓步是必要的，“因為這種讓步是建立在一個更大更重要的原則上麵，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與緊急性”，是為了團結一致抗日。

    “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在國內引起巨大反響，並得到國民黨內部抗日派的讚同。

    在國民黨的五屆三中全會上，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等為響應中國共產黨關於國共合作，聯合抗日的建議，提出關於恢複孫中山所製定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緊急議案。

    此後，2月至7月間，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葉劍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國民黨代表顧祝同、賀衷寒、張衝以及蔣介石、宋子文等人，先後在西安、杭州、廬山多次進行國共合作抗日的談判。

    在談判中，周恩來多次重申“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並提出中國共產黨草擬的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共同綱領。

    蔣介石等雖然多方延宕刁難，企圖限製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革命根據地的發展，以達到其“溶共”的目的，但也不能不在原則上承認國共合作抗日，並同意紅軍編為三個師45000餘人。

    在中國革命進程和國共關係即將發生重大變化的轉折關頭，中共中央大力加強自身建設。

    按照瓦窯堡會議精神，著力克服關門主義，注意發展黨員，建立健全黨的各級組織，使黨的組織和黨員隊伍得以發展壯大。

    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開擴大會議，討論目前國內政治形勢和黨的任務，並著重批評張國燾的錯誤，作出了《關於張國燾同誌錯誤的決定》。

    張國燾的嚴重錯誤造成的一個惡果就是西路軍的失敗。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紅四方麵軍一部2萬多人根據中革軍委的命令，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

    11月11日奉中央決定稱西路軍。西路軍指戰員在沒有根據地、沒有兵員物資補充、敵眾我寡的條件下，深入河西走廊英勇作戰，創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功績。

    1937年3月，西路軍在甘肅北部地區遭到最後失敗，董振堂、孫玉清、陳海鬆等絕大部分紅軍將士先後壯烈犧牲。

    餘部分三個支隊分路繼續艱苦轉戰。

    李先念率領的左支隊曆盡艱險，於次年４月到達甘肅、新疆交界的星星峽，尚有400餘人。在中共中央代表陳雲、滕代遠的接應下進入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為西路軍保存了血脈。

    西路軍不畏艱險、浴血奮戰的英雄主義氣概，為黨和人民英勇獻身的精神，同長征精神一脈相承，永遠激勵著中國共產黨人砥礪向前。

    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有蘇區、白區和紅軍代表參加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時稱蘇區代表會議。

    毛主席在會上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的結論，強調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重要性。

    接著，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白區代表會議，劉少奇作了《關於白區的黨和群眾工作》的報告，總結了黨在白區工作中的經驗教訓，闡述了黨在白區工作的基本方針和鬥爭策略。

    與此同時，毛主席用很大精力來做黨的理論建設工作。1937年夏，他在延安抗日軍事政治大學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從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辯證法的高度，著重揭露和批判了長期存在於黨內的主觀主義錯誤。

    其中的兩個部分後經修改，以《實踐論》《矛盾論》為題編入《毛澤東選集》。

    《實踐論》以社會實踐為基礎，深刻闡述了認識與實踐、主觀與客觀、知與行的具體的、曆史的統一，揭露了黨內“左”右傾錯誤路線的認識論根源，為人們正確地認識世界和正確地改造世界，為黨製定正確理論路線和戰略決策指明了方向和道路，提供了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基礎。

    《矛盾論》繼承中國傳統的矛盾辯證法優秀思想，深刻闡釋了對立統一規律，對中國革命實踐的獨創性經驗作出了具有經典意義的哲學概括、總結和創新，形成了邏輯嚴密完整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理論體係，為抗日戰爭和爭取未來中國革命的最後勝利提供了銳利思想武器。

    以上工作，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為共產黨建設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也為迎接即將到來的全民族抗戰做好了準備。

    1937年，距離北平30裏的宛平，是一座掩映在茂密莊稼地裏的小城。

    作為京南門戶，“局製雖小，而崇墉百雉，儼若雄關”。

    1937年入夏以來，日軍在宛平城附近頻繁進行軍事演習，同中國守軍第29軍進行了多次緊張對峙。

    7月7日深夜零時許，日軍以“仿佛”聽到宛平城發出槍聲、一名士兵失蹤為由，要求進入宛平城內搜查。

    中國守軍理所當然地拒絕了日軍的無理要求。天剛破曉，日軍就氣勢洶洶向盧溝橋一帶撲來，並用大炮轟擊宛平城，中國守軍奮起反抗。

    “盧溝曉月”勝景刹那間被打碎，盧溝橋畔一時間硝煙彌漫，日本由此開始了全麵侵華戰爭。

    日本經過明治維新之後，很不甘心局囿於小島。他們覬覦中國由來己久，實行大陸政策，多次發動侵華戰爭。

    特別是通過甲午戰爭並吞中國台灣和澎湖列島，通過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和日俄戰爭攫取了在中國東北南部和京津一帶等地區駐軍的侵略權益，通過發動九一八事變占領了中國東北全境，一些軍國主義者狂妄叫囂：“大日本皇軍不可戰勝。”(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