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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蒂夫沒有沃茲那樣的天賦，但卻有著與生俱來的渴望，想要把好產品送到盡可能多的人手裏，供人們使用，這一點讓他從一大群搗鼓電腦的業餘愛好者中脫穎而出。史蒂夫仿佛天生就是一位經理人，善於說服別人去追求隻有他才能看到的目標，然後與別人通力合作，鞭策別人達成這個目標。這種才華的第一次展現是在1972年，他和沃茲展開了一次看上去不可思議的商業合作。
    在史蒂夫的幫助下，沃茲做出了第一台數字“藍盒子”，這台機器能模擬電話公司轉接設備的信號，連接到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的任何一部電話。隻要把這台使用電池的小設備放在電話的聽筒邊，就能騙過貝爾電話公司的轉接係統，免費撥打國內長途電話甚至是國際長途電話。當然，這麽做是非法的。
    沃茲做出“藍盒子”電路板後，願意免費和大眾分享，幾年後，當做出第一代蘋果電腦（apple i）的核心電路板時，他也是這麽想的。但史蒂夫卻建議把電路板組裝成完整的機器後賣掉，以便從中賺點錢。沃茲在完善電路板設計的同時，史蒂夫忙著整理必要的材料，給“藍盒子”定價。最後，這台非法機器的定價是150美元，大部分都賣給了大學生，他倆總共淨賺6000美元。兩個男孩兒進入大學的寢室樓，挨個房間敲門，詢問住在裏麵的學生這是不是喬治的房間。喬治是虛構的人物，被設定為專門盜用電話線路的飛客。如果學生對此話題很感興趣，他倆就會展示藍盒子的功能，有時候能成功賣掉一台。不過，銷售情況不算太樂觀，有一次一位潛在客戶居然用槍指著史蒂夫，逼他交出“藍盒子”。從那以後，他們就金盆洗手了。不過，這是個還不錯的開端。
    在描繪史蒂夫職業生涯的書裏刻畫他的精神生活似乎顯得不合時宜。但史蒂夫年輕的時候的確非常虔誠，通過服用迷幻劑，也通過宗教信仰，努力探尋表象之下的深層次內涵和意識。精神追求大大拓展了史蒂夫的智慧與視野，讓他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可能性，比如與眾不同的產品，比如徹底顛覆傳統的商業模式。
    正如同矽穀的大環境孕育、塑造了史蒂夫對技術的樂觀態度，20世紀60年代的時代背景促使這位充滿好奇心的年輕人不斷去探索更深層次的真理。和同時代的其他年輕人一樣，史蒂夫浸染於反文化運動的浪潮中，充滿了質疑精神，渴望掙脫傳統的桎梏。史蒂夫屬於戰後嬰兒潮一代，他嗑過藥，沉醉於鮑勃·迪倫、披頭士樂隊、感恩而死樂隊和搖滾女王珍妮絲·賈普林（janis joplin）的反叛歌詞中，甚至喜歡邁爾斯·戴維斯（miles davis）的爵士樂小號演奏，戴維斯的演奏比搖滾歌手更極端、更純粹、更抽象。他也會鑽研思想家的著作，比如日本鈴木禪師（suzuki roshi）、拉姆·達斯和帕拉瑪漢沙·尤伽南達（paramahansa yogananda），在史蒂夫眼中，這些大師都是哲學之王。那個時代所傳遞出的信息顯而易見：質疑一切，特別是權威；勇於嚐試；上路流浪；無所畏懼；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從庫比蒂諾的霍姆斯特德高中（homestead high school）畢業後，史蒂夫去了位於俄勒岡州波特蘭的裏德學院（reed college）上大學，從那時起，他的精神追求之旅已然開啟。沒過多久，這位任性的大一新生就開始翹課，隻去上自己感興趣的課，一個學期後，他就退學了，父母並不知情。第二個學期，他開始旁聽各種課程，包括一門書法課，根據他自己的說法，麥金塔電腦字體設計的靈感正是來源於這門課程。他同時開始鑽研亞洲的哲學思想和神秘主義，而且嗑藥嗑得更頻繁了，甚至把嗑藥當成了神聖的宗教儀式。
    第二年夏天，身無分文的史蒂夫回到庫比蒂諾，他隻能再次住到父母家裏。他經常會去俄勒岡州的一個蘋果園工作，那裏同時也是一座公社。之後，他在庫比蒂諾找了份工作，在雅達利公司（atari）當技術員。雅達利公司是由諾蘭·布什內爾（nolan bushnell）創立的一家電腦遊戲機廠商，家庭電視遊戲pong就是這家公司的產品。史蒂夫不僅擅長修理遊戲機，還成功說服布什內爾幫他支付了去印度的旅費，條件是去德國修理幾台投幣遊戲機。史蒂夫去印度是為了追隨朋友羅伯特·弗裏德蘭的腳步，弗裏德蘭就是蘋果園的主人。
    印度之行是一場浪漫的追尋之旅，去追尋真正有意義的生活方式，當時的文化背景恰恰鼓勵這樣的追尋。“你要把史蒂夫放到時代大背景中去，”拉裏·布裏安特說道，“我們在追尋什麽？那個時代存在著一條代際鴻溝，遠比現在左翼、右翼之間的鴻溝或是原教旨主義和世俗主義之間的鴻溝要大得多。盡管史蒂夫的養父母非常善解人意，但他還是需要與羅伯特·弗裏德蘭和其他一些在印度的朋友交流，這些人去印度是為了追尋內心的平和，他們認為已經找到了想要尋找的東西。而這也正是史蒂夫想要追尋的。”
    史蒂夫去印度原本是想拜訪尼姆·卡洛裏·巴巴大師，人們也稱之為馬哈拉傑–吉，布裏安特和弗裏德蘭都曾師從於他。但在史蒂夫到達印度的幾天之前，大師就去世了，這讓他抱憾終身。史蒂夫在印度的生活隨心所欲、漫無目的，和其他前來朝聖的年輕人一樣，都是為了追尋無法從自己的家庭中獲得的更開闊的視野。他去參加了一場近1000萬人參加的宗教集會。他穿著棉質的長袍，吃著奇怪的食物，一位神秘的大師還幫他剃了頭。他得了痢疾。他在印度第一次讀到尤伽南達的著作《一個瑜伽行者的自傳》（autobiography of a yogi），這本書他之後還會多次閱讀。2011年10月16日，史蒂夫的追悼會在斯坦福大學紀念教堂舉行，每位到場的賓客都拿到了一本《一個瑜伽行者的自傳》。
    根據布裏安特的說法，“史蒂夫並沒有把‘苦行僧’這個概念當回事。”大部分印度苦行僧都過著如同和尚般清貧的生活，全部注意力都在精神世界裏。但史蒂夫野心勃勃、充滿鬥誌，顯然不適合過苦行僧的生活。“禁欲隻是個浪漫主義的想法。”布裏安特說道。回美國後，史蒂夫並沒有看破紅塵，也沒有完全摒棄東方的唯心思想，而是慢慢對佛教產生了興趣，因為與奉行禁欲主義的印度教相比，佛教與現世世界有更多的交集。一方麵，他想追尋個人精神世界的領悟；另一方麵，他胸懷野心，想要打造出足以改變世界的產品，佛教使他得以將這兩個目標融為一體。佛教對史蒂夫這樣一位不斷發掘自我潛能的年輕人產生了吸引力，即使後來史蒂夫逐漸成熟，佛教對這位在智慧上永遠躁動不安的人來說，吸引力依然不減當年。佛教的某些方麵與他十分契合，為他的職業選擇提供了哲學依據，也為他的審美期待打下根基。佛教讓他覺得追求完美是合乎情理的，無論是對他人的要求、對自己的要求還是對產品的要求。
    在佛教哲學中，生命常常被比喻成一條奔流不息的河，世間萬物、每個個體都處於永恒的變動中。以這樣的世界觀來看，追求完美也是一個漸進持續的過程，永遠都不可能徹底完成。這個觀點與史蒂夫的個性是完全契合的。看著眼前還沒做完的半成品，接下來要做的幾個新產品的設想就會自動出現在他腦海裏。他永遠不會對可能性設限，因此他的工作也永遠沒有完成的那一天。盡管史蒂夫幾乎不會進行任何自我心理剖析，但他在生活中不斷革故鼎新；盡管有時候他的固執己見已經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但他總是在不斷適應、不斷修正，依照自己的本能去學習、去嚐試。他本人也一直處於發展、變化的過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