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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很多人在1368年時都沒有注意到，朱元璋建立的新中國隻是他自己的新中國，跟漢人無關。實際上，任何一個獨裁者建立的國家都是他和他家族的，和百姓無關。朱元璋所建立的國家名稱為“明”，可能有豐富的內涵。日月為明，《周易》上說，日月相推而明生也。中國遠古時代，就有祭祀“大明”的典禮，祭祀的對象就是太陽、月亮。明是火，象征光明。而朱元璋的姓“朱”又是赤的意思，“朱明”恰好把皇帝的姓和國號連接在一起，渾然一體。有人說，這是劉伯溫的主意。顯然，這是很值得商榷的。劉伯溫最厭惡的就是以白蓮教為革命思想的紅巾軍，紅巾軍信奉的則是明教中的明王轉世。小明王韓林兒是劉伯溫很不屑的一個人，他不可能把他最討厭的“明”當作是新中國的國號。
    唯一的解釋就是，這個“明”是朱元璋自己設計出來的，為的就是給“家國一體”一個好彩頭。
    劉伯溫似乎也沒有注意到朱元璋建立的新中國隻是他朱家的財產，實際上在那個時代，根本不可能有人存著“為百姓建國家”的思想。即使如劉伯溫這樣比魔法和奇跡走得更遠的大仙也不可能有這種思想。
    不過，劉伯溫卻有個清醒的認識，一個好的國家對百姓一定要寬仁。朱元璋嘴裏說的也是這樣，他曾和劉伯溫探討過如何對待百姓的問題。劉伯溫說：“要寬仁，政府有時候需要不作為，讓百姓自己發展。”朱元璋說：“這是扯閑話，寬仁的前提是要讓百姓豐衣足食，隻有這樣，才能談得到寬仁。”
    朱元璋的意思是說，百姓必須要在他這位偉大領袖親自的帶領和指導下，才能走上豐衣足食的道路，而讓百姓有吃有穿，這就是寬仁。至於說讓政府不作為，朱元璋想都沒有想過。明王朝對百姓的控製最為嚴厲，百姓必須要生在一個地方，死在一個地方，不得任意遷徙。值得一提的是，戶口製就是朱元璋時代發展完善起來的。
    但當朱元璋問劉伯溫，怎樣對待吏治的問題時，劉伯溫毫不遲疑地回答：“要嚴，極端的嚴。”
    朱元璋又問他：“最近坊間傳說，任何開國都是嚴刑峻法三十年（殺運三十年），時間太長了吧。”
    劉伯溫說：“當然太長啦。如果讓我來治理，一兩年就足矣，還用得了三十年嗎？”
    對於劉伯溫這樣極端自負的自信，朱元璋也是印象深刻。
    所以，當他在寫給劉伯溫的《禦史中丞誥》時，就特意提到了劉伯溫在吏治監察上的成績。這一成績看上去是蛋糕，其實是定時炸彈。劉伯溫正是有了這種鼓勵，才有了他和朱元璋的第一次說再見。
    衛所製
    劉伯溫58歲那年在應天城中擔任明帝國政府的禦史中丞，這個職務是他仕途生涯中的最高峰，從前沒有過，以後也不會再有。不過，他還有另外的身份，就是朱元璋最得力的謀士。從前是，現在也是。在1368年年初，他以謀士的身份向朱元璋提出了一項軍隊改革，這就是明朝軍製獨具特色的“衛所製”。
    衛所製的特點是這樣的：在全國各個要地建立軍事據點“衛”，每一衛有5600人，長官稱為指揮使，這位指揮使管轄五個千戶所，每個千戶所有1120人。千戶所又下轄十個百戶所，一所為112人，百戶所下設兩個總旗，總旗下再設五個小旗，每個小旗為十人。千戶所的長官稱為千戶，百戶所的長官則稱為百戶。
    有戰事時，中央政府國防部（兵部）就命令各地的衛所最高長官指揮使把他的5600人交出來，然後皇帝再指派一人擔任這支軍隊的司令，司令領著這群衛所的士兵出征。
    如果把5600名士兵看成是武器，那麽，指揮使就是製造和維護武器的人，他沒有權力使用武器，有權力使用武器的人必須是皇帝指派的人。這是有戰爭時指揮使的尷尬處境，即使平時，指揮使的權力也相當有限。衛所的部隊平時要做的除了訓練外，還要務農。中央政府會在他們的駐地附近劃出一塊地來（軍屯區），讓他們來耕種，他們自己養活自己。在衛所製最健康的那些年，全國的衛所軍士每年都能生產三億公斤糧食，足以供養一百萬軍隊，從而使中央政府節省了大量軍費。
    衛所軍士和軍官的身份都是世襲的，也就是說，你如果是軍士，你的後代也必須有一個人是軍士，你如果是軍官，你的後代裏也必須有一個人是軍官。如果你倒黴，生的全是女兒，那政府就一直等著你，等你生出能當兵的男孩來為止。如果你真的太無能，那隻好讓你的親戚來充數。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衛所製度的好處是，將不知兵，兵不識將，不會有大將趁出征時造反。這是每天都處在恐懼中的獨裁分子最喜歡的。衛所製還有個好處是，由於士兵在衛所是帶著家人的，政府已經把他們的家人記錄在冊。所以他們為了養家，必然要努力耕種。當他們出去戰鬥時，由於牽掛家人，也必然竭盡全力地戰鬥，而不會逃跑。
    劉伯溫曾仔細研究過中國曆代以來的兵製，他發現，主導中國多年的兵製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征兵製，這一兵製的好處是，舉國皆兵，有事召集，無事務農，兵員素質好，來路清楚，平時軍費開支少；但缺點也很明顯，兵員都出自農村，如有長期戰爭，勢必影響農業生產。而另一種募兵製，好處是應募的多為無業遊民，當兵是職業，訓練有素，戰鬥力強悍，兵員數量和服役時間不受農業生產的限製；可缺點是，要維持龐大的軍隊，軍費開支就很大，招募的士兵大部分來路不明，沒有妻兒老小的牽掛，容易當逃兵，也容易叛變。劉伯溫的想法是，揚長避短，將武裝力量和生產力量結合起來，既可以在戰時有軍隊可用，又可以避免財政負擔。於是就有了衛所製。
    明代衛所的兵源主要有四種：第一種是朱元璋起事時所指揮的軍隊，它的班底就是朱元璋當初在郭子儀手下回老家征募的士兵700人；第二種是歸附軍，包括元政府的投降部隊，陳友諒、張士誠等群雄失敗後的軍隊；第三種則是謫發，因犯罪而被罰充軍的，也叫思軍；第四種，籍選，亦即垛集軍，是根據戶籍抽丁而來。除此之外尚有簡拔、投充及收集等方式。
    這種軍事製度一經劉伯溫提出，朱元璋確認後，發展迅猛，到1390年時，全國共有衛547個，所25600萬。
    其實，衛所製並非是劉伯溫的原創，早在1363年，那位“身在江南，心懷塞北”的張昶在元大都時就已提出過。張昶提出衛所製是他的高瞻遠矚，也是他設想對元王朝兵製作的一個升級。
    蒙古帝國兵團的最高統帥自然是大汗。大汗的下麵設有宗王、萬戶長、千戶長、百戶長、五十戶長、十夫長等各級指揮官。
    蒙古帝國軍隊的基本戰鬥單位是千戶，有一部分千戶分屬於宗王，即成吉思汗黃金家族成員，其他千戶則編入左右兩翼軍，由左右翼萬戶長分掌。
    蒙古帝國軍隊的兵員主要是蒙古各部成年男子（15歲到70歲）。這些人服兵役被納入國家法律，無論貴賤，也不論家中人口多少，隻要你符合條件，就必須要服兵役。在平時，他們進行牧業生產和其他活動，一旦有戰事，就要根據大汗的需要，或者“空營帳而出”，舉國皆兵，或者抽調其中一部分人出征，被抽調者的奴仆也要隨軍行動。
    隨著地盤的不斷增加，滅亡的國家不斷地增多，蒙古帝國積極擴軍。這一支擴充的軍隊被稱為漢軍。兵員主要是金朝末年中原地區出現的守土自保的地方武裝，被蒙古帝國擊敗或是招安後，成為蒙古軍。還有就是蒙金戰爭中投降蒙古的各個軍隊，如中都（今北京）的乣軍、北京（今內蒙古寧城縣）的契丹軍等。最後一類則是中原漢人民戶中簽發的士兵，數量達到十萬人。元王朝建立，統一中國後，元朝的軍製依然延續著成吉思汗時代的製度。
    他們把漢軍也編為千戶和萬戶。各漢軍萬戶所統人數多的有五六萬，少的有二三萬。漢軍的萬戶長由蒙古大汗指定。漢軍萬戶長之上設立統軍都元帥，由探馬赤軍將領擔任。蒙古大軍出征，都元帥要接受大汗指定的蒙古親王、萬戶長、千戶長等前線指揮官的調遣。
    在整個中國，元政府最先實行的是征兵製，後來又改成世兵製——凡列入軍籍的人戶要世代當兵。
    綜上所述，元王朝的兵製已經有了衛所製的雛形，所以當張昶提出衛所製時，元朝的執政家們認為這是多此一舉。1363年時，天下大亂，軍隊調動頻繁，根本沒有時間來實行衛所製。所有的軍人都上了戰場，誰還有時間討論種地的問題？
    衛所製正如脫脫宰相整修黃河一樣，如果真的實行了，恐怕會引起滔天大禍。張昶後來被朱元璋扣在應天城不放，他在極不情願地為朱元璋工作時，可能也提過衛所製。因為1368年時，朱元璋的軍隊裏就已有了千戶、百戶、總旗和小旗的軍官職務。
    可集大成者的榮耀，卻戲劇性地罩到了劉伯溫頭上。
    多年以後，當衛所製因為指揮使和他下麵的那些軍官的貪腐而灰飛煙滅時，劉伯溫在天之靈可能會感慨，再好的製度，如果所用非人，也會一塌糊塗。
    ——衛所長官們的貪腐很好理解，他們平時在屯田過程中有權決定給士兵哪塊田，不給哪塊田，時間一久，他們發現侵吞士兵的田地是條發財之道，他們侵吞了士兵的田地後再雇人來種，糧食就歸他自己了。士兵們斷了生活來源，隻好逃跑。
    這正如一朵鮮花，插在美人頭上，就使美人更為嫵媚動人，而放在毛驢頭上，毛驢會把它當成草料，過了嘴癮。
    劉伯溫隱約地感覺到，1368年的自己可能就是一朵鮮花，而朱元璋是美人還是毛驢，時間很快就給出了答案。
    和李善長交火
    每當李善長坐在他的宰相辦公室時，他內心都會升起一種自豪感。這種感覺是那麽強烈，當它發作時，太陽都要抖上一抖。李善長有驕傲的資本。自跟隨朱元璋後，李善長的表現一直讓朱元璋非常滿意。李善長是個心理高手，能在最短的時間裏洞察朱元璋的好惡。同時，他勤奮刻苦，不遺餘力地為朱元璋的後勤保障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善於理財，朱元璋遇到他後，從未有過經濟上的拮據。朱元璋曾說：“劉邦有蕭何，而我有李善長。”所以當李善長在1368年被任命為新中國的宰相時，沒有人有一點異議。用李善長自己的話說，宰相這個位置就是為他而存在的。
    從劉伯溫的眼中看去，李善長也是個宰輔之才。宰相的主要工作就是管理百官，李善長是個特別善於調護百官的人。所有官員都感覺到工作得很愉快，認為自己在宰相的領導下正實現人生最終極的價值。但劉伯溫也注意到，李善長有一種並不使他歡喜的情結：地域情結。
    李善長和朱元璋是老鄉。朱元璋能有1368年建立新中國的那一天，用李善長的話來說，都是淮西幫的功勞。
    元末的淮西，指的是淮南西路，包括今天安徽省中部（廬州、安慶、壽州、濠州、和州），河南省淮河以南地區（光州），湖北東部（黃州、蘄州）。
    顧名思義，淮西幫也就是淮南西路地區的人。在朱元璋政府中，淮西人多如牛毛。李善長、徐達、常遇春，包括劉伯溫的頂頭上司禦史大夫湯和這些名震遐邇的頂級人物都是淮西人，因為朱元璋就是淮西人，這就是一人飛升，仙及雞犬。劉邦建立西漢帝國後，滿朝文武半數以上是豐沛人，所以時人說，劉邦的政府就是豐沛集團的政府。李淵建立唐王朝後，關隴集團成員充盈朝堂。這並不是說，淮西和沛縣，或者是關隴人才輩出，實是因為他們的主子當了皇帝，而他們恰好在主子未飛龍在天時就跟隨左右。
    據說，當時的應天城中，半城的高官都是淮西人。朱元璋就是淮西幫的幫主，而李善長則是副幫主。由於朱元璋的主要身份是皇帝，所以，李善長就成了淮西幫的大當家的。
    當公務不忙時，李善長會坐在他的辦公椅上向外望去。他能看到高大粗壯的紅柱子，看到青灰色的磚牆，看到宮廷侍衛閃閃發光的盔甲，還能看到空氣中的流氣如萬馬奔騰。於是，他站起來，找他的淮西老鄉們用家鄉話聊天。越是有外省市的人在，李善長的家鄉話就說得越地道，聲音就越大。他隻是想告訴那些非淮西人，這個政府是他們淮西人的，他是淮西幫的頭子。
    1368年的頭四個月，李善長春風得意，但他也有煩心事，讓他煩心的事就是劉伯溫的為人。有一段時間，李善長特意關閉房門，嚴肅地思考劉伯溫。劉伯溫自1360年來到應天後，巨大的能量始終讓李善長如芒刺在背。不過，由於二人的工作性質不同，李善長主要負責的是後勤，劉伯溫負責的是戰前謀劃，所以兩人沒有大的衝突。李善長曾在朱元璋麵前積極表現出他瞧不起劉伯溫，朱元璋曾問他，誰是象緯高手，他硬著頭皮回答是宋濂。其實，宋濂在他心目中遠沒有這樣大的分量，他當時的回答隻是出於意氣，隻要不是劉伯溫，是任何阿貓阿狗都可以。朱元璋矯正他說：“其實劉伯溫才是象緯高手。”劉伯溫在朱元璋和陳友諒的戰爭中所表現出的才氣與神乎其神的卜算能力，讓李善長既妒又恨。不過，他始終沒有把劉伯溫看成是對手。很簡單，他是淮西幫的頭，新中國就是淮西幫建立的，劉伯溫無論如何，也不過是他們淮西幫的工作人員。
    和李善長對劉伯溫的態度不同，劉伯溫對李善長是從心裏輕忽。劉伯溫孤獨的性格和已經定型的孤傲的個性，使他看不起那些愛吹捧主子的奴才。李善長恰好就是這樣的人，朱元璋稱吳王，是他率先叫囂的，朱元璋稱帝前，他忙得四腳朝天。李善長善於逢迎朱元璋，即使是淮西幫的人都看得到。劉伯溫輕忽他，其實是對事不對人。除了這點，劉伯溫對李善長的能力是敬佩的，幾年後，朱元璋要他評論宰相，對於李善長，劉伯溫的評價就是，這人有調護百官的能力，這種能力非平常人所能具備。
    1368年剛開始，很多人就感覺到了李善長和劉伯溫之間的空氣充盈著極難聞的味道。劉伯溫在禦史中丞位置上嚴厲執法，從不姑息、從不忽視任何作奸犯科之事，這讓身為宰相的李善長心情很不舒暢。因為劉伯溫彈劾或者是懲罰的官員都是李善長這個宰相在管理。
    他曾以柔和的態度提醒朱元璋，劉伯溫這人工作一根筋，死咬著法律條文不放，應該要他靈活執法。朱元璋在沉思中，那是1368年陰曆三月，汴梁已被攻陷，朱元璋正準備去汴梁考察遷都的問題。
    對於李善長的提醒，朱元璋心中有數。他覺得李善長領導下的一部分政府官員的確有失檢點之處，劉伯溫做事，他是放心的。這人不會營私舞弊，更不會公報私仇。劉伯溫做事，向來是按規則、按良知。這樣的人，就應該讓他發揮良知的力量，使那些沒有良知的人得到懲罰。所以，當他在1368年陰曆三月從應天去汴梁時，他把政府委托給了李善長和劉伯溫。他對李善長說：“你管理百官。”又對劉伯溫說，“你監督百官。我希望在我回來時，你二人會讓這個政府比現在要好。”
    李善長對朱元璋的警告理解得很隨意，劉伯溫卻鄭重其事。沒有了朱元璋的應天城，政府官員們的頭號人物和監督政府官員的頭號人物意料之中地交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