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

    兩天後，國民政府正式對日本宣戰。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開始建立，中國人民獨立抗擊強大的日本帝國達四年之久，現在終於迎來了轉機。

    但是狂妄的日本帝國義不惜與全世界人民作對。作為日軍南下計劃一部分，駐廣東的第23軍在12月8日向當時英國殖民地香港發起攻擊。

    次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簡稱軍委會）命令各戰區牽製日軍，以策應英軍作戰。

    中國第4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開始向廣州進攻，第9戰區所轄的粵第4軍歐震部及暫編2軍鄒洪部奉命南下支援①。

    日軍第11軍認為有必要再次掃蕩第9戰區，“牽製其南下的行動”，以保證第23軍香港作戰的順利。

    第二次長沙會戰後，日軍第11軍上下產生驕敵心態；普遍輕視國軍的戰力。

    他們竟大膽在距上次大規模會戰後僅兩月，部隊的補充休整尚未完成、準備不足的情況下便決定作戰。

    2月13日，阿南惟幾下達作戰命令，內稱：“我軍以策應第23軍及南方軍作戰，立即準備對江南地區發動攻勢。”

    決定調集王牌第6師團②全部及第3師團、第40師團主力共約7萬人；由於是配合第23軍作戰，所能集中兵力又有限，第11軍原計劃用兩周時間在汨羅江沿岸擊潰川軍第20軍、中央軍第37軍後，“即結束作戰”。

    其第6師團是日軍王牌中的王牌，南京大屠殺罪魁。

    侵華戰爭以來，一度“所向無敵”；然而在武漢會戰黃梅戰鬥中，被桂軍第7軍，第48軍圍攻近一個月首遭挫敗。

    1939年南昌會戰，在武實驗室又被川軍第72軍，第8軍（後改編為第10軍），湘軍第73軍再次擊敗。

    而第三次長沙會戰，這支號稱日軍中勁旅的王牌，將遭到前所未有的慘敗。

    同前兩次日軍湘北作戰事先仔細偵察、周密規劃相比，此次卻匆忙而粗疏，這也注定日軍的慘敗。

    日軍各部得令後就迅速向嶽陽以南集結，分別到達新牆河以北一線地區。

    阿南惟幾也在22日飛抵嶽陽指揮所，準備第三次掃蕩湘北，重現上次會戰殲滅國軍第9戰區主力的“輝煌”。

    而正是阿南惟幾在會戰開始後，突然改變作戰目標—一攻取長沙，釀成慘敗。

    國軍第9戰區雖在第二次長沙會戰中受到挫敗，部隊傷亡較大；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以下簡稱軍委會）及時召開了第三次南嶽軍事會議，檢討會戰得失。

    蔣介石與會，對第9戰區的高級將領痛加責罵；處決了戰前因休婚假而離開部隊的第74軍第58師長廖齡奇（後查明為冤案平反），將第10軍長李玉堂撤職（後在薛嶽力保下暫代軍長）；並再三強調防守長沙等處的重要性，還親自布置長沙防禦工事。

    1941年12月17日，第9戰區又專門召開了由戰區所屬官兵代表參加的“第二次長沙會戰檢討會議”，薛嶽根據前兩次會戰的經驗教訓，提出了一套在湘北實行後退決戰的戰略方針。

    薛嶽的後退決戰得到同仁們的認可，由此他詳加發揮著成《天爐戰》一書，下發給各軍官學習，以資未來作戰指導。

    會上薛嶽還仿照蔣介石不久前在南嶽軍事會議上的口吻責令官兵：“爾後各部隊作戰，不論大小戰役、不論任何部隊，不能存有打三天、五天、七天、八天就算了了事之惡劣觀念，必須立下必死之決心、必勝之信念，不勝則死，不勝則亡；前進則生，後退則死，絕無有敗生退存之理。”

    加上國民政府及第9戰區宣傳部門大肆頌揚“第二次長沙大捷”，保證了下級官兵的士氣並未因戰敗而受影響，反而士氣高漲。

    而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更使全國軍民受到巨大鼓舞，對抗戰前途充滿信心，部隊戰鬥力相比日軍恢複更快。

    日軍第11軍在其友軍香港作戰的同時大量集結兵力，國軍判斷敵方有進攻湘北，策應香港的企圖；便全麵開始應戰準備。

    薛嶽在9月22日召集戰區軍事首長會議，進行部署。同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又臨時把湘軍第73軍彭位仁部、土木係精銳第79軍夏楚中部、粵軍第4軍歐震部、蘇械精銳第74軍王耀武部4個軍劃歸第9戰區指揮，令各軍迅速赴湘北，大大增強了戰區作戰部隊。

    具體戰術上，仍是利用幾條河流的屏障節節抵抗，在敵人的正麵、側麵及背後進行襲擾，最後在瀏陽河、撈刀河間地區將進攻長沙的日軍全殲。

    前二次長沙會戰，日軍均以消滅第9戰區主力部隊為首要目標；而國軍則判斷敵方目標在於攻占長沙，並以保衛或收複長沙為主要作戰目標。

    即使在第二次長沙會戰損失慘重，但因日軍退出長沙，第9戰區在戰後總結中仍認為：“本會戰敵在戰術，戰鬥上雖獲得相當成功，而戰略上則全失敗。反之，我軍在戰術，戰鬥上固有失敗之處，而在戰略上實獲絕大之成功。”

    這顯示出雙方戰略指導思想上的差距，也凸顯了第9戰區在前兩次長沙會戰中始終處於被動的主要原因—一未正確判斷敵真實的作戰意圖。

    正是這種差距，造成了日軍兩次在湘北用兵，最後都打成了大規模的會戰。

    然而正是日軍在第三次長沙會戰開始後，突然將攻占長沙作為首要目標；才陰差陽錯的直接造成會戰的慘敗。

    1941年12月23日，日軍第40師團主力開始向新牆河北岸川軍第20軍第134師前沿陣地猛攻。

    湘北12月的天氣通常是晴朗幹燥的；可日軍進攻時，卻突降雨雪，氣溫驟降至零度以下，道路泥濘不堪，河水又深又急。

    這無疑對長途奔襲的日軍造成極端不利，大大影響了其機械化兵團威力的發揮。再加上連日陰雨，日軍空中優勢也無從發揮，無法配合地麵作戰。

    12月24日傍晚，日軍王牌第6師團乘大雨和夜色突破了川軍第20軍第133師陣地，從新牆附近渡過新牆河。

    稍後，第40師團也擊破了川軍第20軍第134師在河北的前進陣地，渡過新牆河。

    川軍第20軍主力在奮力抵抗後，在夜幕掩護下按計劃向東南側山區的王伯祥，十步橋，觀德衝一線撤退。

    同時，仍有少量部隊堅守正麵據點，以消耗，遲滯日軍推進。其中堅守傅家橋第133師第3營（又稱王超奎營）打的最為悲壯。

    麵對強敵層層包圍，猛攻之下，王超奎營長率部利用頹垣彈穴英勇拚殺，最後全營五百壯士全部壯烈殉國。王超奎也成為聞名全國的抗日英烈。

    12月25日，渡過河的日軍在破壞殆盡的泥濘道路上向國軍的二線陣地追擊前進。

    國軍官兵冒著風雨嚴寒與優勢強敵浴血拚殺，“有凍餒死於陣地者，有全營共陣地俱亡者，傷亡雖重，士氣未衰”。

    雙方激戰1天後，日軍仍未能完全攻破國軍防線。

    第6師團，第40師團主力便利用國軍防線的間隙，與先沿粵漢路南下的第3師團會合，準備渡過汩羅江，擊潰江南的第9戰區主力。

    國軍守衛汩羅江一線陣地的是剛剛在第二次長沙會戰中遭到嚴重打擊尚未整補完成的湘軍第37軍陳沛部，中央軍第99軍傅仲芳部。

    兩軍以新軍為界劃定防區，第99軍配置於新市以西至湘江的江南地區；第37軍配置於新市以東至張家坡的江南地區，兩軍均吸取了上次會戰中平行設置防線，被擊穿一點即全線潰敗的教訓，采取逐次抵抗，並在主陣地後麵構築了可以互相支援的縱深陣地。

    日軍精銳第3師團沿粵漢線一路南下，26日到達汩羅江北岸，便著手掃蕩江北，準備渡河。

    日軍在大炮，飛機的掩護下，向第99軍河夾塘，歸義的前沿陣地發起攻擊，雙方展開激戰。

    此時日軍獲知國軍在江南岸的部隊有撤退的跡象，可能使其圍殲企圖落空，便強令先頭部隊不待後援，立即“提前渡河”。

    12月27日中午，第3師團主力冒著國軍密集火力，成功強渡汨羅江；第99軍雖打的頑強，但終不敵日軍的優勢火力，主力後撤至牌樓峰、栗橋一線。

    第3師團為完成預定在汨羅江圍殲國軍第37軍的任務，在29日全力突破第99軍第二線陣地的一段後，即改變原先由北向南的攻擊方向，轉向東方的新開市，準備“迂回攻擊第37軍”。

    12月28日，負責主攻的第6師團、第40師團也分別在新市、磨刀灘等處渡過了汨羅江，日軍在渡江前後遭到了國軍第37軍頑強阻擊，加上連日雨雪，河水上漲，增加了渡河的難度，以致傷亡較大。

    同第99軍一樣，第37軍抵抗兩天後，也不敵日軍強大攻勢，為免遭更大損失，於30日向東側山地轉移。

    至30日，日軍進展比較順利，已攻至汨羅江南岸，對國軍部隊實施了打擊，吸引第9戰區部隊無法向南影響香港作戰，基本達到了預定目標。

    按第11軍原計劃，此時日軍應全力合圍第37軍，將其擊潰後，相機結束作戰。同時，日軍第23軍早在25日就占領了香港，第11軍在湘北作戰的配合作用完全喪失，更應盡早收兵，結束此次匆忙進行的作戰。

    而阿南惟幾卻無視戰前準備的不充分（如第一線兵團僅攜帶7日所需的糧彈等），突然改變了原定作戰目標，即命令部隊繼續向南進攻，以圖攻占長沙。

    這就意味著徹底改變了作戰目標，大大延長了作戰時間。這一決定，成為導致日軍在第三次長沙會戰中慘敗的直接原因。

    同一天，一心想報上次失敗之仇的薛嶽認為日軍已迫近預設之決戰區域，決戰在即，便向所部官兵下達決戰命令：

    “第三次長沙會戰，關係國家存亡，國際局勢甚巨；本會戰嶽抱必死決心，必勝信念，為捕捉戰機殲滅敵軍，獲得偉大成果計，特規定下列三事：（子）各集團軍總司令，軍，師長，務必確實掌握部隊，親往前線指揮，俾能適時捕捉戰機，殲滅敵軍。（醜）薛嶽若戰死，即以羅（指羅卓英）副長官代行職務，按照預定計劃，圍殲敵人；總司令，軍，師，團，營，連長如戰死，即以副主官或資深主官代行職務。（寅）各總司令，軍，師，團，營，連長倘作戰不力，貽誤戰機者，即按革命軍連坐法議處，決不寬恕。”

    薛嶽表達了其必勝之決心，這得到了蔣介石的肯定。

    阿南惟幾在策動第三次長沙會戰之初就有乘勢攻略長沙的意圖，開戰之後在汩羅江以北地區的順利進展，更讓他產生了可以輕而易舉地占領長沙的錯覺。

    他對長沙在中國抗戰中的戰略地位相當清楚，認為香港作戰結束，第11軍雖已無牽製中國軍隊的必要，但攻占長沙仍具有多重戰略意義：

    “予蔣政權以無聲的威脅”；“把（中國）向南方集結的兵力牽製到北方，使其有湖南隨時有可能受到襲擾之感”；“表明皇軍尚有餘力”；“予第6戰區以威脅”等。

    在這種貪功冒進的促使下，再加上他又低估了中國部隊的戰力恢複程度，對國軍已在長沙周圍屯集重兵的情況茫然無知。

    他僅憑前次的經驗斷定汨羅江南至長沙間國軍已無二線兵團進行有效抵抗，長沙的守軍十分薄弱。

    因此，便不顧倉促作戰，後方供應困難，氣候不利，敵情不明等兵家大忌，於29日貿然下達了“以主力向長沙方向追擊”的作戰命令。

    要求第3師團及第6師團一部進攻長沙，第6師團主力、第4師團則掃蕩長沙附近地區，保證攻城部隊的安全。

    日軍作戰計劃的驟然變更，使在艱苦條件下連續作戰的一線官兵疑惑不解。

    沒有理解作戰目的，士氣難免受到影響。負責後勤供應的參謀副長二見秋三郎和負責偵察中國軍隊調動情報的作戰主任參謀島村矩康，均對攻長沙有異議。

    二見秋三郎更直言進攻長沙是“自暴自棄之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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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①（不是《長沙保衛戰》中，薛嶽為引誘日軍第11軍，假裝派第4軍，第74軍支援廣東）。

    注②1923年到1925年這3年中在滿州駐屯。回國之後，於1928年3月第二次在山東出兵。（濟南慘案）九一八事變後於1932年年末重編參加了熱河作戰，在長城的冷口擊敗商震的32軍。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第6師團轉戰於永定河、保定以及石家莊。之後被配屬給柳川平助中將指揮的第10軍，在杭州灣登陸。迫使在上海的中國守軍全線崩潰，退向南京。第6師團也立即與其他部隊一起調轉方向追擊中國守軍，並完成合圍南京。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第6師團正是參與南京大屠殺的罪魁禍首。

    之後，參加徐州會戰、在武漢會戰中在師團長稲葉四郎的率領下，單獨一個師團沿長江北岸北上，在李品仙、李延年兩大軍團十幾個師的內外合擊中，強奪半壁山，田家鎮要塞，砸開了武漢的大門。隨後參加湘贛會戰，1940年第47步兵聯隊（大分聯隊）被編入新設的第48師團。從此第六師團變成3單位師團，1941年在師團長神田正種指揮下參加兩次長沙作戰，一勝一敗。(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