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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騰訊總部的檔案室僅100多平方米，平常隻有一位女士默默地管理著。在那裏，窗明幾淨，最多的資料是剪報冊，從2000年開始，騰訊委托一家剪報公司每月把各類媒體的報道編剪成冊，然而到2006年以後，大概認為沒有什麽用，連這項服務也暫停了。
    騰訊的會議幾乎沒有做文字紀要的傳統，更不要說什麽影像資料，能夠收集得到的檔案都分散於各級管理部門的主管手上。幾乎所有人都告訴我，騰訊是一家靠電子郵件來管理的公司，很多曆史性的細節都留存或迷失於參與者的記憶和私人郵箱裏。絕大多數的騰訊高管都是技術出身的理工男，他們對數據很敏感，可是對於我所需要的戲劇性細節則一臉茫然。這似乎是一家對自己的曆史“漫不經心”的企業，這裏的每一個人都覺得這樣的狀態“挺好的”。一位高管對我說：“互聯網公司的人都是這樣的，對於我們來說，昨天一旦過去，就沒有任何意義，我們的眼睛從來隻盯著未來。”
    更要命的是，騰訊的業務條線之紛雜是出了名的，連馬化騰自己都在微信朋友圈裏很不好意思地說：“每次向領導講解清楚騰訊的業務模式，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一段時間，我每訪談一個事業群的總裁，都要先請他在一張紙上把管理和業務架構圖畫出來。有一次，我問主管人力資源的高級副總裁奚丹：“騰訊到底有多少產品？”奚丹說：“這個問題恐怕連pony也回答不出來。”
    這一切都是我在2011年著手創作本書時，完全沒有預料到的。在過去的5年多裏，我走訪了60多位騰訊的各級管理者，並進行了多輪次的百人級外圍訪談。這一段時間，正是微信崛起的時間，騰訊內部的組織架構又進行了兩次大調整，而其戰略上的升級與激烈的產業擴張更是讓人眼花繚亂，所以，本書的創作既是一次大規模的“田野調查”，同時也是現場即景式的目擊記錄。本書原定的出版時間是2013年年底，那是騰訊創業15周年的紀念時刻，然而，我一直到3年後的2016年年底，才算勉強完成了全部的創作。
    我要感謝騰訊以及馬化騰對我的工作的支持。從一開始，他們就承諾徹底地開放，我可以約談公司內部的任何人和部門，他們也不會對我的創作觀點予以過多幹涉。在5年多時間裏，我感受到了這家公司的坦誠，也能夠體會到他們在前行中的激越、焦慮與彷徨。
    在2007年前後，我所主持的藍獅子財經創意中心曾出版了阿裏巴巴的第一本官方傳記《阿裏巴巴：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那時正值阿裏在香港上市，bat即將成為中國互聯網的新統治勢力。而此次的漫長創作，讓我再一次進入這個產業的核心地帶。也是在2014年5月，我在微信公眾號平台上開通了“吳曉波頻道”，開始陌生而艱難的自媒體試驗。對阿裏、騰訊的兩次貼身調查，無疑大大地提高了我——作為一個傳統文字工作者和企業觀察者的“互聯網智商”。
    在本次創作過程中，我最要感激的是騰訊公關部，劉暢（她已經離職創業，現正在熱火朝天地做著她的伴米）、李航、嶽淼、王曉冰、周南誼、毛曉芳（我開始創作的時候，毛毛剛結婚，現在她的第二個寶寶也即將誕生，據說公關部同事給這個孩子起了一個小名叫“傳傳”）、杜軍（也已離職）和樊傑等，他們給予了我最無私的幫助，若沒有他們不嫌煩瑣地約談安排和原始資料匯集，完成此次創作是不可能的任務。藍獅子的陶英琪、趙晨毅、陳一寧、李雪虎、孫振曦同樣付出了很多的勞動，孫曉亮、王天義、王亞賽等幾位設計師完成了裝幀設計和圖表繪製。
    要感謝的外部訪談對象名單太長，在這裏我隻能列出主要的這些人：胡延平、段永朝、謝文、羅振宇、方興東等等。其中，羅振宇是本書的“始作俑者”之一，在“3q大戰”後，正是他向騰訊決策層提議創作本書，並“舉賢不避友”地推薦了我。
    每一次創作都是遺憾的藝術，我們永遠無法窮盡事實的真相，或者說，事實在被文字重新編織的時候，便已經忍受了選擇、遺棄乃至扭曲的過程。尤其是在非虛構的企業史創作上，一個被遺漏或未被觀察到的細節，就可能讓一段公案得以重新解讀。總體而言，一家企業的存在價值是產業繁榮的結果，而不是原因。我所能保證的是細節和數據的真實，其中若有漏失，過錯全部在我。
    感謝我的家人，邵冰冰一直是本書稿最執著的催促者，在她看來，完成是唯一的解脫之道。我的女兒吳舒然現在去洛杉磯讀大學了，她離我的世界越來越遠。不過，如果有一天她決定回國開展她的事業，那麽，我寫過的那些書也許就有被她打開的可能了。
    最後，要感謝互聯網，在過去的20年裏，它如此顛覆性地改變了我們每一個人的人生，也如此深刻地改變著我們這個國家。我們受惠於它，自當有記錄它的責任。
    吳曉波
    2016年10月18日
    於杭州大運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