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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學運時曾是武漢地區學生界“領袖”，因湖南黃（愛）龐（人銓）案件時抨擊趙恒錫被捕，幾乎命喪囹圄
    號稱複興社“四大台柱”之一的賀衷賽，是中華民國史上的一個重要的曆史人物。他一生絕大部分時間都站在反共的潮頭，所作所為，遠非蔣介石手下的其他大小特務可比。他除了具有比較深的資曆以外，還具有別人難以企及的理論修養和狂熱情緒，同時，他的領袖欲又結合了他詭譎的心機，使他在國民黨政訓係統和複興社取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由於他野心膨脹，羽翼豐滿，使蔣介石也不得不對他提防再三，這位“天子門生”不僅始終未能獲得兵柄，反而在西安事變的“討逆”聲中，被蔣介石認為居心叵測而立加冷落，從此，他便一蹶不振，成了僅有虛位的幕外人物。
    賀衷寒，號君山。湖南嶽陽人，生於1899年臘月初五（公曆為1900年1月5日），他父親是鄉裏有影響的大紳士，家境富裕，望子成龍心切，因此很早便督促賀衷寒讀史學經。賀聰明好學，在私塾裏很快學完《四書》、《五經》，又在先生的教育下讀《資治通鑒》。1915年，賀衷寒入武漢旅鄂中學學習。由於他基礎較好，國文頗佳，每篇作文都被學校公布“傳觀”，為此得到湖南省“公費”。他還擅長書法，寫得一手藝術性的雙勾字，也喜歡詩詞，常作詩敘懷。在此期間，他讀了梁啟超的《飲冰室全集》，深為梁那種憂國憂民、飲冰懷霜的情懷所打動。當時，袁世凱為複辟帝製，表示接受日本提出的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中華大地民怨沸騰，反對簽約的鬥爭此起彼伏。賀衷寒在學校也投入了這場鬥爭，慷慨激昂地站在桌上講演，痛斥袁世凱的倒行逆施和賣國求榮。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賀衷寒在校被推為學生代表，義無反顧地投入這場偉大的反帝愛國運動之中。由於他在這場運動中表現了激昂的愛國熱情和較高的組織才能，所以，1920年被武漢學生會推選為代表，赴蘇俄考察，並於1922年1月參加了在莫斯科舉行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對蘇俄的考察，他認為，蘇俄的政治比中國進步，但人民的經濟生活仍十分艱苦，不但未因革命而稍見改善，反而因國外壓力而日趨惡化，因此，中國革命不應采用蘇俄的方式來完成。正是在此時，賀衷寒開始了對中國革命問題的思考，並因思想激進而嶄露頭角。
    從蘇俄回國後，賀衷寒在武昌的一所中學教書，曾一度加入了惲代英開辦的共存社，後因意見不合而退出。不久，賀衷寒又到長沙，創辦了平民通訊社，批語時政，提倡民主，主張革命，他是中國最早的一批青年團員，但思想尚未定型，對人對事全憑狂熱。他在長沙曾聯絡失學失業學生示威，征求各校社團意見擬成立湖南公民選舉監督團，抨擊賣國政府，得到社會的同情和輿論界的讚許。
    當時，青年團員黃愛和龐人銓領導長沙工人鬥爭，被湖南督軍趙恒錫派人逮捕殺害。賀衷寒聞訊，冒著生命危險，以極大義憤撰稿《黃龐案之真相》，對趙恒錫大加抨擊，替死者鳴冤。趙恒錫惱羞成怒，下令將賀衷寒逮捕，關了3個多月。在獄中，賀衷寒受盡折磨，幾乎命喪囹圄。後經兩省議員的保釋而出獄，但這次入獄使他更加認識了中國黑暗社會的現實和封建軍閥的暴戾，更增強了他改造中國社會的決心。
    出獄後，賀衷寒回到嶽陽，家人相見，百感交集，他父親要他在家鄉教書，免得在外麵惹是生非。但賀衷寒向家人申明大義，又告別了家鄉父老，來到南京。他本打算入南京東南大學讀書，但後來認為國家問題的解決，光靠筆杆子是不行的，必須用槍杆子來求得根本解決。時值黃埔軍校在全國招生，賀衷寒因向往孫中山革命來號召，便經上海轉往廣東投考黃埔軍校。不料當他到達上海輪船碼頭時，輪船剛離岸開往江中，賀衷寒急雇一小舢板，緊追該輪，幸被當時投考黃埔軍校之一船客伸手援助，得以攀登上輪。他向援助他的人詢問姓名，才知道這個人是胡宗南，也是赴廣州黃埔軍校報考的。所以二人後來在黃埔軍校情同手足，私交甚深。
    經過嚴格考試，賀衷寒被錄取黃埔軍校第一期步兵科第一隊，當時的黃埔軍校，革命氣氛十分濃厚，正如黃埔校歌上所說：“怒潮澎湃，黨旗飛舞，這是革命的黃埔……”賀衷寒入校後，和同期學生一起，集體加入了國民黨。他認真鑽研政治理論和軍事理論，以充沛的精力在學員中組織社會活動，所以很快得到校政治部主任邵元衝的青睞，蔣介石對他也很重視。1924年11月，黃埔一期學生畢業，賀衷寒被分配到軍校政治部任秘書，旋又調任第三期入伍生總隊政治部主任。1925年1月4日，政治部從黃埔遷往廣州省城分校，校本部設分部留守，由賀衷寒與李之龍負責。
    1月下旬，為團結黃埔及廣州革命青年軍人，擴大革命影響，由蔣先雲、曾擴情、賀衷寒、何畏能四人組織籌備“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2月，該地正式成立，賀衷寒擔任了青年軍人聯合會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他當時在《青年軍人》第一期上發表了《青年軍人與軍閥》一文，曆數了近年來帝國主義勾結軍閥的罪惡，指出中國的禍亂是帝國主義支持下的軍閥造成的，號召青年軍人要打倒軍閥，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富強而戰鬥。
    在黃埔軍校成為反共先鋒，與中共黨員李之龍發生格鬥，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時聲名狼藉，在蔣介石的授意下，積極籌建法西斯組織，大肆鼓吹法西斯主義
    1925年2、3月間，孫中山在北京病危。黃埔學生聞訊，人心頗為不安，右派勢力乘機加緊活動。當時，國民黨老右派謝持從上海來到廣州，住在大沙頭醫院，說是養病，卻經常到黃埔軍校遊說。他說青年軍人聯合會是共產黨的組織，賀衷寒、曾擴情等人在裏邊工作是為共產黨做嫁衣裳。還說共產黨名為與國民黨合作，實則是乘機篡奪國民黨的黨權，一旦得逞，所有的國民黨黨員將受到無情的迫害而無立足之地等等。在謝持等國民黨黨員的煽動和拉攏下，賀衷寒迅速右轉，與青年軍人聯合會中的共產黨員發生了矛盾，甚至在第一次東征時的梅縣集會上，還與共產黨員李之龍發生了格鬥。為了對抗共產黨及青年軍人聯合會，賀衷寒等人在蔣介石的暗中支持下，於4月間在梅縣籌備成立了另一個軍人組織——中山主義學會（後改稱為孫文主義學會），賀衷寒、潘佑強為主要負責人。
    1925年8月，廣東國民黨政府以黃埔學生軍為基礎，成立了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蔣介石為軍長，賀衷寒被任為該軍第一師第一團黨代表（團長劉峙）。為了從輿論上對付青年軍人聯合會及共產黨，9月25日，賀衷寒等人主辦出版了《國民革命》周刊，作為廣州孫文主義學會的機關刊物，借此極力反對三大政策，中傷共產黨，攻擊國民黨左派。由於他積極反共、又能寫會道，因而受到蔣介石的賞識。
    10月，國民革命軍開始第二次東征，蔣介石任總指揮。途中，蔣介石曾主持召開第一軍政治部職員及各級黨代表會議，討論黨爭問題。賀衷寒在發言中提出，一個革命政黨內，決不能容許兩種不同主義的信仰者長久存在長久合作，與其將來分裂，不如及早各走各的路，但我們兩黨可以聯合對付敵人。賀衷寒的這段發言極合蔣介石的口味，因而更受到蔣介石的信任。
    1926年3月，蔣介石借口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之間的鬥爭有違“親愛精誠”的校訓，迫令青年軍人聯合會解散，並命令孫文主義學會停止活動。為了將黃埔學生置於自己一手控製之下，決定另行組織黃埔同學會，指派蔣先雲、賀衷寒、曾擴情、李之龍、潘佑強等為黃埔同學會籌備委員，並親任會長。這是蔣介石控製黃埔學生作為自己工具的開始。賀衷寒等秉承蔣介石的旨意，在這一組織中繼續攻擊共產黨人，排斥國民黨左派。
    同年4、5月間，廣州國民政府組成軍人政治考察團赴蘇聯考察，賀衷寒是考察團成員之一。抵達蘇聯後，進行了一段時間的考察，隨即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後又轉入伏龍芝陸軍大學學習。賀衷寒此次赴蘇與第一次蘇俄考察，思想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他自吹並不反對社會主義，但認為隻能是三民主義範疇內的社會主義，並要通過國家權力來實現。在他看來，像蘇聯共產黨進行那樣“殘酷的階級鬥爭”去實現社會主義，不但“慘無人道”，也完全不必要，在中國決不能容許有這種情況發生。
    在中山大學學習期間，賀衷寒和鄧文儀、蕭讚育、鄭介民、康澤等人看到同學中有數百名國民黨員，遂以有旅法支部為由，發起組織國民黨旅莫支部，但遭到校方製止，同時也未獲得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的批準。於是，他們又著手成立中山大學的孫文主義學會分會。因為該組織在國內已是臭名昭著的右派團體，所以當他們吸收會員的時候，有人向校方告發。學校立即召開全體大會，宣布孫文主義學會是反共反蘇的反動組織。因此，他們遭到大家的嚴肅批評，而賀衷寒則拒不認錯，在會場上大鬧起來，說這是“民主”、“自由”，不應該壓製他們。學生們紛紛要求校方給他以處分並將其遣送回國。賀衷寒在中山大學聲名狼藉，不得不轉入伏龍芝陸軍大學學習。
    1927年賀衷寒回國後，積極追隨蔣介石。“四一二”政變前，他同鄧文儀、蕭讚育等向蔣介石提出了反共主張，得到了蔣介石的讚賞。同年11月，賀衷寒被任命為黃埔軍校第六期北遷學生總隊長，奉蔣介石之命在杭州收容從廣州來的黃埔軍校學生辦浙江軍事訓練班，主持訓練事宜。1928年4月又轉往南京訓練。7月，任國民黨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訓練部主任。
    1929年下半年，賀衷寒被派往日本明治大學研究軍事、政治。1931年回國後任國民黨陸海空軍總司令部政治宣傳處處長、訓練總監部國民軍事教育處處長等職。他在日本學習的兩年時間，正是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之際，各國資產階級為了加強自己的統治，紛紛要求建立法西斯專政，以鎮壓人民的反抗鬥爭。賀衷寒在日本期間深受法西斯主義的影響，回國後又正值蔣介石在1931年5月召開的國民會議上公開鼓吹法西斯主義，於是，他憑著從日本取來的“真經”，在蔣介石的授意下，積極籌建法西斯組織，大肆鼓吹法西斯主義。
    名列複興社四大台柱之首，打著“救國”、“統一”、“複興民族”的招牌，宣揚“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獨裁理論和“攘外必先安內，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動政策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麵對國內抗日運動浪潮的衝擊和國民黨內派係鬥爭的傾軋，蔣介石感到自己的統治岌岌可危。但他當時所苦思焦慮的，並不是怎樣去抗日，而是怎樣更嚴密地加強其統治機器，進一步鞏固他的獨裁。
    蔣介石慣用罵人的方式，逼使對方去揣度他的心理，再想出辦法來迎合他的意圖。11月間，他一連幾次召集賀衷寒、康澤、桂永清、蕭讚育、周複、滕傑等黃埔學生開會，隻是一個腔調，歎中雜罵、罵中雜歎地說：“我的好學生都死了！你們這些又不中用。現在時局艱難，我們的革命就要失敗了！……”蔣介石的獨角戲唱罷，會也就沒頭沒腦地散了。不過聽“訓”的人都明白蔣介石的脾性，他這樣把人一罵，就等於留下一個題目，叫你去作文章。當賀衷寒等這些“不中用的學生”，終於悟出蔣介石的意圖是要他們成立秘密擁蔣組織時，蔣介石已迫於形勢宣布下野了。
    蔣介石下野後，秘密組織的籌建工作仍在進行。在曾擴情舉行的南京“浣花菜館”晚餐上，被蔣介石再三罵過的黃埔學生推舉賀衷寒、滕傑、周複、康澤等5人為籌備代表。第二天又召開了籌備會，決定由賀衷寒起草紀律條例。1932年2月蔣介石複職後，認為最重要的就是趕快搞成這個組織。賀衷寒向他匯報了籌備經過，並呈上由他起草的組織章程和由康澤起草的紀律文件。19月初，蔣介石在南京“勵誌社”召集所有經他批準參加“複興社”的人開成立大會。按“中華民族複興社”的社章，蔣介石是“真命”社長，自然毋庸選舉。此外，選出賀衷寒、酆悌、滕傑、周複、康澤、桂永清、潘佑強、鄭介民、邱開基等9人為中央幹事。會後，蔣介石又指定賀衷寒、酆悌、滕傑3人為常務幹事，並以滕為書記。由於賀衷寒是最初醞釀和籌備複興社，而後又始終是該組織的核心骨幹，因而被稱“十三太保”之一。又由於他是政訓係統的頭子和湖南派、留俄派的首領，再加上他自吹自擂的一大套理論，因而在複興社和黃埔係樹立了一定的聲望和威信，被認為是複興社的四大真正台柱（賀衷寒、鄧文儀、康澤、戴笠）中，他名列第一。
    賀衷寒自1927年從蘇聯回國後，就開始從事軍政訓練和政治宣傳工作，從196年，又曆任南京國民黨政府軍委會政訓處處長、豫皖三省剿總政訓處處長、國民黨軍隊黨務處處長、軍委會政訓處秘書長、新聞檢查局局長等職。另外還有曾擴情、鄧文儀、袁守謙、劉詠堯、蔣堅忍等人。他們都是複興社的高級骨幹，複興社就是通過他們去掌握指揮這個係統的特務活動的。在人事、行政上，則由他們自行管理各自的範圍，複興社組織的節製指揮，複興社隻通過他們的活動去貫徹其總的目的和基本要求。
    另外，賀衷寒還與他的湖南老鄉蕭讚育、鄧文儀、劉詠堯、袁守謙、張鎮、潘佑強、杜心如等暗中結成了“湖南派”小集團，以賀衷寒為首領，蕭讚育居第二交椅。該派勢力不小，連江西籍的桂永清和周複也與他們很親近。這些人除了同鄉關係外，又絕大多數是留過俄，又留過日，因而在留俄派和留日派中都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影響。
    國民黨內派係鬥爭激烈，一些留俄學生歸國後，便成為各方拉攏的對象，賀衷寒也參加了這一爭奪的角逐。1933年下半年，留俄學生200多人發起成立了留俄同學會。在成立大會上選出於右任、馮玉祥、邵力子為名譽理事，賀衷寒、鄧文儀、蕭讚育、劉詠堯、王懋功、王陸一、穀正綱、穀正鼎、康澤、段詩園、梁幹喬等30多人為理事。因為蔣介石也到過蘇聯，為壯大留俄同學會的聲譽，推舉蔣介石為名譽會長，又選舉賀衷寒為理事長，段詩園為總幹事。在成立大會之前，曾發生一番明爭暗鬥。當時，黃埔軍校出身的留俄學生有50多人，連同複興社的共計100多人，他們自命為留俄同學會的主幹，急欲得到理事長一席，以便控製這個組織。但是，非黃埔軍校出身和非複興社分子的留俄學生人數也不少。他們想以改組派的穀正綱或比較超然的王陸一任理事長。經過一番爭鬥，最後才決定以賀衷寒為理事長，以改組派的段詩園為總幹事。總幹事是負實際責任的，所以，留俄同學會的活動並不完全受賀衷寒的控製。但賀衷寒並甘心，為擴大本係統的實力，他又有與鄧文儀召集留俄學生，對他們加以勸導和利誘。因此，許多留俄學生都被他們拉入了軍隊黨務、政治係統。
    賀衷寒一貫以黃埔係和複興社的唯一理論家和指導者自居。他不僅到處演講，撰寫文章，利用他主辦《前途》月刊大肆進行反共宣傳，而且還參與了組建中國文學會、成立中國電影製片廠，並在南昌主持新生活運動的開展。他的著作雖不多，可長篇大論的演講卻不少。他對於“蔣介石教義”闡發和注疏，也自命為第一人。如他寫的《新生活運動的意義》一文，就為蔣介石提供的所謂“禮義廉恥”，作了當時頗受某些人稱道的注解。他說：“禮者理也，循規蹈矩，謂之禮；義者宜也，舍己濟人，謂之義；廉者守也，安分守己，謂之廉；恥者疵也，刺激奮發，謂之恥。”這就是說，要人循規蹈矩，又能舍己濟人；安分守己，又能刺激奮發。總之一句話，就是“隻能服從，不能反抗”。
    賀衷寒寫文章或演講，都不像鄧文儀那樣隻是一大串語無倫次、亂七八糟的口號堆積，而是要咬文嚼字，力求說出個自以為深奧的道理來，如他在《國民革命與國家統一》一文中說：“一個國家的統一，不僅是國土的統一，一定要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方麵都是統一的，才算是真正的統一。中國在軍事上的不統一，原因是由於國民革命的組織中充滿了個人主義而失去了三民主義的思想。中國的個人主義被兩種態度所維係：一是地方主義，一是家族主義，兩者都是建築在感情上的個人主義。”“我們要以民族主義來反家族主義，要以民權主義來反地方主義，要以民生主義來反整個的個人主義。”“要求中國軍事的統一，便是要做到軍權、軍令和軍政的統一，也就是‘舍國家無政治，一切權力屬於國家’”。“統一的力量源於信仰，信仰包含有兩種意向，從抽象方麵說，信仰在於主義；從具體方麵說，信仰在於領袖，換句話說，信仰領袖，才能達到統一。”他的其他文章，也大都如此。從197年間，賀衷寒每年出版一冊《一得集》，打著“救國”、“統一”、“複興民族”的招牌，宣揚“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獨裁理論和“攘外必先安內，抗日必先剿共”的政策。
    由於賀衷寒極力擁蔣介石反共，所以，1935年11月當選為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次年1月被授予陸軍少將軍銜，10月又晉升為陸軍中將，並獲四等雲麾勳章。賀衷寒憑著他的資曆、能力、勢力和蔣介石的器重，在複興社中自居於第一把交椅，發言表態都始終處於權威地位。
    複興社的第一任書記是滕傑。他資曆較淺（黃埔四期生），能力也弱，並且和賀衷寒的私交很好，所以有事必先與賀衷寒商量。不久，滕傑去職，由賀衷寒繼任。賀擔任複興社書記後，因狂妄自大，常以黃埔領袖自居，使蔣介石不滿，所以後來被外調豫鄂皖三省剿總政訓處長，複興社書記一職由蕭讚育代理。複興社第三任書記是酆悌。他是留歐派首領，在黃埔學生中被認為是較有才能的一個，但此人個性乖僻，每以“特立獨行”自負，與各派摩擦日甚。1935年賀衷寒回南京後，便聯合留日派將他趕下台。隨後，複興社的書記長由劉健群接任。但劉不是黃埔出身，被人稱為“螟蛉子”，賀衷寒就更不把他放在眼裏了。1936年鄧文儀從蘇聯回國後，被任命複興社書記長。但他曾因徹查南昌機場縱火案不實獲咎，蔣介石撤銷了他一切公開職務。後來蔣介石考慮到某些原因，又重新起用鄧文儀，將其外放蘇聯任駐蘇武官。鄧文儀東山再起後，格外謹慎小心，再加上他與賀衷寒關係甚密，所以大事小事均由賀衷寒定奪。這樣，在1936年西安事變之前，賀衷寒在複興社中便始終是首屈一指的尖端人物。
    能寫善辯，精於權術，善於組織；常以黃埔領袖自居，驕傲自大。西安事變時堅決主張進兵“討伐”張、楊和轟炸西安，被蔣介石認為居心叵測，被罵得失聲痛哭
    賀衷寒從黃埔軍校時起，就積極追隨蔣介石，可稱得上蔣介石的得意門生。由於他辦事有一股狂熱，能寫善辯，精於權術，善於組織，因而在黃埔學生中享有相當高的聲望，被稱為“黃埔三傑”之一。但他不知功高震主，常以黃埔領袖自居，驕傲自大，使得蔣介石也不得不對他設防再三。
    賀衷寒早年曾遊覽嶽陽西南洞庭湖中的君山。當他得知彼山為秦始皇南巡泊停而得名時，便給自己起了個號為君山。從那時起，他就立誌要到社會上去闖一番秦始皇的事業。進入黃埔軍校後，他又十分羨慕和崇敬蔣介石，希望有朝一日能像蔣介石那樣掌握兵柄。1927年他在杭州任黃埔軍校第六期北遷學生總隊長時，就想從此轉入帶兵。這一點倒是承襲了他的“領袖”和“校長”的衣缽。但是，蔣介石看透了他不好駕馭，就偏不讓他去當帶兵官，而隻讓搞政訓工作。賀衷寒既然跳不出蔣介石的手心，便集中全力搞他的政訓係統，成為政訓係統的總頭子。於是，他以此為資本，儼然以黃埔係的政治領袖自居。
    最初，他曾與陳誠深相結納，互相標榜，私許陳誠為未來的軍事領袖；不用說，他自己就是未來的政治領袖了。可是後來陳誠愈爬愈高，漸漸就不把他放在眼中，而且日益疏遠。之後，他又和胡宗南互相表示推重，一個以黃埔係的軍事領袖自居，一個以黃埔係的政治領袖自許。他對於黃埔係其他掌握實力的將領，則以政治指導者和老大哥的身份，因人而宜，用各種方式方法普遍進行結納，借以鞏固自己的聲望和地位。在複興社中，他也自居於第一把交椅，視其那些“太保”為應該聽話的小兄弟。他認為胡宗南既管軍隊，自己在複興社中就應該當仁不讓，作主稱尊。
    賀衷寒每以複興社和黃埔係的唯一理論家自居，又是湖南派、留俄派的首領。按理說，像他這樣一個有資曆、有能力、有勢力的人物，應該是無往不利的了。可是，賀衷寒在蔣介石統治時期，並不算怎樣得意。原因在於賀衷寒雖在複興社中具有相當的勢力的人物，無奈這個組織是蔣介石親自掌握的，酆悌、康澤、戴笠等人又都直接承命於蔣介石，特別是戴笠和康澤又都掌握有各成獨立係統的實權，這就使得賀衷寒無法實現其把持操縱野心。並且蔣介石也早就看透了賀衷寒的個人野心，所以複興社書記一職總是不斷換人。這也就是蔣介石用人的一種手段，即調來調去，使你不能在某一方麵生根滋長，以至於尾大不掉，不利於他控製。所謂“人主之心，臣安可不知也！”賀衷寒也並非不了解蔣介石，隻是沒有辦法罷了。
    1936年西安事變爆發。消息傳來，複興社和黃埔係內部人心惶惶，像一群熱鍋上的螞蟻。賀衷寒與親日派何應欽秘密勾結，發動170餘名青年將領通電“討逆”，堅決主張進兵“討伐”張、楊和轟炸西安。他還慫恿複興社書記長鄧文儀召開會議，通過了以武力解決西安事變的決議案，並以黃埔同學會的名義，一致擁護何應欽暫代陸海空軍總司令，負“討伐張、楊叛逆”之總責。同時，他又與鄧文儀等一起，收編了在南京失業的中央各軍校畢業生，發起和組織了300人的“討逆赴難團”。他認為這樣做，會對他麵麵有利：如蔣介石萬一被釋，則可得“勤王”之功；若蔣介石“駕崩”，又可成為擁何繼位的元勳，所獲亦必不小。豈料由於中共的調停，張、楊終以大局為重，釋放了蔣介石。何應欽遂以竊篡嫌疑，險遭不測；賀衷寒亦被蔣介石認為居心叵測，立遭冷眼。
    據說，蔣介石回到南京後，一見到何應欽就聲色俱厲地說：“敬之，我還未死，你就要當領袖嗎？”在杭州，一見賀衷寒就破口大罵，罵得賀失聲大哭，蔣介石忿恨地說：“你哭，滾出去哭！”從此，賀衷寒便一蹶不振，與何應欽一樣，都成了僅有虛位的幕外人物。何、賀獲咎，是因為在西安事變期間，他們的活動都已為戴笠所注視。蔣介石獲釋後，戴笠就在蔣介石麵前告密和傾陷。所以，賀衷寒雖有複興社加黃埔係的雙重身份，但陰狠猜忌成性的蔣介石是不會放過他的。
    他對蔣介石觀察入微，正因為如此，所以蔣介石雖疑忌他，也還是用他；他雖怨恨蔣介石，也還是服從蔣介石
    西安事變之後，蔣介石對賀衷寒便冷落起來，1937年6月，蔣介石派他赴歐美考察軍事、政治、經濟，此舉明顯含有放逐之意。直到“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賀衷寒才奉命回國，仍任軍委會政訓處處長，是軍官訓練團教育委員會委員。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建立之後，在武漢成立軍委會政治部，陳誠出任政治部部長，周恩來任副部長，賀衷寒任政治部秘書長兼第一廳廳長。他以政治部秘書長的身份，終日與周恩來及第三廳廳長郭沫若明爭暗鬥。
    1938年7月，蔣介石將複興社並入新成立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並親自兼任三青團團長，賀衷寒先後擔任三青團臨時中央幹事、中央幹事會常務幹事及中央組織處書記長等職，同年秋，他隨軍委會政治部遷往重慶。此後，由於他不願與共產黨協調合作，便辭去政治部所有職務，在重慶蟄伏一時。1939年，他曾奉蔣介石的命令任西北慰問團團長，前往延安了解中國共產黨的實情。
    1940年春，賀衷寒住在重慶，除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外，未有任何公職，心境頗為不佳。適逢陳誠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兼湖北省府主席，邀他前去恩施小住，以作顧問性質，這才聊以慰藉。
    1941年，賀衷寒閑居於重慶李子壩，整天無所事事，有一次，他請曾任中國文化學會總會書記長的蕭作霖吃臘狗腿。蕭作霖醉後大發牢騷，痛罵蔣介石昏暴。賀衷寒此時也醉眼迷離，竟對蕭作霖說了一番真心話，他說：“你哪裏知道，蔣介石先生‘暴’則有之，‘昏’則完全不然。你沒看到他的統馭術的絕頂高明嗎？他一向抓得很緊的是軍隊、特務和財政這三個命根子。他這三個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親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時又讓這三種力量互相依賴、互相牽製，而隻聽命於他一人。這三個方麵的每一方麵，又都各有三個鼎足並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牽製。軍隊方麵是陳誠、湯恩伯和胡宗南；特務方麵是戴笠、徐恩曾和毛慶祥；財政方麵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陳氏兄弟。他們之中誰也不敢有所挾持而無所顧忌。所有這些人，除了孔、宋是他的至親外，其餘又都是浙江人，連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可以說，都是他極親信的人了，可是他對這些人都還有個防而不備、備而不防，難道這還算是‘錯’！他對我們湖南人，尤其是懂得點政治的湖南人，是絕對不放心的。像複興社這樣的組織，他也隻是一時利用一下子，等到他已被捧成了絕對的獨裁領袖，當然就不再要這個組織了。因為他唯恐複興社發展到一旦難以駕馭的地步；尤其是這個組織的高級骨幹又多數是湖南人，這也是他所難以放心的。他的運用和打算，都是有極高明的權術的，你還罵他‘昏’！可見你還是年輕不大曉事，你自己才是有點昏。”
    賀衷寒的這番話，雖然夾雜著一些牢騷氣味，但他對蔣介石的觀察，應該說是入微的。當然，賀衷寒在反共這個根本方向和維護國民黨統治上，與蔣介石是完全一致的。正因為如此，所以蔣介石雖疑忌他，也還是用他；他雖怨恨蔣介石，也還是服從蔣介石。
    1942年4月，賀衷寒被任命為國民政府行政院國家總動員委員會人力組主任。9月又改任社會部勞動局局長，後來又兼任《掃蕩報》（後改稱《和平日報》）社社長，主持抗日反共宣傳工作。時人針對他的工作擬了一副對聯：勞而無功，動輒得咎；橫額：如何了局。他苦笑道：“這算是笑我沒有成就，也是好意同情我的任務艱難。總之，評論由人評論，但我隻得努力為之。”
    1943年，賀衷寒擔任行政院社會部政務次長。1945年5月，賀衷寒當選為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次年3月選為中央常務委員。1946年11月，賀衷寒作為國民黨代表參加偽製憲國民大會，並任主席團成員。
    1947年6月，人民解放軍開始戰略反攻，三路大軍挺進中原，國民黨大批有生力量被殲滅。蔣介石要使用西北胡宗南大軍，而駐蘭州的馬步芳、馬鴻逵卻不與胡合作，因而派賀衷寒代表國防部赴西北擔任宣慰任務，調解胡宗南與二馬的關係，要他們積極合作剿共。可是，二馬看到國民黨大勢已去，正在積極處理、運藏搜刮來的金條，根本不與宣慰團照麵。調解任務無法完成，賀衷寒隻好電告國防部，悵然而歸。
    1947年7月，賀衷寒任中央訓練團（團長蔣介石）辦公廳主任。在整個解放戰爭時期，賀衷寒追隨蔣介石，積極參加反共反人民的內戰。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被迫宣布“引退”，賀衷寒也隨即辭職，後隨蔣介石逃到台灣。
    1950年，賀衷寒任台灣國民黨交通部長。1954年任“總統府”國策顧問、國民黨中央設計委員會委員長。1965年任“行政院”政務委員。1969年3月任國民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中央評議委員。1971年響應蔣介石號召，辭去國民黨中央部長職務後，僅任國策顧問，比較清閑，戒除煙酒，注重保養身體，爭取年壽。除閱讀詩書外，勤習瑜伽術。對於英、俄、日、德諸國文均能閱讀。
    1971年5月9日賀衷寒因胃癌去世。死後被在陽明山養病的蔣介石追贈為一級陸軍上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