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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穆罕默德是封印先知。以後的哈裏發都隻能繼承遺誌，再也不能接受天啟。這就從理論上永久性地排除了任何人充當“人神中介”而被神化的可能。所有的穆斯林都隻聽命於安拉，隻順從安拉的旨意。如果說有什麽人能夠指導他們的思想的行為，那也是已經歸真的最後先知。
    這就導致了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的又一重要區別：沒有教士階層，沒有教義機構，沒有教會組織。當然，伊斯蘭教也有烏裏瑪（阿拉伯語"ulama），即教法學家和神學家。但他們隻是正統觀念和社會準則的監護人，沒有直接幹涉穆民生活的權力和手段，何況他們的機構還是國家控製的。[26]
    因此阿拉伯帝國不存在顛覆上層建築的基層力量，這在其創始之初就已經確定下來。伊斯蘭教則在麥地那烏瑪建立後就自上而下地傳播，並非基督教那樣先在基層發酵，然後才自下而上地奪權，又豈會出現二元結構？
    這可與中華有得一比。
    跟阿拉伯帝國一樣，中華帝國從來就沒有過教權和王權的同時並存，平分秋色。不同的是，後者從東漢末年起就有以宗教為名義和號召的反政府武裝鬥爭。隻不過，從黃巾起義到太平天國，爭取的都不是教權，而是政權。
    事實上，中國人從來就不知教權為何物，也不知教會為何物。即便有組織，也是幫派，不是教派；有領袖，也是幫主，不是教主；有規矩，也是幫規，不是教規，盡管打著宗教的旗號。同樣，中華皇帝也會皈依某教，但如果某個和尚或道士膽敢自稱教皇，他的腦袋就會立即搬家。
    更何況，中華皇帝即便自稱弟子，那也是天字第一號的大弟子，甚至被認定為佛陀轉世或天尊下凡。得道高僧和成仙道士也隻有禮拜讚頌的份，哪裏還能平起平坐？何況更多的時候皇帝還是孔夫子的好學生，佛教和道教能夠敲敲邊鼓分一杯羹，就已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了。
    難怪儒釋道三家混戰多年，合流或並存以後仍然要以儒家為首，以儒家為主。說白了，就因為儒學不是宗教，儒生不是教士階層，儒家也沒有教義機構和教會組織，而且永遠都不會有。當然，他們更不會變成敵對勢力，或者讓統治者感到頭皮發麻，就像打著淨土宗旗號的白蓮教。
    這倒是有點像伊斯蘭。
    伊斯蘭教與儒家思想不乏相似之處：都可能是國家意識形態，都是族民或臣民從小就要接受的教育，都注重道德修養和道德情操，也都從頭到腳影響和規範著人們的日常生活和行為舉止，還都主張與人為善和孝敬父母。先知甚至這樣傳達他得到的天啟：我（安拉）曾命人孝敬父母——他母親弱上加弱地懷著他……你應當感謝我和你的父母。[27]
    孝敬父母，已是僅次於信仰真主。
    先知也非常務實。他沒有提出玄奧莫測的教義、難以完成的目標，所有的訓示教誨都通俗易懂，所有的宗教義務也都簡單易行。這就不但像儒家，也像禪宗。換言之，伊斯蘭教和儒家思想都是實踐理性的，是世俗和人間的。
    唯其如此，伊斯蘭教才不僅是宗教信仰和意識形態，也是生活方式和社會製度。也因此，它的維持和發展僅靠自身機製就能實現，可以完全不受王朝興替的影響。[28]
    這才真叫“長治久安”。
    那麽，如果伊斯蘭教搶先一步傳入中國，會不會也像佛教那樣中國化，改變中華文明的走向？不會的，因為跟儒學太像。太像就沒有互補性，也就沒有必要重複。何況伊斯蘭教是信仰極為堅定的宗教，他們在全盛時期的寬容也隻是允許其他民族自行其是，並不等於放棄自己的原則遷就和融入其他文明。這也是所有一神教的共同特點。[29]
    能夠中國化的，隻有佛教。
    佛教卻是奇葩。作為三大世界宗教中最早的一種，佛教誕生在原本不該它誕生的地方——印度的主流意識形態是種姓觀念，而佛教主張眾生平等。因此，當世俗的權力（比如孔雀王朝）支持它時，也能興旺發達盛極一時。一旦社會政治發生巨變，新宗教（印度教和伊斯蘭教）強勢興起，佛教在本土就沒有了容身之地，隻能牆內開花牆外香。[30]
    離家出走的佛教選擇了與猶太教不同的道路，這也並不奇怪。因為猶太教不僅是民族宗教，而且是猶太民族唯一的宗教。教在，則族存，保教就是保族。因此，盡管猶太人分散在世界各地，卻必須頑強地保持猶太教的純潔性，才能保證猶太人的獨立性，從而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佛教卻沒有保族的使命，因此完全不必考慮與印度文明保持一致。何況印度也不存在統一的民族，它的文明是多元多樣多種族的。所以，佛教在堅持基本原則的同時，也會設法適應當地的土壤。這其實是明智的選擇。因為盡管結出的果子會發生基因變異，卻也畢竟是豐碩成果。
    比如禪宗。
    錯失良機
    禪宗誕生在中國，原本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因為無論人們怎樣強調禪宗是地地道道的中國貨，卻無法否認它是佛教的一個宗派。既然還是佛教，那就跟印度文明脫不了幹係；而印度文明與中華文明，又實在是相去甚遠。
    不妨看看印度。
    曆史上所謂印度文明，是在公元前1400年以後由雅利安人（aryans）創造的。這些移民來自突厥斯坦（turkestan，在今哈薩克斯坦南部奇姆肯特州），文明成果被稱為吠陀（vedic），意思是“神聖的知識”。既然如此，他們實行種姓製度，掌握神聖知識的祭司婆羅門位居第一等級，提出吠陀天啟、祭祀萬能和婆羅門至上三大綱領，就都不奇怪了。[31]
    然而印度也沒有教皇。
    這裏麵的原因說複雜也複雜，說簡單也簡單。首先，印度的婆羅門就像中國東晉的士族，社會地位雖然高，卻沒有組織，不是集團，當然也沒有領袖。其次，宗教在印度是輪流坐莊的，婆羅門教、佛教、印度教和伊斯蘭教都曾經成為主流意識形態，耆那教和錫克教也勢力不小。第三，古代印度屢遭外敵入侵，侵略者有的掠奪而去，有的入鄉隨俗，有的還帶來了自己的宗教。如果要教皇，請問選誰？
    實際上印度半島是一塊動蕩的土地。英國人實行殖民統治之前，它幾乎沒有被真正統一過，分裂和斷裂倒是家常便飯屢見不鮮，可謂鐵打的印度，流水的王朝。事實上，它的麵積過於廣袤，人口過於密集，文化過於多元，力量又過於分散，實在無法形成中華或羅馬那樣的大帝國。[32]
    沒有統一的帝國，就不需要統一的思想，也不需要統一的宗教，當然更不需要教皇。於是，從未有過安寧的印度便隻好變成“宗教博物館”，還是沒有館長的。
    這倒不難理解。奇怪的是，雖然印度盛產宗教，印度人也充滿宗教情感，卻隻有佛教走向了世界，印度教、耆那教和錫克教都不邁出國門一步，這又是為什麽呢？
    也隻能說佛教是異類。
    佛教很早就走出了國門，而且還是公派出國。在中國的韓非子竭力宣揚法家學說時，梵文名叫無憂（asoka）的阿育王派出高僧到各地弘揚佛法，足跡所至東到緬甸，南到斯裏蘭卡，西邊甚至到了敘利亞、埃及和希臘。[33]
    不能確切地知道阿育王的想法。也許在他看來，好東西就該與人分享。讓更多的人在佛光普照之下得到解脫，則無疑是功德無量的事情，也體現了菩薩心腸。
    後來興起的印度教卻顯然沒有這個興趣。他們跟猶太教一樣，更願意堅持自己的民族性，甚至階級性。這個新的綜合體雖然吸收了佛教和耆那教部分教義，本質上卻仍屬婆羅門。三位偉大的神——梵天（brahma，梵文，下同）、毗濕奴（visnu）和濕婆（siva）分別作為世界的創造者、保護者和破壞者共存於頂級，然後繁衍出眾多的神。
    這是符合印度國情的。等級森嚴符合種姓製度，多神崇拜符合多元文化，因此很快就占了上風。無法回到祖國的佛教隻好繼續遠行，到異國他鄉去尋找出路。
    幸運的是，他們來到了中國。
    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市場，不但幅員遼闊人口眾多，還是宗教的真空地帶。何況佛教來得正是時候。沒過多久，中國就像印度一樣陷入長時間的動亂和分裂，此為天時；傳播路線主要經由少數民族居住的西域，此為地利；北方胡人視其為同類，南方士族視其為知音，此為人和。
    這就不但能落地生根，還能做轉口貿易。
    當然，這裏麵其實存在問題：中華和印度兩大文明畢竟異質，就像希臘和希伯來。好在文明史上並不乏此類奇怪的組合，比如羅馬教皇與法蘭克人的聯盟。可見世界上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政治如此，文化亦然。
    何況佛教與中華文明並非沒有相通之處。實際上從宗教的角度看，文明無非四種：一神、多神、泛神、無神。多神教很難有世界性，最典型的就是印度教。一神教雖然有可能走向世界，但前提條件是：新皈依者表麵上多神崇拜，實質上是泛神論者，原本並沒有堅定的信仰，比如埃及人、突厥人和蒙古人。當然，如果他們之前已有一神傾向，也不妨順水推舟地改宗更為純粹的一神教，比如波斯人。
    佛教和華人的態度卻是模棱兩可含糊其詞的。你可以說他們無神，因為佛陀和祖宗都是人，不是神。同樣，也不妨稱其為多神和泛神，因為這些崇拜對象具有神性，能夠賜福於子孫後代和芸芸眾生。正是這種不確定，使雙方都有了各自表述的空間和餘地，難怪能夠共建文明。
    文明的混血勢必產生巨大的能量，大唐也因此具有了毋庸置疑的世界性。事實上，從中國傳播到朝鮮半島、日本和越南的佛教，是作為中華文明的組成部分，跟儒家學說等等一起漂洋過海的，這裏麵當然也有禪宗一份功勞。
    但，禪宗也讓我們錯失良機。
    機會是佛教帶來的，玄奘法師取回的真經其實包含著中華文明稀缺的資源，這就是作為印度哲學“五明”之一的因明（hetuvidya）。明（vidya）就是知識、智慧、學問，比如聲明就是音韻學和語言學。因（hetu）則是推理依據，所以因明就是邏輯學和認識論。認識論又叫量論，研究對象則是現量和比量，也就是直覺知識和推理知識。[34]
    可惜最後被欣然接受的卻主要是聲明。它被運用到文學創作中，由此產生了格律詩。因明卻很少有人知道，因為禪宗的主張是頓悟成佛，那又何必要什麽邏輯推理？[35]
    於是連同因明背後的科學精神也被拒之門外。事實上遍檢禪宗的公案和機鋒，你會發現那更多的是抖機靈，而非愛智慧。要知道，智慧和愛智慧可是兩回事。沒有希臘人那樣對智慧的愛，最後就隻會剩下文字遊戲和耍嘴皮子。
    包容精神屬於地中海，科學精神屬於雅利安，因明在本質上是西方的。所以這一次的擦肩而過，就給我們民族留下了永久的遺憾。因為技術進步可以依靠勞動人民，科學研究和國民教育卻隻能依靠知識階層。如果知識階層集體地對邏輯推理不感興趣，這個民族的思維方式就實在堪憂。甚至就連阿q精神也多少要由禪宗負責。試想，人生天地間，大約本來有時也未免要遊街示眾等等，不也頗有禪意嗎？
    看來，反思是必須的，卻又隻能留待將來。
    現在可以做總結了。似乎可以這麽說：自從隋煬帝打通南北大運河，穆罕默德在麥加得到天啟，世界就進入了洗牌的時代。洗牌風起雲湧地延續了好幾個世紀，從阿拉伯人建立世界大帝國，日耳曼蠻族成為歐洲新主人，直到成吉思汗的蒙古旋風橫掃歐亞大陸，奧斯曼土耳其成為伊斯蘭世界的主宰，拜占庭作為千年帝國落下帷幕。
    這就是文明的走向。
    在這浪潮激蕩的歲月，中華文明一方麵與世界保持著若即若離的聯係，另方麵則按照自身的趨勢走向巔峰。燦爛輝煌的唐宋，是世界文明圈的時代。之後，是盛極而衰，是起伏跌宕、日薄西山和浴火重生。中華帝國由擴張而收縮的轉折點，則正是看似與禪宗無關的怛羅斯戰役和安史之亂。
    於是就有了一係列的問題：為什麽西方人眼中黑暗的中世紀，卻反倒是伊斯蘭和中華文明的黃金時期？為什麽這兩大文明，後來會有不同的道路？為什麽禪宗的興起，也會成為曆史的分水嶺？其中奧秘，究竟何在？
    要回答這些問題，又必須先看武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