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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長大人說：“哎喲，人怎麽能和蓮花比，人就是人，身處社會中，你必須要和別人交往，你現在把人都得罪光啦！”
    劉伯溫說：“沒有啊，我也是個有朋友的人！”
    縣長大人冷哼，說：“你那些朋友對你的前途沒有任何幫助。”
    高安縣縣長大人說的好像沒有錯。劉伯溫在高安時結交的幾個好友都是一身正氣的文人。其中有個叫李爟的是個畫家，但他的畫作似乎是意識流，沒有人能看懂。至於黃伯善兩兄弟，詩歌寫得漂亮，曲作得也特別好，可對劉伯溫身在官場，卻總報以“鄙夷”的眼光。幾個人在一起，唯一能談的就是辭章之學。劉伯溫有一次喝了點酒，感歎說：“‘滿懷荊棘無人掃’啊！”李畫家對劉伯溫翻著白眼說：“俗事，這都是俗事，來，喝酒！”
    其實，劉伯溫麵對的是無以複加的官場腐敗，一個真有責任感的爺們兒就該勇敢向前，而不是做縮頭烏龜。做縮頭烏龜其實也不要緊，但不能洋洋得意於縮頭策略。
    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孔子那樣的，在良知的指引下，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另一種是莊子那樣的人，我逃避，我拚命地逃避，然後我把逃避美化成一種人類的高級情操。
    劉伯溫當然屬於孔子那樣的人，不過，孔老夫子很慘，有時候連基本溫飽都解決不了。當時有一些如李爟那樣的所謂隱士就嘲笑孔子是喪家狗。可劉伯溫和孔子有個不同之處，劉伯溫不靠遊說，隻靠做實事。孔子是玩嘴巴，劉伯溫是玩行動。
    他的行動也的確獲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在高安做縣長助理的第三年，隔壁的新昌州出了件命案。凶手是蒙古人，案發後，凶手用大量金錢賄賂初審官，初審官本著“拿人錢財替人消災”的古老中國式處世原則，就判為誤殺，案子草草了結。
    ——我們在這個案子上就可以發現，元王朝的民族歧視政策，並沒有堅持到底。至少到了劉伯溫在高安做官時，可能已經瓦解。不然，初審官不會判那個蒙古人是誤殺。他完全可以判是故意殺人，不過賠對方一頭毛驢的錢。
    原告也不是吃素的，他本來是當地的豪族。於是整合各種資源，終於上訴到了上一級政府瑞州路。知府是個官場油條，看到原告和被告都是沾惹不起的人，就想拎出個愣頭青充當敢死隊，有人馬上不懷好意地想到了高安的劉伯溫。
    劉伯溫聽到天降大任於身，興奮異常，在他看來，這儼然是被重視的象征。於是，風塵仆仆趕到瑞州路，雷厲風行，不出幾天就澄清了案情真相，凶手按照法律必須要償命。初審官隻好抱著那筆受賄銀回老家養老去了。初審官走時，召集了被告家屬和許多蒙古朋友，把劉伯溫攻擊得體無完膚，並且提醒這些人，劉伯溫這人就是個瘟神，在這地方一日，你們就不能有自由，好自為之。
    蒙古人一聽，就要從腰裏抽出蒙古刀。元王朝時代的蒙古刀和現在的蒙古刀大有不同。那玩意如月牙形，長一尺，插進人的肚子裏，向上一挑，再抽出來，大腸冒著熱氣就掛在上麵了。腸子在肚外還保溫，但人卻不死，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大腸熱氣消散，才死掉。蒙古人的騎兵所以所向披靡，他們的那種彎刀起了很大作用，在和敵人互相衝殺時，他們的彎刀隻需下沉三分，刀尖就能碰到對方的馬肚子，然後一挑，馬肚子就開了，馬的五髒六腑全落入塵埃，自然，對手隻能從馬上摔下來。
    關於蒙古人要把劉伯溫開膛破肚的事，劉伯溫那位頂頭上司最先得到了消息。他並不是個正義的人，隻是良知還未泯，所以他把一封推薦信交給劉伯溫，要他到江西行省的治所龍興路（今江西南昌）南昌縣去。因為在那裏有個他的朋友，對劉伯溫早有耳聞。
    劉伯溫麵不改色地問：“如果不走呢？”
    縣長大人用手掌在肚子上橫切了一下，說：“剖腹的幹活。”
    劉伯溫說：“我不信。”
    縣長大人說：“我不管你信不信，總之，我是按良心做事。而且，這是命令，趕緊給我滾出高安！”
    劉伯溫感歎了一句：“高安，難以高安啊！”感歎完這句話，他骨子裏的傲氣突然噴湧上來，又憤恨地感歎一句，“賢士無路可走啊！”
    關於這句感歎，劉伯溫當時隻是意氣用事，並無例子證明。多年以後，他在其著作《鬱離子》中填補了這句感歎的空白，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有三個商人在集市上販賣藥材。商人a專賣好藥，根據進價定價，不賤賣，但也不漫天要價；商人b既收上等藥也收下等藥，有人要買上等藥，他就給上等藥，有人買下等藥，他就給下等藥；商人c從不收上等藥，隻管多收下等藥，而且價格便宜，顧客要求添點他就添點，從不計較，所以他的生意非常火爆。一年多的時間，他就成了大富翁。商人b在第二年也富了起來。隻有那個商人a生意差得出奇，青天白日的，他藥鋪門口像墓道一樣安靜，結果很快破產了。
    劉伯溫在這個故事最後感歎說：“現在做官的，就是這種情況。春秋時期楚國邊境上有三個縣的長官，其中一個很廉潔，但不能博得上司的歡心，離任的時候窮得連頭毛驢都雇不起；另一位，常瞅準機會，能撈的時候就撈一點，人們非但不指責他，反而稱讚他能幹；第三位無所不貪，用聚斂的錢財巴結上司，對待部屬像親兒子般的關懷，對待富家大戶像對待賓客一樣的熱情，不到三年，就升大官啦。百姓還認為他非常好，這真是太陽底下最怪的事了！”
    其實，劉伯溫感歎的無非是賢人，也就是他自己不得誌，惡人拔頭籌。
    這種感慨，其實也有故意呻吟的成分。總覽曆史，許多英雄人物在未飛黃騰達、深處底層的時候，都有過這樣的感慨。注意一點，中國古人喜歡寫詩，而且特別喜歡用誇張修辭，所以我們總能看到一群怨婦般的人，站在高岡上，看著萬裏長的綿綿青山和河水的九曲十八彎，對自己的失敗發出哀歎。
    劉伯溫在二十多歲時會發出這樣的哀歎，也在情理之中。但他發出的哀歎並未在高安終結，還有高安續——南昌。
    感慨南昌
    如果按他“高安難安”的思路，那麽南昌對他而言，就是難（南）以“昌”。他到南昌政府後的職務是掾史（省長秘書），行政級別上有所提高，但權力卻不如高安縣丞。縣丞還能獨立辦案，掾史隻能寫寫報告。
    江西行省長官對劉伯溫的印象不錯，不過遺憾的是，體製原因決定他不能對劉伯溫委以重任。這一體製就是蒙古人對漢人的歧視，漢人在官場，永遠是老二，永遠是被猜忌和排擠的對象。
    江西行省長官對劉伯溫說：“你僥幸不被我們蒙古人開膛，應該心存感恩，在這裏好好幹吧。”劉伯溫就皺起了眉頭，但還是點了點頭。那位長官看他點頭並不是很痛快，就又鼓勵他說：“好好幹吧，你是進士出身，不出人頭地，那是沒有天理的。”
    劉伯溫一聽到這話，馬上就起了奮起之心。但他的長官突然又問了句：“你說進士這玩意有用嗎？我們大元廢除了那麽久，也沒見天塌地陷啊！”
    劉伯溫對這位省級大員的愚昧吃驚不小，他很想用科舉的曆史來證明長官的愚昧，但隨即一想，長官說得也沒錯。大元王朝沒有科舉，的確存活了很多年。現在天下有點亂，可不是沒有科舉惹的禍，而是有些自以為是的人自擾之。
    劉伯溫如果站在中國專製王朝的末期，就會發現，元王朝對知識分子的不重視，也有個顯而易見的好處：元王朝終其一生沒有文字獄，沒有文字獄，對於知識分子而言就是天堂了。
    但在那時候，劉伯溫看不到。他也不會因為這點和自己無關的事而沐浴焚香擺靈棋。因為他沒有分身術，進入江西不久，劉伯溫就正式投入繁重的工作中。他的工作不僅是案牘，還要和官場圈子打交道。
    圈子對於官場人而言就是氧氣，看著是沒有，但一離開它，非死不可。劉伯溫雖然懂奇門遁甲、五行八卦，但這些神奇的技術不能自行製造氧氣。所以，他必須要跟官場圈子打交道。
    然而，他在這方麵是個廢物。在爛汙的政治環境下，官場更是烏煙瘴氣，在這裏，高級情操是忌諱，所以，氣節、道德、名譽都被擯棄在外。劉伯溫身上恰好有這些東西，這些東西常常警告他，對它們不要視而不見。這就讓劉伯溫很痛苦。
    明朝有位叫洪應明的隱士說：“標節義者，必以節義受謗；榜道學者，常因道學招尤。所以呢，君子不近惡事，也不立善名，隻要和氣渾然，才是居身之寶。”
    洪隱士又說：“處世不必與俗同，也不要與俗異；做事不必令人喜，也不可令人憎。”
    我們說，中國曆史上有太多洪應明這種站著說話不腰疼的所謂人生導師了。洪應明早期做官，因為受不了當時的官場文化，所以辭職在家，專心著書，於是有了本《菜根譚》。《菜根譚》裏全是人生處世哲理，不過注意一點，這些處世為人方麵的哲理，是洪應明從之前的宦途失敗中總結出的，總結出來後，就再也沒有在官場中實踐過。
    《菜根譚》乍一看上去，處處機鋒，處處使人眼前大亮，可真有人在官場或者在名利場中實踐過它嗎，實踐得又如何呢？
    人生經驗是最靠不住的，古人說了，事非經過不知難。看到一兩句哲理就成事的，世界上沒有這種人。
    當然，不是說洪應明的《菜根譚》不好，隻是他在說那些哲理的時候，是置身事外的。置身事外，當然想怎麽說就怎麽說。中國曆史上那些道教氣質濃厚的人，說著些超然度外的話，卻不肯把這些話拿到實踐中去，結果隻能是紙上談兵。
    再來看《菜根譚》這類中國式處世的內容，全是龜縮律令，它讓人遇事不要抱怨社會，要反躬自省。要人以德報怨，以保全肉身為第一要務。
    中國道家這種“退讓”思想正是兩千年君主獨裁製的溫床，因為“退讓”就意味著不爭，苟且偷安，獨裁者最喜歡的就是人民不爭，沒有爭鬥，他才能想幹什麽就幹什麽。
    老子有句話很可恨，叫“以德報怨”，連孔子都看不下去了，說：“如果以德報怨，那拿什麽報德？”這足以說明，以德報怨不是白癡的想法，就是狡獪的詐術，有人用這種方式其實是做給人看，落下個聖人的名聲，名聲一成，利益就來了。
    我們說了這麽多，無非是想說，劉伯溫就在官場中，他不能融入那個圈子，就隻能退出，沒有第二條路可以走。按洪應明的意思，別標榜節義，也別標榜道德，君子不做招別人討厭的惡事，也別立什麽善名，居身之寶就是在人群中裝成是一個俗人，但內心保持純潔的氣質。
    也許這種要求還可以做到，隻要假裝一下就可以了。但下麵的話“處世不必與俗同，也不要與俗異；做事不必令人喜，也不可令人憎”就很難做到了。怎麽才能不與俗同，又不與俗異？怎麽做事才能不讓人喜，又不讓人恨？
    這種在文字上籠罩煙霧、故意弄不清楚的中國式哲理隻能意會不可言傳。劉伯溫在三十歲左右時還沒有這種理解的能力，所以，他在南昌很快就被人攻擊了。
    有人說，這人故作清高，請他吃飯他不來；有人說，這人太自以為是，不就是個南人嘛；還有人說，這人外表忠厚，內心奸詐，用他們漢人的話說就是——假道學。
    劉伯溫的領導可就找到了他，擺出一副對外麵的傳言深信不疑的姿態來，說：“你呀，還是年輕，不知道什麽叫官場體統，怎麽可以這樣做人呢？”
    劉伯溫說：“我給您講個故事吧。戰國時魏國大臣龐恭要陪太子到趙國去做人質。臨走前，龐恭問魏王，‘假如現在有人告訴您，說鬧市上有一隻老虎，大王您相信嗎？’魏王說，‘你當我是豬啊，鬧市哪裏來的老虎？’龐恭又問，‘假如又有人說鬧市有老虎，大王你相信嗎？’魏王想了想，搖頭。龐恭再問，‘如果再有第三個人說鬧市有老虎，您相信嗎？’魏王痛快地回答，‘我當然相信了啊。’龐恭於是總結說，‘鬧市沒有老虎，這本是常識。但是，因為三個人都說有老虎，聽的人就相信了。現在，我離魏國如此遠，所以說我壞話的人超過三人，希望大王您要相信的時候，記得這個故事。’”
    劉伯溫的領導說：“這個就是‘三人成虎’的典故吧？”
    劉伯溫說：“是的。它說明了一個問題：一個假消息，說的人一多，也就成真的了。”
    劉伯溫的領導說：“你這人恐怕有受虐狂傾向。你認為所有人都敵對你，所以把所有人都當成敵人，這樣如何幸福呢？”
    劉伯溫說：“我沒有這種傾向，但現在詆毀我的人實在太多，而且您也相信了。”
    劉伯溫的領導說：“那我就不明白，為什麽有那麽多人詆毀你。”
    劉伯溫說：“請讓我再給你講個故事吧。有座叫女幾的山，喜鵲喜歡在那裏建造巢穴。有一天，山中來了隻老虎，喜鵲連忙飛集起來，亂叫起來。八哥聽見了，也飛集起來，亂叫起來。狐狸過來看到，問它們，‘老虎是陸地行走的動物，它能把你們怎樣？你們怎麽如此膽小？’喜鵲回答，‘你沒有聽過虎嘯生風嗎？我們擔心風把我們的巢穴吹翻，所以在這裏擔心得狂叫。’狐狸又問八哥，八哥無話可答。狐狸就笑了起來對八哥說，‘喜鵲的窩在樹梢，怕風，所以擔心老虎。你們住在洞穴裏，並不怕風，幹嗎也跟著亂叫？’”
    這是個寓言，劉伯溫的領導沒有聽懂，所以劉伯溫還要解釋給他聽：“一條狗對著人狂叫，其他的狗就會跟著它對著人的影子狂叫。但因為眾口鑠金，眾口一詞，就能混淆是非。大人您現在可能就被混淆了是非。”
    劉伯溫的領導正色道：“胡說，我是個是非明辨的人。”
    劉伯溫就問：“那您現在認為我是好人還是壞人？”
    領導思考了很久，清了清嗓子說：“這個我不知道，我隻知道你是個不合群的人，你不適合在官場啊。”
    劉伯溫長歎一聲，說：“那我再給你講個故事吧。”
    他的領導製止了他，說：“我不喜歡聽故事，直接說道理。”
    劉伯溫就問：“政府用人，是僅為了充數，還是為了選拔優秀人才，靠他們管理好國家？”
    他的領導說：“從理論上來講，是為了選拔優秀人才，發揮他們的作用。”
    劉伯溫笑道：“這樣看來，你根本就沒有實踐理論，你看看你下麵的那群人，除了貪贓枉法外，一無是處。”
    他的領導很不高興，因為下梁不正，上梁肯定也直不到哪裏去。
    劉伯溫不等他還口，馬上說道：“農夫種田，不用羊拉犁；商人運貨，不用豬拉車。這是因為它們不能勝任這種事，怕把事情弄砸了。現在您用人，還不如農夫和商人。”
    領導這次太不高興了，眼睛通紅，頭發隱約冒出小火星，劉伯溫見勢不妙，轉身就走。
    在回去的路上，他掐指一算，自己已經在南昌待了一年。他不必用八卦五行，隻憑五官就搞明白了一件事：這個王朝官場的腐朽已經是從內到外，無藥可救了。貞潔女子和妓女們共處一室，妓女們是瞧不起貞女的。所以很快，劉伯溫就被一些官員聯手彈劾出了南昌。
    屈原說：“眾人都喝多了，我卻清醒。”其實，別人都喝多了而你卻醒著，並不是幸福的事。當你麵對一堆酒鬼，吆五喝六，滔滔不絕。你卻因為酒精不起作用而難以融入這種癲狂的氛圍裏，自然少了很多情趣。
    有這樣一個故事，天降隕石砸了一個深坑，裏麵還有火星。但好多人認為是上帝來接人去天堂，想一起跳進去。有一人不跳，認為是送死，結果這群人先把他推了進去。這人在裏麵被大火燒灼，發出淒慘的叫聲，上麵的人才知道，原來真是送死。結果都慶幸自己沒有跳，卻咒罵那火中人烏鴉嘴，如果不是他那樣說，可能就真是上帝來接人。
    在瘋人院裏，不瘋的人才被認為是瘋子。劉伯溫不是瘋子，但在元朝南昌官場，他就是瘋子。
    《銀河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