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大洗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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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怪亞裏士多德哲學被認為是“神學目的論”了。事實上絕對形式也好,最高理念也罷,都跟基督教的上帝和伊斯蘭教的安拉一樣,無形無象,無所不在,無所不能,而且既超自然,又超世俗,隻不過一為哲學,一為宗教。
    合流卻指日可待。
    把兩希(希臘和希伯來)文明裝進了同一個籃子的是羅馬人,那個名叫“地中海文明圈”的籃子則碩大無比,還極其包容。這種包容性是海洋文明特有的,因此與同樣包容的中華文明不盡相同。至少,羅馬帝國不但文化多元,還實行雙語製,這正是我們民族所不具備的土壤。
    於是,第一種具有世界性的一神教便在羅馬的偏遠省份興起,新增部分則用通俗易懂的希臘“白話文”寫成。因此可以說,正是地中海孕育了基督教。但即便如此,它成為國教也要到帝國遷都君士坦丁堡之後。其中奧秘,除了在《兩漢兩羅馬》一卷中講過的政治因素外,說希臘語的小亞細亞更適合基督教發展,恐怕也是不能忽略的原因之一。[12]
    不過這樣一來,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就分家了。這就為後麵的洗牌埋下了伏筆。與此同時,基督教文明的影響力離阿拉伯半島也更近了。因此,當強勁的海風沿著希賈茲商道吹進沙漠,另一顆沉睡的種子便會被溫柔地喚醒。地中海文明圈也將被新銳的力量撕破,由一個籃子變成兩個。
    這股力量就是伊斯蘭。
    走向世界
    穆斯林是高喊著“安拉乎艾克白勒”(allahu akbar)奮勇前進的。在半島,在地中海,在世界各地,都如此。
    這是阿拉伯語。意思是:真主最偉大!
    真主確實偉大,伊斯蘭教的發展也突飛猛進。猶太教至今仍然還是民族宗教,基督教在耶穌去世後多年都沒有什麽起色,穆罕默德卻在有生之年便成就大業,歸真之後的事業更是日新月異蓬蓬勃勃。從麥地那烏瑪到哈裏發國家隻用了短短十年,成為當時史上最大的帝國則不到百年。如此驚人的速度,大秦帝國和羅馬帝國也望塵莫及吧?
    何況全盛時期伊斯蘭帝國的疆域之廣,勢力之強,文化之先進,影響之深遠,幾乎無人可及。亞曆山大和羅馬帝國隻是把地中海變成了內湖,穆斯林卻還要加上印度洋,盡管控製了印度洋的已經不再是阿拉伯人。但不管怎麽說,西起阿曼、也門、索馬裏,東至馬來半島和印度尼西亞,包括阿拉伯海和孟加拉灣,都在伊斯蘭的旗幟之下。
    結果是什麽呢?是逼得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實際上那些航海家的初衷就是想繞過穆斯林的海上控製區,另辟通往印度的蹊徑。由此可見,當時的伊斯蘭何等強勢。這種光焰萬丈的強勢甚至讓許多人都黯然失色,以至於印度和羅馬的兩項發明竟被分別稱為“阿拉伯數字”和“土耳其浴”。[13]
    沒錯,兩件事都張冠李戴了。[14]
    這在穆斯林看來,當然證明了真主的偉大,而且這種偉大又來自安拉的至仁至慈,阿拉伯語叫拉赫曼(rah)。這也是安拉九十九個美名中處於首位的兩個。正是這仁慈,讓皈依伊斯蘭的人越來越多。
    那麽請問,是這樣嗎?
    恐怕是的。與許多人的想當然相反,伊斯蘭教並不是或主要不是通過戰爭來傳播的。戰爭確實存在,主動挑起爭端的戰事也為數不少。但,除了立足未穩的傳創之初,戰爭的標的幾乎從來就不是宗教信仰的改變,而是政治統轄和經濟需求。隻要能夠達到這兩個目的,阿拉伯人並不在乎被征服者信什麽教。像查理曼那樣,要求被征服者在皈依與為奴或死亡之間做出選擇,即便有過,也極為罕見。[15]
    於是寬容的政策便澤被臣民:首先是“有經”的猶太人和基督徒,然後擴大到信仰瑣羅亞斯德教的波斯人。他們被允許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並免服兵役。附帶條件則隻是不挑釁帝國的權威,安分守己並繳納人頭稅和財產稅。
    這就讓阿拉伯征服者大得人心。
    其實,哈裏發和他的統治集團並不歡迎其他民族皈依伊斯蘭教。在他們看來,先知得到的天啟原本隻屬於高貴的阿拉伯人。這是統治者的宗教,因此信仰真主應該是阿拉伯貴族和武士的特權。先知說得很清楚:所有的穆斯林彼此都是兄弟。那麽,怎麽可以有不是阿拉伯人的兄弟呢?[16]
    何況成為穆斯林是有好處的。除了免稅,還能光明正大地參加聖戰。在阿拉伯帝國,當兵是令人羨慕的職業:戰功赫赫的能成果豐碩,光榮犧牲的則能升入天園。如果聽任其他人混入,蛋糕豈非不夠分配,天園豈非擁擠不堪?
    嗬嗬,寬容的背後也有種種考慮。
    可惜青山遮不住,新皈依的原住民還是越來越多。他們叫做麥瓦裏(mawali,阿拉伯語,下同),與阿拉伯穆斯林同工不同酬,納稅多而收入少。這就產生了強烈的不滿並導致帝國的改朝換代,新王朝則很快就調整了政策:皈依不再受限製,所有人不論民族都得繳納相同的土地稅。畢竟,任何國家都一樣:可以沒有宗教信仰,不能沒有財政收入。[17]
    但,寬容作為一種精神卻建立起來。
    寬容來自先知的開明、羅馬的傳統和基督教的教訓。當年穆罕默德率軍進入麥加時,就隻流了一點點血,也沒有進行報複。麥加的貴族和居民輕輕鬆鬆就成群結隊地皈依了新宗教,先知則大度地接納了他們,盡管之前穆斯林的軍隊曾橫掃半島,穆聖的成功也首先是戰場上的。
    隻不過,那要稱為“吉哈德”(jihad)。
    吉哈德往往被理解為聖戰,其實不然。它的阿拉伯語本義是奮鬥,用於伊斯蘭教則是“為主道而奮鬥”,包括但並不特指戰爭。何況為真主而戰隻是“小吉哈德”,讓安拉喜悅才是“大吉哈德”,比如薩拉姆(salaam,和平)就是。這就要在適當的時候放下屠刀,盡管誰都不可能完全避免戰爭。
    因此,阿拉伯人堪稱溫和的征服者。他們擴張,但沒有破壞;占領,但沒有迫害。他們的統治比拜占庭帝國和波斯薩珊王朝的苛政更容易讓人忍受,結果是許多地區的基督徒在穆斯林軍團到來時放棄抵抗。因為他們早就得知,伊斯蘭旗下敘利亞的同教派兄弟比自己過得更好。[18]
    這就是教訓。
    教訓讓人成熟。伊斯蘭教之所以蓬勃發展,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有基督教在前麵蹚路。我們知道,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一樣,源頭都在猶太教,而猶太教是既苛嚴又高貴的。唯其高貴,所以苛嚴;唯其苛嚴,所以高貴。這才會對教徒的生活作出那麽多的明確規定,而且那些名目繁多的清規戒律都隻有一個目的,那就是保持民族和信仰的純潔性。[19]
    這種高貴感和純潔性,使猶太人在地中海文明圈裏成為特立獨行的異類。要知道,把宗教當作藝術的希臘人決不道貌岸然。隻要好玩和開心,他們並不在乎傷風敗俗。打個比方說,猶太人就像佛教的律師,希臘人則有點像禪師。
    對希臘文明亦步亦趨的羅馬人也一樣。
    因此,當基督教作為猶太教的一個分支獨立出來,尤其是大量外邦人皈依時,就麵臨一個難題:還要不要一絲不苟地堅持和延續猶太教的儀軌?比如,要不要割去新教徒陰莖的包皮?猶太人是要的,因為那是與上帝立約的證據。何況猶太人的想法跟我們並不相同。物以稀為貴。未能成為世界宗教在我們看來是個遺憾,他們卻沒準引以為豪。[20]
    決心革故鼎新的基督教卻不能這樣想問題。相反,新宗教必須在信仰體係、教徒來源和生活方式三個方麵都與老大哥畫清界限。最後,占上風的意見認為,基督的犧牲和愛已經把我們從戒律中解放出來。新宗教不再是猶太人的,而是所有人的。與上帝簽約的技術性問題也不難解決,那就是用誰都可以接受的洗禮替代讓成年男子難堪的割禮。[21]
    寬容才能壯大,改革才有前途,這就是結論。
    基督教邁出了走向世界的關鍵一步,卻又陷入了異端與正統的長期紛爭。如前所述,正是諸如基督究竟隻有一性還是二性之類的爭端,把帝國和教會都拖入了泥潭。結果是基督教文明圈自毀長城,阿拉伯穆斯林乘虛而入,異端教派陣前倒戈,西部東部分道揚鑣,想想真是何苦!
    伊斯蘭教就要簡單得多。首先,他們明確宣布穆罕默德是人不是神,也不是神之子,這就沒什麽可爭。其次,他們也沒有特選觀念,而是代之以安拉的普慈和特慈,即拉赫曼和拉希姆。拉希姆(特慈)就是在後世對穆斯林中的信仰堅定者和生前行善者獨賜恩惠,拉赫曼(普慈)則是在今世對所有人都普施仁慈。普施仁慈就大公無私,獨賜恩惠就賞罰分明。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而且簡單明了。[22]
    簡單是最接近真理的,簡單也是最容易實行的。希臘的科學,中國的禪宗,都得益於簡單。但,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成為世界宗教,中華文明成為世界文明,又沒有那麽簡單。至少,與政治的關係就是問題。
    王權與教權
    與政治關係最深的是基督教。
    猶太教就沒有這個問題。首先,猶太人很早就失去了自己的祖國。國家都沒有,哪來王權與教權之爭?其次,猶太人也沒有教會,無法形成與政權對抗的力量。因此,盡管他們在羅馬人的眼裏是精靈古怪和團結一致的,卻又同時是易於識別和安分守己的,帝國對他們大可放心。
    基督教則不一樣。他們一開始就打破了民族界限,以信仰實現身份認同。結果,任何人都有可能是基督徒,任何地方也都有可能出現基督徒。重要的是,他們居然還有自己的的組織,而且教會的號召力還不亞於政府。那些基督徒甚至寧可被扔進角鬥場喂獅子,也不肯為帝國服兵役。[23]
    羅馬不能不鎮壓,盡管他們總體上是寬容的。
    當然,帝國和教會最後還是“鹹與維新”了。前者發現一神教其實更有利於自己的統治,後者則表示願意支持“正義的戰爭”。可惜基督教並非救命稻草,教會這隻大貓更不是可以飼養的寵物。因此,雖然握手言歡對雙方權力的增長都不乏推動之功,但在度過一個不長不短的蜜月期後,有著自己財政收入、法律法規、行政體係和眾多民眾的教會便開始與帝國分庭抗禮,並被恰如其分地稱為“教廷”。[24]
    之後,借用中國的名詞,便是教廷與朝廷的明爭暗鬥甚至公開翻臉,那些心懷鬼胎的封建領主和獨立自主的大小城鎮則扮演了牆頭草的角色,哪邊有利就倒向哪邊。鬥爭也從來就沒有過壓倒性的勝利,教廷和朝廷都小心翼翼地恪守著底線:教皇不會說自己是皇帝,帝王也不以教皇自居。
    當然,這種爭風吃醋隻發生在歐洲,君士坦丁堡的規矩卻是最高主教(牧首)由皇帝指派並管轄。拜占庭後來變成伊斯蘭的地盤並不再回歸基督教,這可能是原因之一。[25]
    宗教改革之前的曆史,大體如此。
    然而正是羅馬帝國的“失誤”使西方受益無窮。王權與教權的鷸蚌相爭,讓王室與教廷之外的其他各種集團和勢力漁翁得利。包括宗教改革能夠在德意誌順利進行,也都因為鑽了這個空子。這才有了城市經濟,有了市民階級,有了資本主義,有了西方現代文明,盡管這是後話。
    阿拉伯帝國的情況卻完全不同。
    首先,在伊斯蘭教興起之前,阿拉伯人沒有國家。也就是說,他們是先立教後建國的。而且,先知穆罕默德既是宗教領袖,又是政治領袖;既是宗教的傳創者,也是帝國的締造者。以後的阿拉伯帝國也都政教合一,阿巴斯王朝的維齊爾(宰相)則隻是行政權力的代理人。等到蘇丹成為實際統治者並架空哈裏發時,帝國也變成突厥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