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40年代初葉，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如火如荼，而國民黨反動派卻出於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目的，以“皖南事變”為先導，掀起了第二次反共狂潮，國統區的大批著名作家、藝術家、記者、教授等愛國民主人士和進步文化人遭到迫害。

    為逃避國民黨反動派的搜捕，這些民族精英從內地紛紛轉移到了英國占領下的我國領土香港，利用香港的特殊政治環境，堅持團結抗戰的統一戰線，繼續為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貢獻自己的力量。

    然而時隔不久，新的危機又席卷而來。

    緊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的翌日，即公元1941年12月8日，事先集結在我國廣東省東南部的日本侵略軍突然大舉進攻香港。

    由於力量過於懸殊，駐港英軍節節敗退，在12月25日這個被稱為“黑色的聖誕節”裏，港督楊慕琦正式宣布向日軍投降。

    香港遂淪陷於日軍之手。至此，數百名民族精英的生命安全再次麵臨巨大的威脅。

    在這危急關頭，中共中央從延安、南方局周恩來從重慶分別緊急電示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廖承誌等，要想方設法把困在香港的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營救出來，同時要設法將他們迅速轉移到大後方去。

    廖承誌等人接受中央電令後，與當時正在香港赴會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副書記張文彬、粵南①省委書記梁廣、東江人民抗日遊擊隊政治委員林平、中共香港市委書記楊康華以及南方局派駐香港的李少石、潘漢年和劉少文等幹部緊急研究了營救工作，作出了分工。

    按照分工，梁廣與劉少文等留下領導香港島的營救工作，任務是負責把散布在港島的營救對象轉移到九龍。

    而當時由於日軍占領香港後大肆搜捕抗日人士，故而營救對象到處躲藏，不得不一再變換住址，要尋找他們並非易事。

    就在如此境況下，黨組織派出熟悉香港情況的潘靜安、黃施民、陳文漢等，費盡周折通過各種關係，按照廖承誌提供的名單終於把營救的對象一一找到，並幫助轉移到安全的住址；隨後即著手安排他們陸續分批地撤離港島。

    由於日軍嚴密封鎖了香港的交通，無論從哪條路線撤離港島都必須通過日軍的海上封鎖線，使得原本隔海相望的港九竟成了咫尺天涯。

    麵對這一難關，九龍方麵與港島方麵分別由李健行與愛國商人廖安詳往返於港九之間，終於辟出一條自港島銅鑼灣避風塘至九龍紅磡灣的大營救路線，並作出了巧妙安排：

    利用日軍立足未穩且因香港糧食和燃料等供應困難正著手疏散大批居民送往內地的有利條件，把營救對象扮成逃難的百姓從港島護送至九龍秘密接待部。

    接待站由林平政委領導，李健行、何啟明、何鼎華等具體負責，接待營救對象，提供食宿並按照不同對象安排撤離九龍至我內地的遊擊隊或其他地區。

    而護送這些營救對象的任務便曆史地落到了我東江人民抗日遊擊隊（即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東江縱隊的前身）港九獨立大隊的遊擊隊員身上了。

    且說活躍在廣東省東南部惠（州）東（莞）寶（安）地區的東江人民抗日遊擊隊根據黨中央“向一切敵人占領區域發展”的方針，已於先期布置好了應變準備：

    一旦日軍入侵香港，部隊即抽調精幹人馬挺進港九敵後。而就在此間，協助搶救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任務便不期而遇。

    在日軍進攻香港的炮聲中，一批批遊擊隊員按計劃陸續插進敵後新界、九龍地區，稍後不久即組建成港九人民抗日遊擊隊，又稱港九獨立大隊。

    他們積極發動群眾，開展抗日遊擊戰，建立敵後根據地。

    與此同時，他們調兵遣將開辟護送民族精英的安全通道。

    當時由於港英政權已經瓦解，社會治安十分混亂，特別是在偏僻的山區，土匪更是占山為王，猖獗一時。

    為此，遊擊隊果斷行動，出奇製勝，打逼結合，迫使沿途的土匪讓道。

    不數日，連接九龍至我惠東寶遊擊區的東西兩條交通線就順利打通了。

    從九龍市區經牛池灣過九龍坳到西貢，然後在企嶺下或深湧灣乘船渡過大鵬灣，在大梅沙、小梅沙、上洞或沙魚湧等地方登陸，轉入惠陽地區遊擊根據地。

    這條水陸兼程的交通線為東線，由蔡國梁（稍後擔任新組建的港九大隊大隊長）指揮，屬下有黃冠芳、江水等率領的短槍隊。

    從九龍青山道經九龍徑到荃灣越過大帽山到元朗十八鄉，然後渡過深圳河入梅林坳，進入位於寶安的白石龍根據地這條交通線為西線，由曾鴻文指揮，屬下有林衝等領導的短槍隊。

    至此，營救民族精英的準備工作就緒了。時值1942年元旦，秘密大營救就此揭開了序幕。

    是日拂曉時分，廖承誌、連貫、喬冠華一行首批在銅鑼灣避風塘登上小艇撤離港島。

    他們避開日軍的巡邏艇抵達九龍紅磡灣上岸，進入九龍市區廣東道一秘密接頭地點，與等候在那裏的林平政委等就整個護送工作進行了詳細研究和部署。

    隨後，黃冠芳領導的短槍隊奉命護送廖承誌一行去惠陽遊擊根據地。

    且說翌日早晨，黃冠芳隊長喬裝打扮，一副商人模樣，按照事前約好的時間、地點、暗號在九龍接待站與李健行接上了頭。

    見過了廖承誌一行後，他拿出事先準備好的“敬神”用的香燭、借口分給廖承誌他們每人一份，扮成“香客”混過了檢查崗哨，出了九龍城防封鎖線，到達一個叫牛池灣的地方。

    這裏按照約定負責接應的江水隊長領著七名短槍隊員已經在此地的“不夜天”茶室裏守候。

    江水將隊員分成三組並拉開距離，一個組在前麵偵察開路，一個組在後麵警戒殿後，江水領著一個組共四名隊員居中護衛著廖承誌一行。

    翻過九龍坳後，沿海邊小路經北圍、打壕墩、沙角尾、山寮趕到大環村我遊擊隊隊部。負責人蔡國梁熱情地接待了廖承誌一行。

    當夜幕降臨後，在蔡國梁率領的遊擊隊護送下，廖承誌一行在企嶺下海灣登船，隨即由劉培的護航隊接著護送。

    在配有機槍的前衛領航船的掩護下，他們悄悄地升帆出海偷渡大鵬灣，避開日軍海上巡邏隊並提防著海匪搶劫。

    淩晨三時許，劉培的護航隊員護送廖承誌一行登上沙魚湧，交給了前來迎接的惠陽大隊（亦屬東江人民抗日遊擊的一支）高健等率領的短槍隊。

    就這樣，首次護送任務在遊擊隊員的分段實施下順利完成了。隨即他們接受了新的護送任務。

    正當大營救緊鑼密鼓地進行時，日本侵略軍在港島城區貼出布告，限令“抗日分子”立即到“大日本報到部”或到“地方行政部”報到，否則“格殺勿論”。

    其“南支派遣軍”特務機關“大東亞共榮圈事務所”還在報紙上登出“啟事”：“請鄒韜奮、茅盾先生參加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

    甚至還有一個日本文化特務機關在香港的電影院打出幻燈：“請梅蘭芳、蔡楚生、司徒慧敏到半島酒店會晤”。

    讓日本人始料不及的是正當他們實施誘捕伎倆之際，這些“有幸”被“邀請”者已是人去樓空了。

    1942年1月9日午夜，鄒韜奮、茅盾等一行二十多人分乘三艘快艇從港島偷渡抵達九龍市區，分別落腳在幾個聯絡點。接待站決定安排他們由西線進入寶安遊擊根據地。

    兩天後的11日清晨，他們在謝愚照、麥容、趙林等交通員的帶領下，分成三組小心翼翼地穿過上海街，混進疏散的難民人群，沿著青山道過九華徑山坳到達荃灣，拐上山間小路，進入大帽山區。

    在這裏，他們又被“移交”給林衝率領的短槍隊去護送了。

    由於山區道路崎嶇，經過長途跋涉的“難民”們開始感到體力不支了，背著的包裹行李越來越沉，無奈之下，隻有一件件地丟棄了，而茅盾夫婦也忍痛丟棄了一件大的包裹。

    這裏護送的遊擊隊員義不容辭地幫他們一一拾起來背在自己的身上，有些隊員還背起了累得走不動的他們的家屬小孩。

    過了大帽山，他們終於走進了平坦的盆地，來到了元朗十八鄉大塘村的楊家祠──滿倉九大隊武工隊據點之一和重要的交通站。

    這時此地已聚集了好幾批從港九方向來的“難民”了，足有一百多號人。

    第二天，這些“難民”懷揣白皮紅心（指表麵上為日本人做事，暗地裏在為遊擊隊工作）的元朗鄉長簽發的“難民回鄉證明”，在曾鴻文率領的短槍隊的護送下分批上路。

    他們過元朗圩，沿著青山插落馬洲附近，渡過深圳河進入我遊擊隊控製的赤屋村。

    稍事休息後，他們穿過一條公路，又翻過一個梅林坳，終於安全抵達我東江人民抗日遊擊隊總部的臨時駐地白石龍村。

    這一批營救對象“到家”後，當然地受到了總部遊擊隊指戰員的歡迎和熱情接待。

    從1942年的一月初至二月底是營救工作的高潮，而一月底二月初則是最緊張的時刻。

    此間，每隔一兩天就有一批“難民”越過海上封鎖線抵達九龍秘密接待站，每批少則十來人，多則二三十人。

    到二月底已有三百人分別抵達我惠陽、寶安遊擊根據地。

    還有一些人因為在香港逗留時間長，容易暴露身份，或因年老體弱，不適宜爬山涉水，因而遊擊隊便另外安排他們從港九偷渡到長洲島再過澳門轉入內地。

    夏衍、蔡楚生、司徒慧敏、金山、金促華等文化界人士以及李少石和廖夢醒夫婦就是通過這條路線逃出虎口的。

    而何香凝、柳亞子等則是在江水率領的短槍隊員護送下先乘船到長洲島，然後換船直達海豐的汕尾港。

    在整個秘密大營救過程中，我地下黨員和港九大隊的遊擊隊員和交通員、秘密接待站的工作人員機智勇敢，以大無畏的精神全力以赴，從香港這個孤島上安全地營救出一批又一批在國內外的影響的人物，居然有驚無險。

    這充分體現了他們的智慧和勇敢。

    隻是在營救國民黨南京市市長馬超俊姨太太姐妹和電影明星胡蝶等人時，由於敵情有變，以致胡蝶的部分行李被日寇搶劫。

    全部營救工作先後曆時九個月。在這場港九秘密大營救中，由於各方麵的共同努力，共營救出愛國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國民黨上層人士及其這些人士的家眷，另外還有反法西斯陣營的一些人士，共計兩千多人。

    其中著名人士有：

    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茅盾、胡風、夏衍、沈誌遠、張友漁、胡繩、範長江、喬冠華、於毅夫、陳汝棠、劉清楊、張鐵生、張明養、羊棗、千家駒、黎澍、戈寶權、胡仲林、韓幽桐、吳金衡、葉贛士、惲逸群、廖沫沙、金仲華、楊剛、徐伯昕、梁若塵、黃藥眠、薩空了、沙千裏、周鋼鳴、高士袁水拍、蔡楚生、宋之的、葉以群、葉淺予、章泯、司徒慧敏、端木蕻良、司馬文森、胡蝶、華嘉、金山、沙蒙、王瑩、於伶、許幸之、舒強、藍馥心、藍馬、風子、盛家倫、胡考、丁聰、李伯球、鄧文華、鄧文釗、葉方、胡耐秋、張文、趙樹泰、李楓、成慶生、特偉、鬱風、上官賢德（餘漢謀夫人）、愛丁·賴特、都格拉斯、夏斯特等等。

    這場聞名中外、驚心動魄的港九秘密大營救其規模之宏大，參與人數之眾多，以及被營救者都全脫臉之徹底勝利，無疑是曆史上的奇跡。

    大營救的勝利，對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理所當然地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和各方麵人士的讚譽。

    大文學家茅盾先生感慨地稱讚：這是“抗戰以來（簡直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

    被營救出來的民族精英們不負眾望，愈發為中國為世界做出傑出的貢獻，故而在中國內乃至國際上多享有很高的聲譽。

    其中有些成為國家政府部門的領導人，有些成為文化藝術界巨匠，其他則成為新中國社會主義文化戰線上第一、第二代的中堅力量……

    屈指數來，這場偉大的搶救工作已過去70多個年頭了，然而它如同一座光輝的豐碑永存人間。

    而位於深圳市西部寶安區、龍華區和南山區交界地帶的羊台山森林公園正是當年寶安根據地的所在，如今這裏矗立起了一座勝利大營救的巨型雕塑，正是這場“最偉大的搶救工作”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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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①遵照中央指示中共廣東省委曾短暫劃分為粵北省委和粵南省委，粵南省委設在香港，包括惠州、東莞、今深圳特區等。(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