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淞滬會戰，國民政府70萬野戰陸軍，最終不敵約30萬鬼子兵。

    1938年徐州會戰第二階段，李宗仁50多萬大軍差點被20多萬日軍包了餃子。

    同年的武漢會戰，蔣介石親自指揮的110萬大軍，還是被不到30萬日軍擊敗，武漢淪陷。

    而1944年的“豫湘桂戰役中”，日本人更是出動了史無前例的50萬大軍，隻有對比一下才知道此戰的危險。

    “豫湘桂戰役”是國民政府一方的稱謂，日本人的戰役代號是“一號作戰”，被東京參謀本部稱為“明治維新以來最大的一次軍事行動”。

    日軍糾集了華北方麵軍、第六方麵軍、第11軍、第13軍、第23軍等侵華日軍主力，還從關東軍調來的大批增援部隊，地麵兵力達到了曆次戰役的峰值。

    由此僅就兵力對比而言，客觀來說，即便是百萬國軍也是必敗之局。

    日本人內部又稱此次戰役為“縱貫大陸交通線作戰”，也就是要打通從東北到華北、從華北再到華中、從湖南經廣西最終進入越南的鐵路交通線。

    因為太平洋戰場的水上運輸線已被美軍基本封鎖，位於越南西貢的“南方軍”司令部餓得快不行了，迫切需要補給渠道。

    而海軍已經沒有力量翻盤了，於是日本人無奈之下，認為陸軍還能打打，所以選擇了打通陸地交通線。

    在這條準備打通之漫長的鐵路線上，黃河以南的河南省（豫）大部，尚在中國軍隊的控製之下，蔣鼎文第一戰區司令部就設在洛陽。

    嶽陽附近新牆河以南的湖南省（湘）大部，也在薛嶽的控製之下，第九戰區長官部位於長沙。

    而廣西（桂）當時更是抗戰的大後方，第四戰區長官部所在，這都是日本人想打通鐵路線以及摧毀機場群，而必須新增的攻取之地。

    現在該明白“豫湘桂戰役”的名字由來了吧？

    所以豫湘桂戰役的戰場範圍非常巨大，其中河南段的戰事又被稱為“豫中會戰”，湖南段的戰事又被稱為“長衡會戰”，而廣西段的戰事則被稱為“桂柳會戰”。

    一次戰役涵蓋三場大型會戰，規模可想而知。按理說，日本人到了1944年已經是強弩之末，就算國軍最終失利，也不應該敗得太慘。

    可是結果如何呢？結果是，除了方先覺①守衡陽有一抹亮色外，餘皆一敗塗地。

    日軍出動的兵力超過50萬人，新建了14個混成旅團和8個野戰補充隊，戰馬10萬匹及汽車15000輛。

    按照當時的中日戰力比，沒有個150萬以上的軍隊應戰，重慶一方都很難守住上述地區。

    但問題是，可以打敗仗，卻不應該敗得如此之慘！

    豫湘桂戰役的慘敗，是連蔣介石都沒有料到的事情，更讓美國方麵對國民政府的軍隊大失所望，間接催生了《雅爾塔密約》的簽定和蘇軍後來出兵東北，其軍事和政治影響是非常深遠的。

    那麽，已經得到了一定美援和美械的國軍，為什麽會敗得如此之慘呢？

    除了兵力上的對比差距之外，歸結起來還有以下四大原因：

    第一，國軍高層的戰略誤判非常嚴重。

    戰爭進入到1944年以後，日本法西斯的敗象已露，尤其是在太平洋戰場上幾近崩潰，上自蔣介石下至各戰區司令長官，都不認為日本人還有力量在中國戰場發動大規模的攻勢。

    在日本人緊鑼密鼓醞釀“一號作戰”的1944年3月間，蔣介石還跑到衡山呆了兩周多，期間召開了第四次南嶽軍事會議。

    然而此次會議沒有研究任何日軍可能發動攻勢的議題，而是部署1944年的部隊調整、換裝和局部反攻事宜。

    在蔣介石等人看來，日本投降隻是時間問題，中國抗戰最危險最艱難的時期已經度過。

    比如第一戰區蔣鼎文，換掉衛立煌之後整整兩年都沒有進行認真備戰，加之跟副司令長官湯恩伯內鬥不止，所以黃河河防形同虛設。

    第九集團軍（高霆第九軍團升編）總司令高霆多次建議整頓河防防線，但戰區置之不理。

    甚至連日軍留在南岸的一個橋頭堡（兩個大隊的兵力）都懶得清除，因此當日軍於4月份發動突襲時，37天連丟38城，真的是一潰千裏。

    包括之前表現還好的薛嶽，也不太認為日軍還敢再取長沙，第九戰區的應戰準備也比較差，遂有長沙的迅速淪陷。

    “天爐戰法”早就被日本人琢磨透了，再加上橫山勇第11軍兵力充足，所以薛嶽肯定要敗走麥城。

    第二，國軍內部的腐敗和“等勝利”思想非常嚴重。

    從1939年以後，日軍並沒有再進行大規模的戰略級進攻行動，三次長沙會戰、浙贛會戰、鄂西會戰、常德會戰等等，都屬於“短切突擊”的掃蕩式作戰，也就是重創國軍部隊、破壞所到區域後，打了就跑。

    尤其是1942年以後，這種態勢更加平常，第一和第九戰區平安無事（常德原屬第六戰區），所以抗日戰爭相持階段進入到深水區後，既然沒有大仗可打，兩個戰區部隊駐防相對比較穩定，腐敗問題就顯現出來了。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四省邊區總指揮的湯恩伯，本來抗戰初期打得還可以，然而後麵幾年從軍人淪為了政客。

    湯恩伯每天研究的不是怎樣抗日，而是怎麽攀龍附鳳和擴充軍隊，手下的兵力從一個集團軍擴充到四個，戰鬥力卻反而下降了。

    尤其是縱兵殃民，使“水、旱、蝗、湯”成為了河南四大災害。

    所以當日軍大舉殺來時，湯恩伯的四個集團軍迅速崩潰，他和蔣鼎文也被雙雙撤職。

    萬般無奈，蔣介石隻能以胡宗南代理第一戰區司令長官，並率兵東進阻遏日軍兵叩潼關。

    其實第九戰區也好不到哪裏去，薛嶽兼著湖南省主席，吏治很是腐敗錢也沒少撈，甚至還有了脫離重慶擁兵自重的念頭，這都不是空穴來風。

    第三，重慶政府和地方實力派的矛盾日趨尖銳。

    這一點主要體現在蔣介石與白崇禧的關係上麵，集中爆發在桂柳會戰期間。

    當時兩廣地區歸張發奎的第四戰區指揮，廣西境內既有中央軍、也有粵軍和桂軍，然而廣西地方當局和桂軍，又隻聽白崇禧的命令，無論是張發奎還是老蔣都指揮不動。

    日本投降已是定局，桂係也在拚命保存實力，盡管方先覺死守衡陽給廣西爭取了47天的備戰時間，然而當日軍攻進全州以後，桂柳會戰仍然打得亂七八糟。

    國軍還有另外一個頑疾，那就是“各掃門前雪”，各戰區從來不會積極主動配合其他戰區的作戰。

    因此豫湘桂戰役開打後，第一、第四、第九戰區倉促應戰，本來就隻有招架之功。

    而且由於日軍抽調兵力用於主要戰場，其他防區的兵力已被稀釋到最低程度。

    可惜的是，第三、第五、第六戰區均沒有做出有力配合，奉命出動進行牽製性作戰時，也是出工不出力，沒能從河南、湖南和廣西戰場上調回一個日本兵。

    1944年的國民政府軍，盡管坐擁600萬以上的軍事人員，但是從骨子裏透著一股腐朽，這是由蔣介石的獨裁和任人唯親所決定的。

    第四，重慶軍委會也缺乏有力的戰略預備隊。

    在如此規模巨大的會戰中，統帥部是必須要掌握一定數量的戰略預備隊的，以便在戰役進行中隨時加強到危險地段。

    然而在美國方麵的壓力下，老蔣很不情願地下達了滇西反攻的命令，這樣，大部分換裝美械和半美械的精銳，都去滇西和緬北作戰了。

    其中包括衛立煌的20多萬中國遠征軍、杜聿明的昆明警備部隊、以及新一軍、新六軍等王牌部隊。

    這就使重慶方麵在戰局最危急的時刻，拿不出來有力預備隊，比如為了阻止日軍在貴州的推進，不得不從遙遠的第一戰區、第六戰區甚至第八戰區抽兵救援。

    同時，蔣介石還不願意抽調胡宗南的主力南來，胡部當時已經得到了相當美械，並且河防壓力大大減輕。

    但是老蔣不肯解除對陝甘寧邊區的軍事封鎖，那怕西南非常危急。這一點甚至連美國顧問都看不下去了。

    而沒有生力軍的投入，河南、湖南和廣西的戰場，就隻能以原有的兵力維持作戰（大約是120萬人，三大戰區各有約40萬的兵力），那麽損失一部分就少一部分，最終使戰局不可收拾。

    豫湘桂戰役從1944年4月中旬爆發至1945年1月為止，八個多月時間裏國軍損兵50餘萬，喪失國土20多萬平方公裏，包括河南、湖南、廣東、廣西、福建等省大部和貴州一部。

    丟掉了洛陽、長沙、桂林等146個中小城市，七個大型空軍基地和36個飛機場，用“一潰千裏”來形容並不過分。

    並且如此的慘敗發生在日本投降的前夕，實在令人無法理解和憤怒不已，也難怪老蔣後來三年就敗亡大陸。

    因為日本人的這次攻勢又被稱為“回光返照式的一次行動”，被快死的人給揍趴下了，怎麽能說不丟人呢？

    除了上述諸點，史學研究者還進一步作了分析。這些分析雖然有些大同小異，但也不乏精到之處。

    1944年初，日軍因在太平洋戰爭中節節失利，使得海上交通線被美軍切斷，不但滯留在南洋的數十萬日軍與本土失去了聯係，甚至連本土都受到了美軍的嚴重威脅。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改變了戰爭策略，將主攻方向從太平洋戰場移至中國戰場。

    日軍先後從黃河南岸至信陽，湖南嶽陽至越南諒山，衡陽至廣州集結了51萬部隊及250架飛機，對我軍發起全麵進攻。

    日軍的意圖是打通中國境內由北到南的交通線，建立一條聯係南洋的陸上通道。

    該戰役由於交戰地點大多位於河南、湖南和廣西三省，因此也被稱為豫湘桂戰役(日軍稱一號作戰）。

    此時的中國，已經進入到全麵抗戰的第十三個年頭（包括東北抗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全麵爆發也已經曆時五年。

    經過十幾年的戰爭洗禮，國軍的官兵大多早已不是抗戰初期時連飛機、坦克都沒見過的生瓜蛋子。

    尤其在1944年以後，得到了大批美、蘇武器裝備支持的國軍，在火力上也已經可以和日軍不相上下，甚至在炮兵方麵還要壓過日軍一頭，完全可以與日軍展開大規模的炮戰。

    就是有著這麽多美蘇援助的裝備，又手握雄兵400餘萬（包括收編的偽軍），蔣介石才對國軍的實力異常自信，也想在盟軍各國節節勝利的時候打出一場漂亮的大勝仗，為自己日後在新的國際形勢中贏得更多發言權。

    於是，在他的組織下，國軍針對來犯的三路日軍，製定了一整套防禦方案，以第一、第四和第九戰區擔當主要防禦任務，參戰部隊更是多達130餘萬。

    在這場大戰中，國軍幾乎凝聚了華中、華南地區的所有部隊，兵力上是日軍的2.5倍且處於守勢，本應占有絕對優勢。

    甚至在大戰開始前，蔣介石等國民政府軍政高官已經開始計劃，此戰要一舉將日寇由西向東全部殲滅，實現醞釀已久的全麵大反撲。

    可事實卻完全與他們的預期相反，看似占有絕對人數優勢，又配備了大量美、蘇裝備的國軍卻被日軍打得節節潰敗。

    其三條戰線全部吃緊，最後不但沒收複一寸土地，反而喪失了4個省會、146座城市（豫中會戰37天失38城）、7個空軍基地和36個飛機場以及20多萬平方公裏的土地，導致6000萬人民無家可歸。

    為什麽國軍這場看似勝券在握的戰役會有如此慘敗？

    難道國軍的戰鬥力真的如此不堪嗎？

    其實國軍一些部隊在戰鬥中還是十分英勇的，其作戰能力也並非人們想象的那麽不堪。

    隻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軍高層根本不了解自己的真正實力，對待此次戰役也太過盲目自信了，為什麽這麽說呢？

    首先，國軍當時麵臨著雙線作戰並受到盟軍全球戰略的嚴重影響。

    蔣介石可能不知道，盟軍在整個二戰中的兵力投入重點一直都是在歐洲戰場，雖然美英兩國也有在亞洲投入兵力保護他們的亞洲利益。

    但相比於在歐洲與德國、意大利死磕的精銳部隊，亞洲的美軍頂多也都是大批量擴編的二線部隊，而英軍在東南亞的部隊更是連二線都算不上，幾乎全部都是殖民地的協戰軍，稍有戰鬥力的部隊都早已龜縮回本土守護老巢了。

    而在中國戰場上，英、美、蘇三國隻有少量的空軍誌願飛行員助陣，其它全部都要靠中國人自己來單獨麵對日軍的進攻，並且是同時在東、西雙線與日軍開戰。

    而且，由於搶奪補給線的重要性等原因，國軍精銳大半都搭在了對西遠征軍上，能夠抽調到豫湘桂會戰上的部隊雖然數量眾多，但真正能堪稱精銳的卻是很少。

    此外，為了組織緬北大反攻，國民政府幾乎搭上了所有的儲備彈藥，連駝峰航線和其它外界援華的通道也全部被用在了遠征軍上。

    如此一來，就使得東麵的對日作戰（豫湘桂作戰）各部得不到任何外來補給，戰鬥力自然更是大打折扣。

    反觀日軍，為了準備這場大會戰，特地從東北調運了10萬匹戰馬，1500輛汽車，1000門大炮，以及大批量的關東軍入關作戰。

    由於是困獸之戰，所以日軍此次絕對是用上了全力。

    幾年前在進攻武漢時，日軍甚至調集了36萬多人，對武漢守軍發動猛攻，這是自日俄戰爭以來，日軍在攻打一個地區使用過的空前絕後的強大兵力。

    何況此次，日軍調集的兵力多達51萬之眾。

    所以，在斷絕了外來補給又無法將最精銳的幾支部隊從遠征軍抽調回來的情況下，即便豫湘桂會戰中國軍投入了大批部隊，其中也不乏很多部隊配備著不次於日軍的武器裝備，其戰鬥力也依然要遜於日軍一截。

    其次，國軍各部各自為戰，且防共甚於防日

    如果說，除了雙線作戰且大量精銳都無法從西線調回外還有什麽原因，那就是國軍各部缺額甚多，內部派係林立，各部間根本沒有默契可言，且防共甚於防日。

    國軍的大敗看似是沒有得到各盟國的援助，西線戰場又拖了後腿，但實際上最大的原因則在於國軍各部缺額十分嚴重。

    可以這樣說，名義上是130萬人的部隊，實則頂多也到不了一百萬人，且內部派係林立，相互間鉤心鬥角。

    當日軍在華中地區大舉來犯時，駐守河南的第一戰區各部率先投入戰鬥，可第五、第九戰區卻遲遲沒有對日軍發動大規模進攻，牽製日軍向第一戰區增援。

    同樣，在第四、第九戰區遭到攻擊時，其它戰區也是一樣策應不力，更不要說大舉增援了。

    試問，這樣的配合作戰，能贏得了嗎？（日軍在總體的兵力頹勢演變成了在局部的兵力優勢）

    而且，當時由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各部本可以成為國軍並肩作戰的兄弟部隊，與其攜手共同抵抗日軍。

    但蔣介石卻不但不給八路軍和新四軍參戰的機會，還對我黨所領導的部隊嚴防死守，將不少本應用在對日作戰的部隊用到了防禦新四軍上。

    這樣一邊防著友軍，一邊又缺編少員、毫無默契，國軍的豫湘桂會戰又怎能打的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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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①方先覺（1905~1983年），男，漢族，字子珊，江蘇省徐州府蕭縣（今安徽蕭縣）人。抗日愛國將領，國民革命軍二級上將。

    方先覺蕭縣第四高等小學畢業後，就讀於江蘇省立徐州中學。之後，入讀南京第一工業學校，考入國立中央大學工學院電機係。以後，轉學軍事，先後就讀於黃埔軍校第3期步兵科、黃埔軍校高教班第2期、陸軍大學乙級將官班第4期受訓。此後，他相繼參加北伐戰爭、中原大戰、台兒莊會戰、長沙會戰、衡陽保衛戰等軍事行動。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5月），在衡陽保衛戰中指揮國民革命軍第十軍麵對6倍於己的日軍重兵圍攻，堅持防守47日。

    1949年底，離開大陸去台灣。晚年有《子珊行述》《衡陽堅守戰回憶》等著作，1983年3月3日在台北病逝。(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