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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研究三民主義、團結革命力量為名，聯合賀衷寒、潘佑強、楊引之等，進行反馬克思主義和反共的活動
    鄭介民於1897年農曆八月十五日生在廣東省海南島文昌縣下水村的一個破落地主家庭裏，兄弟4人，他居長。
    鄭介民原名庭炳，字耀全，他投考黃埔時改名介民，在軍統當特務後用的化名是傑夫。
    1930年前後，鄭介民在武漢搞特務活動時，與漢口女子柯淑芬結婚，先後生了8個子女。柯是一個非常潑辣的女人，鄭介民很怕她，公開承認懼內。
    鄭介民幼年因父親早死，兄弟又多，家無恒產，隻勉強讀完舊製小學，10歲的時候即隨同同鄉去馬來亞吉隆坡謀生。他最初在一個橡膠園裏當徒工，收入很微，隻夠個人糊口。由於當時在南洋做苦工的華僑沒有幾個人讀過書，而他能寫能算，不久便在一個養魚場當了記帳的，每月收入稍多，能經常接濟家裏一點錢。他在這個養魚場工作了好幾年，最初還安心，因比當苦工好一點，稍久便不滿意起來，常感寄人籬下沒有出息，自己又沒有本錢做生意賺錢，便想另謀出路。
    1924年孫中山先生在廣州黃埔創辦陸軍軍官學校的消息傳到南洋以後，鄭介民便決心回國從戎，邀約同鄉黃珍吾一同回到廣州，準備投考黃埔一期。結果黃珍吾被取錄，而他卻沒能考上。這時，他苦悶異常，感到進退兩難，想再回南洋，又怕被人取笑，住下去生活又無法維持，後來得到同鄉邢森洲的幫助，暫時住在邢家。他等了一個多月，找不到工作，便投入警衛旅旅長吳鐵城所辦的軍士隊當學兵，並積極補習功課，準備繼續投考黃埔。
    當黃埔二期招生時，他又去投考，這次總算被錄取了。他高興異常，從此決心發憤讀書，勤學苦練。據說他在黃埔時，一有空就看書，很少出去玩。後來他常對人說。“一個人沒有機會讀書，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他嚐過第一次投考黃埔沒有被錄取的苦頭，使他終生都沒有忘記，以後不管怎樣忙，都保持經常閱讀的習慣。
    鄭介民回國後，常以“華僑工人階級”自居。他在黃埔軍校的時候，經黃珍吾介紹，加入了“孫文主義學會”。他對這個組織極感興趣，並且介紹邢森洲也參加了。當時他們利用邢對外擔任聯絡工作。據說，邢為非黃埔學生加入該會的第一人。鄭介民和黃珍吾、周複等十人為一小組，以研究三民主義、團結革命力量為名，聯合賀衷寒、潘佑強、楊引之等，同革命的“青年軍人聯合會”對抗，進行反馬克思主義和反共的活動。
    鄭介民於黃埔二期畢業後，即投考蘇聯在莫斯科舉辦的紀念孫中山的中國勞動大學(簡稱中山大學)，與康澤、李宗義等為同期同學。他在中山大學時，對該校的幾門主要課程，如中國革命史、俄國革命史、政治經濟學、唯物辯證法等最感興趣，花過不少時間去細心鑽研。但他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追求革命真理，而是為了以後升官發財做政治資本。
    鄭介民隻讀過小學，但在莫斯科學習的時候卻動筆開始寫《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一書，內容隻是重複了一些反動的陳詞濫調，說什麽中國沒有階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不適合中國國情，中國的問題是民族問題，等等。以後連他自己也認為這本書寫得太拙劣，不願再提它。不過這本書據說在當時還是得到過蔣介石和一些人的賞識，從思想和言論上對蔣介石“四·一二”清黨反共起到一些擁護和幫凶的作用。
    1927年8月間，鄭介民由蘇聯畢業回國，使他感到非常失望和傷心的是正趕上蔣介石下野去到日本。他找不到主子，連吃飯都成了問題，內心惶惶不安，便隻好去投靠賀衷寒。賀當時任中央軍官學校第六期的總隊長，便把他安置在總隊部擔任政治教官。他便利用這一職務向學生鼓吹他的那一套理論，深得潘佑強的稱讚。不久，潘又推薦他去第四軍政治部擔任秘書。當時政治部主任為杜從戎。
    1928年1月，蔣介石由日本回國，複任國民革命軍陸海空軍總司令，鄭介民便千方百計托人直接走蔣介石的門路。蔣介石在召見他的時候，他把在蘇聯留學的黃埔學生思想情況向蔣介石作了報告，並表示他是堅決反共的。蔣介石很欣賞他這一套，將他留在身邊當侍從副官。從此以後，鄭介民便一直官運亨通，飛黃騰達。
    搜集桂係的情報，把李宗仁玩得團團轉，得到蔣介石的青睞
    鄭介民當了蔣介石的侍從副官，實際上是替蔣介石做特務工作。當時主持這一工作的是王柏齡，直接領導鄭介民的是蔡勁軍。鄭介民與蔡不僅是黃埔同期同學，且係海南島同鄉，兩人之間關係很不錯。鄭介民最初在南京搞這一活動時，並沒有什麽特殊表現，隻是在一些同學同鄉方麵搜集一點情報。但沒有多久，在蔣介石和桂係軍閥鬥爭中，他卻大顯身手，一鳴驚人，受到蔣介石的特殊信任，奠定了他以後搞特務的基礎。事情的經過大致是這樣的。
    1928年冬，張學良在東北“易幟”以後，蔣介石在表麵上算是“統一”了中國，但新桂係的勢力卻從廣西經武漢直到華北，分去了他不少的地盤。蔣介石對此很不甘心，時刻想把這個眼中釘拔去。
    鄭介民了解到蔣介石有解決桂係的決心，便自告奮勇，請求去武漢活動。他認為最有把握的事，是他與李宗仁的兄弟李宗義在蘇聯中山大學同學時兩人私交很深，李早就要鄭介民去替桂係工作，鄭介民可以通過這一關係打入桂係內部活動。王柏齡認為他這一關係很可利用，便正式向蔣介石提出。蔣介石馬上找他去，麵授機宜，命他立刻動身去武漢。
    鄭介民的這次活動，他一直認為是件得意的傑作，以後經常向人誇耀。
    他假裝失業，從南京悄悄跑到武漢，故意找一家很小的客棧住下來，裝出一副非常窮困潦倒的樣子。當他把武漢的情況看了看以後，便去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去找李宗義。當時第四集團軍總部裏，一般人稱李宗仁為“老總”，稱李宗義為“二總”。“二總”在總部內受到各方麵的尊重，誰也不會注意他會把一個特務引進來。
    鄭介民見了李宗義之後，說自己失業很久，連生活都無法維持，此次是專程前來投效，希望得到收容。他說得非常誠懇，加上李宗義根本不了解他的情況，便信以為真，馬上答應為他設法謀個職位。
    隔了一天，李宗義去客棧探望鄭介民，看到他那副窮困樣子，便毫不懷疑，立刻要他搬到總部與他同住一室。李還給他做了衣服，經常陪他出去玩。這時在總部工作的一些高級官員看到“二總”和鄭介民的關係這樣好，都樂於和他接近，他便利用種種機會拉攏總部機要人員，首先把李宗仁和各部隊及各方麵聯絡的密電碼本盜出拍成照片，又陸續把李部兵力駐地、人數、裝備、主官姓名等表冊抄出來，秘密送給蔣介石，使蔣介石掌握到第四集團軍的全部情況和各種活動。
    在此同時，鄭介民又在桂係將領中進行挑撥離間。先是，李宗仁到武漢後，為了拉攏湖北人，曾提出過“鄂人治鄂”的口號，因而桂係中的鄂籍將領如胡宗鐸和陶鈞便紅極一時，以致引起一些桂籍將領如夏威、李明瑞、楊騰輝，黃權等的不滿，鄭介民便借機擴大他們之間的矛盾，經常散布“當權發財的是湖北人，打仗拚命卻要廣西人”等一類話去挑撥離間。
    桂軍將領中鬧不和的情況，鄭介民隨時向蔣介石報告，蔣介石便派人對這些人進行收買拉攏和分化瓦解工作。這方麵的工作鄭介民做得很少，因為蔣介石怕鄭介民一旦暴露，不容易再找到一個這樣的人打入內部去活動。當時一些人對蔣介石的特務活動都缺乏警惕，鄭介民表麵上裝得老老實實，見了李宗仁總是開口“德公”閉口“德公”，連李宗仁也從來沒有懷疑過他。
    蔣介石的陰謀逐漸完成的時候，李宗仁還沒有察覺到他的基本力量已在內部發生變化。到1929年，他還想擴大勢力，把桂係勢力由廣西到華中、華北聯成一片。白崇禧在北平縱談天下大事時，也常說：“自古以來統一中國隻有自北而南才能成功。”言外之意，大有隨時準備自北而南進軍的打算。蔣介石卻不動聲色，暗中作好各種準備，隻等機會下手。
    李宗仁決心進取湖南，企圖扶植傾向桂係的何鍵代替親蔣介石的魯滌平為湖南省主席，不經過中央政治會議的批準，擅自以武漢分會名義越權免去魯的湖南省主席職務。此時，何鍵暗中向蔣介石投誠，使蔣介石更為高興，認為時機已到，便扣壓李濟深於南京湯山，借口李宗仁不服從中央而免去李的職務。李宗仁、白崇禧通電反蔣，蔣介石以師出有名，於1929年4月間發動戰爭。
    這時，被蔣介石早已收買的桂軍李明瑞、楊騰輝、黃權等旅，一槍不發，率部退往平漢路花園一帶。胡宗鐸，陶鈞等陷於孤立，無法支持，率部退往沙市、宜昌一帶。因此，桂係盤踞在湖北的十多萬人便一下子土崩瓦解，蔣介石毫不費力奪取了武漢。當時正在上海醫治眼疾的李宗仁完全沒有料到會失敗得這麽快，聞訊急忙從上海逃往香港。
    桂係問題迅速解決後，鄭介民便回南京見蔣介石複命。蔣介石在接見鄭介民的時候，緊握著鄭介民的手連聲稱讚他的工作做得好。鄭介民趁機把蔣介石給他的活動特別費剩下的一本存折交還，更加受到蔣介石的稱讚。
    蔣介石對一些叛桂來投的將領仍舊很不放心，便派鄭介民去做這方麵的工作，讓他擔任李明瑞的十五師政治部主任，命其隨部隊去廣西。當俞作柏任廣西省政府主席時，蔣介石又派鄭介民為廣西省政府委員，仍兼十五師政治部主任，駐在南寧。他的任務是監督俞作柏和回廣西的桂係部隊。
    不久，蔣介石以五十七師楊騰輝部駐防柳州，鄭介民在南寧無法兼顧，又將鄭介民所兼五十師政治部主任免去，改令其兼五十七師政治部主任。鄭介民這時便經常來往於南寧、柳州之間。他一麵在廣西省政府內暗中布置爪牙，一麵利用政治部派在部隊內的政工人員為他搞特務活動。
    當時與鄭介民一同派到廣西為蔣介石搞特務工作的還有不少人，而與鄭介民經常有聯係的是梧州海關監督饒毓琛，專門控製廣西的財政收入。當時梧州海關監督是廣西第一肥缺。這個關的收入為廣西主要財源，被蔣介石派人掌握以後，廣西部隊回到這個地瘠民貧的地方，軍政費用便都得仰蔣介石的鼻息。俞作柏的困難一天天增加，弄得一籌莫展。鄭介民和饒毓琛兩人夥同一氣，暗中對俞部下收買拉攏，又重演在武漢的故伎。這時，俞雖然知道他們是在搗他的鬼，但由於是蔣介石派去的，表麵上還得客氣三分。鄭介民雖然是個空頭的省府委員，卻對省府各項措施都要過問，並把一切情況隨時向蔣介石報告。
    1929年秋天，汪精衛、陳公博等聯合閻錫山、馮玉祥、唐生智及張發奎等醞釀反蔣介石的時候，派人去遊說俞作柏和他的部下將領。俞等均感到與其受蔣介石壓製困死在廣西不如起而反蔣，“向外麵打”，另謀出路，鄭介民在南寧聽到一些風聲，一麵急電向蔣介石報告，一麵連夜赴柳州，企圖掌握和分化楊騰輝部。
    同年10月初，俞作柏在南寧宣布就任討蔣總司令職，以響應在宜昌通電反蔣的張發奎時，鄭介民還在柳州活動，他不敢再回南寧，便連夜從柳州化裝隻身逃往廣州。俞作柏發動反蔣後，各方麵的反應並不如他想的那麽好，他部下中被鄭介民、饒毓琛收買了的呂煥炎、黃權等部又起而反對，張雲逸、李明瑞率部在右江投向了共產黨，還有一部分軍隊自行潰散。俞作柏弄得狼狽不堪，未待出兵，便已垮台。
    同年12月間，鄭介民從廣州經香港回到南寧，這次他見蔣介石的時候，便不像上次從武漢回去那樣受到蔣介石的重視。蔣介石當麵責備他，因為廣西發生了反蔣運動，說明鄭介民在控製分化廣西部隊方麵沒有多大成績，特別使蔣介石痛恨的是有不少廣西部隊起義當了紅軍，這是他最頭痛的事。
    鄭介民這次回來，蔣介石把他冷落了一個時期，後來才派他到參謀本部去當了一個上校參謀。他整天無事可做，便專心閱讀有關軍事、政治、哲學等書，鄭介民以後經常對人說，他在這一段時間內很看了一些東西，對他有極大幫助。
    蔣介石在這段時間內沒有找過他，他也不敢去見蔣介石。但他在人前一直沒有發半句牢騷，卻常向人表示，認為自己在廣西工作做得不好，辜負了蔣介石的期望，不能為校長擔憂分勞，用以自行譴責。這些話慢慢地傳到蔣介石的耳中，因此蔣介石對他慢慢重用起來。
    說話總愛滔滔不絕，不時還夾雜一些幽默輕鬆的語句，和戴笠的關係很微妙
    1931年11月，蔣介石在南京召集黃埔學生講話，宣布成立複興社，鄭介民立刻請求參加，並被選為該社幹事會幹事。鄭介民在這個法西斯集團中，一直擔任著重要的角色。1936年劉健群任書記時，因赴北平工作，蔣介石指派鄭介民代理書記，直到同年冬康澤接任書記為止。
    19月，蔣介石召集複興社高幹們開會，決定成立特務處。會前。蔣介石先找康澤和桂永清談話，征詢他們的意見。蔣介石想要康任處長，康當時表示不相宜。蔣介石不作聲，也未再問桂。等到開會的時候，蔣介石提出複興社應當成立一個特務處，準備以戴笠為處長、鄭介民為副處長，征詢在場的人有什麽意見。大家一聽，人選已由他提出，隻好表示同意。鄭介民當時默不作聲，不敢表示不願意，而心裏卻很不痛快，因為他了解戴笠的為人，知道這個人不容易共事，也有點不甘心居於這個六期同學之下。
    特務處成立前夕，戴笠和鄭介民兩人出麵在南京大宴賓客時，戴笠興高采烈，鄭介民卻表現得很勉強。在確定特務處的組織人事時，戴笠雖然請鄭介民介紹些親友參加，但他推說沒有適宜的人，完全由戴笠把他的“十人團”作為基幹。以後鄭介民才介紹了一些小同鄉和侄子到特務處工作。
    鄭介民任特務處副處長後，參謀本部的職務並沒有取消。開始他很少去特務處辦公，並想擺脫這個工作，另謀出路。戴笠每次離開南京請他主持特務處工作時，他對人事、經濟和一些比較重要的問題都不願處理，往往要蔣介石派在該處任書記的唐縱決定，極力避免在這些方麵和戴笠發生摩擦，他曾兩次請康澤向蔣介石保他幹別的工作。康曾經保舉他擔任中央軍校西北訓練班主任，以後還保他擔任過政治部第二廳廳長，但蔣介石都沒有批準，還告訴康，說此人做事無魄力，讓他留在特務處，以後不要再保薦他。
    蔣介石對特務處的工作異常重視，他知道鄭介民不安心，曾找他去談過話，叫他好好幫助戴笠把這項工作做好。鄭介民知道蔣介石不會調動他，便隻好和戴笠相處下去，戴笠也很了解他的心理，所以對他表麵上很客氣。
    1933年特務處與陳立夫所領導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二處合並，戴笠任處長，鄭介民仍兼任副處長。當時陳立夫對戴笠限製很嚴，處處不給他方便。二處的特務對外活動遇到很多困難，甚至連軍委會的證章都不肯多發給他。戴笠便要鄭介民向參謀本部要了許多證章和差假證，當時許多特務對外活動統統都是用參謀本部第五處名義。
    鄭介民為人謹慎但卻愛說話。在一件工作沒有做好以前他是不隨便向人談出來的，可是一旦做出了成績，他又愛向人誇耀。他說話總愛滔滔不絕，不時還夾雜一些幽默輕鬆的語句，這種表現讓人認為他很隨和。
    在這個時期內，鄭介民最得意的事有這樣幾件。
    “一·二八”以後，十九路軍開赴福建時，蔣介石指示特務處要多派人打入這個部隊去充當中下級軍官。其中除了少數是通過特務處組織進行有計劃的布置外，大多數是由於他個人關係派遣去的。這些人平日與特務處沒有什麽關係，僅和他個人保持聯係，身份不易暴露，活動更為方便，後來起的作用也更大。如他派去的海南島文昌縣的小同鄉雲大沂，策動七十八師師長雲應霖投效蔣介石。雲大沂還提供很多情報，當時特務處福建省站所得到的有關十九路軍的情報，往往不及他了解的多。
    十九路軍在福建反蔣介石時，鄭介民正在北平，戴笠急電把他召回南京。蔣介石原想要鄭介民去福建主持瓦解十九路軍的活動，但他顧慮很多，遲疑不決。鄭介民認為認識他的廣東人不少，幾年間，通過他的關係打入十九路軍去工作的人還有些去後一直沒有和他聯係，態度不明，怕被這些人認出後出賣他。戴笠知道他膽小，不好勉強他去，便要他把一些可靠的關係交出來，由戴笠自己帶了幾個人潛往鼓浪嶼坐鎮指揮。
    通過鄭介民所派遣打入十九路軍的特務和福建省站的特務活動，戴笠不僅掌握了福建全部情況，隨時向蔣介石報告，甚至連十九路軍總部與所屬部隊及對外聯絡的密電本都被特務盜取出來。弄得總司令部竟在事變發動後無法向部隊下達命令。部隊發回的電報也無法翻譯出去，彼此均失去聯絡。
    “福建事變”很快結束，戴笠回到南京後，雖然最初對鄭介民不肯前往有些不滿，可是事情出乎意外順利地得到解決，又慶幸自己大功獨得，反過來對鄭介民表示好感。由手鄭介民事前所布置的廣東同鄉和海南島小同鄉從中所起的破壞作用收效很大，戴笠曾當著許多特務麵前稱讚了鄭介民有“製敵機先”之明。蔣介石聽到戴笠的報告後，也很稱讚了鄭介民一番。
    1933年春天，華北局勢非常緊張，何應欽感到窮於應付。蔣介石叫戴笠派重要特務去主持華北方麵的工作。戴笠便向蔣介石提出派鄭介民去兼任華北區區長，對外活動則以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上校參謀名義作為掩護，將特務處在華北地區的工作重新作了一番調整部署。
    古北口戰事剛發生的時候，蔣介石生怕日軍大舉進攻，急於要了解隨時發生的情況。時華北區掌握這方麵的材料很少，古北口一帶又沒有派遣特務組織，蔣介石罵戴笠不懂得工作的輕重緩急。戴笠便急電鄭介民，請他親自去布置並了解一下情況，臨時成立一個小組帶了一部電台，隨他一同趕到古北口。鄭介民在那裏隻住了兩三天，把那個小組和電台留下，自己趕忙回到北平。以後他一直向不了解情況的人吹噓，他曾經參加過“古北口的抗日戰役”，實際上便是這麽一回事。
    鄭介民在華北區長任內最得意之作，是1933年5月7日派人在北平六國飯店打死張敬堯。這是由他親自出馬，化裝成為由南洋回國的華僑資本家進行偵察活動，等到把張的情況弄清楚以後，便派華北區行動組組長白世維帶領行動員黃泗欽等將張擊斃。
    鄭介民自主持刺殺張敬堯後，即回到南京，再也不願去北平，害怕張的舊部和日本特務對他進行報複。1933年秋天，戴笠改派王天木為華北區區長，鄭介民連辦理移交手續都不敢去，好在他是以副處長身份兼任區長，也沒有人難為他。
    受委派去歐洲考察，受益匪淺
    1934年春，蔣介石為了要效法希特勒和墨索裏尼的法西斯獨裁統治，決心挑選一批人去歐洲學習。鄭介民也被選中了。當年夏天，鄭介民和潘佑強、杜心如、滕傑等一行7人，以軍事考察團名義前往歐洲考察，實際上主要是去德意兩國。蔣介石給他們的任務，一是學習法西斯統治人民和反共防共的一套辦法，一是發展複興社在歐洲的組織。他們先後到過德、意、英、法、奧、瑞士等國，在德、意的時間較長。他們對這兩個獨裁統治集團各方麵都作了研究。鄭介民對學習他們的特務工作方麵的組織活動等花的時間最多，搜集了不少材料，寫成報告，由戴笠整理送給蔣介石。戴笠參照這個報告，對他領導的特務處作了不少的調整。
    最初戴笠對特務處的工作究竟應當怎樣做，提不出一套完整的辦法。鄭介民這次考察，對他有很大的幫助。當時特務處和軍委會調查統計局第二處，及以後的軍統局所搞的那些活動，不少是通過鄭介民的這次考察和唐縱在德國任國民政府駐德大使館副武官時所學到的一套搞起來的。如通過特務組織去控製交通和通訊，監督無線電台和收音機及幹擾廣播，派特務滲入機關、工廠、學校，加強警察機構等等。
    他們在歐洲時，每到一地總要召集留學生開會，宣傳複興社的組織和作用，告訴他們這個社是委員長蔣介石自兼社長的，叫所有的留學生都要參加這個組織。鄭介民向留學生講話時很幹脆，常常毫不避諱地說，蔣介石決心不再依靠國民黨，所以組織複興社來代替。他為蔣介石大肆吹噓，說蔣介石如何有決心把中國治理得富強康樂，而國民黨已經老大腐朽，沒有朝氣，隻有靠複興社來複興中國。據鄭介民自己說，他的這些話常常受到留學生們的歡迎。因為這些人對國民黨中一些老朽昏庸的權貴們早有不滿，平時敢怒而不敢言，鄭介民的這些話正投他們之所好。
    鄭介民等在德國時，曾多次請求晉謁希特勒致敬，經過幾番周折，等了好些時候，才被允許接見他們。希特勒對這些不遠萬裏而來向他致敬的徒子徒孫，態度非常傲慢，但他們卻以能見到“元首”一麵而感到心滿意足，均認為不虛此行。
    他們在意大利時，據說墨索裏尼在接見他們時態度比希特勒要好得多，對他們曾加以勉勵。他們便感到受寵若驚，高興異常，回國以後，鄭介民常以曾見到過這兩個“法西斯老祖宗”而認為無上光榮。不過也有人說，他們在德國時請求晉見希特勒，沒有得到允許，回來後為了麵子關係吹牛皮。
    1935年春夏間，鄭介民等由歐洲回來後，蔣介石曾抽出不少時間聽取他們的口頭報告，並看了他們長篇大論的文字報告，興趣異常濃厚。戴笠也不斷找鄭介民問長問短，請他為特務處作報告，他立刻成了最受歡迎的忙人。
    鄭介民回國不久，便被蔣介石提升一級，任命為參謀本部第二廳第五處少將處長。
    從1936年春天開始，戴笠不斷接到情報，說胡漢民在廣州召集兩廣軍政頭子密商反蔣介石問題。蔣介石曾幾次電促胡漢民到南京來，均無結果，便命令戴笠加強華南地區的特務活動。戴笠把在上海、南京、武漢等地的廣東籍特務分子大量抽調前往。
    不久，日本第三艦隊司令高僑伊望中將訪問廣州，特務們得到情報說陳濟棠接受了日本人的支持，準備與廣西聯合向南京進軍推翻蔣介石政權。蔣介石便加派鄭介民前往香港，指揮華南區進行暗殺陳濟棠的活動並分化收買廣東部隊，鄭介民於3、4月間即由南京經上海秘密去香港。
    當時特務處華南區區長邢森洲，原是鄭介民所保薦的人。邢森洲在南洋混了不少時間，在華僑中小有聲望，他的人事關係很不錯，但在搞暗殺和分化等方麵卻遠不如鄭介民有經驗。
    鄭介民去香港後，一麵積極布置暗殺陳濟棠的工作，一麵多方設法收買陳的部下叛陳投蔣。鄭介民派到廣州的一個暗殺小組，曾在廣州市通往郊區梅花村陳濟棠的寓所途中租好房屋，準備利用陳每日往來時進行狙擊，結果被陳的特務發覺，將鄭介民派去的幾個特務捉了去。這更使陳堅定了反蔣的決心，蔣介石和戴笠對此均大為惱怒，曾函電斥責，令鄭介民迅速重新布置，必欲殺陳而甘心。
    6月初，陳濟棠借口蔣介石不抗日而通電反蔣介石，自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除一麵派大軍鎮壓外，一麵加派特務暗中加緊收買陳濟棠部下。鄭介民和邢森洲在這次事變中最得意的傑作是收買兩廣空軍。當時兩廣空軍中不少是華僑，邢和這些人當中不少人有關係。鄭介民先以12萬港幣收買了陳部航空部隊飛行員陳振興以後，又以40萬港幣收買了航空隊長黃光銳。他們還收買了廣西空軍，並策動師長李漢魂、李振良等將級和校級軍官40餘人叛陳投蔣。
    7月初，各項布置就緒，黃光銳等分別率領飛機連同全部空勤人員飛向南京。廣西空軍也在同一天逃走，一同到達南京。黃光銳發表通電，曆數陳濟棠在廣東多年來搜刮民財、勾結日寇的罪行。
    蔣介石和戴笠自得到鄭介民的密電，知道他在進行收買兩廣空軍的活動，曾撥出數百萬的港幣令其積極進行，日夜盼望早日成功。當這些飛機到達南京後，蔣介石、戴笠十分高興，連電嘉獎，囑其繼續加速進行瓦解陳濟棠部的活動。
    陳濟棠等反蔣介石通電發出後，僅僅一個月左右便弄得眾叛親離，不得不通電下野。這次事變很快結束，鄭介民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當他很高興地準備回南京報功請獎時，戴笠又叫他到廣州布置保護蔣介石的工作。
    8月間，蔣介石飛到廣州。鄭介民這次去見蔣介石，自然又得到一番獎勵。蔣介石離開廣州後，他才回到南京，戴笠又為他舉行一次慶功大宴會，並給他申請到一筆巨額獎金。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後，鄭介民被調為參謀本部第二廳第三處處長，主管對日作戰的情報工作。
    一麵悔恨自己沒有帶兵打過仗，“武”的氣味還差一些，一麵又醉心於想當一個“儒將”
    “七七事變”後，蔣介石在表麵上雖然接受了中共所提出的一致聯合起來抗日的主張，而暗地裏卻更加積極地進行反共防共的陰謀活動。當國民黨政府從南京逃到武漢後，在珞珈山舉行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蔣介石便提出要增加一個龐大的特務機關，把原來由陳立夫領導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全部交與戴笠，另在中央黨部內設立一個同樣的調查統計局，以加強特務力量。
    蔣介石當時雖有意提拔戴笠，但苦於他的資曆不夠，隻好指定他侍從室第一處主任賀耀祖為局長，以戴笠為副局長負實際責任。但對鄭介民的安排卻成了問題，蔣介石不讓鄭介民離開這個特務組織，又不便設兩個副局長，最後才決定讓鄭介民兼任軍統局的主任秘書，協助戴笠工作。鄭介民對這個名義很不痛快，開始很不願去辦公，老是推說事忙抽不出時間，這個主任秘書便成了一個有名無人的空位。戴笠也了解鄭介民的心理，不好勉強他去，而內部工作卻還得有人領導，便在軍統局中仍保留書記長這個職位，主持內勤業務。唐縱、張嚴佛、周偉龍、吳賡恕四人先後擔任過書記長。
    當時軍統特務之中，不要說外勤特務不知道這個主任秘書，連內勤也有些人不知道書記長之上還有這樣的領導人。戴笠感到這樣下去有問題，不但鄭介民可以借口不去軍統工作，特別是怕蔣介石查問起來無話交代，才於1940年將書記長名義取消，改為代理主任秘書，由戴笠的親信小同鄉毛人鳳來擔任這一職務。一直到1946年3月間戴笠死去前，鄭介民的這個主任秘書都是由毛人鳳代理。到1942年前後，中美所工作正在開展，毛人鳳忙不過來，又增加了一個副主任秘書，由張嚴佛擔任，直到抗戰勝利。
    鄭介民對軍統局這個主任秘書的本職不大感興趣，可他的老婆卻生怕丟掉了這個位子。因為軍統局錢多、東西多，可以源源不斷地供應，不但鄭介民所乘的汽車、汽油由軍統局供給，家裏用的副官、男女傭人、廚師等都是軍統局支薪，連家裏的許多開支和應酬請客等費用都由軍統局包下來。軍統控製的公開機關如緝私署、貨運局、交通檢查處等走私和緝私得來的東西，對軍統大特務“進貢”時，總有鄭介民的一份。為了這些，鄭介民的老婆去軍統局局本部的次數，卻比鄭介民還多。每當戴笠離開重慶，毛人鳳要找鄭介民去軍統主持紀念周時，鄭介民常推說事忙抽不出時間。毛人鳳以後找到一個竅門，隻要打電話到他家裏告訴他的老婆一聲，第二天鄭介民一定準時到達，從不誤事。
    抗戰開始不久，蔣介石曾請求英國幫助成立一個突擊部隊。鄭介民得到這一消息，對此很感興趣，便托人向蔣介石去要求，希望派他去擔任這項任務。蔣介石認為鄭介民沒有帶兵打仗的經驗，不適宜搞這種工作，另派李默庵去籌備成立英械裝備的突擊部隊，鄭介民又一次感到大失所望。
    當參謀本部改組為軍令部之後，鄭介民卻意外地被蔣介石提升為該部第二廳中將副廳長。這樣雖使他安下心來，卻仍不忘情於帶兵的工作。1939年陸軍大學設立將官班，專門調訓國民黨中高級軍官時，他便請求帶職去受訓。當時有人問他，為什麽還要去進陸大？他很高興地說：“現在的軍事機關和部隊的幕僚長，規定都要陸大畢業生，如果自己不是，不但沒有機會能帶兵，也不懂業務，無法工作。而且由於和陸大學生不是同學關係；也不易駕馭，所以非去不可。”
    鄭介民於1939年9月前後進陸大將官班，1940年4月畢業。當時陸大還設在貴州遵義，有些調訓的高級軍官帶職學習，連畫地圖都要參謀代辦，本人則經常跑到重慶、貴陽去玩樂。即便在遵義，他們也是花天酒地，有時通宵達旦地賭博，上課聽講隻是敷衍了事，反正是去混一個學曆。鄭介民在這段時間內卻與眾不同，他非常認真地學習，有空還從事寫作。他偶爾回重慶幾天，也是到軍統局和第二廳去要一些資料，作為他寫作參考之用。他老婆經常寫信罵他，說別人常常回家，他卻不想家，還疑心他在遵義玩什麽花樣，曾兩次偷偷跑到遵義，看到他的確是在埋頭學習和寫作才放了心。
    鄭介民一麵悔恨自己沒有帶兵打過仗，“武”的氣味還差一些，一麵又醉心於想當一個“儒將”，當時許多將領，都有“武人惟恐不能文”的思想，他便是具有這種思想的一個典型人物。幾年間，他從軍統局與第二廳檔案中搜集了不少材料，先後縮寫了《軍事情報學》、《諜報勤務教範草案》、《遊擊戰術之研究》等幾本書。國民政府對他這種肯鑽研和寫作精神，曾予以明令表揚，並授給他一枚“積學勳章”。他對這枚勳章極為重視，認為是最難得的“榮譽”，經常愛把它拿出向人炫耀，以顯示他是個“文武雙全”的“儒將”。
    鄭介民任軍令部第二廳副廳長期間，還在1940年下半年起兼任了“中蘇情報合作所”的副所長，所長由二廳廳長楊宣誠兼任，蘇聯方麵也派了一個副所長。這是蘇聯幫助中國偵查對日情報工作的。該所設在重慶夫子池來龍巷慶德裏一號，另在南岸黃山放牛坪茶亭子附近設有電訊偵測總台，由軍統所派的特務肖堅白任總台長。蘇聯派有一個副總台長和幾十名技術人員，在南岸汪山建有兩幢宿舍專供蘇聯人員住宿。該所結束後，該處改為軍統汪山農場。
    這個所雖是由軍令部出麵，實際是由軍統主持與蘇聯進行合作，專門偵收和研究翻譯日本陸空軍無線電通訊密電碼。蘇聯方麵提供了一批供偵查用的電訊器材。名為合作，實際上彼此都想把對方偵譯日本密電碼的技術學過來，而把自己懂得的一套又不要讓對方學去。戴笠曾把留學蘇聯的中共叛徒謝力公等人派去擔任該所的科長(蘇聯方麵派副科長)，其他一些工作人員也大都是由戴笠選派去的軍統特務。
    戴笠一方麵指使鄭介民在該所的電訊部門特務去偷學蘇聯人員在這項工作中的技術方法，同時還指示他們應多方設法去和蘇聯人員接近，想從中收買拉攏個別的蘇方工作人員，妄想在蘇聯內部去布置情報工作。戴笠對謝力公抱有很大的希望，謝的俄語很流利，一向長於交際應酬，戴笠特別撥出在贛口街附近的一座小洋房交與謝，作為聯絡蘇聯人員之用。謝的舉止很闊綽，一切交際費用都由軍統支付，曾花了不少的錢，但卻沒有聽說得到什麽結果。當時鄭介民的老婆為此常發牢騷，說鄭介民兼任該所副所長，卻遠不如該所的科長闊氣。
    鄭介民在兼任副所長期間，平日也很少過問該所的工作，一直交由軍統去搞。有人偶爾問到他這個所的情況時，他總是神秘地說：“這是秘密，暫時還不宜公開，將來等到對日作戰取得最後勝利，一定會有驚人的成績在報上公布的。”實際上他有許多問題也弄不大清楚，除了邀請蘇聯人員赴宴時他去參加一下，他連設在南岸均偵測總台都沒有去看過一次。謝力公有事也是直接找戴笠請示；有些事告訴他一聲，有些連事後都不和他談，他也從來不去追問。
    準確判定盟軍開辟第二戰場的日期
    1940年夏天，蔣介石叫戴笠加強軍統在南洋各地的特務活動，戴笠因鄭介民對南洋情況較熟悉，要他赴南洋一帶視察，開展軍統在海外組織的工作。他認為這些地方都是英國的殖民地範圍，必須與英國密切聯絡，以免引起英國的不滿。他去視察時，英國方麵特派兩名特務隨他一同前往。
    同年秋，通過鄭介民與英國接洽，決定成立一個“中英情報合作所”，英國派特務安德遜到重慶正式商談中英情報合作問題。蔣介石決定交由軍統負責與英國合作，戴笠即推薦軍統特務武裝部隊頭子、軍委會別動軍司令周偉龍兼任該所主任，安德遜任副主任。
    中英情報合作所成立時，戴笠在軍統局舉行紀念周上特別稱讚鄭介民“為軍統發展國際情報工作做出新的貢獻”。
    這個所設在重慶小龍坎紅糟坊周家灣別動軍司令部旁邊。合作內容主要是由軍統向蘇方提供有關日寇陸海空軍在中國沿海及大陸活動的情報，其中著重於日本空軍的情報。軍統曾應英方要求，派了一個特別工作小組，先後在香港、印度(日寇占港前去印度的)工作，專門偵測日空軍的活動和研譯日空軍密電。當時這個工作組很受英方重視，並多次想派人學習軍統偵譯日空軍密電的技術，軍統始終不肯把這部門所取得的經驗向英方提供，1942年前後，戴笠又要鄭介民以軍令部二廳名義派軍統特務李漢元、吳文字等十餘人去緬甸工作，還由英方派幾名特務隨同前往。
    鄭介民最得意的一件事，是1942年1月間，他對盟軍在新加坡的作戰方案提出自己的意見，後來事實證明是正確的。當羅斯福和邱吉爾決定要保衛住盟軍在遠東的軍事基地新加坡時，西南太平洋盟軍總司令英國上將魏菲爾在新加坡召開同盟國軍事會議，商討保衛新加坡的計劃，蔣介石除了派杜聿明等前去參加外，還派鄭介民前往擔任有關情況方麵的聯絡。鄭介民去了之後，不但沒有受到魏菲爾的重視，連當時新加坡英軍總司令對他也很冷淡，他隻是和魏菲爾總部的一些高級幕僚人員有所接觸，並沒有正式參加這次會議。一向非常驕傲的魏菲爾，在這次會議上堅決表示，隻要縮短防線，集中兵力，確保新加坡是決無問題的。鄭介民卻向魏總部的幕僚人員提出了他的不同意見，他認為新加坡是絕對沒法防守的，不如集中力量堅守印度尼西亞，使之成為西南太平洋盟軍的反攻基地，堅守印尼比堅守新加坡要有把握。當時他的這些言論，完全沒有受到魏菲爾的注意。
    鄭介民從新加坡回到重慶，又把這一意見向將介石提出。蔣介石對他的話相當信任，曾正式轉達魏菲爾，也同樣沒有被采納。
    還不到半個月，日軍便集結大量海陸空軍猛攻新加坡。這個為英國經營多年、費資達6000萬英鎊建成的所謂遠東第一巨港，加上有6萬多名防守的英軍，隻有十多天時間，便於1942年2月被日軍攻破，魏菲爾倉皇率領總部人員逃往荷印爪哇。
    這時，不僅蔣介石和在重慶聽到過鄭介民意見的人，認為鄭介民果然“料事如神”，連魏菲爾在致電蔣介石的時候，也後悔不聽鄭介民的方案而遭此慘敗。蔣介石便再度派鄭介民去爪哇與魏菲爾聯絡，這次魏菲爾的態度便與以前完全不同。據鄭介民回來時說，連魏菲爾都親自去機場迎接他。不過這次鄭介民卻沒有看準，當他剛從爪哇回到重慶，正預備再去的時候，日軍又乘勝向印尼大舉進攻。不出1個月，3月初爪哇也被日軍占領。魏菲爾隻身乘飛機逃往印度，防守印尼的幾萬英軍和魏菲爾總部軍官都成為日軍俘虜。
    在一敗再敗以後，西南太平洋盟軍總司令部也一度宣布解散，魏菲爾仍回原任駐印英軍總司令。以後蔣介石還經常派鄭介民去印度和魏菲爾聯絡。後來英國派蒙巴頓在錫蘭任南太平洋盟軍總司令時，鄭介民也曾去錫蘭和蒙巴頓聯絡。在協同對日作戰中，鄭介民曾提出過不少的意見。
    蔣介石認為鄭介民在和盟軍打交道時還有一套辦法，以後又指定他參加在重慶舉行的中美聯合參謀會議。當時任中國戰區參謀長兼美軍駐華總司令的魏德邁，對鄭介民的印象也相當好。
    鄭介民對軍事問題一向愛提出他的分析和判斷，雖然有時估計錯誤，但偶爾也能說中幾件。他最愛向人誇耀的另一件事，是盟軍開辟第二戰場的日期被他猜中了。1944年夏，鄭介民和魏德邁總部的一些美軍將領們談話，大家預測開辟第二戰場的時間。許多美軍將領們談的都不著邊際，隻有鄭介民指出6月初很可能。當時大家也隻是認為姑妄言之，姑妄聽之，並沒有人相信他的話。
    隔了不久，盟軍果然在6月6日那天從法國諾曼底登陸。消息傳到重慶，許多聽到過鄭介民那次談話的美國軍官立刻想起他事前說的日期完全正確，見到他的時候都稱讚他是神機妙算，居然能這麽準確地計算出盟軍登陸的日期。這時他便大賣狗皮膏藥，瞎吹一頓。魏德邁聽到這些話以後，還當麵稱讚過他。原來，他這次猜中的根據，主要是從整個戰局來看。認為第二戰場的開辟不能再拖延，而且各項準備也已就緒，不會出今年。至於日期的確定，他是根據英倫海峽每年6月初天明前漲潮最大，在那幾天登陸最適宜。他一麵向人誇耀他學識淵博，一麵也是暗示他消息靈通。
    鄭介民的這些預言雖然受到一些人的重視，使他沾沾自喜，但他的老婆卻常常當著許多人的麵揭他的底。每當他正津津有味地向人說這說那的時候，他老婆往往從旁插嘴叫別人不要信他亂吹。一次她說：“抗戰開始，他認為香港最安全，把貴重物品和行李寄存在香港，可以保險，結果香港很快淪陷，東西全部丟光。”她越說越氣，用手推他、捶他，要他把東西還來。他這時隻是苦笑一下，還是繼續向人講下去。
    陪蔣介石參加“開羅會議”，鞍前馬後十分賣力
    中美合作所成立之初，有消息說除由戴笠兼任該所主任外，還準備委任鄭介民和美特頭子梅樂斯一同為副主任。以後不知是什麽原因，他這個兼副主任的職務一直沒有任命。
    鄭介民在中美所雖然沒有兼任職務，但他卻非常熱心於中美所的種種活動，經常與梅樂斯往來。中美所的第一、第二次簽訂合同時，他都參加。他在重慶期間，所有中美所舉行集會和盛大宴會時，他和戴笠都是以“主人”身份來殷勤招待美國特務。席間，他總是喜笑顏開，用些滑稽幽默的話來逗美國人開心。每當戴笠不在重慶時，有關中美所的問題都由他出麵與梅樂斯商談。許多美國人都喜歡找他聊天，並當麵稱讚他是一位很風趣的人物。
    戴笠死後，梅樂斯從美國到南京吊唁，鄭介民特意從北平趕到南京，一連和梅樂斯長談了幾次。他希望再度恢複美蔣特務合作，梅樂斯也表示在對付中國共產黨方麵願意再盡一點力量。以後不知是什麽原因，直到全國解放，美國都沒有把這一組織恢複，使他很失望。後來，美國同意在保密局內成立一個“中美辦公室”，繼續進行支援軍統的反共活動。
    鄭介民對美國“特使”馬歇爾恭維備至。馬歇爾上廬山，他幾次參加迎送。有次馬歇爾夫婦去找蔣介石，他跟在兩乘大轎後麵走了十來裏路。那次他穿著整齊筆挺的軍服，連外衣都為汗水濕透。他有支氣管炎的老毛病，每到冬天發作得最厲害，那次他弄得上氣不接下氣，支氣管炎大發。回到南京醫了很久。他老婆埋怨他，他卻認為這次當馬帥的跟班，是有很大政治意義的。
    鄭介民在和馬歇爾的往來中，雖然極力為這個偽裝的“和平使者”到處吹捧，但後來他認為馬幫助蔣介石還不夠積極，而在背地裏有些埋怨。有次他在保密局對幾個處長級的大特務大發牢騷，說許多事沒有能夠按預定的計劃弄好，使國民黨吃了許多虧。
    鄭介民和司徒雷登雖然早就認識，但關係不深。1933年，鄭介民在北平任特務處華北區區長的時候，用以掩護的職務是北平軍分會的上校參謀。當時司徒任燕京大學校長，交結的都是國民黨的達官顯貴，對這個上校參謀並不看在眼中。鄭介民雖然很想巴結，也沒有巴結得上。
    司徒雷登這個“中國通”被日本人囚禁了幾年，於1946年繼赫爾利擔任美駐華大使。這時，鄭介民的地位也和過去不同了。彼此都感到需要拉攏一下，但又不便直接去找對方。當鄭介民向保密局辦公室主任黃天邁談到這件事的時候，黃告訴他司徒雷登也早有意和鄭介民談談。黃是燕大學生，曾任國民黨政府駐巴黎總領事，抗戰期間投入軍統後，當過軍統局第一處副處長、海外區區長，主管海外情報。抗戰勝利後，黃天邁在平津專搞國際情報工作，主要是和美國駐平津人員進行聯係。黃和司徒雷登的秘書傅涇波是燕大同學，兩人私交甚好。當傅帶黃去見這個老校長，談到他在鄭介民手下工作時，司徒雷登便在黃麵前稱讚鄭介民是“國民黨中有數的軍事謀略家”。鄭介民聽到這樣稱讚他，更是急於能早日同這個被蔣介石尊為上賓的新大使見麵。據黃天邁說，當他和傅涇波聯係好以後，鄭介民第一次去見司徒雷登的時候，兩人一談就談了幾個鍾頭，越談越有興致。
    鄭介民在北平時，司徒雷登每次來平津活動，鄭介民都趕去迎接。司徒雷登在南京過70歲生日時，鄭介民沒有來得及趕去，便叫人買一個漂亮的壽幛送去，並專電向其祝壽。
    鄭介民善於討好外國佬，也深為蔣介石所嘉獎，並且常常利用他這一長處從事這方麵的工作。鄭介民也以所謂“軍事外交家”自居。他認為最得意的是1944年“開羅會議”前後的一些活動。
    開會之前，蔣介石先派胡世澤、朱世明、李惟果和鄭介民四人到開羅與美、英方麵人員聯係。鄭介民奉命後立刻與戴笠商量，兩人幾乎談了一個通宵。鄭介民的任務除了先去商談會前的種種準備事項外，最主要的還是為蔣介石布置警衛方麵的工作。軍統在那次會議之前，急急忙忙加派了一批特務去印度、巴基斯坦和埃及等處，戴笠親自為這些人餞行，發給他們大量經費。軍統原來在這些地方雖有組織，但人數不多，沒法擔負這一新的臨時重大任務。鄭介民去開羅後，不久便和李惟果先回重慶複命，鄭介民一下飛機便立即向蔣介石報告了準備情況。李惟果去見蔣介石的時候，蔣介石馬上說：“一切情況已由鄭介民廳長報告過了。”李惟果隻好退了出來。
    蔣介石去開羅，所乘的專機航行的路線，連隨同他一道去的許多人都不了解，隻有戴笠和鄭介民才在事前知道，這是由鄭介民預先安排的。因為蔣介石怕日本飛機攔截，故讓其隨從人員乘飛機去加爾各答，而他的專機則取道卡拉奇。
    當晚，蔣介石和宋美齡在卡拉奇過夜，鄭介民更為忙碌，幾乎通夜沒睡，指揮著事先去那裏的軍統特務暗中嚴密保衛，因此第二天他在飛機上一直打瞌睡。
    那次蔣介石帶去的隨員不多，但鄭介民卻一直沒有公開露麵參加會議。蔣介石住在金字塔旁的一家大旅館中，也很少看到鄭介民出入，實際上他每天都在為警衛忙得不能休息。會議剛一結束，鄭介民又先到加爾各答布置。蔣介石在印度停留時，鄭介民也是負責蔣介石的警衛工作。蔣介石回國後，還特地嘉獎了鄭介民的保衛工作，說他做得好，鄭介民為此高興了三天。
    歪曲事實，破壞國共和談，一生反共最積極，卻又最害怕共產黨
    抗戰勝利，國民黨軍政人員貪婪欲望大發作，都在準備“劫收”。鄭介民也希望能夠弄到一個接收大員來發橫財，他老婆尤其希望他能負責一個肥美的接收任務。不料蔣介石卻派他兼任蔣夢麟所主持的“賠償委員會”委員，這使他大為泄氣。
    當他正在悶悶不樂，害怕蔣介石忘記了他的時候，一個出乎意料的新的任務落到了他的身上。蔣介石決定派他擔任軍調處執行部北平辦事處國民黨方麵的代表，叫他利用國民黨和共產黨進行“和平談判”的機會，去對解放地區進行特務活動。這個平日反共最積極的特務頭子，對中共情況比較了解，感到這一任務非常棘手，不容易完成。他急忙找戴笠商量，一連談了兩三天。戴笠向軍統局各單位負責的大特務宣布，一定要盡全辦協助鄭介民去完成任務，要人給人，要錢給錢，要電台、武器、交通工具等都要盡先盡量供給，不準有任何借口拖延。戴笠認為蔣介石挑選鄭介民去擔任這個任務，不僅僅是對鄭介民的信任，也是對軍統的信任，因此無論如何要抓住機會，把多年來對解放地區布置工作屢遭失敗的情況挽轉過來。戴笠一麵讚揚蔣介石這一決定的英明，一麵破口大罵有人提出反對用這樣一個公開的特務頭子出任國民黨方麵的代表，說這些提不同意見的人沒有頭腦，沒有常識，不了解抗日勝利後國內唯一的敵人是共產黨。
    在戴笠召開的緊急會議上，鄭介民的心情表現得很沉重，不像往日那樣指手畫腳。他隻簡單地說了一些任務很重大，關係到黨國前途，他個人力量有限，要大家一齊竭力幫助他，相信有蔣介石的“英明領導”和戴笠的隨時指示，他有信心和決心把這一工作做好。他打破以往慣例，沒有大談他的分析看法。大家也了解，因為有戴笠在座，怕他不耐煩聽，誰也沒有向他提出什麽問題。
    過了兩三天，鄭介民又去軍統找毛人鳳，幾個處長級的特務一下把他包圍起來，問長問短，他才談了一會。他認為最大最難的任務是如何在短期內恢複交通。他說，這些被共產黨占據了的幾條鐵路是國民黨的動脈，要想拿過來是有困難的。因為多年來國民黨和共產黨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不容易使得對方相信自己的“誠意”，單靠運用政治手腕辦交涉，開談判，不用強大的軍隊作後盾，不會輕易得到圓滿結果。他認為靠幾十架飛機運送部隊，隻等於撒撒胡椒麵一樣，起不了多大作用，一定要把鐵路交通恢複。
    當有人問到他蘇聯會不會公開阻攔國民黨接收東北和幫助共產黨的時候。這個以了解蘇聯情況最多的專家自居的鄭介民，便打開話匣滔滔不絕地談了起來。他認為蘇聯不會公開阻攔隻是暗中加強援助中共，並舉出了許多理由證實他的看法。
    對於向解放地區搜集情報，他認為機會很好，平日不能進入的地區現在可以公開進入。他以開玩笑的口吻說：“過去你們老是說這方麵的情況太少，將來你們連看都看不過來的時候可不要怪我！”
    臨走的時候，他很嚴肅地提出警告，叫大家千萬不能麻痹大意，把問題看得太簡單，把一切寄托在雙方談判上，而一定要比過去任何時期都要加強對中共的工作。他認為“和談”隻是解決問題的一個方麵。他說，美國在這個問題上一定是站在國民黨一邊，美方指派的代表饒伯遜（以後改吉倫)和他關係很好。他說：“三個人開起會來，要表決問題時，總是可以做到兩票對一票的。”
    他去北平之前，在軍統局和軍令部第二廳的特務中挑選了胡屏翰，鄒陸夫、溫天和、黃維勤、黃長新、潘誌民、塗敘五、肖鳳岐、郭子祺、董承烈、黃介新等100多人擔任各地調處小組的工作，把軍統中共科科長郭子明調去當顧問。
    當報上公布他出任國民黨代表的消息後，許多報紙的新聞記者便去訪問他。他在重慶和北平接見記者時，總是說“我們不再算舊賬了。算也算不清楚。過去談了八九年，再談下去，我們都已經老了。”他一開始就想把過去談判失敗的責任完全推在中共方麵，好像國民黨很有誠意。可是還沒有開始談判，他和戴笠就暗中在積極進行向解放區布置特務活動了。
    1946年3月17日戴笠摔死後，蔣介石於20日決定派鄭介民繼戴笠任軍統局局長。毛人鳳急電鄭介民，請他立即回重慶。鄭介民原定22日由北平起程，可是到了22日上午又接到他的電報，因軍調部方麵有緊急工作分不斷身，改為24日中午才能動身。
    24日下午，毛人鳳帶著幾個處長去機場迎接他。飛機遲了兩個多鍾頭才到達，大家和他的老婆都非常著急，不斷地要航空檢查所的特務去航空公司問情況，雖然知道沒有事，但都不放心。因為那一天天氣不好，飛機頂風飛行，所以遲誤了兩個多鍾頭。鄭介民走下飛機便向歡迎的人打趣地說：“今天天氣很惡劣，我還擔心戴先生找我去吃晚飯呢！”
    當晚鄭介民去見了蔣介石，第二天上午便到軍統局召集各單位負責人開會。毛人鳳首先宣布蔣介石已指定由鄭介民繼戴笠代替局長職務，希望大家在鄭介民的領導下繼承戴笠的遺誌把軍統工作做好。接著，毛人鳳請鄭介民訓話。鄭介民那次說得很簡單，隻說，他目前的工作非常重要，因此不能親自主持軍統工作，仍舊由毛人鳳領導，除重大問題和他研究外，一般問題仍照過去一樣辦。他還說，他過去對軍統情況很少過問，許多事還不大接頭。
    當有人問他軍調部工作情況時，他回答也很簡單，隻說問題很難辦，對手不容易對付。他說，人家(指中共)工作做得非常細致，不像國民黨那麽粗糙，有些地方值得學習，下午他找毛人鳳談了幾小時。以後據毛人鳳向人說，鄭介民主要是想了解軍統的經費和人事方麵的情況。因為他過去怕為這些和戴笠發生摩擦，一向不過問，現在要他負責，不能不了解一下。他聽到軍統經費月月入不敷出，總是寅吃卯糧，負債很多，過去完全靠戴笠到處張羅，移東補西，人數超過編製幾倍，大為吃驚，當時便表示一定要實行緊縮和裁汰人員，並認為這個攤子過去擺得太大，以後誰也沒有這樣的魄力來維持，工作比過去繁重而困難，隻有汰弱留強一項辦法。
    鄭介民口頭上雖宣布他在北平工作期間，軍統工作仍由毛人鳳主持，但他早已心中有數，戴笠多年來一意培植毛人鳳，並且已經大權獨攬。過去他可以不過問。但現在蔣介石把這個擔子交給了他，他怕出亂子，所以在他離開重慶之前去見蔣介石。他向蔣介石提出，請唐縱來代理他主持軍統工作。他剛一走，蔣介石派唐縱代理鄭介民的命令也隨之到達。毛人鳳看到這一情況，知道鄭介民一定在蔣介石麵前說了什麽話，使蔣介石不放心，才叫唐縱來代理。唐縱也看出鄭介民的用意，要他出麵作難人，就幹脆來個代而不理，一切還是由毛人鳳主持。從這時起，鄭、毛之間便種下了不和的根子。
    鄭介民在重慶隻停留4天便又去北平。鄭介民去北平不久，國民黨的報紙於3月底前後刊出新聞，說戴笠死後由鄭介民繼任軍統局局長，唐縱、毛人鳳任副局長。鄭介民看到這一消息非常生氣，4月初便在北平向中央社記者發表談話，公開否認這一事實，說他沒有繼任軍統局局長。
    鄭介民在與中共的和談中耍盡各種手法，卻自認為很聰明。他除了在國民黨報紙上連篇累牘發表誣蔑誹謗中共的一些材料外，還指使特務搗毀軍調處中共辦公室。
    軍統北平站有一個特別小組，是專門監視跟蹤在北平的中共人員的，站長經常要向鄭介民匯報情況。鄭介民對這些很注意，這個小組直到軍調部結束後才停止活動。
    鄭介民在軍調部工作期間，和美國人沆瀣一氣對中共進行許多陰謀活動。他每次回到南京，在保密局向一些大特務談到恢複交通的問題，都說這問題使他大傷腦筋。蔣介石對此也經常催促和責備他。
    鄭介民認為中共在“大問題”上是“錯誤”的，因為中國情況不適合共產主義。可是他對中共人員的工作精神和作風這些“小問題”，卻認為值得學習。他認為中共人員普遍的特點是生活樸素，勤儉刻苦，工作認真踏實，組織紀律性很強，待人態度平和。他最感到頭痛的是國民黨許多人做事馬虎，不負責，反映的情況不真實。這使他在同中共辦交涉時，往往由於沒有把問題弄清楚，而大碰釘子下不了台。而中共提出的反駁，每點都是有根有據。他常說，幸好他有一套對付辦法（即強詞奪理和耍無賴的辦法），總算可以勉強應付一下場麵。
    他埋怨特務們不爭氣，不好好工作，生活腐化，連他最得力的重要助手他的參謀長也包括在內。鄭介民把許多事情的失敗都歸咎到別人身上，好像隻有他最能幹最有辦法。他做夢也希望從北平坐火車回南京，可是始終沒能實現。
    軍調部工作結束，鄭介民發表一篇和中共商談經過的談話，極盡造謠誣蔑和顛倒黑白之能事，把全都責任推到中共“缺乏誠意”上麵，用以混淆視聽。當時。保密局許多外勤單位從各方麵搜集到許多情況，全國人民對國民黨有許多責難的地方，毛人鳳都送與他看。他除了將一部分送給蔣介石去看外，其餘大多作為檔案保留下來，不敢把各方麵對國民黨不滿的情況全部讓蔣介石知道。
    他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反共大業上，以發泄他對中共的憤恨和配合蔣介石的軍事進攻
    1946年10月1日，軍統局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蔣介石派鄭介民為局長，毛人鳳為副局長。正式編製發下以後，組織、人事、經費等都比軍統局時期大為縮減，不到以前的1／3。軍委會結束，改組為國防部，各廳局部在7月間先後成立，鄭介民的第二廳廳長也在那時發表，而保密局卻拖了3個多月才決定下來。鄭介民對這個改頭換麵新成立的特務機構，是極力主張緊縮的。他對戴笠那種不受編製和經費約束亂來的作風一向反對，戴笠在世時他管不了，戴笠死後要他來頂這個破攤子，他感到無法維持，不能不管。
    鄭介民從北平回到重慶，在軍統局準備遷往南京之前，曾召集軍統各部門負責人開會。他在會上強調今後軍統工作是和共產黨作鬥爭，必須有精明強幹的人才能擔負起這項重大任務，所以寧可少些但要精幹一些，目標不宜太大，他在會上還提到朱德總司令早有電報要蔣介石撤銷一切特務機關，為了不增加蔣介石的困難，應主動提出“汰弱留強”和“緊縮開支”的辦法，並且一定要把工作做好。當時以毛人鳳為首的軍統各單位負責人，都希望能保持原來的龐大機構和眾多人員，所以他針對這個問題提出這些意見。
    鄭介民在北平期間，他的國防部二廳廳長的職務先後由侯騰和龔愚代理，保密局局長則由毛人鳳代理。1946年6月以後，他經常回到南京，照例隻召集兩個單位的負責人開開會，簡單講講他在軍調部工作的情況。他一貫誣蔑中共，企圖掩飾蔣介石“假和談，真備戰”的陰謀。他多次舉出國民黨的一個組員在宴城被流彈擊斃的事，作為中共不守信用槍殺軍調部調處小組國民黨人員的例子，對中共進行誹謗。
    當蔣介石發動大規模內戰的部署已經完成時，軍調部工作停頓下來，鄭介民把參謀長蔡文治留在北平，自己坐著飛機回南京。蔣介石交給他“恢複鐵路交通”的任務沒有完成，受到蔣介石的嚴厲責備之後，他對中共更加仇恨。1947年，鄭介民主持保密局對各地中共地下黨的迫害，達到了空前的程度。他幾乎把大部分精力用在這方麵，以發泄他對中共的憤恨和配合蔣介石的軍事進攻。
    這年9月初，保密局北平站發現中共北平地下黨組織和電台的線索，鄭介民和毛人鳳研究之後，立即派保密局行動處(主管偵防、行動、策反、心戰等)處長葉翔之趕到北平，主持破壞工作。葉到北平後，以案情重大涉及保定綏靖公署許多高級人員，鄭介民便立刻親自飛到北平指揮衛作。
    由於這一案件的發展，以後又在西安、蘭州等處破壞了電台，逮捕了十多位中共地下工作人員，還在東北也破壞了一處地下黨組織。鄭介民對這次破壞極感興奮，除隨時向蔣介石報告外，並連續在保密局召集大特務們開會研究，認為這是最得意的大事。他強調今後為了配合前方軍事進攻，對後方活動的中共黨組織必須用全力來進行破壞，以安定後方秩序。他最感興趣的是搜查出來的中共地下電台。他在沒有看到以前，曾斷定這些地下電台一定是蘇聯供給中共專作秘密活動的新型電台，很不容易偵測出來。
    當特務們把搜獲的文件和電台送到南京後，他急於要看一看，結果使他大出意外，這些電台不但不是蘇聯製造的什麽新型秘密電台，而且做得很粗糙。他看了以後，先是用諷刺的口吻說：“這些東西我們早就扔到垃圾箱裏去了，他們還當作寶貝在使用。”等他翻過一些檔案材料之後，他又改口說：“用這樣的電台能做出這麽多的工作，真不簡單，這是人家比我們強的地方。”
    同年11月間，軍統在上海破壞中共的一個補給機構，也是鄭介民親自趕去指揮的。
    一天，軍統派在第一綏靖區司令部第二處的特務們，在蘇北射陽口檢查來往船隻時，發現一隻可疑的木船，裝了一些禁止運往蘇北解放區的物資。特務們將全船人員扣留，在細密搜查和酷刑逼供下，知道這是與中共地下補給單位有關係，除繼續搜尋線索外，並向保密局報告。毛人鳳馬上把這一情況告訴鄭介民，鄭介民便親擬電稿，指示該處處長蔣劍民務必追出有關人員，擴大破壞。蔣劍民對被捕的人員多方威逼利誘之後，有一人動搖叛變，供出了上級領導機關設在上海，但不知詳細地點，隻了解接頭辦法。鄭介民得報後，即囑蔣劍民將該叛徒帶往上海。他自己也連夜趕去，召集在上海的大特務——淞滬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長陶一珊和保密局上海站長劉芳雄，以及在上海市警察局工作的張師等，密商選派精幹特務，會同蔣劍民在上海搜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員。
    第二天，蔣劍民帶著那個叛徒和幾個特務來到上海，鄭介民立即接見了他，並叫他和陶一珊等密切配合。在鄭介民親自領導下，先將中共設在上海的後勤補給總站破壞，總站長馮伯昌、柳明等20餘人被捕，抄出大批文件和存在倉庫中的布匹1000多匹，顏料幾十桶以及許多其他物資，並在吳淞口外查出一艘小火輪和物資。
    當陶一珊、蔣劍民等興高采烈地認為收獲不少的時候，鄭介民卻認為這不夠，必須“趁熱打鐵”繼續猛打窮追。結果又在上海xx路破壞了中共華中局、蘇皖邊區政府、華中銀行等單位設在上海的聯合辦事處，又搜捕了10多人。
    鄭介民的作風與戴笠有些不同。他從來不親自主持審訊被捕的中共人員，更不像戴笠那樣愛親自指使特務對被捕中共人員使用種種酷刑。他總是叫特務們去幹這些，自己偶爾在審訊時走去聽聽。去之前，先叫人關照主審的特務不要看到他去時起立。他去時也隻站在旁邊聽一聽，不像戴笠或是搶著插話來問，或則把主持審訊的特務趕下去，自己坐下來審。鄭介民不愛露麵，對叛徒不願馬上接見，怕遭到突然的襲擊。他除在背後指示特務如何去做之外，最有興趣的是研究搜得的各種材料，他能一氣看上幾小時都不放手，並能從這些材料中發現新的線索繼續擴大破壞。那次從上海破壞的中共地下後勤補給機構取得的許多材料中，他便找出了一些與上海中共補給總站有關的線索，先後在青島、寧波、定海、煙台等處陸續破壞了一些中共地下後勤機構。他在保密局一次會議上特別談過，如何從搜獲到的材料中發現線索的問題，叫大家對片紙隻字都不要輕易放過。
    鄭介民任保密局長期間，隻是每天上午去一兩小時。他的辦公桌抽鬥內，滿裝著從各地搜集來的中共發行的書刊文件。他批閱的公文很少，除了重大問題如破壞中共組織，逮捕了中共人員等文電由他批閱外，其他一般性問題都由毛人鳳決定。他看完幾個卷宗後，總是從抽鬥中找出一些書刊文件略加翻閱，選擇幾本帶回去細細地看。當時保密局的電訊總台，有兩部專門收聽中共廣播的電台，每天把收到的電訊抄下兩份，一份送給他，一份由毛人鳳看後批交情報處(保密局第一處)存查。他對這些電訊看得仔細，看後便帶走。
    鄭介民在反共活動中，總是絞盡腦汁，全力以赴。他不斷研究中共文件，除了進行誣蔑宣傳外，還從中共政策中鑽空子進行特務活動。他利用“宗教信仰自由”指使軍統特務中一些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到解放地區進行特務活動。山西天主教徒李廣和(解放前任天津稽查處長)在山西教區關係很多，他便叫李在教徒中進行布置。還有比利時神甫雷震遠，鄭介民一直利用他披著宗教外衣在華北進行特務活動。
    另外，他還利用中共少數民族政策，先後多次命令外勤省站盡力到少數民族中去發展組織。他常說：“將來有些地區漢人立不了足，這些少數民族中的同誌(指參加軍統的特務)是大有辦法的。”
    解放前，毛人鳳親自在上海、重慶、昆明等地拉攏過資本家，希望他們協助保密局工作，而以保障他們在國外的利益為交換條件。據毛人鳳談，這也是鄭介民研究中共政策想出來的好辦法。當時不少人以為共產黨來了，資本家會被清算，鄭介民卻說這些人不會有問題，認為這些人如不走而能拉上關係的則應盡量去拉。
    鄭介民任局長時期，許多特務都認為對解放地區布置工作太困難，他總是說大家不肯動腦筋去研究中共的文件，所以總是弄得束手無策。他從中共文件中找出不少鑽空子的辦法。他常說：“共產黨不能不要老百姓。隻要他們要，我們就有辦法，他們要的是哪一種人，我們就在哪一種人當中去布置。”以後毛人鳳繼任局長時，就專門在醫生、護士、教師、店員、小商販等人中布置潛伏特務，一反過去吸收特務專找社會關係複雜、愛活動的以及地方惡霸豪紳和流氓頭子等的辦法。這也是鄭介民任局長時所決定的。
    鄭介民一生反共最積極，同時又最害怕共產黨。解放前，他總是鼓勵別人反共，而自己卻害怕得要命。他在公開場合中，照例誇誇其談，說什麽共產黨軍事上勝利是偶然的，如果國民黨能糾正錯誤，真正聽從蔣介石的指揮，一定能轉敗為勝。同時，他還認為美國一定不會讓國民黨垮台，必然會全力支持。他在背地裏卻對自己的親信表現出悲觀恐懼的心理。
    1948年，鄭介民的胞弟鄭挺鋒任九十四軍軍長，駐在北平，歸傅作義指揮，擔任防守北平的任務。遼沈戰役剛一結束，蔣介石在東北的精銳部隊全部被殲滅後，鄭介民急忙從南京趕到北平，親自向傅作義請求，準鄭挺鋒離職南返。傅礙於情麵，隻好準鄭挺鋒在短期內將軍長職務交副軍長朱敬民代理。
    鄭介民將鄭挺鋒帶回南京後，不讓其再回北平。他認為隻要東北解放軍一進關，再留在華北的話，不被打死，也會當俘虜。他對華北能否守得住，完全沒有信心。以後他把鄭挺鋒弄到海南島去當二十一兵團副總司令，海南島還沒有解放，又將其弟叫到台灣，生怕這個老弟被解放軍活捉去。
    淮海戰役剛開始時，鄭介民的老婆就收拾行李準備逃台灣。鄭介民自己卻逢人便說：“共產黨不能打主動戰。這次徐州決戰，是我們轉敗為勝的起點，乘勝收複華北和東北在此一舉。”當時南京的許多國民黨高級軍政官員也都是這麽指望，其實鄭介民心中有數，不等到淮海戰役結束，他在南京的動產已全部轉移，剩下的隻是搬不動的房子和家具了。
    鄭介民自認為對當時國際形勢有相當了解，曾多次預測美國必定要趁蘇聯在二次大戰後損失慘重、元氣未複之前對蘇作戰。他的這種論斷很適合蔣介石的胃口，蔣介石曾叫他到中央訓練團、中央軍官學校等許多訓練機關去講這一套，以安定人心。
    他認為美國對蘇發動戰爭，美必能將蘇擊敗，那時國民黨才有希望將中國共產黨消滅掉。他對中共不像陳誠那樣狂妄，說什麽“三個月消滅共產黨”，而是經常提心吊膽。他在對一些親近的人談話時，多次顯示出他內心對與共產黨作戰的恐懼。他常說：“最好是發生三次世界大戰，單靠我們反共，困難還很多，打下去很難有必勝的把握。”
    當國防部次長期間，以“軍事外交家”自居
    1947年1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蔣介石找鄭介民去談了很久。第二天，鄭介民的老婆便興高采烈地向人說鄭介民又要升官了。那幾天鄭介民到保密局去辦公時，也是喜形於色。12月5日，蔣介石果然明令宣布鄭介民為國防部次長。當時國防部有三個次長：秦德純主管一般的業務，劉士毅主管國防人員，鄭介民繼黃鎮球主管國防物資。黃鎮球隨宋子文去廣東後，這一職務便空下來。蔣介石為了盡力爭取美國的軍火物資，考慮到由鄭介民擔任這一職務最為適宜，先幾天便找鄭介民去征求他的意見，鄭介民很高興地接受了這一任務。當命令公布後，保密局和二廳一些處長級的人員都到他家去向他道賀，許多新聞記者擁到他家去請他發表談話並向他索取照片。一時賀客盈門，他感到太麻煩，當天晚上便跑到上海去休息，過了兩天才正式去國防部上任。
    過了一個多星期，鄭介民到保密局去辦公，神情便不像前幾天那麽高興。有人問他新的官職情況時，他連連搖頭說：“不好辦，不好辦。”以後他慢慢談出了一些情況，說現在全麵戰爭展開，最困難的是彈藥補給不上，特別是一些全部美械裝備的部隊，在和解放軍作戰時彈藥消耗很多，庫存一天少於一天，美國答應補充的東西遲遲不來，自己又不能製造，再打下去會變成有槍無彈，那就要靠刺刀和手榴彈來打仗了。
    當時保密局所掌握的交通警察總局，曾把過去軍統的特務武裝和漢奸部隊編成了20來個交通警察總隊，這些部隊的裝備都是由中美所美國方麵供給的。鄭介民一向主張把這些部隊都用到反共的內戰場上，以便更加取得蔣介石的信任，毛人鳳卻希望能保留一點控製在手中。鄭介民對裝備這些部隊的械彈，原來也是準備把庫存的全部撥給交警總局，毛人鳳卻留下不少。鄭介民自當了次長之後，知道美製彈藥缺乏，便同意毛人鳳的意見，除已撥給交警總局的外，庫存的應當好好控製起來，並叫總務處把重慶、貴陽、南京三個軍械庫所存的彈藥數量表抄一份給他。鄭介民看到三處庫存的彈藥數量還很多，曾表示將來在必要時使用在刀刃上，也可發揮更大的作用。他對這些交警總隊，一向看成是反共的一支強大力量，稱之為“袖珍挺進隊”。因這支特務部隊都是美武裝備的新型輕武器，又大都經過美國訓練，行動輕便，帶部隊的軍官多半是軍統特務。蔣介石對這支部隊也是重視的。在解放戰爭中，這支部隊雖很頑強，卻同樣是不堪一擊，除少數逃往台灣外，其餘全部被解放軍所殲滅。
    鄭介民當上了國防部次長以後，工作比過去更忙，對所兼的二廳廳長與保密局局長兩個職務都不能很好地照顧到，而這兩個單位的工作又都是異常重要。蔣介石希望他把精力多放些到爭取美援與部隊的補給方麵，要他把二廳廳長職務辭去。他最初還有點留戀，以後蔣介石當麵問他，什麽人繼任廳長為宜？鄭介民原來打算保薦他的親信張炎元升為廳長，蔣介石對這個出身於戴笠“十人團”的老特務也表示同意，但鄭介民沒有及時簽報，主要原因是宋子文出任廣東主席後，把張炎元從二廳副廳長調去任廣東省保安副司令。他怕得罪宋子文不敢保薦張，而在軍統中雖然還有人可以擔任這一職務，卻不是鄭介民的親信，便不願保舉，因而拖延了一個時期。
    當時二廳副廳長侯騰，早就有野心想當廳長。侯原來就當過二廳副廳長，後任駐美大使館武官。侯重任副廳長後，鄭介民在北平軍調部工作時，便由侯代理廳長很久。侯早作了種種安排，鄭介民升次長後，便大肆活動，一麵走參謀次長林蔚的門路，一麵由他老婆找鄭介民的老婆去活動，最後由林蔚出麵找鄭介民會同簽呈保侯，鄭介民怕得罪林便同意了。蔣介石看到鄭介民、林蔚兩人會簽也就批準了。侯當了廳長後，便獨樹一幟，不但不接受保密局的領導，也不再聽鄭介民的指揮。曆來由軍統掌握的這個龐大的公開特務單位就這樣脫離了保密局的控製。當時毛人鳳和許多軍統特務都大罵鄭介民優柔寡斷，私心太重，結果把這個單位白白送掉了。
    鄭介民任國防部次長後，對保密局長這個兼職並不打算放棄，因而和毛人鳳一直鬧摩擦。毛人鳳是以繼承戴笠的“家業”來籠絡軍統分子的，在保密局的實力遠遠超過鄭介民。鄭介民、毛人鳳兩人拉攏特務各有一套手法。毛人鳳極力主張將軍統的規模恢複到戴笠領導時期那樣，這對當時在保密局工作的70%以上的特務訓練班畢業的學生，還有那些長期從事特務工作又沒有學曆與資曆的骨幹分子來說，是有很大吸引力的。鄭介民主張向外擴張，盡力鼓勵學校畢業和資曆的特務向公開方麵發展和兼任公職。在他的支持下，不少軍統特務在1947年競選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各地競選結果，特務當上國大代表的竟有30多人。
    軍統特務王新衡在上海市競選立法委員時，鄭介民親自去上海為他活動，王新衡是鄭介民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在軍統中任處長多年，當時是上海市政府的調查處處長兼顧問。王新衡競選時，公開支持他的都是幾個軍統控製的外圍團體，如上海地方協會、上海市社會安全促進會、青白體育會等一些微不足道的社團。這與當時上海市市長吳國楨所推薦的上海地方士紳外交界元老之一的顏惠慶來比，無論在資曆上還是在社會關係上都差得很遠，但由於鄭介民指使在上海的特務都要支持王，結果王所得的選票竟超過顏惠慶而成為第一名當選人。顏雖得吳國楨等全力支持，反而隻當選為第三名。
    鄭介民在保密局中所拉攏的隻是少數大特務，在他領導的“廣東派”中，一些留在保密局工作的人資曆都很淺。他把原來在軍統局任過中共科科長的張紀勳調升為辦公室主任，等於主任秘書，在局裏本來應領導內部各處處長，但屬於毛人鳳領導的“浙江派”骨幹中的第一處處長何芝園和二處處長葉翔之，都是張紀勳過去任科長時的處長或副處長，自然不肯聽張的話，加上毛人鳳從中指使，處處故意與張為難，弄得張無法工作。最後鄭介民不得不將張外調，而以其另一親信黃天邁接任張的職務。
    鄭介民、毛人鳳兩派在保密局內的鬥爭越來越厲害，等到鄭介民當了次長丟掉所兼的二廳廳長後，毛人鳳便集中全力來奪取局長。毛人鳳除了在保密局所布置的力量足以打垮鄭介民而有餘外，更得到蔣介石身邊的親信俞濟時的全力支持，雙方都盡力找對方的缺點向蔣介石檢舉。蔣介石為了要特務為他拚命賣力，也希望鄭介民專心搞國防部的工作。加上毛派不斷通過俞濟時向蔣介石告鄭介民的狀，甚至連鄭介民的老婆服用的珍珠粉到保密局報銷的事都給蔣介石知道了。蔣介石曾當麵問鄭介民：“你老婆為什麽要吃珍珠粉？”弄得鄭介民狼狽不堪，無詞對答。但蔣介石對他還異常愛護，除輕描淡寫地責備他幾句外，一直沒有深究。最後實在過不下去，蔣介石才叫他辭去保密局長兼職，於1948年初改由毛人鳳繼任局長。
    鄭介民雖然隻剩下一個光杆次長，實際上蔣介石對他的信任並沒有減低。鄭介民自己也覺得以後更可以向其他方麵去求新的發展，特別是朝軍隊方麵。
    他聽說宋子文不想當廣東省主席了，便托人活動，由他繼任。但蔣介石叫他安心工作，把向美國乞求軍援的工作搞好，這比做什麽都重要。他在當國防部次長期間，對美國方麵的客人很客氣，照顧得也很周到，平日家裏總缺少不了那些“洋大人”的身影，而他也以“軍事外交家”自居。實際上，他並未為蔣介石拉來一分錢的美援，倒是結交了一些美國朋友。
    全國解放前，他建議蔣介石成立一個美式機械化兵團來和解放軍打陣地戰。他曾向人吹噓，說這是唯一取勝之法。因為解放軍已改變了過去的戰略，敢於和國民黨打硬仗。如果集中幾個機械化裝備的軍去進攻解放軍的主力，可以挽回過去失敗的局勢，雖然他大吹大擂，蔣介石心中明白，一是時間來不及，二是再沒有那種力量了。鄭介民想當機械化兵團總司令的夢沒有做成。
    被人稱為“老成持重”，實際上是“老奸巨滑”。他一向怕負責，什麽事都是稀裏糊塗
    鄭介民被人稱為“老成持重”，實際上在舊社會裏這句話幾乎和“老奸巨滑”相等。他一向怕負責，什麽事都是含含糊糊，不作肯定答複。朋友托他幫忙，部下向他請示，他總是用模棱兩可的語句來回答，對重大問題生怕負一點責。他怕得罪當朝權貴，處處盡力忍讓，很少看到他和別人硬過一下。他在和毛人鳳爭權奪利的鬥爭中，也總是暗中指使他的親信去對付毛派的人，他自己見到毛人鳳時總是笑容滿麵，從不露不愉之色。
    戴笠在世時，鄭介民這一套還沒被人戳穿，戴笠死以後，許多問題要他決定，他的滑頭手段便很快為人看透。
    在軍統縮編裁員問題上，鄭介民一直不敢說一句話。當時這個特務集團，不但為全國人民所厭惡，連國民黨內部也有人對它不滿，所以戴笠一死，各方麵群起而攻之。鄭介民曾幾次從北平回到重慶主持軍統局局務會議。參加會議的人都希望他向各方麵去疏通一下。他怕別人把攻擊目標轉到他身上，而對這問題一直不作正麵回答，隻說些什麽“過去對敵不夠狠，對內不夠和，所以弄成這種情況”。他提出，今後對付共產黨，不在乎人多，而是要精幹一些的。實際上，他是同意裁員縮編的。據毛人鳳說，如果不是蔣介石一意袒護軍統，盡力保留這個組織，連以後保密局這樣的局麵都不可能存在。毛人鳳說，鄭介民隻是作了現成的局長，沒有出過一點力。
    當軍委會改為國防部時，決定設立一個軍法局。如果戴笠在世，一定會想方沒法去搶奪這個機構。毛人鳳向鄭介民建議，要把這一機構掌握過來，今後對軍統工作有很大方便，但他沒有作表示。軍統老特務徐業道親自去找鄭介民，請鄭介民向蔣介石保薦他去當這個局長。鄭介民也隻答應先去打聽一下，卻不表示是否願意保薦。徐見他沒有誠意，便去找俞濟時。蔣介石看到徐業道是個老軍統特務，立刻批準他任軍法局局長。以後徐對鄭介民便不很滿意，背地裏常說他是個“老滑頭”。
    戴笠在抗戰時期便大搞幫會活動，利用遍及全國深入民間的幫會組織來搞特務工作，勝利後又用“新社會事業建設協會”這樣一個名義來統一全國的幫會。這個會的理監事都是幫會中的大頭目。戴笠死後，由軍統老特務徐為彬擔任書記長，主持會務，總會設在上海，組織很龐大，當時成為保密局的一個有力的外圍組織。
    1947年各地競選國大代表前夕，cc派對這個組織大為不滿，怕軍統利用來和他們爭奪選票，便由社會部出麵取締，不許它在各地進行活動。毛人鳳和徐為彬都去找過鄭介民，要他向蔣介石報告，請求保留該會。鄭介民不擔不去找蔣介石，反而討好陳立夫，竟決定將該會取消。
    貪汙斂財的手段相當“高明”，自己一向假裝“清廉”，卻讓老婆出麵
    1947年2月，上海發生轟動全國的“黃金風潮案”，由於監察院已派4名監委前往徹查，蔣介石也特派鄭介民去參加調查工作。這一案件的經過，早已得到上海站的報告，主要是宋子文的親信貝祖貽勾結上海金業分會理事長詹連生長期舞弊貪汙而引起的。他很清楚，這案一定要牽涉到宋子文。怕得罪宋，所以很不想去，但上海和南京的報紙上都登出了蔣介石派他去的消息，他不得不去。當上海站把全部情況向他仔細報告之後，他又去見杜月笙，便立刻溜回南京向蔣介石麵報本案內幕，並建議不宜擴大，應早日結案，以免過多牽連。蔣介石同意他的意見後，他再度去上海，當麵向軍統在上海的幾個大特務王新衡、劉芳雄、陶一珊等說明蔣介石對本案的態度。這案牽涉的人很多，調查到的就有40多人，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人物是信大紗號老板孫子信，竟在特務包庇下逃往香港。鄭介民自始至終都抱著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態度，結果隻將貝祖貽免去中央銀行總裁職務，將中行業務局長林苞、副局長楊安仁和詹連生3人交上海地方法院判處徒刑。這件轟動一時的大貪汙舞弊案就此了結，鄭介民既沒有得罪人，暗中又得了不少的好處。
    鄭介民貪汙斂財的手段是相當“高明”的。他自己一向假裝“清廉”，他的部下誰也不敢直接向他去行賄送禮。實際上，他是一個貪汙能人，自己卻不經手，而由他老婆柯淑芬出麵。他裝出一副怕老婆怕到極點的樣子，想使人相信他是沒法奈何她，萬一事情發作，他又可假裝完全不知而不負責任。所以別人當麵說他怕老婆，他總是笑容滿麵地承認，有時還故作解嘲地說：“怕老婆有好處，可以省麻煩。”
    他雖然在這個問題上大耍手段，但明眼人還是很清楚。他每天回家，到家裏的東西一天天多起來，房子新造起來，他會不明白這是從哪裏來的？抗日戰爭期間，他老婆經常托二廳派到國外去的一些武官、副武官代買東西，買來了照例是不給錢，變相叫人送禮。當時駐印度加爾各答領事陳質平(軍統特務)，是專門替戴笠采購日用奢侈品的。她也經常要陳買這樣那樣，買回後照例由軍統局付款。她把這些從國外買來的東西，留下自己喜歡的以後，其餘的則送到她住的重慶臨江路川鹽一裏附近一所拍賣行去寄售，這個拍賣行存列的外國貨很多是她送去的。
    當時那些被她敲竹杠的部下，總希望讓鄭介民知道自己送了禮，常有人親自帶著東西到他家裏去。鄭介民每見人挾著禮物去看他，總是借故避開，等他老婆來收禮。像這些小搞一下，鄭介民的確沒有經手過，完全由他老婆出麵。戴笠死後，他沒有什麽顧慮了，便大搞起來，許多事他也不再假裝正經，親自動手。
    1946年秋天，軍統決定把重慶的2000輛十輪大卡車運一部分去南京，準備與江南汽車公司合夥做運輸生意，由沈醉去上海接洽購辦汽油5000大桶。有一天，上海陸根記營造廠老板陸根泉來找沈醉。陸根泉過去和戴笠很要好，抗戰後幫同軍統在上海接收，並替其做生意，又正在南京為軍統建造辦公大樓，和沈醉的關係也很好。陸向沈醉提出，請求在購運汽油去重慶時，他要加購1000大桶，隨同運往重慶。沈醉說購油公文和向招商局接洽船隻的公文都已寫明數量無法更改，拒絕了他的請求。
    當時西南各地汽油奇缺，由上海運去很不容易。招商局怕運汽油出事，許多機關請其撥船運油都被拒絕。軍統不僅在該局有一個特務組織——警衛稽查組，並且了解該局許多黑幕，所以交涉船隻方便。在上海購買一大桶美國汽油，隻按官價付50加侖的錢，實際上是裝53加侖，按官價運輸一共不到黃金1兩。而運到重慶、成都等地，一大桶汽油可賣黃金2兩多，是一本萬利的好生意，但沒有特權卻賺不到這筆錢。
    隔了兩天，鄭介民的老婆邀請沈醉到她家去吃晚飯，陸根泉也在座。剛入座，鄭介民由北平打來長途電話，叫沈醉去聽電話。鄭介民在電話中說，陸根泉需要由重慶運東西去上海，要沈醉幫助陸購汽油1000大桶，隨同所購的物品一同運往重慶。沈醉當然答應照辦。第二天，沈醉向毛人鳳說明情況，把公文上的購油數字改為6500大桶。
    汽油在重慶售完以後，陸和沈醉在結賬時說：“我這次是完全代人盡義務的。”鄭介民一個長途電話和他老婆一頓便飯，便撈到1000多兩黃金。
    1947年，鄭介民不顧別人議論，將軍統在上海楊樹浦接收的一座規模相當大的鋸木廠連同地皮以極廉的價格批準由陸根泉購買。這座廠占地有好幾十畝，還有自己的起卸木材的碼頭和倉庫等。他們之間的交換條件，是陸代鄭介民在南京北平路修建一座三層樓的花園洋房。
    至於鄭介民做50歲生日他老婆大收壽禮，平日托人做生意，說情、受賄等，實在太多。他們夫婦每到上海一次，上海的特務頭子們都得有所“孝敬”。鄭介民上海家裏的東西連他老婆也記不清。1947年春，幾個不怕事的小偷趁他們不在上海時，竟然把他家裏的東西偷去少。鄭介民的老婆聞訊趕回上海，對稽查處、警察局大吵大鬧，非叫破案不可，一時弄得滿城風雨。可是當問到她究竟丟了些什麽東西時，她自己也開不出清單，隻說很多很多。上海的幾家小報都用花邊新聞刊出“鄭介民將軍在滬寓所失竊”的消息。鄭介民怕惹出麻煩，叫把所抓的嫌疑犯放了，並在報上更正，說隻是丟掉幾個汽車輪胎，案子已經破了。實際上，被偷的東西一直沒有追回，行竊的小偷始終沒有抓到一個。
    在逃往台灣的時候，鄭介民利用種種特權把可以帶的東西都帶走了。但房子卻沒有辦法帶，他老婆托人用低價賣出，結果卻沒有人要。鄭介民在送他老婆上飛機時，還當著送行的人用故作鎮靜的口吻說：“你們去台灣過冬，等明年院子裏的花一開就可以回來了。”但是沒有幾天，鄭介民也依依不舍地丟下那座洋房逃出南京。
    到1949年6月，身在廣州的鄭介民就在替自己的後路著急了，他很清楚國內的局勢，他曾經多次對人說，在大陸呆的時間不多了。
    1949年9月，司徒雷登由南京回美國前，曾打電報到廣州邀鄭介民去美國商談問題。鄭介民向人說：“美國大使司徒雷登於南京被共軍占領時沒有離開，直到最後才回美國，前幾天他來電邀我去美，我報告總裁(指蔣介石)，已批準我去一趟。現在趕辦赴美國手續中，—俟辦妥後，即往香港搭機去美。”他在說話時表現出非常得意的神色，並沒有因全國即將解放而感到沮喪。他當時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美國的幫助上麵。
    廣州解放前幾天，鄭介民才去香港轉赴美國，他這一走就再也沒有回來，而是直接由美回台。到台灣後，蔣介石委任他擔任國防會議所屬的國家安全局局長，以加強台灣的特務統治。
    1959年12月11日，鄭介民因腦溢血死於台北的別墅裏，終年62歲。死後，國民黨當局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在追悼會上，蔣介石親致悼詞，並追贈其為一級陸軍上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