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夏，譚友林從荊門地區到武漢向湖北省委匯報他所了解的地下黨組織的工作情況。

    其間，他見到周恩來副主席。這時，彭雪楓①從河南確山縣竹溝鎮新四軍留守處也來武漢開會(他當時任留守處處長)。

    他們在一個食堂裏吃飯，住房也是一牆之隔。彭雪楓不知從誰那裏知道譚友林在長征時是賀老總部下的一個師政委，就動員譚去河南打遊擊，並想方設法說服譚。

    吃飯時彭和譚湊在一個桌上，吃過飯又跑到譚的房間去聊天。

    彭雪楓很善於言談，講起話來滔滔不絕，而且繪聲繪色，說得譚友林真有些動了心。

    一次彭雪楓好像看出了譚友林的心思，單刀直入地問譚：“願意不願意去河南打遊擊?”

    當時譚友林說：“願意當然願意，但我說了不算數，要請示周副主席同意了才行。”

    彭雪楓聽了高興地說：“請示周副主席，這個包在我身上了。”

    過了兩天，彭雪峰跑來對譚友林說：“周副主席、葉劍英參謀長都同意了。”

    就這樣，譚友林跟彭雪楓乘火車從漢口出發到河南確山，又從確山步行到竹溝。

    八月一日，他們開始辦第二期教導隊。學員大都是全國各地黨組織選送來的優秀青年學生，共二百多人，分兩個男生隊、一個女生隊。

    由方中鐸任隊長，譚友林任黨支書。譚主要做政治工作。

    教導隊的主課是抗日遊擊戰爭，其次是統一戰線、群眾工作和軍事常識。

    九月初，周副主席、葉劍英參謀長指示河南省委，將領導中心移向豫東，創建豫皖蘇邊新局麵，與八路軍冀魯部隊溝通聯絡。

    據此，九月底，學員結業時，一部分分赴各地開展抗日統一戰線工作，一部分學員，其中有彭雪楓從太原帶來的兩個班、方中鐸從臨汾帶來的三四十名青年學生及原老八團一部分傷員，裝備了由武漢領來的六挺蘇造輕機槍及部分彈藥被服，正式成立了彭雪楓遊擊支隊。

    遊擊支隊下轄參謀處、政治處、軍需處和一、二中隊，計有三百八十七人，各種槍支一百九十八支。

    彭雪楓任司令員兼政委，張震任參謀長。

    九月二十九日，遊擊支隊於竹溝誓師東征，跨越平漢鐵路，途經劉閣、界牌鎮、上蔡縣城磚橋等地，向豫東挺進。

    十月八日，遊擊支隊進抵西華縣北杜崗鎮，與活動在該地區的原豫西特委書記吳芝圃領導的豫東農民抗日遊擊第三支隊及先遣隊會師。

    吳芝圃是個大知識分子，教出來的學生很多，在豫東一帶很有威信和號召力，他領導的遊擊隊大約有七八百人。

    三支武裝力量會師後，為了統一領導，奉命合編為新四軍遊擊支隊。彭雪楓任司令員兼政委，吳芝圃任副司令員，張震任參謀長，蕭望東任政治部主任，譚友林任政治部副主任兼組織科長。

    支隊下轄三個大隊和一個直屬隊，大隊長分別是張太生、滕海清和老紅軍馮勝。

    合編後，遊擊支隊的任務是繼續東進，積極打擊敵偽，發展人民的抗日武裝力量。

    十月二十四日，遊擊支隊從西華出發跨過黃河繼續東進，於二十六日夜進至淮陽東竇樓宿營。

    竇樓是個小鎮，他們隻打算住一夜就走。第二天上午，部隊正準備出發，駐紮在戴集的日軍騎兵三十多人，由少尉林津率領，突然向他們襲來。

    這是他們會師合編以後，東進途中首次和敵遭遇。支隊當即決定迎戰，狠狠打擊一下日軍的囂張氣焰，掃除東進障礙。

    彭雪楓遂令直屬隊於竇樓南側迅速展開，令第二大隊占領馬菜園、穀店等有利地形對敵實施迂回包圍。

    張震率警衛連向敵正麵進攻，利用起伏地步步進逼敵人。

    同時，第一大隊由竇樓東南向敵右側，第三大隊由馬菜園東南向敵左側，實施迂回包圍攻擊。

    在新四軍數麵包圍之下，敵人慌了陣腳，傷亡了一半，少尉林津被當場擊斃，其餘敵人倉皇逃命。

    這一仗，共斃傷敵十多人，繳獲了一部分彈藥和軍用物資。

    首戰告捷，極大地鼓舞了部隊的士氣，更加增強了豫東人民抗日勝利的信心。

    由於遊擊支隊積極打擊日軍、漢奸，政治影響逐步擴大，受到當地群眾的熱烈擁護，有些進步的地方武裝也來投奔他們。

    在杞縣，有一支地方武裝，下層官兵大都是當地窮苦農民，對日軍燒殺掠搶深惡痛絕，要求抗日的呼聲十分強烈。

    但大隊長李壽山是個舊兵痞出身，喜歡作威作福，在抗日還是親日問題上經常左右搖擺。

    為了發展抗日武裝，壯大我軍力量，彭雪楓決定派譚友林帶人去改造收編這支隊伍。

    譚友林帶了五名幹部到了李壽山部，他們首先深入下層，熟悉士兵，在吃飯、行軍、操練、宿營中關懷和照顧他們，很快就和他們交上了知心朋友。

    他們經過一段調查摸底，進行了組織整頓和政治教育，還調整了李壽山等人的職務。

    當時，李手下有人要暗下毒手搞掉譚友林，但是，到處都有人給他通風報信，使他們的陰謀沒有得逞。

    譚友林終於於一九三九年一月將該部從杞縣帶到安徽的亳縣，與遊擊支隊二大隊合編為遊擊支隊第二團，滕海清同誌任團長，譚友林任政委。

    這個時候，遊擊支隊已逐漸壯大，下轄一、二兩個團(一團團長是張太生，政委是李耀)，一個獨立營、特務連、偵察連、衛生隊，共計一千三百五十多人，步馬槍一千零二支，短槍五十五支，輕機槍二十挺。

    遊擊支隊二團在毫縣編組以後，又奉命開赴安徽蕭縣。

    蕭縣駐紮著一股漢奸隊伍。頭子張振福是個兩麵派。日軍來了，他們就為虎作倀，給敵人送信帶路、“圍剿”抗日力量。日軍一走，他們又掛起抗日招牌，向老百姓索糧要餉。

    他們經常活動在津浦鐵路沿線，當地群眾對他們恨得咬牙切齒。二團一進蕭縣，老百姓紛紛跑來向我們訴苦，要求我們消滅張振福，給蕭縣人民除害。

    新四軍二團決心消滅這股漢奸武裝，派偵察員潛人敵巢，進行了偵察。

    張振福部有三百多人，十多挺輕重機槍，還有兩門迫擊炮，有一定的戰鬥力，加之他們又慣於耍兩麵派手段，在當地雜牌部隊中有一定影響。

    如果新四軍強取，正麵和他交戰，不一定能迅速取勝，還可能使我方招致重大傷亡。如果戰鬥時間一拖長，就不利於統戰工作。

    因此，有人不讚成“吃掉”張振福。但從當時的情況看，不“吃掉”他的部隊，新四軍就會失掉群眾，不能威懾其他雜牌軍，很難在蕭縣這個新地區站住腳。

    團黨委多次召開會議，研究作戰方案。一些同誌建議利用張振福表麵抗日這一點，邀請他們來聯歡。

    因為他們剛到蕭縣，兩支抗日部隊在一起聯歡是順理成章的。在聯歡的過程中，如果對方企圖不良，發生意外，繳掉他們的械，將他們一網打盡。

    權衡利弊，最後大家還是同意了這一方案。

    他們在駐地東仁台，嚴陣以待，一切準備就緒，便向張振福發出邀請。

    一天下午，他果然來了，帶著浩浩蕩蕩的隊伍，足有四五百人(後來才知道，他為了向我們炫耀力量，花錢雇了許多人，五個大洋雇用一天)。

    他們也作了準備，所有武器都帶在身邊，子彈也都上了膛。

    新四軍夾道歡迎，看到他們擦得明光閃亮的武器，特別是那十多挺嶄新的輕機槍，大家都有些“眼紅”。

    大概是下午五時左右，聯歡會正式開始，會場內警衛由張振福部擔任，會議也由張振福主持，譚友林和張振福都講了話。

    講話完畢，譚友林即喊警衛員找“隨軍記者”給大家照相留念。

    其實，根本沒有隨軍記者，譚友林是想借照相出其不意繳他們的械。

    這時，譚故意安排部隊排好隊形，把雙方部隊作了調整，把機槍等主要火器全部擺在隊伍前麵，幹部站在機槍後麵。

    第一排是張振福的幹部，第二排是新四軍的幹部，戰士則按大小個子排列。

    等了一會兒，警衛員跑來對譚說，記者找不到。

    譚說：“繼續找，讓記者趕快來，大家都等著昵!”

    譚又對張振福說：“記者昨晚熬夜了，恐怕找地方補覺去了，一會兒準來。”隨之，又令雙方部隊架槍，原地坐下來休息等待。

    在指揮部隊坐下休息時，新四軍部隊未聽清，還持槍站著。新四軍有個參謀是廣東人，他操著家鄉口音大聲對部隊喊：“還不架槍。”

    誰知敵人把“架槍”誤聽成了“繳槍”，頓時亂作一團。此時擔任警衛的張部首先朝譚友林的警衛員開了一槍，“砰”的一聲，警衛員倒在血泊中。

    會場馬上一片混亂。新四軍的幹部早有準備，聽到槍聲，立刻搶過架在場上的張部的十多挺機關槍，一齊朝持槍的張部開火，因為子彈都上了膛，端起來就能射擊，一下子就掃倒了一大片。

    譚友林一個飛身，從舞台上跳了下來，落在死屍堆裏，血濺了一身。

    譚爬起來，舉起左輪子，向敵人高喊：“放下武器的不殺，誰敢反抗，死在眼前。”

    聽到喊聲，敵人紛紛繳械投降。也有少數人帶著武器逃出了會場，沒跑多遠，就被新四軍安排的埋伏繳了械。

    僅三十多分鍾就結束了戰鬥。打掃戰場時，新四軍發現張振福被打斷了腿，躺在屍首堆裏呻吟，這個罪大惡極的漢奸得到了應有的下場。

    這一仗，新四軍可發了“財”，繳獲輕重機槍十三挺、步槍二百多支、駁殼槍五十多支、迫擊炮兩門，使新四軍的裝備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人民群眾受到了鼓舞，那些暗中勾結日軍的雜牌軍隊不寒而栗，新四軍迅速發動群眾，在蕭縣站穩了腳跟，打開了抗日的局麵。

    新四軍進駐永城縣的書案店時，由於日軍反複“清剿”，人民群眾的生活非常窮困，加上敵頑的重重封鎖，新四軍同竹溝辦事處的聯係也被切斷了，部隊經費十分困難，每天連幾分錢的油鹽錢都開不出，部隊經常開不了灶。

    記得有一次，二團行軍到了一個村莊，沒有辦法開飯，譚友林就把部隊拉到村口，讓大家唱歌。

    一唱歌，許多人都來圍觀，其中也有幾個地主豪紳向我們恭維，歡迎部隊進駐他們村。

    譚友林一邊接待他們，一邊故意高聲問後勤的同誌：“炊事班怎麽還沒有趕上來?今天又要誤飯了。”

    那些地主豪紳一聽，馬上迎上來說，他們負責給部隊管飯。

    靠這個辦法，新四軍偶爾能吃上一兩頓白麵饅頭。

    後來，實在沒有辦法，彭雪楓又派人到“國統區”想法募捐，結果收效甚微。

    鹿邑縣的縣長魏鳳樓是個不得誌的國民黨軍官，對蔣介石政府的腐敗無能非常痛恨，接近下層，同情抗日。

    張愛萍做他的統戰工作，他給了新四軍軍需上的一些援助，但是解決不了大問題。

    眼看就要過春節了，部隊缺糧少衣的燃眉之急還無法解決，二團決定賣掉十幾匹戰馬，彭雪楓把他心愛的坐騎也賣掉了。

    彭雪楓在這種艱苦的生活中表現了革命者的樂觀主義精神。新同誌一補進部隊，他就給他們講“書案店賣馬”的故事，從“窮兵賣馬”講到隋唐時期的秦瓊賣馬，講得他們樂哈哈的。

    後來，“書案店賣馬”的故事一直被傳為佳話。當時，部隊經常吃紅薯和高梁餅，大家把煮紅薯叫“香腸”，把高梁餅叫“抗日餅”。

    彭雪楓還風趣地說：“高梁窩頭蘸辣椒，越吃越上膘。”

    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下，新四軍時刻注意做群眾工作，經常為老百姓做好事。當地群眾非常感動，為遊擊支隊送了一麵旗子，上書“天下聞名第一軍”七個大字。

    一九三九年十月，胡服同誌(即劉少奇同誌)來新四軍遊擊支隊傳達中央在敵後普遍建立抗日政權的指示，接見了團以上幹部。

    會上，他著重講了為什麽要建立政權，怎樣建立政權?胡服同誌的講話，撥亮了他們心中的燈，大家都高興地說：“有了抗日民主政權，抗日就更有力量了！”

    胡服同誌臨走前，譚友林送給他一件皮坎肩作為紀念。胡服告訴譚友林說：“你送給我皮坎肩，正好!延安地方冷啊，我又送你什麽作留念呢?”

    他翻著帶來的行李，找出一件皮夾克，披在譚友林的身上，說譚年輕，穿上這個更精幹、很合適，就送給譚作為留念。

    胡服同誌走後，遊擊支隊放手發動群眾，建立抗日政權。沒多久，豫皖蘇邊區抗日政權連成了一片，部隊的經費也有了來源，迅速扭轉了過去被動的局麵。

    這時，新四軍遊擊支隊已發展到了七千多人。一天，新四軍軍長葉挺從江南來到江北指揮部。彭雪楓派譚友林去江北指揮部主動找葉軍長匯報開展敵後遊擊戰爭的情況，並爭取要一個新四軍的正式番號。

    譚友林帶了一個警衛班從蒙城出發，不到兩天半就來到了江北指揮部的駐地——廬江東場池，見到了葉軍長。

    譚友林匯報完後，葉軍長講了四點意見。葉軍長的四點指示通觀全局，分析透徹，對新四軍遊擊支隊的工作既有肯定，又有希望，既交代了今後的戰鬥任務，又指明了今後努力的方向。

    十一月間，彭雪峰的遊擊支隊正式改稱“新四軍第六支隊”。

    此時，西華黨所領導的自衛軍第七路，由於反共軍推進西華，無法立足，在王學武率領下，東進豫皖蘇邊根據地，改稱新四軍第六支隊第二總隊。

    以後，六支隊又將蕭縣地區遊擊隊和宿縣獨立團編為第三總隊。至此，我新四軍第六支隊已發展到擁有一萬七千餘人的遊擊兵團，彭雪楓同誌任司令員兼政委，吳芝圃同誌任副司令員，張震任參謀長，蕭望東任政治部主任。

    部隊下轄三個團四個總隊。一團團長張太生，政委李耀；二團團長滕海清；三團團長周時源，政委方中鐸。一總隊隊長魯雨亭；二總隊隊長王學武；三總隊譚友林先任隊長兼政委，後專任政委，隊長是耿蘊齋；四總隊隊長張愛萍。

    部隊有追擊炮十門，長短槍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多支，輕機槍一百二十九挺，重機槍十三挺，擲彈筒三具。

    彭雪楓帶領第六支隊活動在東抵津浦鐵路，西依黃泛區，北枕隴海鐵路，南跨渦河至淮上一帶廣闊的地域內。

    後來，六支隊奉八路軍總部命令，曾改番號為十八集團軍第四縱隊，轄四、五、六旅，劉震任四旅旅長，滕海清任五旅旅長，譚友林任六旅旅長。

    一九四一年初，第四縱隊又改編為新四軍第四師，在師長兼政委彭雪楓的直接領導下，浴血奮戰在豫皖蘇邊區。

    這一年，譚友林奉命離開了四師去了延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注①彭雪楓（1907年9月9日-1944年9月11日），生於河南省南陽市鎮平縣，中國工農紅軍和新四軍傑出指揮員、軍事家。畢業於育德中學。

    參加過第三、四、五次反圍剿，二萬五千裏長征，組織過土成嶺戰役，兩次率軍攻占婁山關，直取遵義城，橫渡金沙江，飛越大渡河，進軍天全城，通過大草原，是抗日戰爭中新四軍犧牲的最高將領之一。被毛澤東、朱德譽為“共產黨人的好榜樣”。

    1944年9月11日，中彈犧牲，時年三十七歲。(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