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園，在老城縣衙的西邊，說起曆史來，可追溯到明代萬曆年間，原本是一個私家園林。難道說在萬曆年間，這上海縣就很富有和繁榮了嗎？不是，實際上，那個時候這裏的地價便宜，人工便宜，加上這裏是當地出仕的一個姓潘的老家，這個園子實際上是在外當官的潘允端給自己母親修的。

    明代為官，可是不敢輕易張揚的，當時叫“官不修衙”，後世有人解讀為當官的為了表示自己清廉，故意不修衙門，其實，這個說法是不準確的。

    朱元璋登基後，對貪腐官員深惡痛絕，對貪汙超過六十兩的官員一律處以極刑，甚至坊間還有“剝皮揎草”的傳說，史籍上其實並無案例記載。

    剝皮楦草這個酷刑本身是佛教裏描述地域裏的一種刑罰，世間的各朝律例中並沒有明文規定，過於殘忍，筆者在這裏就不贅述了。

    可是到了萬曆年間，一方麵東林黨興起，與魏忠賢的宦黨對壘，一方麵，下麵的官員營私舞弊，大撈銀子，而江南園林最興盛的時期也就是從這個時候發端。當時園林建築是直接粉碎了原來四合院的格局，尤其是江南的蘇州、、杭州、揚州一帶，此時的江南，商賈口袋裏有錢，文人騷客又掀起了華夏的“文藝複興”，將宋朝的花街柳巷發揚的無以複加。

    官不修衙的另一個原因就是到了明清後，官場上的官員調動頻繁，往往幹不上兩年就換地方了，就是想修，那也是給別人修的，既然自己享受不到，那就誰也不修了，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明清兩代都沒有修衙門的預算，這筆錢要麽是當地士紳商賈集資做善事，要麽就得為官者自己掏腰包了。

    比起揚州蘇州的那些豪門大院，那些空前絕後的江南園林，當時的豫園真算不得什麽，占地不過70畝，還是自家的老宅附近，也就是跟現在一個小區差不多，潘允端以四川布政使的地位，弄這樣一個園子，平常的很，就這，還是窮二十年時間才最後落成。之所以叫“豫園”，就是因為“豫”有平安、安泰之意，取名“豫園”，有“豫悅老親”的意思，當時的一些文人喜歡的就是這一套。

    可惜潘家最後衰敗了，豫園多次易手，道光二十二年，也就是1842年，英國軍隊進入這裏，大肆劫掠，各種物品劫掠一空，到了鹹豐三年（1853年），小刀會又把這裏當成了指揮部，最後清軍攻陷後，這裏更是被嚴重破壞，許多建築被焚毀。鹹豐十年（1860年），太平軍、英法聯軍、清軍在此地反複拉鋸，使這裏最後麵目全非，成為了廢墟，也成了無主之地。

    光緒初年（1875年）後，這塊無主的城中之地被當地米業、糖業、布業、茶行、百貨等行業公所所劃分，紛紛在這裏建立起行業公所，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各個公所大興土木，恢複了往昔的園林容貌，同時，這裏也成了各類商品批發零售的商業寶地，與之對應的城隍廟也跟著興旺起來。

    皇甫淳到達上海的時候，現如今最繁華的南京路一帶還隻有一些雛形，是，那裏是修建了相當規模的洋房洋樓，甚至一直修到了西邊的虹口，可真正在這裏討生活的華人主要還是集中在老城區和租界之間的結合部，當時，人們管這一帶叫“半租界區”，能夠形成這個局麵的也是因為李鴻章興辦洋務，盛宣懷等洋務運動骨幹把自己的辦公地點和手下居住的地點都修在這裏。

    不修在這裏也不行，租界裏的房地產肯定沒有洋務派的份，修到浦東去？那跟誰去搞洋務啊？修到老城裏也不成，萬一朝廷下來折騰，咋辦？隻有在這些結合部，才有可能“挾洋自重”啊，要說洋務派沒有搞挾洋自重？那不可能。

    皇甫淳來之前，上海最著名的就是各種新式書局，還有這裏辦的各種報紙，一到，皇甫淳就買了一份《申報》，晚上在房間裏慢慢的看報。

    說起這《申報》來，在近代報刊史上還是有一席之地的。

    首先，《申報》是近代第一份商業報紙，在1945年以前，完全是民營的。而創建這份報紙的卻不是華人，而是英國商人美查發起，與伍華特、普萊亞、麥洛基等四人合資創辦的，是以賺錢為目的的商業報紙。

    其次，當時在上海創辦的報紙並非隻有《申報》一家，可是由外國人當老板，由華人當主筆和編輯的是第一家，同時，還用華文出版發行，服務的對象是華人。而其他洋人辦的報紙都是英文的，是為英國商人服務的，這在性質上完全不同。

    再次，《申報》創新或者說規範了報紙的服務宗旨，強調發表政論文章。報紙的言論要“有係乎國計民生”，要“ 上關皇朝經濟，下知小民稼穡之苦”，要“重視新聞的真實性”。

    《申報》的經營可以說獲利頗豐，不僅有正刊，還有諸多副刊、書刊等等。

    由華人主筆並經營的《申報》辦的相當成功，到了1897年，華人經理席子眉病故了，其弟席子佩繼任，在此之間，經理了戊戌變法、庚子事變、編練新軍、廢除科舉、興辦新學、修建鐵路等等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到了1906年，英國商人美查年事已高，打算回國了，最後雙方商定，以七萬五千元銀元將《申報》轉讓給華人，從此，《申報》就徹底的成為了華商的民營報紙。這份報紙直到1945年12月，始終是民營報紙。

    皇甫淳看到的報紙，已經是完全的華人報紙了，他隨意的瀏覽著各種政論文章，無非是呼籲朝廷“立憲”的文章。

    慈禧和光緒死了以後，國內各界都在呼籲朝廷“立憲”，呼籲仿大不列顛例，實行君主立憲製，這個呼聲不僅僅是新興的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各省督撫和內閣中的官員，而這個呼聲的中心就是在上海。

    前任郵傳部尚書岑春煊此時就在上海閑居，由於袁世凱的搗亂，岑春煊當下是徹底開缺了。作為一名廣西人，他不回老家，卻是在上海盤桓，著實耐人尋味。

    此時，康梁雖然不在國內，可是其親朋故舊在國內的不少，諸多同氣連枝的維新派都集中在上海，他們隻要遇到風吹草動就會漂洋過海去日本，平日裏就以上海為基地，大力鼓吹立憲，鼓吹君主立憲製。

    其實，滿清王朝從建立的那一天起就不可能搞“君主立憲”，皇甫淳在與師父詹眷誠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就一針見血的指出了其中的弊端，不可調和的弊端。

    “滿清的製度決定了滿族人不可能答應搞君主立憲，滿人是什麽？是國民中的人上人！大清製規定了滿人不得從事當兵、讀書和耕田以外的任何職業，滿人入關的時候人丁不過20餘萬，可發展到今天有多少？數百萬，一旦君主立憲，滿人優待方略必然被取締，那些滿人怎麽生活？”

    “難道他們就不可以去從事其他的工作嗎？既然立憲了，那滿人的祖製必然也會被取締啊！”詹眷誠當時對立憲還是抱有很大希望的。

    “在京城裏，光鐵帽子王就有12位，他們的家丁、後代能夠輕易的答應嗎？您看看，這新晉恩封的恭親王、醇親王、慶親王，他們是不是還在台上？是不是還把持著朝廷裏最緊要的衙門？新一代的醇親王現如今正在青壯，讓他們讓出權力？無異於與虎謀皮啊，所以，千萬別信那些維新派的嗆嗆，咱們還是不吭聲。”

    正是有了皇甫淳的這個提前點明，詹眷誠在滿清風雨飄搖的幾年裏，始終在政治上不發一言，對外給人的印象就是一個純粹的“大工匠”。

    詹眷誠真的不懂嗎？不，他曾經說過，“如要做官就不能做事，想做事萬不可做官；但官不可做又不可無，在現在的國度裏沒有經過朝廷給你官職，就沒有地位，就沒人把重要的事給你做。”為了給國家做點事，他寧願委屈自己。(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