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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表斯文，態度冷靜，在黃埔受訓時經常給蔣介石打“小報告”，深得其信任；膽子很小，生怕遭人暗算，軍統中有名的陰謀家，被稱為“智多星”
    唐縱，字乃健，1905年生於湖南省酃縣，1922年考入湖南群治法政學校，1928年初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黃埔軍校)第六期。戴笠死後，軍統特務組織分裂為以鄭介民為首的廣東派，以毛人鳳為首的浙江派，以唐縱為首的湖南派。
    唐縱這個人，從外表上看，是很斯文的樣子。他戴著一副近視程度不深的白金框架的眼鏡，白瘦的麵孔，說話時不但聲音很輕，而且老是帶著微微的笑容，態度很冷靜。從表麵上，既不易看出他是一個軍人，更不易看出他是一個凶殘的殺人魔王和特務頭子。但在他那慢條斯理的談吐中和秀麗的筆跡下，卻不知殘殺過多少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
    很少看到他疾言厲色的麵孔，可是在處理許多問題時，他那種堅持個人意見的態度，非要別人同意他的意見才肯收場的勁頭，又常常使每個接觸他的人感到他是個異常倔強的人。他甚至對待那個動輒暴跳如雷的戴笠，也是用這一套辦法。他常常告訴下屬，這就是“柔能克剛”。
    唐縱在黃埔六期受訓的時間，就秘密向蔣介石寫“小報告”。凡是一些教官講課時他認為有問題或對蔣介石有任何不滿意的言論，他都隨時向蔣介石反映，特別是一些同學中的一言一行，他都牢記在心，經常向蔣介石匯報。因為他做得很秘密，一些人都沒有發覺他，他很會迎合蔣介石的心理，懂得討蔣介石的歡喜所以一直得到蔣的信任。他當學生的時候，就有不少的共產黨員遭到他的暗害。
    唐縱從黃埔畢業後，便留在蔣介石身邊工作，主要是搞特務活動。他有公開的身份，是某軍隊的參謀，後來在南京創辦《建業日報》。1930年任戴笠部情報處主任秘書，他先是自己做情報，以後看情報。1932年複興社特務處成立時，蔣介石不放心把這個機關完全交給戴笠，除指派鄭介民任副處長外，並派唐縱幫助戴笠主管內部工作，擔任特務處第一任書記。蔣介石這樣安排，也是要把他身邊為他搞特務的人員集中起來和組織起來。
    唐縱在軍統中是有名的陰謀家，一向以穩健冷靜得到戴笠的器重。戴笠每遇到有特別重大問題想不出好辦法時，總是叫毛人鳳去問計於唐縱。戴笠死後，毛人鳳也同樣經常向他請教，許多大特務背地裏都叫他是“智多星”。
    唐縱的膽子很小，每次去上海總是通知下屬到車站去接他，並給他租好房間。他一般總是住北四川路新亞酒店或三馬路惠中旅館，因這兩個地方房租不算太貴，而且比較不複雜。他約好上海區的一些直屬通訊員（大都是民主黨派中或反蔣介石集團中的成員）談話時，總叫人配帶手槍暗中保護他。有時他還臨時改變約定的談話地點，生怕別人暗算他。
    約在1933年下半年，戴笠有事去河南，由唐縱代理特務處的工作。當時在南京首都警察廳任調查課長的特務趙世瑞得到密報，說有幾人反蔣介石分子在某地秘密會，問唐縱怎麽辦。唐縱便按照過去戴笠的做法，讓其秘密逮捕來處理。當趙世瑞派特務把這幾個人密捕起來後，才發覺都是汪精衛領導的改組派的人，汪精衛知道了，便找蔣介石要人。據說汪以辭去行政院長來要挾，蔣介石馬上叫把被捕的這幾人釋放，而將主持這案的唐、趙兩人扣押起來。戴笠匆匆趕回南京後，一麵安慰唐、趙兩人，一麵向蔣介石力請保釋。趙世瑞在被扣期間牢騷滿腹，表現得很不好，而唐縱不但自己不發牢騷，還再三勸慰趙，叫他應抱有代人受過和體念長官苦心的精神，受點委屈沒有關係。戴笠聽到這一情況後，對唐縱非常滿意。
    蔣介石為了敷衍汪精衛，免去唐縱的書記職務。不久，複興社特務頭子酆悌奉派任駐德大使館武官，唐縱被任為副武官，隨酆去德。當時蔣介石派酆悌、唐縱去的目的，是學習希特勒那一套法西斯的組織和對德人民的統治辦法。唐縱出國前經過上海時，和幾個同事吃飯時說這次去德國的任務很大，一定要盡全力學到一些東西，為今後的工作打下基礎，並一再說“一定不辱使命”。
    唐縱在德國期間，經常有詳細報告給戴笠，極力建議效法德國特務的一套統治辦法，要逐步把警察交通、檢查等部門掌握起來，以便配合特務活動，同時，他還極力主張多派特務去德國和意大利學習。戴笠對這些意見很重視，先後在浙江警官學校正科畢業生中挑選了幾十人去學習。
    戴笠擔任特務處處長以後，對這個機構究竟應當怎樣發展，最初沒有一套計劃，也不知該怎麽辦。自從唐縱去德國寫回報告以後，戴笠才亦步亦趨地極力仿效德國法西斯那一套辦法。唐縱向戴笠提出的建議究竟有些什麽，外人並不清楚。後來戴笠推薦吳迺憲擔任京滬滬杭甬鐵路局警察署長，石仁寵去招商局擔任警衛稽查組組長，在抗戰期間把特務組織伸入了交通運輸部門，都是仿照德國法西斯特務的作法。
    唐縱在德國學習後回國，戴笠堅決邀請他回特務處，唐縱這時的任務雖然和以前的還是一樣，不過官銜上多了一個“長”字。因為唐縱出國以後，特務處有一任書記是黃埔六期的教官林桓，戴笠為了尊重他，加了一個“長”字。以後相沿下來，特務處的書記都叫“書記長”，各外勤區、站的內勤負責人叫書記。
    唐縱回國後，本來不想再搞特務，很希望轉到行政方麵去工作，因戴笠向蔣介石一再請求，並且親自跑去找唐縱幾次，他才答應了，當時許多人都說戴笠是“三顧茅廬”，禮賢下士。
    最大長處是能做到“守口如瓶”，從來不敢把蔣介石交辦的事或派係鬥爭互相攻擊的話泄漏出來
    抗日戰爭開始以後，蔣介石盡力擴大特務組織，將原來軍委會調查統計局第一處改組為中央黨部調查統計局，將軍統局交與戴笠。這時，蔣介石感到在他身邊需要一個可靠的人來替他主管各方麵的情況。戴笠了解到這一情況，便向蔣介石推薦唐縱擔任這一職務。當時唐縱仍任軍統局書記長，由於過去曾在蔣介石身邊搞過這項工作，很快就得到蔣介石的批準，將唐縱調為侍從室參謀，主管情報業務。唐縱再度去到蔣介石的左右，比過去更加賣力。抗戰期間，蔣介石到重慶後，為了集中權力便於他實行法西斯獨裁統治，將侍從室的組織和權力予以擴大，成立了4個處，把軍事、政治、人事、黨務、財經等全都抓在身邊。侍從室第一處中設立6個組，唐縱便被提升為第六組少將組長（原為上校參謀），仍主管情報業務。
    當侍從室準備在第一處設立一個組專管情報時，cc派特務頭子陳立夫曾向蔣介石推薦中統局的特務擔任組長，戴笠怕這個單位被cc派搶過去，便請宋子文向蔣介石要求，由他兼任這個職務，唐縱為副組長代他負責。後來蔣介石決定提升唐縱為組長，唐縱任組長後，成了軍統局的“頂頭上司”，要大家都尊重唐縱。實際上第六組不能直接領導軍統，隻是蔣介石身邊的幕僚機構，不過戴笠故意要這麽說，以表示對這個單位的重視。
    唐縱自1938年調到侍從室當參謀以後，與軍統已無關係，1939年調升組長。戴笠為了要拉攏唐縱，便規定要對唐縱在生活上予以補助。唐縱自己從來不開口要東西，但是戴笠每逢過年過節，照例送唐縱一筆現款，也是交給唐縱的老婆。直到1943年戴笠兼了中美合作所主任之後，蔣介石為了讓戴笠多抽出時間與美合作，才手令派唐縱兼任軍統局的幫辦。從那時起，唐縱才自己開口向戴笠要東西，請客也由軍統報銷。戴笠又派一輛汽車供他專用，他因為自己住所沒有停車間，而且平日去辦公穿過小門就到了，不需要用車，把車仍停在軍統局，需要時才打電話來要。唐縱平日很拘謹，不但自己辦私事不要車，而且不準他老婆出麵要車。這比鄭介民和毛人鳳放縱自己老婆不斷向軍統要這要那完全不同。
    唐縱當了第六組組長之後，戴笠總希望他處處能多多幫助軍統而去壓抑中統和其他特務單位。其實唐縱並沒有遵照戴笠的意思去做，而另有打算。有一次，戴笠為了憲兵和軍統的水陸交通檢查特務發生衝突，彼此都向蔣介石攻擊對方。戴笠生怕自己的報告去遲了，蔣介石先看了憲兵的報告便責備他，就叫一個親信去找唐縱說明這一情況，希望唐縱把軍統的報告先送給蔣介石看。那個親信當晚去找唐縱，一直在他家等到很晚他才回來。唐縱聽對方說明來意之後，沒有表現出不高興的樣子，說：“我怎麽能這樣明顯的袒護一方？第六組又不是我一個人可以包辦得了的。你回去告訴戴先生，隻說我一定會盡量照他的意思去想辦法。別的話你不要多說。”那個親信回去把他的話告訴了戴笠。戴笠聽了之後，沒有什麽表情，隻說：“唐縱先生有他的困難，不能勉強他。”
    當時唐縱的作風，是盡量利用他的職位和各方麵拉攏，絕不願顯露出他是站在戴笠方麵。蔣介石身邊的一個侍從秘書曹聖芬，是湖南人，戴笠想把他拉攏，除了直接送東西送錢給曹外，還要身邊的人經常請曹上館子或送東西。戴笠因此從曹的口中也了解到了唐縱的不少情況。曹告訴戴笠，唐縱對軍統從來不敢公開包庇。
    唐縱有一個最大長處，是能做到“守口如瓶”，從來不敢把蔣介石交辦的事，或蔣介石集團中派係鬥爭互相攻擊的話泄漏出來，這一點最能討得蔣介石的歡喜。在他身邊工作的人，從來聽不到他說什麽機密的問題。
    生活清苦，辦事拘謹，極力擁護蔣介石，在戴笠死後開始發跡
    1943年以後，唐縱雖以幫辦名義到軍統局辦公，每周一兩次，而且在戴笠出門時到軍統局主持紀念周作報告，也隻談一般形勢問題。軍統局許多處長在他休息時愛圍著他問長問短，他的回答都很審慎。有次軍統黨政情報處副處長葉翔之問他：“軍統的情報在全國搞情報的單位中是不是算首屈一指？”
    他笑著說：“做敵偽情報，軍統辦法比較多；軍事情報還是二廳好，搞民主黨派和對中共方麵的情報中統要占優勢。”說到這裏，他就不再講下去，大家聽了也認為這次回答還比較著點邊際，比平日要好一些。
    唐縱在這一段時間內的一切言行，是想盡辦法討得蔣介石的歡心。他在工作上兢兢業業，不分晝夜埋頭在他辦公桌上，他的生活很清苦，有時候一天就吃兩餐便飯，但是他辦事拘謹，對每一件送給蔣介石去批閱的公文都親自簽具意見和整理得端端正正。1943年，蔣介石署名發表的《中國之命運》出版後，唐縱除了向戴笠建議要每個軍統特務仔細閱讀外，還指示沈醉由總務處會同訓練處向書店購買5000本，分發給每一個在重慶的特務。他還規定各個訓練都要把這書列為必讀課本。在軍統局舉行紀念周時，他再三強調每個特務必須熟讀這本書，說這是“挽救”中國的“振興”中國的“法寶”。當時許多特務對閱讀這本書興趣不大，雖然每人免費得到一本，但看完的卻沒有幾個人。
    唐縱經常在重慶特務訓練班作“精神講話”。許多特務學生都希望他多講講他在蔣介石身邊主管的業務情況，以便為畢業後升官發財找一條捷徑，可是他在這方麵卻講得極少。他所講的內容，主要是蔣介石的言行一類東西。在他口中，往往把蔣說成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天生聖人”。他總愛講他所親自見到蔣介石的許多小事，用來證實他講話的正確性。如說蔣介石如何“謙恭下士，虛心接受別人意見”，把蔣介石對於翁文灝、胡適等人的情況舉出作為例子。他說到蔣介石如何“英明偉大”的時候，便舉出過去軍閥混戰時期蔣介石如何利用軍閥之間的矛盾為例證。
    對於蔣介石在“西安事變”，唐縱曾煞費苦心地編出一套神話般的東西來。他從當時跟在蔣介石身邊的一些隨從口中聽到一些捏造出來的情況，再加以渲染美化，說得有聲有色。戴笠非常欣賞他的這項講話，他也愛經常談，因為他是從側麵入手，不像曾擴情、劉健等人隻從正麵講，所以收效更大。戴笠欣賞他的這項講話，一方麵是捧了蔣介石，同時也捧了戴笠。
    在抗日戰爭期間，蔣介石為了進一步利用抗戰實行獨裁統治，曾公開提出：“為了集中力量爭取抗戰勝利，堅決反對個人自由主義。”唐縱極力擁護蔣介石的這種論調，幾乎不管在什麽場合中，遇到由他講話時總要重複說明，強調由於中國人愛講個自由，所以把中國弄得如同一盤散沙，因而招致亡國滅種的外侮。在他主持的軍統局局務會議上和紀念周上，以及訓練班的精神講話中，都能聽到這樣的話，好像中國所以落後和受日寇的侵略，都是由於中國人愛個人自由的關係。
    在唐縱家的會客室正中，懸掛著一幅蔣介石和羅斯福、邱吉爾在開羅會議時的照片。他教育他的兒女時，指著這張照片說：“這是我們國家最高領袖和世界上兩個大國的領袖在一起的照片。中國有了這樣偉大的領袖，才能使國家富強人民幸福。”
    唐縱逢迎蔣介石的另一辦法是蔣介石看什麽書讀什麽報刊，他再忙也得抽出時間找到同樣的東西去看看，這樣才能夠在蔣介石偶爾談到有關的問題時能夠對答如流。他平日讀得爛熟的書，是蔣介石經常看的曾國藩全集和希特勒與墨索裏尼等的自傳。他讀書愛作劄記，每天寫日記從不間斷，他除將每天經辦的重要事項記錄下來外，還把讀書心得寫上去。他曾多次告訴身邊的人，一定要堅持記日記，而且要那些人照他的辦法去做，他很得意地說過，一次他和一些人隨蔣介石去貴陽，蔣介石突然問到一件事，隨行人員因未帶檔案，無法查出時間和內容，蔣介石大發脾氣。他便從他日記中翻出來抄給蔣介石看，曾受到蔣介石的稱讚。他認為這是寫日記的好處。
    唐縱為討好蔣介石，對蔣介石的兩個兒子便極力設法接近。蔣經國在江西工作時，每來重慶，戴笠總是和唐縱一道去迎接，戴笠平日招待一般客人吃飯請唐縱作陪時，他每每推說事忙分不開身，十次總有四五次不願去。但是戴笠每次請蔣經國和蔣緯國的時候，隻要通知他，他再忙也會抽身去作陪，有時單獨在他家中招待一番。
    蔣緯國經常自己開汽車橫衝直撞，有次被軍統局的警衛扣留了一下，雖然事情隨即解決了，戴笠也查究了這件事，唐縱還是打電話給過問。
    戴笠在這段時間內，對於唐縱越來越客氣，戴笠看到唐縱的羽毛漸漸豐滿起來，一天天愈加得到蔣介石的信任，自己不能再和過去一樣對待他，便改用籠絡的手法。1945年春，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選舉的時候，戴笠將唐縱和鄭介民同時提出來競選中委。當時軍統掌握有幾千張票，全部都是選他們兩人。戴笠這樣順水推舟做人情，唐縱也看得很清楚，但他並不很感激。
    抗戰勝利後，唐縱大走鴻運。蔣介石在戴笠沒死之前，就有意培植唐縱，以便更好地實現他的特務統治。
    1945年冬，蔣介石下令結束侍從室，改在國民政府參軍處下設立軍務局，把原來侍從室的工作大部分繼承下來，以他的親信俞濟時任局長，唐縱被調升為參軍處的中將參軍，除仍為蔣介石主管全國情報外，還兼看有關警政、保安等其他機要文件。一個親信在他出任參軍時看他，問到他以後的工作是否和過去一樣，他隻簡單地回答：“差不多。”那個親信知道他的老脾氣，不會談這些。
    1946年春天，蔣介石先後到南京、北平、上海等大城市視察時，除了帶著俞濟時、陳希曾、竺培基等侍從人員外，唐縱是參軍中唯一的隨行人員，他每次隨蔣介石出發的前一兩天，總要先到軍統局找毛人鳳了解這些地區的情況。一些剛從這些地方發到軍統局的電報，還沒有來得及繕呈蔣介石的重要情況，他都親自摘抄在他的手冊中，以便隨時當麵向蔣介石報告，或備充蔣介石查詢時的材料。
    1946年2月間，唐縱隨蔣介石去上海視察時，報紙上發表了他被任命為內政部次長的消息。他一回重慶，許多大特務去向他道喜。他盡量壓抑住自己的喜悅心情，謙虛地說他的能力有限，對這樣一個重要職務沒法承擔起來，擔心辜負委員長的栽培等一套話。
    當時許多大特務都很興奮，認為今後軍統人員可以通過他的關係向地方行政單位發展。他馬上婉言拒絕，說：“大家（指軍統特務）以後的工作更忙更重要，隻怕人還不夠用，哪能要求派人搞這方麵工作。隻怕那時我希望請人來幫忙，戴先生也不肯給我。”有的特務原先以為通過唐縱的關係可以當行政專員或省政府的廳長，聽了他這幾句話都很失望。
    1946年3月20日晚上，戴笠摔死的消息得到證實以後，毛人鳳準備向蔣介石請求派人主持軍統工作時，曾召集他認為最可靠的幾個人商談。到場的人有副主任秘書張毅夫，處長何芝園、鄭修元，戴笠的侄兒醫務所長戴夏民，還有沈醉。大家商定請求蔣介石指定鄭介民當局長。會後，毛人鳳再三叮囑，不能讓唐縱知道這件事。當時不僅毛人鳳不歡迎唐縱來當局長，在場的幾個人也和毛人鳳一樣認為唐縱為人太拘謹，氣魄太小，在他手下不方便的地方太多。而鄭介民一向不注意小節，而且當時已去北平擔任軍調部工作，由鄭介民繼任，等於由毛人鳳負責。如由唐繼任，他馬上可以來辦公，一定抓得很緊，所以不願意他去。
    盡管毛人鳳再三叮囑，沈醉在第二天一早去南京給戴笠收屍之前，汽車路過上清寺時，還是悄悄地去看過唐縱，並把毛人鳳的決定告訴了他，他苦笑了一下，慢騰騰地說：“他不希望我去，我也不想去收拾這個爛攤子。”
    當沈醉從南京回到重慶的第二天上午，唐縱打電話找沈醉去他家。沈醉向他報告戴笠暴死的慘狀時，他絲毫沒有什麽難過的表情，而且帶著不耐煩的神情聽沈醉談戴笠死的情況。沈醉隻好很簡單地說完，聽完後他隻冷淡地說：“這是沒有辦法可避免的事情，人都死了，難過也無用。”接著，他又說：“我現在工作和過去不同，天天得出去辦公。你回去把戴先生過去用的汽車挑一輛好點的給我用。”
    沈醉一聽心裏好不難過，感到這個人太寡情了，不想再說什麽隻好答應他馬上去辦。沈醉正要走，他又說：“委員長已決定要鄭介民先生當局長，要我和毛人鳳先生當副局長，在鄭介民沒有回來前，由我代表。我堅辭不了，實際上我是不會去的。他們不歡喜我，我也沒有時間去。”他還表示，以後軍統局的問題多得很，戴笠生前得罪的人太多，他樂得不去插手。
    大約在3月底或4月初，戴笠摔死的消息在報上公布不久，又發表了以鄭介民為軍統局局長，唐縱、毛人鳳為副局長的簡短消息。鄭介民馬上在報上公開否認，唐縱也打電話向沈醉查詢這一消息是否為軍統所發，並且很不高興地說：“這沒有什麽好處，為什麽發這些消息？”以後沈醉查明這是中央社記者從軍委會辦公廳方麵采訪到的，向他報告後，他雖沒有和鄭介民一樣公開否認，對外卻一直說他根本不過問軍統局的事。事實上他的確很少過問軍統局的工作，雖然蔣介石正式命令他代理局長，他還是一樣，隻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經鄭介民毛人鳳兩人一再邀請才去一下。等到軍統局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的時候，他這個掛名的副局長兼代局長也取消了。
    雖官運亨通，但日子卻很不好過。處理“李、聞血案”大傷腦筋
    戴笠死之後，蔣介石對唐縱更加重視了。
    戴笠生前擬有統一掌握全國警察的計劃，準備成立警察總監部，由他兼任總監。當時，李士珍也正在傾注全力奪取這一職位，以實現他的“十年建警計劃”。後來，戴笠突然死去，軍統中一般人都認為這個單位一定會被李士珍搶去。正在這時，蔣介石找唐縱去研究這個問題。有一天，唐縱突然向毛人鳳要戴笠所擬的有關建警計劃的其他材料。唐縱自己雖然沒有透露蔣介石已屬意於他，而毛人鳳卻向許多大特務談出了蔣介石連續找唐縱研究的消息。
    戴笠原來擬訂的警察總監部的計劃，規模很龐大，與中央各部組織差不多。這個規劃大致上是這樣：總監之下設副總監、正副秘書長各一，分設四個署執掌行政、保安、刑事、外事等業務。署之下設幾個處，分掌總務、教育、交通、通訊等。又有幾個室，主管秘書、人事、會計、督察等。唐縱在起草擬訂這個機構時，首先感到這個名稱太刺目，組織也太龐大。他力主縮小一點，隻求職權範圍能達到掌管全國警察為度，名稱和組織應比中央一般的部要低一些。這時參加幫他起草的特務們，如內政部警政司司長酆裕坤，副司長汪弼，原中美合作所主任秘書潘其武等人，雖一再建議不必多作更改，他始終不予接受。潘其武幾次與毛人鳳談到這個問題，希望毛人鳳去勸勸他，毛人鳳總是笑一笑，不表示任何意見。
    1946年7月，蔣介石任命唐縱為內政部警察總署署長，免去他內政部政務次長的職務。當時，唐縱非常高興，因他從沒有做過主管官，對這樣一個署長已感到心滿意足了。而許多準備轉到警察界去做官的大特務卻很失望，暗地裏說：“唐縱先生得手了，我們卻沒有著落。”
    唐縱一向以謹慎穩健著稱，在醞釀起草成立警察總署期間，他一直不先作人事上的安排。他在軍統中關係最深的一些人，如他的小同鄉劉國憲、羅杏芳，都是他從小學同學一直到黃埔六期同隊，抗戰期間由他介紹分別在重慶稽查處任副督察長、郵檢所長、軍統特務團副團長，還有他的堂弟唐振文、堂兄唐振寰，幾乎經常去找他，希望早點知道給他們什麽職位，但他始終不肯表示。直到他拿到了任命狀，他才找毛人鳳、鄭介民商量人事安排問題，忙了一個多月才大體上作出決定。8月中旬，警察總署宣告成立，同時人事也初步快定，大致如下：署長唐縱，副署長酆裕坤；（1947年又加了一個副署長，原重慶市警察局長唐毅。）第一處處長汪弼，主管行政；第二處處長李搴，主管教育；第三處處長李國俊，主管保安；第四處處長潘其武，主管刑事；第五處處長黃天邁，主管外事；第六處處長李葉，主管總務。
    主任秘書馬策，督導室主任胡國振。
    以後這些處長常有變動，這裏不一一列舉。當時這個署的人事安排，包括唐縱、鄭介民、秘各派的人。其中的李國俊、李葉、胡國振、馬策等，是唐縱自己找去的。黃天邁是鄭介民推薦的鄭介民派中的骨幹分子。潘其武是毛人鳳的左右手。還有大批科長、股長、督導員，也是原來毛派中的骨幹。此外，還有李士珍介紹的人。第一處處長汪弼是副署長酆裕坤多年的得力副手。警察總署剛成立形成為清一色的唐派天下了。
    在起草警察總署的規劃時，唐縱已露出了他的野心，那便是過去連戴笠都沒有考慮到的一個問題：控製各省保安團隊，使“保”、“警”一元化。
    一次，唐縱去昆明公幹，當時雲南省警務處長李毓楨向唐縱報告，說雲南警務處在執行任務中最傷腦筋的問題，是保安團隊與警務處的職權沒有明確劃分，因此不能很好地配合，彼此之間經常鬧摩擦。特別是在有共產黨遊擊部隊出沒的地區中，警察局的保警隊和地方的保安團隊在“清剿”中不但不能統一行動，往往各自為政，坐失良機。唐縱聽了之後隻是簡單地說：“這個問題很快就可得到解決，將來可以把事權統一起來就好辦了。”
    雖說保安團隊是軍隊組織，警察機關管不了，但在他的計劃裏，警察機關是可以管保安團隊的，可見他的野心之大。
    1947年初，國防部又設立了一個保安事務局，由唐縱兼任局長。這個局主管全國保安團隊的整編、訓練和裝備。下麵隻設兩個處，由唐縱選定剛從陸大將官班畢業的軍統特務趙世瑞等去擔任處長，全部人員隻有40多人。這個局的編製雖然不大，卻很有權，可以主管全國所有的保安團隊。終於實現了唐縱的計劃。
    蔣介石這一新的措施，當時很多人都感到意外，不明白唐縱是用什麽方法使蔣介石同意他的計劃的。
    後來警察總署第四處處長潘其武在和毛人鳳談話時透露，原來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工作時，早就了解到蔣介石抗戰勝利後就會進行反共內戰。蔣介石對中共領導的地方武裝力量感到擔心。唐縱便建議統一全國警察和保安部隊，並舉出雲南警保之間存在矛盾而使中共地方武裝力量日益坐大為例證。因此蔣介石把主管保安部隊的職權一起交給了唐縱。
    1947年4月，各省擴大警務處的職權，改組成為警保處把警察和保安部隊的領導權集中統一起來。在蔣介石反共的罪惡行動中，唐縱也越來越顯得重要起來。
    抗戰勝利後，唐縱雖官運亨通，但日子卻很不好過，使他傷腦筋的事層出不窮。
    他剛剛成為警察總署長，連總署還沒有正式成立，隻是一個光杆署長的時候，就在昆明發生了舉世震驚、全國人民一致憤慨萬分的“李、聞血案”。蔣介石為了應付各方麵的責難，急電召唐縱赴廬山，當麵命令他去昆明調查這個血案，他回到南京連覺都不能睡，連呼“傷腦筋”不止。
    唐縱回南京求援於毛人鳳，希望毛人鳳盡全力協助他完成蔣介石交給他的第一件任務，帶幾個得力助手去昆明協同辦案。毛人鳳因為剛從重慶“還都”南京，身邊隻有少數幹部，分不出人來幫他。警察總署的刑事警察處長潘其武又以尚未明令發表，並且正碰上中美所辦理結束工作，不願隨他同去。後來還是毛人鳳給他出了個主意，叫他去重慶選幾個人。因為當時有些人還沒有走，有些走了又回到了重慶。他無可奈何，隻好先去重慶。他先從南京打了一個長途電話給軍委會原郵航檢查處長李肖白和軍統局行動處長鄭修元，叫他們不要離開重慶，準備隨他去昆明。他到重慶後，李肖白又向他推薦曾任軍統特務隊長、內江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長、當時任中美所汽車總隊長的許建業一同前去。
    唐縱過去執行蔣介石交辦事件，沒有一次不是上午奉命下午就動身的，可是這次他卻遲遲不飛昆明，而在重慶呆了幾天，有人說唐縱在南京時就已知道李、聞血案是雲南警備總司令霍揆彰所幹的，但實際並非如此，要是那樣，他便不必跑重慶找人了。實際上，他了解到霍揆彰有重大嫌疑，還是毛人鳳打電報告訴他的，他才決定馬上帶沈醉和李肖白、鄭修元、許建業4人動身去昆明。在沒有得到毛人鳳的電報前，他每晚在寓所花園中徘徊到深夜，還不斷找沈醉和李肖白等研究，他那時的苦悶心情是過去很少看到的。
    唐縱到了昆明，聽到軍統雲南站長王巍向他詳細報告，知道確係霍揆彰派人暗殺李、聞的情況後，本來可以放下重擔，但他仍舊感到傷腦筋。因為霍揆彰是陳誠係統的重要骨幹分子，唐縱不但怕得罪霍，更怕得罪陳，因此對此案如何處理很感棘手。
    霍揆彰認為蔣介石派唐縱去昆明查辦此案，是蔣介石有意包庇他，所以不願承認這一罪責。因此唐縱在向蔣介石報告中，有些問題也不敢肯定。霍揆彰隻承認自己約束部下不嚴，以致發生這種由於一時激憤所造成的偶然事件。蔣介石看出唐縱在處理這個問題上有困難，便另派顧祝同前往。消息傳到昆明，唐縱一方麵很高興，感到責任輕鬆了，不必自己出麵去得罪人；另一方麵感到自己的麵子有些難堪，堂堂一個警察總署長第一次出馬親自查辦案件就遇到這樣頭痛的事。唐縱回到南京，毛人鳳請他吃飯時，他還說：“昆明氣候雖然很好，但這件事太傷腦筋，一直沒有睡好吃好，體重比去時減輕了。”
    第二件使唐縱大傷腦筋的事是1947年發生在上海的“金都血案”。事情是發生在上海金都戲院門口，由於警察和憲兵發生衝突，雙方開槍射擊，憲兵人多火力強，當場打死警察6人，打死打傷過路的市民10餘人。當時，火並行動雖被製止，但雙方均認為吃了虧而不服氣。第二天起，全市警察一律罷勤，要求嚴辦肇事憲兵。憲兵也全體罷崗，要求嚴辦警察。當時，上海警察局長俞叔平和淞滬警備司令宣鐵吾，用了最大力量壓製兩方不準再鬧，而個別地區的警察與憲兵仍時起衝突，動輒開槍互擊。蔣介石據報後，曾打長途電話給宣鐵吾，大罵一頓，叫他把出事原因和責任立即查報。那幾天，上海市民人心惶惶，多不敢隨便外出，怕遇上憲警互相射擊時成為流彈下的冤死鬼。
    這場轟動上海、南京的大案件，當時報上曾連篇累牘地作了詳細報道。“金都血案”發生後的第三天，唐縱派了警察總署督導員李哲會同憲兵司令部一個科長一同去上海實地調查。隔了幾天，唐縱在國民政府的紀念周上遇到憲兵司令張鎮還開玩笑地說：“你們憲兵打死了我們警察，是準備賠錢呢還是賠人？”唐縱平日和張一向很要好，說話也很隨便。哪知這次卻不同於往常，張因剛受到蔣介石的責罵，正在為上海肇事的憲兵抵賴，說是警察先開槍，憲兵有幾個人被打傷。張見唐縱這樣質問，懷疑唐縱向蔣介石告了他的狀，立刻冒起火來，氣衝衝地指著唐縱的鼻子說：“你不要亂說，究竟誰先開的槍你弄清沒有？”唐縱一向有涵養，對這種突如其來的責難，總是一笑置之，連忙把話扯開，又經在旁的人勸說，兩人都走了。唐縱回到辦公室，立即叫人打電話到上海催李哲趕快查明真相，據實上報。
    此案雖經調處，但雙方各執一詞，都向蔣介石告狀，請求嚴懲對方。蔣介石大發脾氣，把唐縱和國防部次長秦德純叫去大罵一頓，責令他們兩人迅即查個水落石出。唐縱奉令後，又認為是件大傷腦筋的事。第二天，唐縱去到上海親自進行調查。他除了聽取上海警察局長俞叔平的報告外，還把保密局上海站長劉芳雄、上海市政府調查室主任王新衡、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長陶一珊以及在警察局工作的軍統特務派去研究，並從各方搜集材料。唐縱在上海搞了一個星期左右，總算把事情真相弄明白，確定是憲兵先開槍打死了警察，警察才進行還擊。
    秦德純調查的結果，也和唐縱所查得的情況差不多。他們研究了以後，決定把幾個首先開槍的憲兵帶到南京交國防部軍法局去審訊。
    南京軍法局將解到的六七個憲兵，經過一兩個月的審訊，才決定把首先開槍打死警察的憲兵羅國新予以槍決，其餘的幾個分別判以徒刑。這場憲警血戰案雖然是警察方麵得到勝利，張鎮卻將唐縱當作仇人。原來，張被蔣介石狠狠罵了幾次，把怨氣都怪到唐縱的身上，兩個人弄得都不講話。唐縱雖竭力避免鬧人事摩擦，結果還是沒有避免。有一天，唐縱到保密局和毛人鳳談起這件事的時候，感歎地說：“過去總認為戴先生愛和人鬧意氣，弄得各方麵印象不好。今天才感到負起責任以後，這些事總是無法避免得了的。”毛人鳳等他一走，便幸災：“唐縱先生過去一直說別人不會處好人事關係，今天輪到了自己頭上才懂得這種困難。不像他在侍從室那樣不與別人直接接觸，與人沒有衝突，什麽事都好辦。”
    經過這次憲警大糾紛，在唐縱的建議下，國民政府才正式頒布《憲警職權調整辦法》，明確規定一般性的治定問題由警察處理，隻有軍人違反治安的案子才由憲兵處理。軍民之間有糾紛，軍人交憲兵，老百姓交警察處理。這樣，過去憲兵駐在哪裏便和哪裏的警察爭權奪利的問題暫時得到解決。
    第三件使唐縱大傷腦筋的事是警保合一的問題。他雖處心積慮地想把警察和保安團隊一起抓到手中，成為鎮壓人民的強大力量，以博取蔣介石對他進一步的重用。但實際上卻困難重重，經常使他感到頭痛。
    1947年3月前後，國民政府正式通過法令，改組各省警務處，與各省保安處合並而成立警保處，但一直到1949年國民黨敗退大陸為止，唐縱的這一如意算盤始終沒有實現，雖然他以警察總署長兼保安局長身份來執行這一改組任務，但仍舊行不通。各省主席表麵同意而暗中反對。他們采取拖延對付的辦法，遲遲不肯將兩處合並，把保安處實權仍抓在手中。這是因為各省主席都把這些保安團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無論如何也不肯放手。當時，保安團的經費出自地方政府，各省主席便以此要挾，說如果要將保安團劃給警保處，便請中央負責經費。
    唐縱為實現這一計劃，於1947年6、7月間，親自跑到浙江、福建等省去商談，希望有幾個省能率先做到真正的警保合一。結果到處碰釘子，他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希望能由警保處掌握到各縣的保安隊。這一讓步，也隻是得到表麵上的同意，實行起來仍是問題很多。各縣縣長也同省主席一樣，認為自己要抓住縣保安隊這一點點實力才行。這樣一來，各縣又不斷發生警察與保安隊爭權的衝突，唐縱為了這些問題，時常弄到深夜都不能入睡，後來隻好擬具一個“警保自衛隊隊員職務劃分辦法”簽報蔣介石由內政部通令各省施行。
    “警保自衛隊隊員職務劃分辦法”主要是規定各縣（包括省轄市）城區治安與清查戶口等工作由警察擔任，重要據點與交通線的保護，以及配合國民黨正規部隊或保安團對零星人民武裝的“清剿”工作由保安隊負責。對於鄉村的防禦和要道口出入行人的檢查和鄉村戶口的檢查，則由各地人民自衛隊負責。
    這個職務劃分辦法頒布以後，實際上又恢複了過去“警保分治”的情形，這個鬧了許久的警保合一的計劃無形中成為了曇花一現，徒有空名，有些省連這名義上的合並工作也都沒有實現。
    第四件使唐縱傷腦筋的事是推行“警管區製”遭到各方麵的反對。
    在警察總署沒有成立之前，南京便已試行“警管區製”。這是利用警察對人進行的一種特務統治辦法，主要是將城市劃分為若幹“警管區”，每個區約二三百戶人家，每區設一警員，切實掌握住這個區的一切情況，這個警員可以隨時抽查戶口或盤查區內居民，遇到可疑的人可以隨時配合各個區派出所進行搜查，唐縱對這一製度極為重視。他上任後，便下令在全國各大城市普遍推行。結果遭到各省市參議會的強烈反對，認為警管區製度侵犯了人民的權利，要求取消。最後弄到國民黨的立法院也出來反對，他隻好去報告蔣介石，蔣介石認為這種辦法對肅清城市暗藏的共產黨和維護城市治安有很大作用，便叫他堅持實行下去。後來立法院開會叫他說明，指責他這種辦法是“違法”的措施，他又不能把蔣介石這塊招牌抬出來作為擋箭牌，因為蔣介石還要裝出一副“中正”的假麵孔。他隻好硬著頭皮說什麽警管區製實際上就是警察勤務製度的一種，隻是使警察業務更加精密化的一項分工，采用警員也隻是為了提高警察業務的素質等。結果，有的立法委員會仍不滿意他這們的說明，仍舊要他取消這種侵犯人民自由的製度。他雖口頭上答應可以考慮，實際上一直到全國解放也沒有改變，而且在變本加厲地實行這一製度。蔣介石退踞到台灣後，仍把這一辦法正式規定下來，不過一直遭到反對。
    第五件使他傷腦筋的事是警察不能免除兵役的問題。
    唐縱上台後，提出了一個動聽的口號，以說明警察工作的重要性。他到處宣傳：“建國期間，警察比軍隊更重要。”因此，他認為警察可以不服兵役。
    在這個問題上，唐縱完全失望了，也使他傷腦筋。因為抗戰勝利後，蔣介石根本不是在作建國的打算，而是要堅持發動反共的內戰。打仗便要炮灰，警察大多是適齡壯丁，許多人怕被征當兵而當警察，也以為可以得到免役。但各省的征兵機關照樣征召這些警察入伍，當時，這個問題沒有統一的辦法，各省市的警察局紛紛請求總署解決這一問題。唐縱最初也以為不成問題，正式函請國防部兵役局通令各省軍管區一律免予征召現在服勤的警察入伍。但出乎意外，他的意見沒有得到同意，反而要他通令各省警察單位服從兵役機關的征召。他唯一的法寶是找蔣介石，但報告上去，許久沒有批下來。他直接又去找兵役局長徐恩平商量，也沒有結果，弄了很久，才勉強達成一項協議，規定2歲以上才準綏役，必要時仍得應征，他對這項規定很不滿意，曾在保密局向許多人發過牢騷，說這樣一來，誰還肯來當警察。
    第六件使他傷腦筋的事是重慶發生用小孩肉喂警犬的慘案。
    唐縱上台後一直標榜警察工作要“科學化”、“現代化”，他提倡辦案要采用科學辦法。不主張老一套憑經驗來進行調查判斷，所以重視科學設備，提倡大量訓練警犬。但沒有料到為了訓練警犬的問題，又使他大傷腦筋。
    事情發生在抗戰勝利後的重慶。那時南岸煙雨堡附近山腰上有一個專門訓練警犬的單位，有一個擦皮鞋的小孩，因為口渴了，想找點水喝，便跑進了這個警犬訓練所的廚房去找。他見沒有人，便想在鍋內偷點吃的東西，不料揭開鍋蓋，他看到鍋內正有煮一個被支解了的小孩屍體，大嚇一跳，便一路叫起來“煮娃兒喂狗！”附近的居民一聽，連忙集合起來，準備衝進去看個究竟。這個所的特務們聽到喊聲，一麵把門關上，一麵趕緊把鍋內的屍體投入深井內。群眾破門而入時，鍋內已不見東西，便到處搜尋，結果在垃圾中發現有些殘餘的骨頭。有一個居民的小孩正在前幾天失蹤，便認定一定是被這些特務偷去喂了狗，立刻大哭起來。在一聲“打”的喊叫下，群眾把這個訓練所全部搗毀，所長和幾個“狗教官”都被打得頭破血流，抱頭鼠竄，幾十條警犬也被打死或跑。群眾對此仍不甘心，便請求重慶警察局逮捕這個所的特務法辦。他們還告到蔣介石那裏，蔣介石便找唐縱去罵了一頓，叫他派員查明嚴辦。
    唐縱便叫沈醉去查明真實情況。沈醉到重慶後找了幾個特務詢問情況。據說殺活人喂狗的事還沒有過，有時因為牛肉貴買不起，挖出剛剛死去埋下不久的小孩屍體去喂狗的事卻有過幾次。沈醉去這個所裏看了一下，隻見房屋已被搗毀，無法進行詳細調查，便根據特務們所告訴他的一點情況，回南京時答複了唐縱。唐縱聽完沈醉的話以後，一直搖頭，又把他那句經常用的口頭禪搬出來：“真傷腦筋！”他一邊把沈醉談的情況記在他的小筆記本上，一邊向沈醉說：“這些人太不懂事，為了省幾塊買牛肉的錢，做出這種事來，被人告到委員長麵前，叫我怎樣去回複呢？”
    在兩年不到的時間裏，讓唐縱“傷腦筋”的事實在太多了。所以他最怕見新聞記者，怕一言不當而引來禍事。
    洞察先機，搶先一步作好各種反共的準備工作，蔣介石對此非常滿意
    在過去，軍統局運用警察進行反共活動時，一般都是由各地區的區、站等組織通過所能掌握的警察機關去執行。唐縱任署長後，便把這一任務統一起來，由他以“訓令”、“通令”和“密令”指揮所有警察機關來執行。這就比過去力量大得多了，也方便多了。
    在國共和談期間，凡有中共機構的各大城市的警察局和各省的警保處、警務處，都經常接到唐縱的密令，要求詳細調查和監視這些地區的中共人員，隨時向他報告情況。其中，重慶警察局和刑警察處為此時常遭到唐縱的指責，因為重慶的中共人員不少，警察局和刑警處都不易調查清楚，致使唐縱很不滿意。
    和談破裂以後，蔣介石悍然不顧一切下令遣送中共人員回延安時，唐縱立刻發出指示，命令各地警察局長切實認真執行，監督中共人員全部撤離，並認真查明是否仍有中共人員留下繼續進行活動。唐縱對此非常認真，曾密令重慶警察局刑警處長談榮章對留下的中共人員秘密逮捕，或強迫留下的中共人員自首。唐縱的密令中還規定，這項命令要由各級主官親自負責執行，不能作為一般例行公文看待，如執行不力要受到嚴厲處分。
    1947年冬天，唐縱去南京召集各省市警察負責人開了一次“警政檢討會”，到會的有福建、江西、浙江、河南等省的警保處長嚴澤元、龔建勳、竺鳴濤、楊蔚等，和北平、成都、安慶等市警察局長湯永鹹、劉崇樸、林超等共40餘人。
    在這次警政檢討會上，唐縱自己承認在和中共鬥爭方麵，警察沒有盡到應盡的責任，並引咎自責。他說，他過去對這問題重視得不夠，各地也放鬆了這一工作，因此表現不出一點成績來。他強調國共和談業已破裂，中共是誓不兩立的敵人，一定要竭盡全力配合前沿軍事行動，在後方徹底消滅共產黨。他一再說明，隻有後方消滅共產黨的工作做得好，前方的軍隊才能打勝仗。
    蔣介石對於這種全國性的警察會議很重視，在百忙中還聽取了唐縱對他的報告，並批示唐縱對出席人員轉達他的期望，勉勵這些人全力把後方治安工作做好，防止中共地下人員在後方各大城市的活動等。會議結束前，唐縱請求蔣介石召見出席人員，當麵給以訓示，蔣介石沒有答應。事後據唐縱說，這是由於參加的人太少，蔣介石對此不甚滿意。
    唐縱原計劃在1948年再召開一次全國警政會議。蔣介石馬上批準，並指示一定要全國各省市的領導人親自參加。於是唐縱從這年春天開始就作準備，由於蔣介石的軍隊一再慘敗，人員召不齊，這個會也隨之煙消雲散。
    對於擁護中共的民主黨派和反蔣人士，唐縱也是運用警察權力，盡力進行迫害和打擊。1948年雲南人民在中共和民革的領導下，到處發動武裝鬥爭，唐縱對此異常注意，曾三令五申叫雲南警保處長邱開基動用一切權力，配合中央駐滇軍隊把雲南人民武裝部隊消滅掉，不能讓這個大後方不安寧。邱開基在保密局雲南站召開的公秘單位會報上，多次提出請求，希望雲南站和其他在雲南的軍統組織盡力協助他完成這一任務。但是唐縱對邱開基很不滿意，認為這個人幹勁太差，沒有做出一點成績，甚至連情況都摸不清楚，終於將其撤換。
    在遣送中共代表返回延安不久，蔣介石又宣布解散民主同盟。唐縱的嗅覺很靈敏，早在蔣介石正式宣布解散民盟之前，就先密集各省市警察機關嚴密監視各地民盟組織的活動，並切實做好關於取締民盟的各項準備。當唐縱叫秘書擬好這個密令時，副署長酆裕坤還向他建議暫緩發出，以免影響到對民盟的拉攏，因為這時蔣介石正在要張群、吳鐵城等拉攏民盟的某些領導人。但唐縱的回答是：一定不會有結果，務必趁早叫各地作好準備，等到公開宣布解散的時候，一些人又會轉入地下活動，那時困難就多了。
    隔了幾天，唐縱又擬出取締民盟的一套辦法，要求民盟成員登記自首，並規定隻要向警察機關自首登記後，不再參加民盟活動，便可不再視為民盟成員政府可予保護，如果拒不登記而繼續進行活動時，即以不遵守憲法及違反“動員勘亂實施綱要”予以取締，情節重大的立即拘捕。
    蔣介石正式宣布取締民盟後，唐縱便大吹其牛，說他早有預見，能搶先一步作好各種準備工作。他說：“這就是為領袖擔擾分勞。”據說，蔣介石對此非常滿意。
    有人曾好奇地問過唐縱，像這類問題，要是沒有看得準，是不是會鬧出亂子來？因為一方麵拉攏，一方麵又準備取締，這不是增加麻煩，給別人一個借口嗎？他笑著回答說：“問題不是這麽簡單。這種措施，不但不是增加麻煩，而是有利於工作。”他說，這是對民盟施加壓力，迫使他們就範。反正是兩條路，要麽跟國民黨走，要麽跟共產黨走。先給他們一點壓力，跟了國民黨之後，彼此也不會有什麽不愉快。如果拉不過來，也早已作好取締的準備工作，以免臨時手忙腳亂，這叫“製敵機先”之法。
    後來據毛人鳳說，並不是唐縱有什麽高明的地方，也不是他有膽量敢先來這一手，主要是從蔣介石身邊的許多人口中先了解到拉攏的工作沒有辦法做好，一定會弄到取締這一步，唐縱由於先了解情況，才敢搶先來了這麽一下。
    要求警察總署做到“不浪費一文錢，不浪費一個人”，卻在人事問題上一直吃力不討好
    唐縱任署長兩年多的時間裏，對警察製度和法規等搞了一些名堂。
    在解放以前，警察對違警罰款最感興趣，罰款越多，好處也越多。但抗戰期間物價飛漲，法幣不斷貶值，民不聊生，連靠罰款增加收入的警察官員們也叫苦連天。根據國民政府原來的規定，違警罰款最高額為30元，超過這個數目，警察機關算“違法”。這種罰款數目是抗戰前規定的，抗戰後法幣不斷貶值，各省市縣的警察機關將這項罰款各自為政變相提高，有的按銀元折算，有的罰實物或按實物折價，一直沒有一個全國統一的合理規定。
    警察部署剛一成立，各省市警察機關紛紛請示，要求製訂統一的罰款辦法。有些省市的警察局擅自折合銀元或按實物折價的罰款辦法，又遭到各省市參議會的責難，沒法繼續行使下去。唐縱對於這個問題的處理隻好采取拖延的辦法，複文措辭也很含糊，隻說正在擬具統一辦法中，但直至國民黨退居台灣始終沒有得到一個很好的解決辦法。
    唐縱一上台就叫嚷要製訂一套統一的警察法規和製度，可是人們能看到的隻是製定統一的警察服裝。據他說，這是由簡入繁，先從儀容著手，慢慢再進一步製訂一些有關根本性的條例。
    唐縱認為任署長後的得意之作，是舉辦全國警官登記和製定統一的指紋製度，以及推行警員製與修定警察法規等。但舉辦全國警官登記的工作搞了兩年多，直到國民黨退居台灣，始終沒有能夠全部完成。許多邊遠省市對這個工作一直拖延未辦。
    唐縱對統一全國警察機構的指紋工作，曾請過不少所謂“專家”來研究。據說，警察采用指紋登記已實行了一二十年，在個別大城市的警察局裏設有主管指紋的單位，由於搞指紋工作的人員，有的學德國，有的又分別學英、美、奧、法、日。都是各搞一套，因此非常混亂。往往在甲地犯過案的人，到乙地再犯案後，警員采取指紋時，因辦法不一致，分類歸檔各有不同，調閱檔案時便發生許多困難，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經過一些專家的研究後，決定采用統一的規定：凡采取兩手十指指紋時，一律采用亨利愛德華式；采取單指紋時，一律采用白脫裏式。這是因為這兩種方式分類簡便明顯易於推行，過去采取指紋的紙型也很零亂，有的過簡，也有的過於繁瑣，這時由警察總署統一劃定標準格式，分發到各省市警局實行。
    唐縱推行警員製度，是為了使警察完全“特務化”。過去各大城市的警察一般都是警士待遇，素質參差不齊。有少數警士是中學程度，絕大部分隻是高小初小的文化程度。他認為要這些人擔任錯綜複雜的反共鬥爭是無法勝任的，唯一辦法是提高待遇才可能提高質量。可是警察經費又無法增加，便隻好采用裁員增薪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用兩三個警士的錢來養活一個警員。據他說，這是非常合算的事，因為一個質量好的警員，比起那些質量差的警士來，在反共鬥爭中所起的作用便不止可頂兩三個，而是可以一當十。
    唐縱當時亟需解決的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便是如何安置軍統縮編後裁汰下來的數以萬計的小特務。這一大批在抗戰期中擴充組織時吸收來的小特務，既無資曆又無學曆，又將他們大量轉送到中央警官學校轉業警官人員訓練班去受短期的警察業務訓練。這批人別的事做不來，反共卻都是“老手”，唐縱將警士改為警員後，便毫不費力地可以把這批人安置下來，既可增加自己的力量，又可向蔣介石討好，因此他將這一製度一直堅持下來。不過以後解放地區一天天擴大，特務逃往後方的越來越多，也就無法安置得了。
    在他的“健全警察製度，必須使警察現代化和科學化”口號下，經費卻大成問題，唯一辦法是依靠中美合作所的剩餘物資來裝點門麵。他接受毛人鳳推薦原中美所主任秘書潘其武擔任刑事警察處處長，還接收了原中美所的警械實驗器材和上百隻從美國空運來華的警犬。當時軍統收下這批東西，不但沒有多大用場，連警犬的喂養也感困難。鄭介民和毛人鳳落得做順水人情，將這些器材和警犬一起送給了他。因此他在警察總署內增設了一個刑事實驗室，由原任中美所重慶特警班第二期副主任劉人奎任主任。軍統局原有一個警犬室，主任王芝祿，有幾十條警犬，毛人鳳也連人帶狗一起送給了唐縱。這批器材和警犬便成了他實現科學化的“寶貝”了。他不止一次公開招待記者們去參觀這些美國最新式的科學設備，吹噓這是遠東唯一的現代化裝置。在召開全國警政會議時，他也親自陪同各地赴南京開會的代表去參觀這些新式刑具的表演。
    中美所留下來的大批美國腳鐐手銬，他也全部要了去，分發到幾個大城市的刑警處，用這些東西作為鎮壓人民的利器。
    他原來一向是崇拜德國警察製度的，抗戰勝利後又改為崇拜美國，他曾準備聘請美國一個“犯罪學專家”為警察總署的顧問，以便更好地模仿美國的那一套。但那位“專家”對他所出的價錢不滿意而不肯來，使他感到非常失望。
    唐縱在“不浪費一文錢”的口號下，盡力施展了他那種“小家氣”的作風（這是特務們背地裏埋怨他）。他在一般的事情上可以馬虎一點，在用錢方麵卻非經他親自審批不行。副署長和主任秘書可以批其他公文，卻不能代他批發特別經費。每天別人下班了，他還埋頭坐在辦公室裏一件一件地批閱從幾十到幾萬元的經費卷宗。在他身邊工作的人，從來得不到他一文錢的特別照顧，他既不像戴笠那樣逢年過節送特別費，更不準透支薪金，弄得許多人叫苦連天，大特務另有生財之道，一些小特務便隻好與外麵的特務勾結起來搞點花樣來維持生活。
    唐縱很少花錢請客，有次他和毛人鳳兩人出麵請內政部次長和司長們吃飯，毛人鳳叫下屬完全由保密局開支。那個下屬故意說，既是兩個出麵請客，便得各攤一半，毛人鳳笑笑說：“你不是不知道唐先生的脾氣。要他出錢的話，他會心痛得連飯都吃不下去的。”
    那次他們兩人為什麽要請客，說來也是一件內幕新聞，胡宗南率領大軍政下延安之後，一心想仿照衛立煌的先例，將金家寨改為立煌縣的故伎，希望把延安改為“宗南縣”，以顯示他反共的“豐功偉績”。胡宗南以為隻要有發起，就可以順利實現他那幻夢。在他的授意之下，首先由陝西省參議會提了出來，他滿以為陝西省政府就可決定這個問題，殊不知一個縣名的更改要經過內政部辦理許多手續才行，胡隻能指揮陝西省政府和省參議會，卻指揮不了內政部，便叫他的老婆葉霞翟和毛人鳳商談，毛人鳳認為唐縱當過內政部政務次長，所以請唐縱出麵和他一起請一次客，唐縱對拉攏胡宗南也是很願意的，所以立刻答應了。宴會之後，唐、毛人鳳兩人從中活動，自然順利解決。不過等到一切手續都快辦好，隻等正式公布時，而延安又被解放軍收複，胡宗南部狼狽逃出延安。事後，毛人鳳用非常懊喪的神情對唐縱說：“一切都已辦好，隻怪胡長官太爭氣，白白花費許多精力，要能再堅持一個月，不是可以‘名垂千古’了麽。”
    唐縱提出的“不浪費一個人”的口號，實際上是自欺欺人。他最初由於怕別人說他濫用私人，不便把自己的堂弟唐振文留在警察總署，而介紹到交警總局去當交警總隊副總隊長。實際上到後來各方麵介紹來的人他都是應付。俞濟時一次介紹給他十多個親戚和小同鄉，指定要做大城市的警官，唐縱都一一予以照辦。
    在人事問題上，唐縱一直是弄得吃力不討好。特別是1947年5月間，第一批警保處長上任的時候，軍統特務所占的比例很小，除雲南警保處長邱開基是軍統外，其餘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有的與軍統有點關係，有的完全沒有關係，弄得軍統特務們大吵大鬧，認為他當了署長忘了本。有人把這些情況告訴他，目的是聽聽他的意見。他當時心情很不寧靜，聽完之後，長長地歎了一口氣才慢騰騰地說：“大家太不諒解我，這批人是剛從中央警校高級研究班畢業的，他們當中不少是抗戰時期的軍長、副軍長或師長，對抗戰都有功勞。蔣介石委員長交下來要妥善安置，不給他們當處長是不行的。”
    他為了說明他對軍統特務的照顧是盡到了他的力量，舉出貴陽省會警察局長東方白為例子來說明他是如何關照“內部”的。東方白是下班在家拜佛，上班就下令抓人殺人的一個有名的劊子手。他當了貴陽省會警察局局長後，竟聽信了一個姓吳的江湖術士的話，在警察局裏設了一個煉丹爐，大煉其“長生不老”的什麽“仙丹”。一些善男信女，天天到警察局去找局長和吳某大談修行煉丹等秘法，有人把這情況報告蔣介石，蔣介石要唐縱徹查此事。但唐縱認為東方白雖然有點迷信，執行任務時還很認真的。在鎮壓貴陽學生運動和搜捕共產黨人與民主人士方麵，從來沒有發生過什麽問題。他根據這些向蔣介石報告，說東方白工作一貫認真，“成績”不錯，至於個人迷信並未影響執行任務，因此仍舊保留了這個局長，隻不過叫他不要把煉丹爐設在警察局內。接著，他加重語氣說，正是因為東方白是軍統的“老同誌”，所以他盡力維護。他說到這裏，又長長地歎了一口氣說：“我們有些人的行為也太有點荒唐了，光怪陸離，無奇不有，叫我也很為難，他們還不能諒解我。”
    自第一批警保處長上任受到軍統特務的指責後，他不能不很好地考慮這個問題。許多在他身邊工作的人都表現出很明顯的不滿，背地裏的閑話越來越多。毛人鳳的人也從中煽動，散布流言蜚語。在這樣的情況下，以後上任的警保處長中便出現大批軍統老特務了。
    在健全警察製度方麵，他的確花了不少工夫。警察部門過去的一些法令條文，許多省市實行起來各自為政，唐縱對此都作了些修訂，警察部門過去所沒有的或不統一的東西，如警察法、警察撫恤條例、獎懲製度、退休辦法等，都一一加以製定。他還選定以白色警鴿為警察的標誌，製定各種獎章。他對他的這些“成績”很滿意，總愛向比較親近的人介紹一下。但他卻不同於當時的一般官吏，愛在報紙上大吹大擂，專做自我宣傳。
    他最怕見新聞記者，記者們也不易采訪到警察總署的消息，當時隻有軍統辦的大同通訊社的特務們能出入該署，所以報紙上公開報道的東西很少。這是由於一方麵這個機關的許多措施都是與人民為敵的，不便公開發表，另一方麵是他怕出問題挨蔣介石罵。他出任署長後，許多記者想找他的照片和履曆去報上刊出，這在當時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事，但他卻拒絕。
    有一次在喝酒喝多了之後，唐縱對別人說：“我最不願意在報上出風頭，因為委員長看到了這些東西會不高興。”
    聽了這句話，大家才明白過來。
    和李士珍形同水火，在蔣經國的幫助下擊垮對手
    唐縱在出任警察總署之前，與中央警官學校教育長李士珍一向處得不錯。戴笠過去與李士珍鬧摩擦弄得不可開交時，他從不介入，有時還說戴笠對李太過分了一些。他去侍從室幾年中，李經常去找他。他當了上署長以後，初時也很想避免和李發生矛盾，希望李在訓練警官方麵能與他很好地配合工作。他不但首先去拜訪過李，同時對李也很恭維，他甚至當著很多人的麵稱李為“老大哥”。但李士珍卻並不因為唐縱對他的態度好，就能真正和他合作而消除嫌怨。李士珍等了十多年，眼看戴笠死於非命，滿以為十拿九穩可以把全國警察領導權奪到手中，連做夢也沒想到唐縱把這個職位搶走了，他怎麽會甘心？
    最初唐縱對這個問題並不重視，他剛當上署長不久，有人就向他提出過，要警惕李士珍這個人。他回答說：“你以為戴先生處不好的人我也會處不好？”他又笑了笑，補充說他和李過去關係不錯等一些話，好像很有信心，能把過去與軍統為敵的人變成朋友。
    問題很快就揭開了。不到兩個月，有人告訴他，李士珍在中央警官學校內公開批評他，說他是“完全外行”，由這樣的人來主持全國警政，非弄得一團糟不可。究竟為什麽這麽快鬧翻了臉？原來，李向他推薦一批骨幹想在新成立的警察總署中搶地盤，他雖然接受了幾個人，卻沒有全部滿足李的願望。這樣一來，李就大大不滿，內心憤懣，於是爆發了出來，不過這還隻是剛揭開的序幕，激烈緊張的“肉搏戰”卻還在後頭。
    李士珍多年來準備了一個《十年建警計劃》，搶在戴笠之前送給了蔣介石，滿以為抗戰勝利後成立警察總署時第一任署長就會輪到他。結果署長被唐縱搶了。李就把他的《計劃》印成小冊子，向人分送。可是這個計劃送到蔣介石處，遭到了“閱而不批”的命運，被蔣介石擱置下來。
    唐縱針對李的計劃的缺點，迎合蔣介石的意圖另外趕製了一個《五年建警計劃》。他究竟在蔣介石身邊多年，懂得蔣介石的心理比李多得多。他的這一計劃大受蔣介石的賞識，準其按計劃逐步施行。
    唐縱計劃的主旨是“統一事權，加強職能”，這就和蔣介石“戡亂建國”的方針相吻合了。他計劃中的“警保合一”以及運用警察力量鞏固後方治安，與大城市的警管區製、警員製，使警察與特務一元化等，都符合蔣介石的心理，因而使他這個“外行”比李士珍那個“內行”在蔣介石麵前吃香得多。
    為了進一步和李士珍爭奪警察教育權，唐縱的計劃中也采用了李的一些辦法，所以看起來比李的就更完善了。
    唐縱對李的那個計劃，曾用譏諷的口吻批評過，說是“書生之見”。最使李傷心的是唐縱說過這樣的一句話：“從這個計劃中可以看出李大哥對教育長很有興趣，還想再當上十年的樣子。”自然，這些話很快就傳到李的耳中。據說李士珍聽了氣得臉色發白，大罵唐縱的計劃是“邪門歪道”、“流氓作風”。從此以後，唐縱和李士珍兩人從當初互找對方工作上的毛病，發展到進行人身攻擊，仇恨越來越深，形同水火。不過他們在公開場合中見麵的時候，彼此還是有禮貌地招呼一下，唐縱有時還故意表示親熱的樣子。
    唐、李之間的第一場“肉搏戰”是爭奪在東北設立警官學校的領導權。先是，李士珍呈準蔣介石，在東北設立中央警官學校東北分校。因此，在警察總署成立之前，他就作好了種種準備，內定黃埔二期畢業的嚴正任分校教育長。嚴是他黃埔同期同隊的同學，經他推薦給蔣介石，也批準了。當李士珍正在籌備的時候，唐縱給蔣介石一個報告，請求由他派人去東北主辦中央警官學校分校。理由是：當時在東北設分校，不應該是去招收訓練正科學生，而是將接收下來的原東北偽滿洲國的警官和替日寇充當特務的漢奸們加以短期訓練，利用這些有經驗的人進行反共工作。因此，必須針對當時情況，由他派人去辦，才能順利完成反共的任務。
    李士珍對唐縱突然來這一手，非常憤慨。
    唐縱是了解蔣介石的，隻要提出反共措施，蔣介石總是非常高興采納，所以唐縱在和李爭奪東北分校領導權的報告中特別強調這一點。當蔣介石正在考慮將東北分校交與唐縱的時候，李士珍以辭去中央警校教育長的職務來要挾。蔣介石權衡之後決定仍將東北分校交給李去辦。
    這天，蔣介石把唐縱找去，說明改變決定的經過和原因。唐縱滿口答應。其實當時他要辦的事還很多，他之所以要同李士珍爭權，真正的目的是想給李來一個下馬威，給點顏色讓李看看。
    第二個回合是唐、李搶奪警察局最高領導權的問題。在蔣介石統治前期，邊區幾省一向由地方軍閥割據，中央權力達不到這些邊區，因此沒有設立國境警察機構。抗戰後期，這些邊區逐漸由蔣介石掌握，抗戰勝利後軍統便想將國境警察局掌握起來。李士珍的十年建警計劃中也專門提到這個問題。戴笠死後，毛人鳳一度準備搶奪這一機構，因軍統局改組為保密局，無意再提這事。1947年春，唐縱向內政部正式提出，請求成立8個國境警察局：西南邊境4個，分設於雲南、廣西境內；西北4個，分設於新疆和內蒙古。這些國境警察局，組織規模都很龐大，擬定的編製每個局都有警官百餘人和警察幾千名。
    李士珍知道唐縱提出的計劃後，立刻集中力量來搶奪。他倡言，訓練國境警察局的警官，應由中央警校專門設立一個特別班來進行國境警察業務訓練，等這批警官畢業以後，才能成立國境警察局。他認為，以現有人員倉促組成，不但不能完成任務，還會弄得笑話百出，有辱國體，不如暫時維持現狀。他振振有辭地揚言，應以國家主權和聲威的為重，反對草率從事。李士珍的這個建議，當時得到一些人的支持，連立法院也同意先訓練出一批人員才能設置這種機構。
    李士珍向內政部提出的報告，唐縱第二天就了解到了。他立刻針對李的意見又提出一大套冠冕堂皇的理由，主張從速成立國境警察局。官司打到蔣介石那裏，蔣介石當時一心在搞他的反共軍事部署，便將這個問題交內政部處理，並指示：將來成立國境警察局應由內政部直轄，不歸警察總署領導；訓練國境警察局警官事，交由中央警官學校主辦。
    在這一回合中，唐縱沒有得勢。後來內政部找他去研究，他也隻派一兩個不重要的人去參加，他曾很氣憤地說：“我們爭不到手，他（指李）也不會有希望。大家都不搞算了！”就這樣，直到蔣介石退居台灣，這個醞釀了兩年多的國境警察局始終沒有成立起來。
    第三個回合是一場激烈的“白刃戰”。唐縱在前兩次的爭奪中沒有取得勝利，便利用他掌握各省的警察人事權與李士珍為難。他對李派人員借故更換了不少，或不再派充重要領導工作。李士珍為此向蔣介石“告狀”。蔣介石找唐縱問話，唐縱的答複是：這些過去一向幹軍事工作的人，隻經過短期警察訓練，擔負起一省的責任不太適宜，還是多留在總署見習。
    李士珍在訓練警務人員時，要求受訓人員都要參加他所領導的中華警察學術研究會，結業後參加中央警校同學會。李一直想運用這兩個組織來和軍統爭奪警察領導權。
    唐縱針對李的這套手法，運用他的職權對這些人員親自進行一番拉攏活動。他在警察總署召集他們座談，照例還請他們吃飯，並送給每人一張他自己穿最高警官製服的照片和一筆特別費。警察總署人事室在分發這些人去各地工作時，還叮囑他們要參加當地的中國警察學會，並說明這個會是由唐縱親自領導的。
    唐縱好幾次曾用非常得意的口吻說過，李士珍辛辛苦苦花了幾個月培訓的人，他隻花半天的工夫就輕輕地拉過來了。
    與此同時，唐縱還在全國警政會議上正式提出，要在各省設立一所警察學校，每縣設警察教練所，由各省自己訓練警官，不必由中央警官學校代辦。最使李士珍不滿的是唐縱還要在南京設立一所首都警察學校，培植高一級的警官。這樣一來，中央警官學校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據李士珍身邊的人透露，李得到這一消息，氣得連飯都吃不下了。他向部下發牢騷說，他對這個教育長職務並不重視，早就準備辭職不幹，是蔣介石堅決挽留，他才留下來。現在唐縱這樣對付他，他反而要再幹下去，不能讓唐縱的如意算盤得逞，要使唐縱明白李某不是好欺的。直到國民黨退居台灣，唐、李雙方鬥法相持不下，到了台灣還是繼續鬥爭。後來唐縱在老蔣與小蔣的支持下，力量一天天發展，李最終被趕出了中央警官學校，由唐縱推薦軍統特務樂幹當了教育長，結束了李、唐之間多年來的這一場鬥爭。
    對“黨國”的前途充滿悲觀，認為共產黨最厲害的是統一戰線政策
    唐縱任署長之後，使他最感不快的是首都警察廳廳長由憲兵中的元老韓文煥搶去了。蔣介石馭人的一貫手法，是有意識地丟出幾根骨頭讓下屬們爭來奪去，使這些人為他拚命賣命。他雖以軍統頭子唐縱當警察總署長，卻並不將警察大權全部交給唐縱。
    首都警察廳廳長韓文煥是蔣介石手下有名的劊子手穀正倫（綽號穀屠夫，任憲兵司令多年，殺人以萬計）極力向蔣介石推薦的。韓自恃有憲兵作後盾，自己又是“老資格”，加上與李士珍有勾結，便想把首都警察廳裏的人弄成清一色的“自己人”，竭力排擠廳內的軍統分子，因此與唐縱不斷發生摩擦。
    唐縱表麵上雖不主張馬上向韓開火，內心裏卻是很討厭韓的。警察總署發出的命令，韓有時敷衍一下，有時就幹脆擱下不理。有次唐縱發出一個防止各地學潮的命令，韓認為不合首都情況未予執行，而且未將命令轉發下去。唐縱了解到這一情況，加上韓自己擬的辦法又不向他備案，非常不痛快，立刻打電話向韓查問，韓答複使唐縱很不滿意，兩人在電話中爭執起來，韓才答應把唐縱的命令轉發下去，韓雖然把唐縱的命令轉發下去，但並不遵照執行。加之特務們從中挑拔，兩人之間矛盾越來越大。
    特務們挑拔唐、韓兩人矛盾的一個手法，是每次唐縱召集韓去總署開會時，故意把通知遲點送去，有時幹脆不送。他們的辦法很巧妙，在送這些通知時，往往先把一件不重要的東西送去。唐縱是很細心的人，遇到韓沒有按時來開會，便要追問通知送了沒有？特務們便拿出送文簿給他看，明明是按時送了去。其實，送文簿登記的是一份普通公文，而開會通告卻是隔了些時才送去的。韓不能準時參加或不參加時，唐縱總認為韓目中無人，瞧他不起，更恨韓。特務們這種做法，是希望唐縱把首都警察廳奪過來。這樣他們在南京為所欲為就更方便了。
    從1947年夏天開始，唐縱決心要去掉韓文煥這個眼中釘。他自己並不直接出麵去請求蔣介石撤換，而是經常跑到保密局請求鄭介民、毛人鳳幫助他；發動在南京的軍統特務從各方麵搜集韓的貪汙不法罪證，通過保密局向蔣介石去檢舉。韓任廳長後，大大小小的貪汙事件本來就很多，經過特務們有組織有計劃地去搜羅，幾個月工夫便找出一大堆來，蔣介石便決定要撤換韓文煥。
    唐、毛兩人都從蔣介石身邊的親信們口中了解到這一情況，都準備把與自己有關的親信推薦出來接替韓的職務。正當唐、毛兩人為此爭奪不休的時候，鄭介民卻輕易地搶了過來。鄭介民提出他的小同鄉和私交最深的黃珍吾來，蔣介石一向很器重這個人，果然一保就準。黃珍吾雖不是軍統分子，但軍統可以完全控製他。憲兵方麵也因黃是老團長，夙有淵源，就這樣很順利地接掌了首都警察廳長。黃對唐縱是俯首貼耳，惟命是從，從此改變了警察總署命令剛出署門就碰釘子的現象。
    唐縱收拾憲兵係統的北平警察局長湯永鹹，是沒有費多大氣力的。韓文煥下台後，特務們便慫恿唐縱，一不做二不休，把湯也拉下來，而以軍統特務楊清植接替。蔣介石批準後，特務都很高興，認為這些失去的“地盤”又一個接一個奪了回來。
    唐縱和毛人鳳對上海警察局長一職早就想奪了過來，淮海戰役發生後，原上海市警察局長俞叔平在內外夾攻之下，由湯恩伯出麵保薦毛森接替了這個職務。
    在兩年多時間中，唐縱終於把要搶的都搶到手中。
    到1949年4月，唐縱已不再是那麽興致勃勃、勁頭十足了。當時由於蔣軍主力大部已被殲滅，南京人心惶惶，高官們的家眷都在作逃往台灣、香港和國外的打算。唐縱還在故作鎮靜不送他的老婆和孩子們走。有人問唐縱為什麽還不送家眷走的時候，他歎了一口氣說：“我如果一動，別人的閑話就更多。”他沉思了一會又說：“遲早是要送走了。我們都得走的。”接著他談到當時的局勢，認為很難樂觀。他非常恨李宗仁，認為這個時候還不能和蔣介石合作，要搶總統當。他對共產黨的政策和解放區的情況有相當了解，說共產黨最厲害的是統一戰線這個政策，將來許多國民黨的大官都會被拉過去。
    他的話中充滿著悲觀情緒。
    幾個月後，唐縱從上海坐飛機離開了大陸。到台灣後的第二年，他被蔣介石派往韓國任駐韓國大使，1954年回台後先後擔任“總統府”國策顧問、台灣省政府秘書長、“中國農民銀行”總裁等要職。1976年蔣介石病逝後，他在家中傷心了一個多月，1981年在台北病逝,終年7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