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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章
    
    1922年美國波士頓
    二二年秋天我去看過培真幾次，他總是在書桌前坐著，奮筆疾書，桌旁一摞稿紙隔幾天便會厚上幾分。他自己的學業似是再也不顧了，連同我說話也隻是三言兩語。
    我雖覺著以自己來看，如此荒廢學業總是不妥，可他畢竟早已下此決心。況且他能安生地在美國做些對革命有益的事情，倒也讓人放心了許多。
    可入冬之後，我的擔心又回來了。這次是擔心培真的身體。培真原本看上去是比我結實許多，可那個冬天，他卻形容日漸憔悴。臉上雖然仍是神采飛揚，可那種紅暈卻是看著讓人有些不安。我勸他自己的身子總是要當心的，可他隻是說要趕時間，然後便又俯下身子，繼續筆耕不倦。
    我見他既然如此專注筆耕，也就沒再去找他，直到春分那天，他打來電話，說是想和我聊聊。見了麵，我還沒顧得上問問寒暖，就被培真一把拉過，坐在了書桌前的木椅上，而他自己則是一躍而直接坐在桌麵上。
    “友然哥，大好的消息！”他已難克製心中的激蕩，聲音異然地亢奮。
    我一時不明白他的意思，隻是呆呆地看著他的眼睛。那裏雖是神采飛揚，可恐怕也是因為此前多日的勞累而充滿血絲。
    培真見我有些木納的樣子，噗地笑出了聲，說道：“友然哥，你怕是心裏就隻有未來的嫂子吧。家國大事都不顧了？”
    他這麽說，自然是點到了我心裏的軟處，隻覺著臉上一陣子難堪。
    “咳，咱們不開玩笑了。你看看這兩份報紙，”他轉過身，取了報紙在我麵前唰地鋪開，興奮地接著說道：“這是前幾天的波士頓環球報，這張是昨天剛寄過來的紐約時報。是國內的消息。”
    我俯身看下去，果然兩篇文章都是來自廣州的記者，草草地掃過大字標題和段落開端，應該是說原本作亂的粵軍已被驅逐出廣州，孫文三月一日返穗，任大元帥職。
    培真雙手撐在桌麵上，意味深長地言道：“現在看來，去年的事情，那不過是烏雲暫時蔽日，不到一年的功夫就日月重光了。”
    “還有，友然哥，你仔細看看這幾段，”培真激動的手指在報紙上找尋，不時留下油墨的劃痕。“對，就是這段，”他興奮地用食指點擊著那段文字，“他們說新的政府顯現出強烈的革命傾向。他們毫不掩飾對西方強權的敵意和蔑視，他們似乎在尋找新的驕傲以洗刷過往幾十年的恥辱，他們似乎在尋找新的聲音以向世界呐喊。”
    “新的聲音以向世界呐喊”，培真重複著那令他顯然心潮澎湃的句子，久久不能平靜。“友然哥，你說咱們留洋不就是要找那個聲音嗎？現今這聲音就在國內，那為什麽還要留在這兒呢？還是怪我自己的意誌不堅定。要不然，去年回國，正好能趕上這樣大快人心的事。你看，友然哥，今天可是春分，我看這革命的春天也是到了。之前，也就是一小陣子倒春寒，成不了氣候，那這之後可就是一天比一天熱啦。”
    “那你，那你，是決心回去了？我吞吞吐吐地問道，而話一出口才覺出似乎自己的問話早已不合時宜。
    “幹嘛問得那麽噤若寒蟬地？”培真用胳臂肘捅了我一下，接著笑道：“我早就明白你的心意了，勸你也沒用。友然哥，你呀，就留在美國，好好地照顧嫂子。在廣州的朋友幫我聯係好了在大元帥府的工作。”
    一邊說著，他一邊把雙腿盤上桌麵，然後俯身把書桌一邊的抽屜拉開，取出了一張船票放在我麵前。
    “還有兩個星期。”他手裏翻轉著船票，聲音也變得有些低沉。
    “我原本是想勸你一起回去革命，不過後來我也想通了。革命就得死人。”
    聽見這“死”字，我渾身一顫，覺著些許的不安和不祥。
    培真想必是看出了我對那“死”字的畏懼，可他的聲音仍是平靜如常：“哪有革命不死人的。即便是像美國的革命，傑佛遜不也說過：我們不能期望躺在溫床上從專製走向自由嗎？”
    “我沒有你那麽勇敢，”我喃喃地自責道。
    “不能這麽說，”培真勸慰我道：“友然哥，你呢，是家裏的獨子，自然得侍奉父母。嫂子這邊呢，眼睛不方便，也需要你照顧，自然不該叫你去碰這危險，對不對？”
    “再者，革命也不隻是要死人，也還得要活人，對不對，要不然就沒人托付了。”
    那時我們二人都不過二十出頭，真不應該是談論死亡或是托付的年歲。可培真竟是如此的平靜，而這卻讓我更是不安了。
    “友然哥，我這裏有一份稿子，是這陣子趕著寫出來的。能托付給你嗎？”他一邊說著，一邊把書桌右角上的一摞書稿推到我麵前。
    “回去在海上顛簸一兩個月，再以後就更不可知了。帶在身上不放心，所以我想了想，還是存在你那兒更好。”
    培真用手輕輕地拂過纖柔的紙麵，有些不舍地說道：“寫了將近兩百天，把心都掏空了。不過還有最後一段沒寫完。等到走的那天，再送給你。人若是死了，話能留下來，也挺好的，對不對？”
    死亡這個詞反複地掛在他嘴邊，我隻覺著屋裏的空氣壓抑難當，又不知道該怎麽地把話題岔開，便敷衍了兩聲先走了。
    出了門，我沒有去坐電車，想多呼吸一下三月末的清冷空氣。順著保羅街一路向北，十幾分鍾就到得查爾斯河邊，然後再沿著河岸往西北走去。
    一路走著，回想培真的話，卻是越發覺出他在難過中還有著一種莫名的不舍。他連說了三次“對不對”，聽上去是在問我，是在安慰我，可或許也是在對他自己說？或許他自己也在思忖這條路走得是不是對？
    此時已是離著劍橋不遠，心裏想著或許應該回去再勸勸培真，可腳下卻沒有停步，仍是隨著往日的習慣，走上橋麵。河水已然開凍，帶著早春的清藍顏色流動不息。那天下午，我已和伊莎白約好了在家裏為準備啟程去華盛頓的白牧師送行，總是不好負約的。
    在此前兩周，白牧師接著了華盛頓拍來的電報。美國國務院正要為著落實前一年的華盛頓會議和亞洲未來的和平計劃召開會議。幾位官員想到基督教的傳教士和布道所或許大有可為，因此便請了幾位有名望的傳教士前往赴會。因為是臨近複活節，便有人提出不如在這基督教最神聖的節日裏邀請幾位牧師為所有與會的人員主持儀式，傳經布道。
    看了電報，白牧師有些躊躇。他原本已籌劃著大家一起過複活節，不僅因為那是他心中最神聖的節日，更是想到我和伊莎白將來成婚，一起回國，便說不準何時能再在一起了。
    白牧師和伊莎白商量此事，倒是伊莎白執意勸她父親不要因為擔心我們而放棄了這個機會。畢竟在這神聖的時間裏，能為上帝的功業和我們共同熱愛的中國做貢獻，是最好不過了。聽伊莎白這麽說，白牧師也釋懷了，而我和伊莎白心裏想必也都為著這段我們此前從未有過的“獨處”時間有些緊張的期待。
    到了複活節前的周五，我接著了培真的電話。他聽起來少了幾分日前的熱情，而多了不少疲憊。我問他是否還好，他隻是說書完稿在即，幾天沒睡，怕是累了。他雖是沒說，可聲音裏應該還能聽出一點隱約的盼望，或是盼望我能去看他？
    那天我已經答應了伊莎白帶著兩個女孩子去特利蒙街買找彩蛋的衣服。我不願意變了計劃，也就隻是敷衍地與培真對答。如此說了不到兩分鍾，自然說不下去，隻得把電話掛上。
    下午從特利蒙街回來，心裏又開始有些不安，自問這個朋友是不是太不忠誠。如此心中有事，雖不能說是坐立不安，但恐怕與平日相比是多露出了些焦慮的端倪。說話時有些心不在焉，伊莎白也察覺了。她聽說培真來過電話，倒是埋怨我為何不早說出來，她一點也不會在意。
    第二日午飯前我到培真那裏，房間的門沒有關嚴，我推開進去，卻是發現他仍在伏案疾書。
    “友然哥，你等等我。”培真抱歉地說道。他似是寫到了要緊之處，竟沒有顧上抬頭。
    我倒也沒介意，便在寫字台旁站定，想看看他的文字。誰知培真卻猛地用一張白紙蓋在了上麵，不願讓我看到。隱約間，隻看到他似是在原本已謄寫幹淨的文稿上又在刪改。他臉上的神情有焦急，甚至還有些不安：“友然哥，求你先別看好嗎？我得趕緊把稿子改好。”
    看他如此不安，我倒也有些不知所措。左右無事，隻得在咖啡桌旁的沙發上坐下，隨手翻著攤開的幾天前的波士頓環球報，心不在焉地看起來。
    約莫有二十分鍾，報紙已翻過幾遍，加上又是幾天前的舊聞，反複地看著實在是索然無味。正想著是不是還是就此別過為好，門上傳來輕輕的敲門聲。
    “友然哥，你幫我看看好嗎？”培真仍是沒有抬頭。
    門開了，我見是房東太太的侄女。以前在培真這裏也是見過的，隻是不記著名字了。
    “哦，是你啊，李先生。”她見著是我，有禮貌地打著招呼。現在倒是我因為還是記不起她的名字，有些不好意思了。她應該是看了出來，笑著提醒道：“李先生，我是蘇菲。”
    “嬸嬸說羅先生過幾天就走了，今天中午請他一起午餐。你也一起來吧。”
    我還沒顧得上答話，倒是培真提高了聲音，答道：“謝謝你。我們一起來。再給我們幾分鍾時間好不好？”
    蘇菲點點頭，用手指了指門裏培真的方向，悄聲問我：“他沒事吧？”
    說實話，我心裏也不知該如何答這話，但也隻能點頭寬慰她。
    蘇菲又向著屋裏培真的方向說道：“羅先生，一會兒見。”她頓了頓，又補上一句：“這裏有一封給你的電報。我交給李先生了。”她一邊這麽說著，一邊把手中的電報遞給了我。
    關上門，我拿著電報，走到培真身後。想著他不願我看他的書稿，便在離他還有幾步的地方停了下來，問道：“培真，電報給你放在哪裏？”
    “幫我拆開看看吧，說不準有什麽急事？”培真還是沒有抬頭，可他平靜的聲音裏卻有一種讓我無法拒絕的強力，隻能按照他說的那樣，打開電報。
    電報來自廣州，是培真的大哥拍來的，隻簡單的幾句話，一瞥間便看明白了意思。
    “怎麽不說話？”培真仍是平靜地問道。
    “是大哥拍來的，”我有些躊躇地說道。
    “然後呢？”培真雖是這麽問著，可聽上去，他自己卻不是對電報的內容有多少疑問，倒是更像要“逼”著我把那幾句話念出來。
    “你大哥說廣州情況有變，原先說好的大元帥府的職位暫不需要了，勸你還是先把學業完成，再圖機會。”
    聽到這兒，培真坐直了身子，手中的筆也停了下來，但隻是一兩秒鍾，他便又開始書寫。
    我心裏想著，或許該就此勸他留下，可話到嘴邊，還是改了口，問道：“培真，你準備怎樣？”
    “趕緊把稿子改好，然後去和房東太太、蘇菲還有你一起吃午飯。”
    說實話，他這一早的態度反複無端，而此時這一句聽上去不無玩世不恭地回答，卻是捅破駝峰的最後一葦。我強忍著不知是怒氣還是怨氣，高聲喊道：“你知道我不是問這個。你還準備回去？大哥不都說了，再圖機會。那你現在還回去幹什麽？！”
    培真仍是沒有回答我，而隻是高高伸起左臂，食指指向天空，仿佛是位指揮，在引導整個劇院靜靜地等待。怕是有半分鍾，或是一分鍾，他就那麽靜靜地指著，而我也沉默地站在他身後，等待著。
    “好了”培真興奮地用手在空中一握，就像是抓住了樂章最後的休止符，然後從座椅上一躍而起：“終於改好了。我去收拾下自己，然後咱們下去吃飯吧。”他這麽說著，匆匆地走進衛生間，仿佛剛才的電報對他沒有絲毫的撼動，更無視我的存在。
    “培真！”我提高聲音，想盡力抓住他那如天馬行空般躍去的思路，“你到底想怎樣？聽我一句，現在留下也沒什麽不好。誰也不會懷疑你的決心。”
    “友然哥，你來一下。”培真此時的聲音忽地變得凝重。
    我走過去，在衛生間的門邊站定，正看著他在盥洗盆前準備刮臉。培真在鏡中看見我，便轉過身，把雙臂伸了過來。他襯衫兩邊的袖口挽起，雙腕都露了出來。
    “看看這幾條疤？”他聲音冷峻地說道，“從一九年到現在，國恥一年不雪，我就在這兒劃一刀，以血明誌。這就是我的決心。有位子也好、沒位子也罷。沒位子就不能革命啦？”
    他轉過臉，對著鏡子，右手拿起放在盆邊的剃刀，問道，“友然哥，你是不是好怕死的。”
    這話一時問得我不知所措，臉騰地一下變得灼熱。他看我沒答，微微一笑，接著問道：“是怕扔下李老伯，還是怕扔下伊莎白？”
    他向我瞥了一眼，見我仍是紅著臉，答不出來，便又追問了一句：“要不就是怕疼？”
    此時他手中的剃刀停在了頰下：“你看，我要是在這兒使點勁，也沒多疼。”他這麽說著，刀片下竟是滲出了殷紅的血跡。
    我心裏怕他傷了自己，可不知什麽壓在心裏和身上，非但沒法過去幫忙，連聲音竟然也都發不出來了。
    “跟你開個玩笑，”他輕鬆地說道，“你看，該著我挨罰，真的弄破了。”
    培真忙著用紙吸了血跡，解嘲地說道：“還好，沒把襯衫給染了，要不就不是你一個人給嚇到了。”
    原本說是和他共進午餐，可此時我卻不願再留下，隻想著快快離開。與房東太太和蘇菲道了謙，就出了來。正巧看著一列綠線的電車緩緩入站，便跑過去上了車。如果說幾天前，離開培真那裏時還在猶豫是否回去勸他，可此時我卻是等不及回家，隻盼著快快地回到伊莎白身邊。
    伊莎白原本料想我一定會和培真吃午飯的，見我此時回來便問我是不是出了事情。在車上，我已想好，不再提起培真，就推說他忙著收拾行裝，顧不上午飯了。伊莎白本就心細，而我們一起相處了近四年，想來她也是聽出了些異樣，隻是不便再追問。
    我盡力地忘去早上的事情，和她一起幫著兩個小姑娘試起第二天的打扮。白莎和白伊怕是也覺出這次複活節的不同，都是格外地乖，試好了衣服便爭著幫伊莎白和管家太太準備第二天的複活節餐。
    那年春天的氣候格外多變，複活節前的幾天來了寒流，彷佛又回到了冬日的嚴寒，夜裏溫度居然隻在華氏個位數
    。天氣雖然異常寒冷，可我帶著兩個女孩子倒是玩得特別地開心。
    下午，兩個女孩子睡下後，我依然有些意猶未盡，便和伊莎白一起翻出了冬日的皮袍毛帽，裹得嚴嚴實實地到了河邊散步。那時河水雖因著陡然的降溫而又結上了薄薄的冰層，可我想我們兩個的心裏都是春意融融，格外的溫暖。
    第二天，我本來是有課的，便早早起了。正準備坐下吃早飯，卻見管家太太焦急地跑過來，說是剛一天亮，便有位叫蘇菲的小姐來過電話。
    一聽這名字，我覺著心好似偷停了一下。自己隻認識一個蘇菲，那就是培真房東太太的侄女。我顧不上細想為何她這個時間打來電話，直接按照留下的號碼撥了回去。
    “李先生，我怕是出事了，”蘇菲的聲音聽起來焦急而恐懼，話也有些夾雜不清。
    “羅先生……羅先生……星期六他吃過午飯，就出去了，直到現在也沒回來。”
    “他會不會是已經上船回去了？”我盡量地安慰著蘇菲，怕是也是在安慰著自己。
    “不會的，”蘇菲的聲音變得更加地無奈。“嬸嬸今天早上打開他的房間，看見他的東西都在。他在桌上留了一個信封，是給你的，還留了你的電話。所以我才打過來。”
    蘇菲因為聽不到我再說什麽，聲音中已夾著抽泣，“李先生，你能來嗎，馬上來。嬸嬸說她很害怕，怕羅先生出了什麽事情，可怕的事情。”
    至此，我再也無法躲避，隻得答應她馬上過去。伊莎白怕是因為前一天有些勞累也還未起身。我告訴管家太太有急事，便出了門。
    在百年不遇的寒春之中，不多時手腳便已凍得覺不出了痛癢，步履也變得滯怠，隻是憑著些機械的慣性，走到車站、上車、下車、換車、再下車。此時心中什麽也不敢想，隻是默默地念著聖經中的章節不敢停下一刻。
    到了公寓門前，剛剛伸出手準備敲門，門便開了，蘇菲滿麵淚痕站在門內。我猜她自從掛了電話便一直是這樣，在門廳裏守著，盼我到來。此時見了我，她更是難以自已，淚水又湧了出來。
    “李先生，我好害怕，”她聲音顫抖，雙手捂住自己的臉頰。
    房東太太倒還鎮靜，帶著我上樓，進了培真的房間。想想兩天之前，我還站在這裏看著他，此時房間所有的物件都還在原處，可卻是多了一層駭人的沉寂。
    蘇菲說的那封信便靜靜地等在培真的書案上。信封上用英文寫著我的名字。
    “我要不要給警察打電話？”房東太太憂慮地問道。
    不知為何，我此時心跳得很緩，腦子似乎也變得極空明。我轉過身，握了握她的手說道：“或許沒什麽的。我這個朋友有時也會這樣。讓我先看看他的信，好嗎？”
    我在案前坐下，從筆筒中找出開信的小刀，裁開了封口。那信也不長，用鋼筆寫就，字跡端莊，看不出絲毫的不安或是絕望，甚至比他平日的字跡更顯平靜。
    “友然哥，
    就此別過了。今天你能來，我已很感謝你這份友情，隻是不能和你正式道別，望諒。
    我已決心毀滅自己。十八年前，革命先賢，新化陳天華先生，在東瀛蹈海自盡，以勵國人革命。四年前，眼見中國即亡，北大的周瑞琦、林德揚、山東的劉運增、旅日的汪世衡、武昌的李鴻儒，十幾位青年舉身赴水，以死殉國。而我今天是不願再看到國家被黑暗吞噬，也是為了真的自由。因此上說，這既是毀滅，卻也是重生。
    嗚呼，民國十二年，陳先生殉國十八年，眾學長殉國四年，至此民智非但未開，而國家更陷危難。辛亥前，革命先賢尚寄救國圖存希望於驅逐韃虜、恢複中華、創建民國、平均地權，而今煌煌誓言猶在，卻無一理想得以實現，縱使那希望也灰飛煙滅。
    五四時我們的旗手與領袖，如羅、傅二兄，此時在靈魂上早已被招安，昔日之革命精神蕩然無存。再旁的人，就更不必說。你也看到，即便是在革命的元帥府，為革命而殺身取義，竟也需要打通關節，為自由而戰竟說不得半點諫言！我此時心已被掏空，再苟活著，也隻能是給自己套上枷鎖的行屍走肉，也隻能被黑暗吞噬，甚至也變得虛偽與麻木。那些都是我所不願的。
    友然哥，咱們相識有年，我知道你是極善良的人。我本不願讓你傷心，可正因為你善良，有些事才希望托付於你。我文辭鄙陋，留下的書稿，自然比不上《猛回頭》、《警世鍾》，可畢竟是泣血之言，托你代存。家裏，本也想寫幾個字，可怕牽掛太多，隻能作罷。隻是培雲那裏，你若是今後能幫上她些，我先謝過了。
    今天我和你說，其實死也沒有那麽地疼，也沒有那麽地可怕，隻要在一念之間堅持住，便去了，便永得自由。可你活著，帶著看得見和看不見的牽掛，卻是要更大的勇氣了。不過，我深信你的善良會給你勇氣。
    弟培真絕筆”
    那信我隻看了一次，卻是字字刺心，再難忘卻。那或是我年輕時第一次麵對的痛苦抉擇，我實在不知該怎麽辦，隻想著逃出去，隻想著忘掉這事。我把信收好，下了樓，對著房東太太和蘇菲說了謊：“他應該不要緊的，我得先走了。”
    房東太太也是心善的人，聽了我這不太可信的安慰卻也是信了。可蘇菲滿麵狐疑地看著我，搖搖頭，說道：“不會的，羅先生不會這樣。他不會什麽都不說就走了。”
    我自難辯駁，也不願再多留，更不明白自己為何說了這該死的，無法圓的謊言，隻徑自走了。出門的時候還能聽到蘇菲悲傷的聲音。
    回到“榆園”，伊莎白已經起身，一個人坐在客廳的壁爐邊。我想她或許有些預感，應該是在等我回來。她聽見我的腳步聲，便側過臉，尋找著我的方向。顫動的火焰在她略微蒼白的麵龐上映出微微的紅暈。一起四年了，我卻是第一次寧可逃避她天使般的目光。
    她沒聽見我的聲音，眉宇間閃過一絲擔憂和困惑。她撐著身邊的沙發扶手，站起身，把自己的雙手伸出，尋著我的方向：“喬治，是你嗎？怎麽不說話，出了什麽事嗎？”
    我到她身邊站定，握住她的手。她一定是覺出了我手上的寒氣，甚至是我心中的不安，便拉著我坐下，關切地問道：“親愛的，你怎麽了？不會是病了吧？”
    雖然明知她看不到，可我此時無論怎樣也說不出話來，隻是神經質般地搖著頭，想是要盡力地否認什麽。可能是從我雙手的顫動中覺出了我此時的心境，她伸出右手，摸索著我的麵龐，一陣熱流從她的指尖隱隱傳來。我閉上眼睛，隻覺著她的身子此時和火焰融為一體，是我最渴望的溫暖。
    “為什麽一直不說話呢？”在黑暗中，她溫柔的聲音讓我更覺著無地自容，隻覺著力量從身體中散去，黑暗也似是變為永久。我再也撐不住自己，頹然地倒在伊莎白的懷中。
    她自然也是一驚，忙著低下頭，用雙手捧起我的頭。她還未來得及再追問，我卻已無法自抑。那是前所未有的傷心，淚水、哭泣、渾身的顫抖。這樣哭著，我便覺著身子一陣冷似一陣，也就更加渴望身邊的溫暖。我轉過身，把頭埋在伊莎白的肘間，雙臂緊緊地把她抱住。
    這雖來得突然，可伊莎白並沒有把我推開。她用雙手緩緩地撫摩我的肩背，然後俯下身，在我耳邊輕聲地安慰著我。那是一種不帶著任何成見或是判定的安慰，隻是因為她心中的信仰召喚她這樣去做。
    我吻她的手，她的腕，她的肩頭，她的雙頰，她的雙唇。每一個吻都帶著她身體的熱度傳入我心間。伊莎白沒有拒絕，她讓我吻她。她的雙唇也微微開啟，輕輕地與我的碰在一起。我能覺出她身子變得更熱，而為了那份溫暖，我不願放開，隻是把她抱得更緊。
    因為抱得緊了，便能覺出伊莎白怦怦的心跳和漸急的呼吸。我心中稍一遲疑，伊莎白便用雙手將我的頭捧開，指尖在我的眉間和發際緩緩滑過。
    “親愛的朋友，為什麽不說話呢？”伊莎白邊溫柔地問著，邊愛憐地撫摸我的頭發。
    見我還是沒有說話，她的聲音裏也多了一分焦慮：“我看不到你，也不知你到底是怎麽了—說句話嘛！”
    “我心裏好亂，”我喃喃地說道。
    “發生了什麽事情？”伊莎白努力地讓自己的聲音平靜。
    “人為什麽要死呢？”我問她，卻也是在自問。
    這問題本不會有答案的，若不是因為早上的事情，我斷不會這樣去問她。可那天，我卻是沿著這些淩亂無章的思緒繼續地問了下去：“既然上帝照著自己的樣子造人，為什麽不讓人也能永生？”
    “親愛的，我們都是罪人，而罪的代價是死亡。當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裏未食禁果之前，他們是可以永生的。可是‘罪從一個人進入世界，因為罪，死接踵而來，降臨眾生，因為我們人人都犯了罪’。
    ”
    或許是怕我曲解了聖經的真諦，她又接著解釋道：“雖然我們都是罪人，都會死，可是上帝賜給我們的恩典是跟主基督耶穌合而為一，得到永恒的生命。這便是創世主對他的創造的愛。”
    半迷半幻之中，我又問道：“那為什麽有些人活得長，有些人活得短？”
    伊莎白並沒有因為我這些疑問而不悅，仍是耐心地說道：“《傳道書》上不是說，萬物都有定時，凡事必有定期，生有時，死有時。有些人活得長，有些人活得短，有的人看得到，有的人看不到。我們或是一時不明白，可這些都會幫著我們認識神的設計。”
    那天，我們便是那樣依偎在一起，肌膚相依、靈魂相伴。伊莎白虔誠聖潔的聲音讓我不至徹底迷失於心靈的暗夜。可即便是天使的聲音仍是不能讓我的心全然平靜。伊莎白定是覺出了我的不適，柔聲問道：“你心跳得好快。要不要去看看醫生？”
    我沒答她的話，隻是握住她的手不肯放開。她一段段地背誦《傳道書》和《詩篇》，直到天光變暗。
    伊莎白見我仍是不好，又擔心離開一刻我的情形會更糟，便讓管家太太給華盛頓掛了電話。白牧師上了當晚的夜車，第二天的下午回到了家。
    他送我去了校醫院。醫生們反複地檢查，卻也看不出什麽，隻是說我的心跳極快，而且不穩，雖說不上有即刻的性命之憂，但如此下去，心髒也會受損，必須留院觀察。
    伊莎白原本說要來看我，可她前一晚上徹夜未眠，白牧師怕她太過勞累，便自己留了下來。或許白牧師看出了些端倪，我這心病對伊莎白難以啟齒。醫生和護士走後，我本想著他會問起我此事的來龍去脈，可他卻隻和我講些華盛頓的見聞與會上熱議的話題。此時我的心自然不在那些深刻的討論之上，更難去想救中國和救人心間的窄路。
    我沒再多猶豫，把培真的信交到白牧師手中，心跳也終於慢了下來。他看過信，在我床邊坐下，握住我的手，和藹地問道：“孩子，我能替你做什麽？”
    “我想懺悔，牧師，我想懺悔我的罪。”
    他沉吟了片刻，輕聲說道：“孩子，我們都是罪人。你或許犯了錯誤，但你的錯誤並非不可更改。”
    “那培真呢？”我有些緊張地問道，“培真的罪？”
    白牧師握緊了我的手，緩緩地說道：“和我一起祈禱好嗎？我們祈禱培真沒有犯下不可恕改的罪。”
    在醫院住了一個星期後，身子總算痊愈。直到出院，醫生們也講不出病因到底為何。在我自己看來，這就是心病吧。病因在心裏，而病症也在心裏。
    回到“榆園”，看見了培真大哥發來的電報。想來是白牧師設法通知了羅家。事已至此，再怕也是沒用，打開電報，隻是隻言片語，托我們繼續尋找培真的下落。
    有那麽一段，我注意著每天的環球報，怕是在哪一段裏看見可怕的發現。不過一直什麽也沒看到，雖也有在河邊或是海岸發現的自殺者的遺體，但沒有一起提到是中國人。自此我心裏便祈願或許他最終沒有走完那條路，隻是在不知何地隱居起來，或是最終還是去了廣州，也未可知。
    此後伊莎白沒再提起過那天，既沒有問起我事情的起因，也沒有責怪我的失態。這沉默起初自然讓我鬆了口氣，免掉了一應尷尬和不安。
    時間久了，卻也變成了些新的不便。和伊莎白坐在一起，不經意間，那天與她依偎和親吻的瞬間便湧入心頭，一旦想起來，自然會變得手足無措、心神不寧。
    一次兩次便也罷了，次數多了，我想伊莎白也明白了。隻是她善良的心不忍讓我難堪，就沉默著，等著我的心潮靜下來。如此，我倒真的擔起心來，生怕我們之間就此成了隔閡。
    以往的事情是再難提起，我便把希望放在未來。或許培真的以死殉國終於讓我下了決心。我心裏做好了打算，一畢業，便和白牧師正式地提出受洗的要求，然後向伊莎白求婚。
    期末考試之前，我給家裏拍了電報，說是因為要準備申請研究生，暑假便不回去探親了。原本心中頗是忐忑，怕惹著父親生氣或是起疑，可沒幾天，便收著回電，讓我以學業為重，家事不必掛心。拿著電報，心裏自然一下子暢快了不知多少，也顧不上再責怪自己有蒙騙家嚴之嫌。
    期末考試過了，隻等著畢業典禮，我便向白牧師提出了受洗。他沒有馬上答應，倒也沒有勸我再等，隻問我是否和父親講明了。我沒有正麵答他，隻是說自己長大了，也想好了。
    我猜想白牧師是明白的，隻是我的話不錯。即便是家裏不同意，他也是不能拒絕我的。可從另一節上來講，他有些猶豫卻不僅是因為對我父親的情分。我想他是希望我發自真心，而不隻是為了能娶伊莎白。
    “你以前看過我給信徒洗禮，對不對？”白牧師問道，“你怎麽想：洗禮是怎樣的儀式？”
    “是很神聖的儀式，”我鄭重地答道。
    “我不是問這個，”他和藹地糾正道，“你覺著他們受洗之後怎麽樣，有什麽變化？”
    “這我倒看不大出來。我是說他們好似都很激動、很快樂，除此倒也沒什麽不同。不過，我想洗禮本來就是這樣的，不是嗎，變化應該在我們的心中，在我們的靈魂。”
    “這些年，你對基督教的教義已了解很深，所以我無需再為你準備。可是，在接受基督耶穌作為你的救世主之前，你必須懺悔過往所有的罪過。這聽起來容易，可真心地去做卻不是那麽容易。你知道的，作為一個基督徒，你會開始一種全新的生活。以往的一切，包括以往你的信仰，都會從此終結。你真的準備好了嗎？”
    那時我心裏確實詫異。這麽多年的相處，他為什麽在這最後一刻卻仍是懷疑我的虔誠。我本想著馬上表白，可轉念一想，這不是隻靠說的，必定要有些作為。這麽想了，我便讓白牧師給我一個星期，我會給他個滿意的答案。
    其實說到那裏，我便已想好了自己的計劃。終結以往的自己其實既是心裏的事，也是實際的事。我需要個象征，就像洗禮象征新生活的開始，我同樣需要給舊生活一個像樣的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