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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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懽帖睦爾在位的前幾年,劉伯溫在江西高安做縣丞。據劉伯溫說,那三年高安生活談不上壓抑,但也談不上開心。也許換作其他人,看到高安官場的灰暗色調,早已痛不欲生。劉伯溫也有過悲憤,可他是個意誌力頑強的人,與其抱怨社會,不如去改變社會。這是劉伯溫一個典型的性格。孔子說,如果沒有我用武之地,我就乘船去扶桑。劉伯溫卻說,事是人做的,用武之地是靠自己找出來的,不是別人給你搭建的。隻有庸人才四處找戲台,偉大人物向來都是親自搭戲台,然後唱戲。
劉伯溫在江西高安的三年,一切都那麽平靜如古井水,沒有波瀾,因為醬缸裏起不了波瀾,醬缸裏隻有陰鬱沉重的屎黃,很難有讓劉伯溫興奮的事發生。
不過,也不是沒有,《銀河棹》事件就是。
《銀河棹》是《周易》的衍生書,全名《六壬銀河棹》,有人說是諸葛亮的著作,也有人說是九天玄女的著作,還有人說,根本就沒有這本書。棹指的是船槳;銀河,天漢也,也稱為六壬學。所以《銀河棹》即“六壬學”之船槳也。
“六壬學”是一門預斷吉凶的學問。天幹有十,而六壬學獨取壬,因為壬水屬陽,天一生水,為數之始,壬又寄宮於亥,亥屬乾宮,乾是易卦之首,所以取壬。六壬是指幹支相配成六十花甲,每幹配六支,以壬配六支則為“壬子、壬寅、壬辰、壬午、壬申、壬戌”,故稱六壬;另說壬有王形,為諸易之王,故稱壬學。
“六壬學”比起中國其他占卜術還算合理和合法,其推演法來源於《周易》,首先由“占時”至“月將”,是無極生太極,再由月將至幹支,是太極生兩儀,由幹支而產生四課,是兩儀生四象。再發三傳,即發三才。然後再布各天將及神煞,用五行生克預測吉凶進退。
其實,中國古代預斷吉凶的學說,論說起來艱澀難懂,但如果入門了,也並不那麽難。東西方預斷吉凶的所謂巫術其實是原始科學,僅以“六壬學”為例,它就是根據嚴格規定的方式來獲得一些特定成果的嚐試。它承認因果率,也就是說,給出同樣的前提條件,隨即就會出現同樣的結果。比如它的《掌圖·分野》說的就是手相。哪條紋路說的是什麽,都有固定的規定,你不能信口胡謅。紋路交叉有很多處,任何一處,書上都給了解釋,你必須要按照這種解釋去理會,不能憑自己的意思去做。
古老的預斷吉凶的學說,其實並不能算是迷信。隻要它能言之成理,就要認為它是對的。科學誕生不過短短的幾百年,如果古代的一切都是迷信,那科學誕生前,人類是怎麽活著的呢?
《六壬銀河棹》事件是這樣開始的:1337年,也就是劉伯溫在高安第二年的陰曆二月,一個綽號叫“棒胡”的江湖賣藝人發動了一場武裝暴亂。“棒胡”可能姓胡,耍得一手好棒,能把一根百斤重的粗棒運之如飛。但如你所知,這是武術花樣表演,真到搏擊場上,未必成事。當無人欣賞他的表演後,他就憑在江湖闖蕩多年積累的人氣,振臂一呼,聚集了萬人,宣稱起義。
在起義之前,棒胡聽說江西高安某個村裏有個叫曾義山的神算子,此人曾偶得《六壬銀河棹》,料事如神。
棒胡派人去請這位曾大仙,可去了多次,曾大仙都不在。有時候是去山中采藥了,有時候去鎮裏喝喜酒了,有時候去田裏工作,有時候去親戚家串門。
棒胡摸著自己的大棒說:“真是無緣啊。”但突然一想,這家夥未卜先知,大概是怕擔個私通盜賊的罪名,所以對我避而不見。棒胡想到這裏,可就怒了起來,說:“等我先拉起隊伍,然後再去找你算賬。”
造反之後,棒胡屢戰屢勝,就忘了曾大仙這個人。可又一次打了敗仗,情緒低沉,胡思亂想,就想到了曾大仙。他派出一支武裝小分隊,囑咐他們,如果那老鬼還不在家,就把他的家人給我砍了。
武裝小分隊一臉豪邁,提著刀就奔高安曾大仙家。路上就準備好了殺人計劃,哪個先殺,哪個先奸後殺,哪個再奸再殺。可當他們到了曾家後,難以置信的是,曾義山正在門口擺好了茶水等著他們呢。曾義山對這些因不能奸殺人而失望的人說:“回去告訴你們老大,丁醜年四月一柱擎天。”
這些人能聽明白這句話,悻悻地走了。回去後跟棒胡一說,棒胡皺眉想了很久,說:“這他娘的什麽意思?”有伶俐的人說:“明年就是丁醜年,一柱擎天可是好兆頭。可能是告訴您,明年四月,您能當皇帝。”
棒胡哇啦叫起來,說:“這真是個好消息。”
但他理解錯了,棒胡是耍棒子的,不耍棒子時,棒子是立在牆角的。所以,一柱擎天的意思,就是歇菜了。果然,1338年陰曆四月,棒胡一敗塗地,被活捉到大都處決。
曾義山在棒胡的武裝小分隊走後不久就對家人說:“我要歸天啦,明年的某月某日,有個叫劉伯溫的人路過這裏,你們去葫蘆石洞把那本《六壬銀河棹》拿給他,什麽都不要說。因為這是天意。”
說完這些話,曾義山就跑到床上躺下,一會兒工夫就挺屍了。
第二年,劉伯溫被調到江西南昌,上任的路上,忽然迷路,不知是怎麽回事就走到曾義山家了。曾義山的家人就把書給了他,劉伯溫認為這是天意,翻了翻《六壬銀河棹》,說:“這真是本好書,但我有公務在身,不能專心研習。”
曾義山的兒子說:“父親還說了,一年之後,您就有時間研習了。”
劉伯溫驚了一下,認為這並非好兆頭。如果有時間研習,不就證明他可能無時間做官了嗎?
他的預料非常準確。到南昌工作不久,他就發現,自己和同僚的意見永遠不能一致。一目了然的邪惡,卻被同僚們左說右說,於是成了正義。尤其是他的上司,不許他有任何意見,隻希望他是一台錄音機。
劉伯溫站在南昌城門上,向下望去,什麽都望不見。他說:“我必須要離開,不然,我就是在活埋自己。”站在他身邊的他唯一的朋友錢士能說:“你說得對,我也有如此想法。”
錢士能在“進退”上的反應非常快。一有想法,立即付諸行動。說完這話的第二天,錢士能就離開了南昌。但劉伯溫沒有這樣迅疾的反應,有責任心的人在絕望的路上走得都很慢,因為他們希望有回轉的餘地。但又等了一段時間後,劉伯溫長歎一聲,說:“我真該走了。”
於是,劉伯溫離開了工作五年的江西,回到了老家。
立點言吧
劉伯溫離開他工作五年的江西時,正是天高雲淡的秋天。但他掐指一算,念念有詞後,睜眼再看天空,就發現數道狼煙直衝雲霄。那是五花八門的造反者正在全國各地實現他們發家致富的理想。
劉伯溫不是個多愁善感的人,不過站在南昌城外,回首南昌城,還是流下幾滴眼淚來。這和一千多年前荊軻在風蕭蕭兮的易水邊大有不同。荊軻閣下離開易水,是奔往目的地,心中有理想;而劉伯溫離開卻如浮萍敗葉,心中無根腳,不知下一站將是何方。
鬼使神差的,劉伯溫繞道去了江西和福建交界處的武夷山。在武夷山上,劉伯溫隻留下了幾句空洞無味的詩歌。走到鵝湖時,想到南宋兩位理學宗師朱熹和陸九淵曾在此討論過理學真諦,又想想自己的理學造詣,不禁慚愧。他在回老家的路上發誓說:“我要做點有意義的事。”
儒家的祖師爺們早就給門徒們立下嚴謹而崇高的追求標準,那就是三不朽。所謂三不朽依次是:立德、立功、立言。儒家精英們指出,“三不朽”的主旨是將個人有限的生命融入到無盡的曆史中去。當一個人確立起崇高的道德,建立了世無其匹的功業,留下內容與形式絕倫的言論與文字,德、行、言影響時人和後人深遠悠長,這個人就會經久而名不失,有如萬有引力,永恒而在。真能達到三不朽,那就是如理學宗師張載所叫囂的那樣: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劉伯溫當然有這樣的追求,但和很多讀書人一樣,這是個艱難的過程。自孔孟之後,中國曆史上被認可的“三不朽”人物隻有兩個半:兩個是王陽明與曾國藩,半個是諸葛亮。
我們注意一點,劉伯溫這年恰好三十歲,正是孔夫子說的三十而立誌向的年紀。劉伯溫的誌向很靈動,沒有按部就班,因為他是先立言,再想辦法立德,然後立功。
儒家門徒說,立德立功立言,應該是有順序的。個人道德無懈可擊後才能立下蓋世功勳,隻有立下蓋世功勳後,你才有資格立下言論,因為隻有這樣的“言”才能被別人認可。不過,這明顯是儒家門徒抽了自己的嘴巴,他們說孔子是三不朽人物,可孔子恐怕隻立了個德。你非要說孔子誅殺文化名人少正卯是立功,那也沒有辦法。但孔子沒立什麽言,他曾親口承認,自己是隻敘述別人的正確言論而不原創(述而不作)。
劉伯溫很顯然意識到這點,所以他說:“我原創幾本書吧,算是個立言。”所謂立言,無非是提出點兒自己的主張不人雲亦雲罷了。
最先被立的言是他在軍事方麵的思想。當初,他在石門書院讀書時,就苦思過軍事戰略問題。但自那之後,一直沒有用武之地。既然不能在戰場上發揮才智,那就在紙上發揮吧。
於是,《百戰奇略》出爐,在這本書中,作者把如何打贏一場戰役做了充分的發揮。從作戰來看,世界上的交戰雙方沒有實力優劣之分,隻有謀略之好壞。僅以眾寡來說,你人多,對方人少時,盡量要在開闊之地與對方決戰。人多力量大,但也不好管理,所以軍事統帥一定要有“進止”的本事。所謂“進止”,就是攻擊時有速度有激情,撤退時要有秩序。前秦與東晉的淝水之戰,前秦失敗的原因就是不能把握好“進止”,前秦幾十萬人向後一退,刹不住了。春秋的晉文公與楚國精銳兵團打架,晉文公一直喊叫著“退避三舍”,楚國一直追擊,但就是找不到機會發動決定性攻擊,就是因為晉文公的兵團在後退時“井然有序”,簡直就是步步為營。《百戰奇略》裏還說,你人少,對方人多的時候,你就該把對方引到場地不開闊的地方,讓他的人數發揮不出應該發揮的作用。
在主客場作戰的論述中,作者指出,同等實力下,主場作戰未必就能贏。如果你是客場,就要以最快的速度攻進主人的腹地。因為主人在本地作戰,家人都在身邊,會經常掛念,隻要深入內地,就能使他們對親人的掛念放大一百倍,對方會不攻自破。
作者雖然列舉了無數個打贏一場戰役的技巧和奧秘,但最後卻說,打贏一場戰爭的最大訣竅就是,不打。
任何糾紛和恩怨盡量不要到戰場上來解決,非要到戰場上來解決,也要盡量做到兵不血刃,不戰而屈人之兵。搞來搞去,又回到了儒家套路上來:打架是不好的!要以德服人!可如果對方不認識德為何物呢?那就隻好打。
中國的軍事著作大都有這個毛病:全部內容都是戰爭技巧,但在開篇肯定有個說明:打架不好,要以德服人。這個牌坊立得很大,很藝術,讓人一看,仿佛中國人真的不喜歡打架一樣。其實中國人最喜歡的就是打架,但喜歡窩裏打,翻開曆史,到處都是刀光劍影。老百姓有句俏皮話,和平隻能維持到明年。也就是說,牌坊立著,婊子繼續當著,二者涇渭分明。
劉伯溫生在中國,不可避免地也會犯這樣的毛病。但這時他還年輕,難免不受傳統熏染。
多年以後,他意識到,戰爭的目的就是消滅對手保存自己。為了保存自己,在消滅對手時應不擇手段。這可能是冷血,但絕不是假惺惺。
當然,中國古代每個野心家和政治家都明白這個道理,可就是表裏不一,嘴上說的是一套,幹的是另外一套。
劉伯溫說,這很不好,做人嘛,短短幾十年,幹嗎那麽虛偽,說的一套和幹的一套不能吻合,你的心一麵要做事,一麵又要小心別被人發現你真心要做的事,多累啊!
劉伯溫一生中都堅持身心合一、表裏如一。這是他在撰寫《百戰奇略》時的主導思想。
當他在專心致誌寫書時,他弟弟劉陛有情緒了。
劉陛拄著鋤頭站在窗外,盯著劉伯溫說:“二哥,出來曬曬太陽。”
劉伯溫頭都不抬,說:“我沒空。”
劉陛說:“您別沒空。出來看看吧。你看那田間,有人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你再看那山間小路上拎著飯盆的婦孺,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你再看我,臉上是黑乎乎的油汗,手上是一寸厚的老繭。你再看看自己,細皮嫩肉,像是剛出生的嬰兒。老天為何如此不公平,讓你坐在清風徐來的書桌前,讓我麵朝黃土背朝天?”
劉伯溫此時恨不得有個地縫鑽進去。他扔了筆,走出門,和弟弟一起走進了田間。不過,他很快就辜負了自己和弟弟的期望。劉伯溫從小就以讀書為主要責任,身體狀況很差,三十歲的人,五十歲的心髒。隻彎了幾下腰,他就對弟弟說:“我感覺腰椎間盤突出啦。”
他弟弟搖頭歎氣,說:“還是寫你的書去吧。”
劉伯溫就重新回到書房,但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使他冒出個想法,為何不能給他們編輯一本日常生活一本通呢?
心動就要行動,劉伯溫很快就確定書名《多能鄙事》,這個書名靈感來源於孔老夫子。孔老夫子曾對學生們說,我年輕的時候是個底層勞動人民,所以對一些難登大雅之堂的事都有了解(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多能鄙事》分為十二卷,內容包括飲食、服飾、百藥、種花草、放牧養殖多方麵製作技能和占卜知識等,凡百姓日常所必需的科學常識,以及吉凶趨避之術全部囊括其中,總之,一一切合民生實用。
我們僅在此舉幾個例子。比如飲食,劉伯溫注重的是養生,而且是物美價廉的養生。比如“雞子線”:把雞蛋開個孔,加點鹽,用筷子攪勻,立即倒出,使之成線狀,就白酒配著吃。養生健體大大的好!
還有一個小孩“百日關”的問題,劉伯溫說,小孩生下來一百天內不要出門,因為此時小孩的陽氣非常重,沒有陰氣。所以一些老妖怪特別喜歡吸收小孩的陽氣。到了一百天後,小孩的陰氣漸漸附體,老妖怪們對這樣的小孩就沒有興趣了。
或許正是這種瑣碎、荒誕不經的內容,使很多研究劉伯溫的人都認為,《多能鄙事》並非是劉伯溫的作品。但也有不同意見,這種不同意見認為,《多能鄙事》裏麵的內容的確瑣碎庸俗,但人生在世,哪一件不是瑣碎庸俗的。吃喝拉撒,就是庸俗。如劉伯溫那樣的聖人也必須要吃喝拉撒,他能編著《多能鄙事》這樣的作品,更證明他的偉大,因為他能接地氣。
接了三年地氣後,劉伯溫從現實中醒來,進入夢想。他唉聲歎氣,他老婆就說:“既然這裏現實太重,何不出去走走,看看山川大河,陶冶一下已土得掉渣的情操?”
劉伯溫說:“明天就上路。”
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是:任何一本書,即使寫得再好,也不過是別人的思想。即使可以從別人的思想中總結出自己的思想,但沒有作者本身的經曆,這種思想仍然是隔靴搔癢。有真思想的人,必須要有經曆,不但要做宅男,更要做驢友。中國曆史上超級驢友非明朝的徐霞客莫屬,這哥們兒使用國家的“驛站”四處遊玩,寫下了《徐霞客遊記》。司馬遷能把《史記》寫成別人望塵莫及的曆史著作,不僅僅是因為他被閹割過,還因為他善於四處旅遊,手拿紙筆,對景而寫。
1344年,當劉伯溫離開家鄉北上時,北邊有個17歲的奇醜無比的少年正在埋葬他的父母和兄弟,如你所知,這個人就是朱元璋。過了一段時間,朱元璋跑到寺廟裏脫下乞丐服,穿上了袈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