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快更新活著的職責：年輕人應有的15種態度 ！
    如果需要教給你什麽真理，
    那就是，一定要果敢；
    真誠地生活，
    臣服於偉大而又高尚的信條。
    每個人都給予、奉獻和付出，
    這世界該多麽美好；
    可是，如果生活隻是乞討、索取和報複，
    暗無天日便彌漫寬容的天空。
    ——巴威爾·利頓
    親愛的朋友，美名之與男人和女人，
    正如最直接的財寶隱藏於他們的靈魂；
    偷盜了我的錢包，
    其實他隻是偷了點廢物，這無關緊要；
    金錢，是我的，是他的，是千百萬人的奴仆。
    但是？如果誰盜用了我的聲譽，
    他搶劫來的東西雖然不會使自己富裕，
    卻使我一貧如洗。
    ——莎士比亞
    某些人是可以收買的。無數的流氓無賴為了金錢和享樂，樂意出賣自己的靈魂和肉體。行賄受賄和貪汙腐敗使得選舉成為徒有其表的形式，這樣的事情誰還未曾耳聞目睹呢？這當然不是享受自由或保持自由權利的方法，這些出賣自己的人是奴隸，而那些收買別人的人是不誠實和無道德的。他們都是自由的騙子。“我站在自由的土壤上。”一位演說家宣稱。“你沒有，”聽眾中有一位製靴匠反駁說，“你腳上穿的那雙靴子，你至今還沒有付錢給我。”
    人，都有一種從眾心理——因為這樣可以得到大家的交口稱讚。“大多數能意味著什麽呢？”席勒說道，“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投票應該考慮的是投票者的分量，而非考慮得票的多少。如果一個國家的大政方針是由那些搖擺不定而又愚昧無知的大多數來決定，那麽這個國家是遲早要毀滅的。”
    在脫離蘇格蘭長老會以後，諾曼·麥克勞德說，繼續站在不受歡迎的少數派一邊，按照自己的良心所喻示的職責行事，這對自己是一個極大的考驗。不管他出現在什麽場合，等待他的總是嘲笑和噓趕。“我今天看到了一座墳墓，”他在一封信中寫道，“它在一座保留有基督受難十字架的小禮拜堂裏，墓碑上的碑銘是‘這裏躺著一個誠實的人！’我多麽希望以同樣的方式生活，讓人們給予我完全同樣的悼詞呀！”
    愚昧無知和粗心大意的人極易受那些沒有道德原則的人所擺布，而且愚昧無知的人仍然占人群中的大多數。在法國巴黎，由於妨礙了紐埠渡口的交通，一個騙子被帶到了改造法庭。地方法官對他說：“小子！你是怎樣把人群吸引到你身邊並詐取那麽多錢財的？難道就靠兜售你那‘確實可靠’的廢話？”“先生”，這個騙子回答說，“當時經過紐埠的人數，您想想會有多少呢？”“我不知道。”法官說。“那麽，我可以告訴你，大約有10000人。你認為其中有多少聰明人呢？”“哦，或許100個。”“100個恐怕是估計得太多了，”這個騙子說，“不過，我把這100個聰明人交給你們去管理，而其餘的9900人則是我的主顧。”
    缺乏任何誠實正直的品格、自尊，喪失做人的尊嚴，直接或間接導致了人們貪汙腐敗行徑的泛濫，否則，各方麵的賄賂對他們將起不到任何效力而遭到抗拒。政府官員克扣經手的各種貨物，不管是否有用於己。因此，士兵們那些粗製濫造的鞋子總是在行軍途中爛壞，以次充好的軍衣破爛不堪；罐裝食品出現腐爛變質。納爾斯上校神色悲傷地談到北極地區他們那些水兵的物質供給。這些軍需品由於運輸途中的賄賂和貪汙，到達士兵手中時已不到國家規定的現役軍人物品供給的四分之一。
    人們的許多做法都是違法犯罪的。一張支票總會通過各種方式轉到某個官員手中，這個官員又會把它轉到自己的銀行戶頭上。因此，一個人薪水很低卻可能成為富翁。公開招股公司的職員道德極其敗壞時，為了清除這種影響，辦公室的大門上會貼上這樣一張字條：“本公司的職員不允許接受賄賂。”然而，廚師會從零售商手中拿回扣，仆役長與白酒供應商會有彼此心照不宣的約定。
    “這種違法犯罪行為，”《泰晤士報》評論說，“極大地損害著各種健康的商業關係。但是，如果任由這種風氣愈演愈烈，從公司職員和市場侵入政府機關工作人員當中，那麽，政府官員的辦事效率和信譽就會大打折扣而徹底完蛋。公務員應該廉潔和忠於職守，這是極為重要的事情。如果每一個公務員都有收取小費或有行賄受賄的嫌疑，那麽一個精神淪喪、道德滑坡的時代就要來臨。
    有一個發明家提出了對政府官員進行財產登記的建議，並且要求這項工作不能交由秘書去做。“對我們來說，這也是毫無用處的，”他說，“我們需要一個使人誠實的機製，但是，我們恐怕做不到。”我們需要誠實的人！到處都回蕩著這樣的呼聲。那些騙取了人們信任的人，他們的偷盜和詐騙行為往往被警察局和法院揭穿，其結果是聲譽掃地。人們最需要的是可以值得信任的品格。一個人的品格是可以信賴的，當然這需要你通過自己的行為來證明，並以此取信於人。
    國外的情況也大體差不多。俄國、埃及和西班牙的情形最為嚴重。在俄國，官員的腐敗甚至高層官員的腐敗都十分普遍。無論做什麽，都得留下買路錢，賄賂以一切可能的形式滲透於每一個角落。從買賣商和管轄他們的官員之間的約定，到商品的直接移交，腐敗之風極為盛行。這些政府官員的借口是他們的薪水太少。從莫斯科到彼得堡的鐵路花費了巨額資金，給工程師和築路工人的工薪數目也十分巨大，但是大多數被工頭和主管人員盜用了。蒙特奇科夫王子陪伴沙皇在經過莫斯科的短途旅行中，想刺激正在俄國訪問的波斯大使。這位波斯人視察了黃金砌成的圓頂屋、大理石的柱子和長達數英裏的店鋪，但是，他對這些東西都態度冷淡，全然不以為意。最後，沙皇俯下身子在王子耳邊問道：“我們能不能找到什麽東西讓這個家夥感到吃驚呢？”“當然可以，陛下，”王子回答說，“讓他看看從莫斯科修築到彼得堡的鐵路所花的費用吧。”在埃及，在亞曆山大城，情報“走漏”現象是極為嚴重的，除非用金錢去收買當事人。在西班牙，進入口岸的每一艘船都必須事先賄賂海關官員。他們的借口和俄國官員一樣，不接受賄賂，西班牙官員就不能生活下去。
    即使是生活在共和政體下的人們也已習慣和樂意於接受賄賂。金錢可以克服無數的困難，解決許多問題。在美國，共和國的精英們開始肆無忌憚地行賄受賄。政府官員僅有的那點微薄的薪水是不夠用的，即使是最高層領導也會接受馬匹和馬車，甚至是現金的賄賂。假公濟私和貪汙腐敗正在迅速地破壞行政管理的效率，降低公共道德的水平。（注：見1871年1月《北美觀察》。）雅各·考克斯先生認為在整個美國中為了爭權奪利，道德正在淪喪。所有的村落無一幸免。在這個國家中，哪個政黨在選舉中獲勝，它就會對每一個角落進行清掃，把自己的人員安插在有權有利的位置。對戰爭的歡呼是“屬於勝利者的戰利品”。“雖然讓人感到羞辱，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考克斯先生說，“金錢和地位對於我們的政治就像‘美色和戰利品’對於一支進駐一座被征服了的城池的軍隊。他們的掠奪已使我們習以為常，我們不得不對自己的冷漠感到驚訝，我們已開始意識到公共事務的良心已部分死亡。”那些目光遠大和誠實正直的美國政治家覺察到了這一點，他們為此憂心忡忡。
    世界各地也概莫能外。政體的形式——不管是君主政體、貴族政體，還是共和政體，這些都無關緊要。產生差別的不在於政體形式的本身，而是進行管理的人。如果統治者殘忍自私，那麽政治權力就是一種禍端。如果統治者富於理性而又公正無私，政治權力就將是社會的最大福祉。如果自私從統治階級開始，那麽整個國家都會籠罩在一片悲哀之中。邪惡自上而下蔓延，滲透到每一個階級，甚至是最窮困的階級。人生的曆程就僅僅是為了錢財和自我。一切原則都被廢除，誠實正直成了被人遺忘的美德。信仰漸漸化為烏有，社會成了一個爭奪金錢和地位的戰場。
    然而，在任何時代，都有一些拒絕出賣自己的人。即使窮困潦倒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如果為人生的職責所感召，他們也會拒絕被金錢所收買。在北美的印第安人中，追求財富是被一個勇敢的人所不齒的行為。所以，部落首領往往是該部落中最貧窮的人。在以色列、希臘和羅馬人中，部落的功臣都是些窮困者。當伊利沙被任命為以色列先知時，還正在耕田。辛辛納圖斯被任命為羅馬軍隊的統帥時，正在田野勞作。蘇格拉底和伊巴密濃達都是古希臘最貧窮的人。耶穌也是如此，可他卻是我們信仰的締造者。
    緣於他的不屈不撓和誠實正直，阿裏斯蒂德被人稱為“正義”的化身。他擁有毫無瑕疵的正義感、無懈可擊的自我克製能力。他的一生曾參加過馬拉鬆戰役和薩拉米斯戰役，指揮了柏拉提戰役。雖然他是國家的最高級官員，但死的時候卻非常貧窮。沒有什麽能夠收買他，沒有什麽能夠誘使他背離自己人生的職責。據說，雅典人品德變得更為高尚，是因為阿裏斯蒂德為他們樹立了一個光輝的榜樣。阿裏斯蒂德曾出席過埃斯庫羅斯的一場悲劇演出，當演出說出了一句關於善良美德的台詞時，觀眾的目光都不自覺地從演員身上轉移到了他身上。
    雅典將軍福基翁被視為一位非常勇敢而又有先見之明的人，被人稱為“善良”的化身。當亞曆山大大帝占領了希臘後，他想方設法企圖讓福基翁歸順自己。亞曆山大大帝給他無數的珍寶，並讓他從雅典任意挑選4座城市。但是，福基翁絲毫不為所動，不肯給自己的品格沾上汙點。“如果亞曆山大真的想使我獲得新生”，他說，“那麽請讓我做一個誠實正直的人吧。”
    然而，狄摩西尼這位雄辯家卻是個可以被收買的人。當赫普琉斯被亞曆山大派往雅典擔任首領時，那些演說家們都緊盯著他的金錢，狄摩西尼也不例外。不誠實正直的雄辯家會是個什麽樣的人呢？當狄摩西尼去拜訪赫普琉斯時，這位首領注意到狄摩西尼對他的一個精雕細刻的茶杯非常欣賞，他請求讓他掂量掂量這個茶杯的輕重。“這個杯子值多少錢？”狄摩西尼問道。“它可以給你帶來20個塔蘭特（古希臘貨幣單位）。”赫普琉斯回答說。當天晚上，這個茶杯裏麵裝著20個塔蘭特，一同被送到了狄摩西尼家裏，狄摩西尼沒有拒絕這份禮物。當時的處境導致了這位演說家的恥辱。事隔不久，他就服毒自殺了。
    與此相反，西塞羅不僅拒絕來自敵國的禮物，而且拒絕來自朋友的任何禮物。在他被人刺殺後的一天，愷撒發現自己的一個孫子手捧著一本西塞羅的書在閱讀。這個小孩兒試圖把書隱藏起來，可愷撒把書從他身上拿了過去。在匆匆瀏覽一下之後，他把書還給了這個小孩兒並且說：“孩子，這是個雄辯的人，並且是個愛國者。”
    在被迫逃亡時，有人問拜爾斯，為什麽不像他的同胞那樣，帶上一些私人財產。拜爾斯回答說：“你的奇怪毫無道理，我其實已帶上我所有可貴的東西——誠實和正直。”
    在羅馬皇帝戴克裏先脫下帝王所穿的紫袍一段時間之後，馬克西米利安邀請他重新執掌政權。戴克裏先回答說：“看看我在薩洛納所親手種植的蔬菜和快要成熟的瓜果，看看我在住宅周圍所種植的花卉，你就會明白：我不會為了追求權勢，而迫不及待地放棄我現有的快樂和幸福。”
    他是為自己的勞動成果而工作，他身上蘊含著勤奮吃苦精神。而正是這種精神給勞動者以堅韌不拔，給勇士以膽識，給政治家以堅定。勞動關閉了通向不誠實的第一條道路，開辟了展示自己才華的廣闊天地，激發了人們完成每一個社會的和宗教的職責的活力。因此，羅馬人希望戴克裏先回到他的政治職責上去。
    自得其樂是自然的財富，也是比華貴和權勢好得多的東西。瑪麗，伊麗莎白的妹妹，希望自己是一個在奶酪農場工作的女性，而不願做女王。這樣，她的愛情就會得到回報，而避免通過她的內閣大臣的手導致權力的腐敗，釀造痛苦。許多殉道者也因此免於被燒死。
    勇敢而又誠實的人們不是為了金錢而工作，而是為了愛情、為了榮譽、為了品格。蘇格拉底寧願死去也不願意放棄正確的道德原則。拉斯·卡薩斯不遺餘力地為減輕貧窮的印第安人的痛苦而工作。他們從未想到過金錢或國家，而是致力於提高人們的思想水平和減輕人們的痛苦。
    當教皇推薦邁克爾·安吉魯從事聖彼得著作的研究工作時，安吉魯提出的條件是不要任何報酬，他付出勞動“僅僅是出於對上帝的熱愛”。“留著你的錢吧，”布魯塞爾的威爾茲對一個想購買他的繪畫作品的紳士說，“金錢對於藝術是致命的打擊。”不過，我們必須承認，威爾茲是個性格古怪的人。
    在政治生涯中，對地位和金錢的追求往往是永無止境的。公職中的所得，如果不是通過對公眾的有效服務而公正地得到，那麽這往往就是道德腐敗的開始。它是用一種卑鄙的動機取代了高尚的愛國心。當然，無論它是否出於個人喜好的考慮，都敗壞了政治的聲譽，降低了人格。
    安德魯·馬韋爾是個具有古羅馬精神的愛國者。他出生在查理一世統治初期的赫爾地區，生活在一個動蕩不安的時代。青年時期，他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學習了4年。後來遍遊了歐洲。在意大利，他結識了彌爾頓，二人終生都保持著友誼。當安德魯回到英國時，內戰已經爆發。在這場戰爭中，他似乎保持中立，盡管他是個自由的捍衛者和促進者。1660年他被選為本城鎮的議會議員。在他擔任議員時，他幾乎通過每一個郵局給市長和他的選區居民寫過信，告訴他們在議會中發生的事情的過程。
    馬韋爾並不讚成彌爾頓反對君主政體的主張。他的傳記作家稱他是“英國人、自由和《大憲章》的朋友”。他絲毫不反對開明的有限君主製，因此，他擁護王政複辟。人們相信查理二世回國以後會恢複和平與忠誠，因此他們渴望這一天的到來。事實證明他們大錯特錯。朝廷為了表明沒有把馬韋爾視為敵人，讓他和卡萊爾勳爵一同出任駐俄大使。當他不在國內的這段時間中，出現了許多醜陋邪惡的事情。複位後的國王時時在收斂錢財。他想盡一切辦法，包括賣官鬻爵和創立專利權，來滿足自己的賺錢欲望。馬韋爾在給自己選區居民的一封信中指出：“宮廷窮奢極欲，揮霍無度，人們已極度憤怒。”在舊城堡審判兩名貴格會會員佩恩和米德時，擔任書記員的馬韋爾對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稱讚不已，他說：“除非我們也有類似的機構，否則情況將不會有什麽轉機。”
    貪得無厭的國王仍在肆無忌憚地通過他的朝臣和變節的愛國者搜括民脂民膏。他用數千英鎊收買了這批人，但是，馬韋爾是個不能被收買的人。他的諷刺宮廷及其食客的作品出版了。從國王到商人，每一個人都閱讀了他的作品。國王下決心要讓他歸順自己。他受到了威脅，又受到奉承；他受到了反對，也受到了撫愛；他受到了間諜的困擾、流氓的伏擊搶劫和女色的勾引。但是，他們都沒有找到他致命的弱點。誠實正直使他度過了危險、抵製了腐敗。道德原則使他不畏懼威脅，也不屈服於賄賂，並因此贏得了驕傲。宮廷認為沒有哪個男人是誠實正直的，沒有哪個女人是貞潔的，有錢能使鬼推磨。但是，馬韋爾卻擊敗了金錢的這種魔力，為自己贏得了聲譽。
    據說，王室財務主管丹拜勳爵企圖收買他的老同學，於是到馬韋爾的閣樓上去拜訪他。分手之際，這位財務大臣塞給馬韋爾一張由國庫支付的1000英鎊的支票，然後走進了馬車。馬韋爾看了看這張支票，一邊追趕丹拜，一邊喊道：“先生，我想再耽擱您幾分鍾。”他們再一次回到了閣樓，馬韋爾把自己的仆人傑克叫了上來。“傑克，昨天晚上我吃的是什麽？”“難道您不記得了嗎，先生？您吩咐我從市場上一個婦女那裏買了羊的肩膀肉。”“非常正確，孩子。那麽今天晚上我吃什麽呢？”“難道您不知道，您叫我燒烤羊的肩胛骨？”“是這樣，一點沒錯，孩子，你下去吧。”“先生，”馬韋爾轉向財務大臣，說道，“您聽見了吧？安德魯·馬韋爾的晚餐已經準備就緒，這是您的支票，我不需要。我明白您的一番好意。我在這裏為我的選區居民效勞。內閣或許正在尋找他們所需要的人，但我不是。”
    馬韋爾自始至終行為高尚，他的品格無可指責，他是自己選區居民的忠實代表。雖然並不貧窮，但他的生活方式卻是一如既往的簡單而又樸素。1678年7月，他最後一次拜訪了自己的選區居民。雖然以前他從未有什麽疾病，也沒有任何明顯的衰老跡象，但回到倫敦後不久就突然去世了。有人說他是被人毒死的。這可能不是事實。但他是個誠實正直的人，自始至終清正廉潔，他是正義的捍衛者。“善良的人愛戴他，邪惡的人懼怕他。極少數的人效仿他，但幾乎無人可與之媲美。”這是他在赫爾地區墓碑上的墓誌銘。
    和馬韋爾一樣，本·約翰遜也是個生性耿直而又直言不諱的人。在這位詩人備受貧困和疾病折磨的時候，查理一世很不情願地派人給他送來了為數不多的一點錢。本·約翰遜把這筆錢退了回去，並且讓來人捎了個口信——“我想他送錢給我是因為我的生活陷入絕境，告訴他，他的靈魂已陷入絕境。”
    哥爾德斯密斯也是一個不能被收買的人。他深知自己的貧窮處境。他曾經遍遊歐洲，靠吹長笛街頭賣唱支付路費，也曾經在馬廄和露天下過夜。他當過演員、招待員，也行過醫。在此過程中一直都是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爾後，他開始了創作，成了一名紳士，但他從未擺脫過貧困的糾纏。他在自述中這樣寫道：“我住在閣樓裏，為了麵包而寫作，期盼能夠多寫一點，好額外支付一杯牛奶的賬單。”有一天，約翰遜接到了哥爾德斯密斯的口信，說他陷入了極度的困境之中。這位醫生立即跑去看他，發現他的女房東因為房租問題而逮捕了他，他唯一能夠賣掉的東西就是一堆書稿。約翰遜拿起書稿，發現是《威克菲爾德的牧師》。約翰遜確信這是一本很有價值的書，便把它賣給了一個書商，得了60英鎊的稿酬。（注：歌德說這本書對他而言是上帝的賜福。在他81歲高齡，一隻腳已踏入墳墓之時，他對一位朋友說，在他精神發展的關鍵時刻，《威克菲爾德的牧師》一書對他影響至深。近來他又重讀了一遍，該書帶給他的快樂仍然不減當年。這本書從頭至尾都極有魅力。70年來，他對作者的感激之情依然存在，並且絲毫未曾減弱。——《福斯特》）
    雖然哥爾德斯密斯當時甚至至死一直都很貧窮——他臨死前還欠著別人的債務，但他是個不能被收買的人。他拒絕從事肮髒的政治活動。羅伯特·沃波兒當時答應，隻要他暗中為他效勞，每年可以給他5萬英鎊的報酬。當時的三流作家被唆使去記錄政府機構的日常事務，以及這些政府機構的反對者之所作所為。在諾思勳爵擔任首相時期，“米尼厄斯”是當時的反對派。諾思決定雇傭哥爾德斯密斯，去遏製對他的這些可怕的諷刺挖苦。斯哥特博士是桑威哥勳爵的牧師，他被委派去與哥爾德斯密斯談判。“我在教堂的一個十分簡陋的房間裏找到了他，”斯哥特博士說，“我向他說明了來意。我告訴他我被授權向他支付報酬，可是，你或許不會相信——他荒謬可笑地說：‘不為任何黨派寫作，我所賺的錢足以滿足我的需要。因此，你給我提供的幫助完全是多餘的。’因此我離開了他的閣樓。”
    就這樣，貧窮而又高尚的哥爾德斯密斯拒絕了不義之財！他寧願用自己的筆寫出像《兩隻繡花鞋》這樣膾炙人口的兒童文學作品，也不願出賣自己而去做政客們的雇傭文人。
    普爾騰尼是下院在野黨領袖，在一次演說中他引用了一段拉丁原文。羅伯特·沃波兒爵士對這段話有疑義，並說願意為這段錯誤引文打賭一畿尼。（注：畿尼，1663年英國發行的一種金幣，等於21先令，1813年停止流通。後僅指等於21先令即1.05英鎊的幣值單位。）普爾騰尼同意打賭。他們查找了經典原文，普爾騰尼被證明是正確的。沃波兒把一個畿尼放在桌子上。普爾騰尼在拿起這個畿尼時，要求下院作證，這是他第一次把公眾的錢裝進自己的口袋。現在，這枚用來打賭的錢存放在大英博物館，被稱為“普爾騰尼畿尼”。
    皮特，也就是查塔姆伯爵，在被任命為負責發薪餉的軍需官後，除了法律規定他的職位所應拿的工資外，他從不多取分文。在和平時期，軍需官是允許在自己名下保留一大筆經費的，這個數目總計可達幾百萬英鎊；他是可以把這筆錢的利息占為己有。但是，查塔姆拒絕占這樣的便宜，同時也拒絕了外國王室在償還英國債務時給他的小費，這種小費每年累計起來是相當可觀的。不僅在金錢往來上，而且在道德品質上，他同樣表現出值得尊敬和公正無私的品格。
    威廉·皮特這位偉大的倫敦議會議員也是同樣忠誠的。他認為，金錢在與公共利益和人們的尊敬相比，就如同腳下的糞土。他的雙手是幹淨的。正當他與福克斯領導下的在野黨進行競爭時，羅爾斯地區的書記職位出現了空缺。這是一份工作清閑而報酬豐厚的美差，年薪為3000英鎊。大家都知道皮特家境貧寒，人們認為他可能會委派自己。這其實也是無可厚非的事，在當時，這種情況也習以為常。但是，他卻把這個職位讓給了巴雷上校——他的一位又窮又瞎的朋友。因為這樣可以省去政府以前決定給予他的救濟金。
    每個人都可以體會到皮特的公正無私，可是，他卻受到誹謗、抵毀和辱罵。雖然經過他手裏的現金有幾百萬英鎊，可是，即使對他恨之入骨的仇敵也找不出他不合法收入的蛛絲馬跡，找不到任何可以指控的證據。當國內的那些富豪們紛紛請求給予他公爵爵位、侯爵爵位和嘉德勳位時，他自己總是婉言加以拒絕。在金錢麵前，他極度輕視，不屑一顧。皮特還是個寬宏大量的人，就像亞裏士多德在《倫理學》中所描述的：那些自認為是很有價值的人，往往具備了真正的價值。高貴的貧窮提升了他的品格。
    據說，著名的法國律師錢米爾德在為一件訴訟案辯護時，因為一份十分重要的文書沒有及時取出而遭敗訴。法官的裁決報告遞交給了議會並得到了確認，再也不能上訴了。起訴者在拜訪錢米爾德時，由於財產損失慘重而悲痛欲絕。他聲稱之所以敗訴完全是由於錢米爾德未提到一份最重要的文件而造成的，它是這起訴訟案勝訴的關鍵。錢米爾德說自己沒有看到這份文件。而這位委托人堅持說這份文件是和其他文件一同交給他的。最後，錢米爾德打開自己的文件袋，經過仔細尋找，他發現了這個文件。他承認如果把這份文件拿出來在法庭上念上一遍，這起訴訟案是完全可以勝訴的，但是，現在已沒有任何上訴的機會了。這位律師立即著手采取補救措施。他請這位起訴者明天早上再來，並取出了自己的全部積蓄。第二天早上，當他的委托人到來時，他就把這些錢全賠給了他。這樣，錢米爾德就失去了自己的全部財產。然而他忠於了職守，勇於承擔了責任。不僅如此，他還跑去拜訪法庭法官，請求他在以後遞交給議會的報告中再也不要提及自己。雖然這個大的失誤發生之後，他竭盡所能地做了彌補，但他對自己再也無法相信。
    亞瑟·韋爾茲利爵士（即後來的威靈頓公爵）在印度擔任公職時，有一天，海得拉巴王朝的首相給他送來了一大筆錢財。這位首相想探聽在阿薩亞戰役之後，還會給他的國王保留些什麽特權。亞瑟爵士靜靜地注視了他片刻，然後說道：“看來，你是能夠保守秘密的？”“當然，先生。”“那我也是如此。”這位英國將軍說。他拒絕提供任何情報，並且很有禮貌地把這位首相送了出去。還有一次，基特爾特區的王公拉甲通過他的代理人向亞瑟爵士行賄1萬個金幣。這位將軍非常憤怒，他吼道：“告訴拉甲，不管是誰做這樣的事，我和其他英國官員都會把它當作一種侮辱。”
    亞瑟爵士的親戚韋爾茲利侯爵，也以同樣的方式拒絕了東印度公司的主管們送給他的10萬英鎊。沒有誰能讓他接受這份不義之財。“我不必提到，”他說，“我獨立的人格和我的職務所應有的尊嚴，使我隻考慮自己的部隊。如果讓我去克扣那些勇敢的士兵們的軍餉，我會受到良心的譴責。”查爾斯·納皮爾在印度期間，也展示了他嚴格的自律精神。“當然”，他說道，“隻要我願意，到錫德以後，我起碼可以得到3萬英鎊的賄賂。但是，直到現在我的雙手還不需要清洗，尊敬的父親傳給我的這柄寶劍還沒有被玷汙。”
    詹姆斯·奧拉姆爵士也是個慷慨大方和公正無私的人。在印度，當這位年輕的陸軍少校被任命為一支集結起來鎮壓馬希·坎塔叛亂的軍隊指揮官時，他拒絕了這一令人羨慕的職位，因為他的一個朋友要比他更有資格。他認為，在需要平等的地方，任命一個像他這樣年輕的軍官擔任總指揮可能會引起他人的不滿，指出這一點是他的職責。當時在場最高級別的軍官就是那個資深的陸軍上校。奧拉姆說：“這一職位是我所不能勝任的，資曆較淺的我願意服從他的指揮。就像我所認定的那樣，如果他獲得了勝利，那麽，因為我和他並肩作戰，我也盡到了自己的責任。萬一戰爭失敗了，由於對他的任命是我的提議，那麽責任應當由我來承擔。”但是當時的最高統帥不肯接受他的建議，後來經過他反複申請，才最終得到批準。
    錫德戰爭勝利結束後，上級給全體官兵分發獎金。奧拉姆由於是陸軍少校，得到了3000英鎊獎金，但是他拒絕了。他說，對於這些他所反對的戰利品，他分文不取，並把這筆錢全部捐贈給慈善事業。其中包括杜福博士的印度教士學校；在庫索尼地區的希爾救濟院也分到800英鎊。蘇倫斯夫人後來寫信給他說：“您的捐助我們很樂意接受，因為您忠誠於我們所堅信的正義的事業。”
    詹姆斯·奧拉姆從未想過要為自己謀私利。在他看來，金錢應當用於資助別人，否則，它就隻是腳底下的糞土。他從不忸怩作態，沽名釣譽，一貫的自然、純樸。對他的生活了解得越多，我們就越是感覺到：他總是尊重別人勝於尊重自己，總是把別人的事情看得比自己的事情還重。確實，他擁有一顆博愛的心。正因為他對別人的同情憐憫，將心比心替別人考慮，使得奧拉姆如此強烈地反對一切形式上的不公正。如果在印度的幾位主要統治者缺乏這種愛心，那麽那裏就會成為最令人難以忍受的人間地獄。（注：見《奧拉姆的一生》，哥爾德斯密斯爵士著。）
    據說，偉大的勞倫斯勳爵在為一位年輕的印度王公辦理某件極為重要事情的過程中，這位王公試圖從桌子底下塞給勞倫斯一袋子鈔票。“年輕人，”勞倫斯說道，“你已經給了一位英國人他可能會接受的最大的侮辱。考慮到你年輕，這一次原諒你。但是，我警告你要吸取教訓，不應再如此粗俗地冒犯一位英國紳士。”
    正是因為這樣一些人的英勇頑強和誠實正直，印度帝國才得以保存。他們忠於職守，永葆節操，甚至不惜甘冒生命危險。在印度兵變的時候，在許多人全然不了解情況的情形下，立即就衝上前線的人，其中有哈維洛克、尼爾、尼科爾森、奧拉姆、克萊德、英格裏斯、愛德華和勞倫斯。勞倫斯的名字在西北各省是力量的象征。以忠於職守而著稱的還有另一對兄弟，哥哥約翰——艾恩·約翰，一個鐵一般堅強的漢子；弟弟亨利，一個讓身邊的人愛戴和信賴的人。據稱，約翰的品格就足以抵得上一支軍隊。陸軍上校愛德華茲評價這對兄弟說：“他們確立了一種信念，創建了一所學校，這兩樣東西至今仍充滿活力。”
    在印度兵變發生之際，約翰爵士是旁遮普省的行署專員，他所管轄的這個地區剛被英軍征服。在這裏他施行了明智有效的治理。他信任身邊的人，和他們交朋友。這裏記錄下他當時所采取的一項史無前例的行動。他把旁遮普省的全部地方軍都派到德裏去援助英國軍隊，身邊沒有留下任何保護自己的武裝力量。事實證明他的這一行為完全正確，錫克人和旁遮普人無疑是忠誠的。德裏被攻克了，印度得到了拯救。所有這一切都取決於約翰·勞倫斯的人格力量。而他弟弟亨利爵士的話，極為謙遜地說明了他的生活和人品，是人們準備用來作為他自己的碑銘：“這裏躺著的亨利·勞倫斯，他一生都致力於完成自己的職責。”
    科學家們同樣也展示了他們的自我犧牲精神。漢弗萊·戴維爵士通過艱辛的勞動，用易燃氣體發明了礦工安全燈。為了減少礦工們的危險，他不願為此去申請專利，而是主動將這項發明公之於眾。一個朋友對他說：“你最好還是將這項發明申請專利，這樣你就可以每年多得5000至10000英鎊的收入。”“不，朋友”，戴維說，“我從未想過這樣的事情，我致力於這項發明的目的也僅僅是出於人道上的考慮。更多的錢財或許會使我轉移注意力，放棄所喜愛的追求；它既不會提高我的聲譽，也不會增加我的幸福。當然，它可以使我的馬車多加上4匹馬，然而這對我又有什麽好處呢？人們隻不過說，漢弗萊爵士趕著他的馬車和4匹馬。”
    他的後繼者法拉第也是如此。僅僅是為了科學，他努力工作。他不僅具有很強的科學原則，而且想象力豐富。憑借他的才華所獲得的每一個新發現都會把他帶入一個更加神奇的世界。法拉第絕不是個唯物主義者，他的信仰是反對科學上的教條主義和宗教上的宗派主義。他虛心好學，以一種孩子般的好奇精神全身心投入工作，對那些逐漸被他理解和發現的真理深感玄妙。“臭氧、氧氣占了世界重量的一半以上，這些是多麽奇妙的東西呀！但是我想我們對它們奧秘的認識僅僅是剛剛開始。”他說道。
    法拉第滿足於自己這種較為貧窮的處境，他不是為了金錢而工作。如果他有心賺錢，他肯定會成為一個富豪。他把他的全部發明都公之於眾，而未申請過一次專利。是的，他經受住了金錢的誘惑，雖然這種誘惑對他而言似乎根本不存在，因為他走的是一條純科學的道路，更是一個真理的發現者，這些發現常常讓他感到震驚。“這種神奇的東西是難以計數的。現在我們已有的知識的總和，到將來當那些未知變成已知的時候，就顯得微不足道的了。”這些話使我們想起伊薩克·牛頓的那句名言。
    最近，在英國皇家學院的會議上，當廷德爾教授向霍夫曼博士頒發法拉第獎章時——這是科學院有權授予的最高榮譽，他提到了有關法拉第的一個感人的事跡。愛丁堡大學的一個青年學生（實際上就是塞繆爾·布朗，後來成了醫學博士）在學習物質和原子論時陷入了迷惑不解而又茫然不知所措的境地，他把自己的臆想提交給了這位當時最偉大的化學家。經過緊張的工作，法拉第已疲憊不堪，但是他沒有對學生的問題加以簡單的否定或廉價的讚譽。他給這位並不認識的年輕人寫了下麵這段話：“我迫不及待地向你提出建議，請用實驗來支持你的觀點，因為不管你是否證實或證偽了這些猜想，你都會從自己的實驗中受益匪淺。就你的這些猜想本身而言，我隻能說它們會驅使你向更深層次探索。實驗的結果往往會與你預想的理論相去甚遠。我曾經對物質粒子和原子之間的引力理論冥思苦想過，但是，伴隨著實驗的進行，思考得越多，我的物質粒子或原子的觀點就變得越不明確。”
    現在我們轉向另外一個主題——賺錢的問題。羅特希爾德的房產完全是建立在它們的創始者梅耶·阿姆斯傑爾或者說安塞姆誠實正直的品格基礎上的。1743年，安塞姆出生於萊茵河畔的法蘭克福。他的父母都是猶太人。在中世紀，對猶太人的迫害、折磨和殘殺或許構成一部驚心動魄的曆史，甚至直至現在情況還是如此。（注：最近我們知道，羅馬尼亞人和保加利亞人是迫害猶太人的罪魁禍首。他們自己獲得了自由，卻否認猶太人的自由權利，這些猶太人仍然生活在痛苦和悲傷之中。羅馬尼亞人和保加利亞人根本就不配享有自由，他們擁有權力，但卻缺乏公正。這種不公正將會在他們自己身上遭到報應。即俗語所說的：“詛咒他人，應驗自己。”）
    在法蘭克福和在德國的其他城鎮一樣，猶太人在傍晚某個規定時間必須趕回自己的住所，否則將被處死。法蘭克福猶太人居住地的大門一到晚上就會上鎖。拿破侖的大炮轟掉了這些大門，這是他所做的好事之一。然而，對猶太人的迫害仍然持續著。
    年幼的安塞姆在11歲時便失去了父母，他不得不依靠自己，艱難謀生。接受了一點點學校教育之後，由於猶太人之間彼此友好，他在漢諾威地區一個銀行家兼貨幣兌換商那裏當職員。1772年，安塞姆回到了法蘭克福，開始當起了經紀人和放債者。在他的店鋪上，懸掛著一個紅色盾牌標誌——德語即“羅特希爾德”。由於他收集古幣和其他一些稀有珍貴的硬幣，那些業餘愛好者經常出入他的店鋪，其中有一個人就是威廉伯爵，即後來的海賽選帝侯。
    拿破侖占領歐洲的時候，威廉被迫離開祖國，他把自己的全部財產交給了安塞姆，由他全權代理，總資產達25萬英鎊。保管好這筆資產並使之增值，這是安塞姆的最大目標。當時金錢的安全保險費用十分昂貴，高達12％~20％。戰爭在繼續，俄國受到了拿破侖的侵略，但是拿破侖在雪地遭到了失敗。萊比錫戰鬥打響了，拿破侖的軍隊被趕過了萊茵河。這時，海賽的威廉伯爵回到了祖國。幾天之後，梅耶·安塞姆的長子出現在伯爵的庭院，把他父親保管的300萬弗羅林交給了伯爵。伯爵欣喜若狂，他把這筆失而複得的錢財視作意外之財。欣喜之餘，他立即授予這位年輕的羅特希爾德以爵位。“像這樣誠實正直的人，”他高度地評價說，“在世界上實在少見。”在隨後不久的維也納議會上，他大肆宣揚羅特希爾德的誠實正直。安塞姆有一個很大的家族，他們都以他為榜樣。這樣，羅特希爾德家族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放債者。
    可以說麥考利勳爵也是個不能被收買的人。他在威爾伯福斯、亨利·桑頓、紮卡裏·麥考利等人的熏陶下長大成人，因此，他成為一名具有強烈愛國心和公正無私的人。當他通過寫作每年隻能掙200英鎊的生活費時，西尼·史密斯牧師並沒有給他過分的誇獎，他說：“我相信麥考利是個不能被收買的人。他對勳章、爵位、財富、頭銜都很淡漠。他誠實正直且富有愛國心，世人不會浪費精力去收買像他這樣的人。”（注：西尼·史密斯曾經說過，打開信袋的時候他從不會擔驚受怕。麥考利是個心地正直的人，從沒虧待過任何人。如果他在財力上受到了損失，就像賓夕法尼亞人拒付他的債務一樣，那麽，過錯根本不在他這一方，而在於他的債務人。）
    麥考利視他煩瑣的日常事務安排為一種消遣，而非什麽煩惱和憂慮。他在財務上有一個最簡單的信條：把職位工資和文學創作的收入當作資產，所借的債務必定在24小時內償付。“我認為”，他說，“及時償還債務是一種道德義務，延期償付令人感到相當的不快。”他還說：“理查德的名言千真萬確：‘人的信譽債務如上交給國家的債務的兩倍那般沉重。’”幼年時期，他就形成了量入為出的習慣，對自己的收支精打細算。這是一個人樹立公眾信譽和形成個人誠實正直品格的基礎，隻有這樣才能保持人格上的獨立。
    當然，他的個人能力並不是很強。當蘭斯通勳爵給他在印度參議院謀得一個職位時，麥考利寫下這樣一封回信：“隨著歲月的流逝，我對能夠成為富豪的願望越來越淡漠，但是，增長才幹的要求卻與日俱增。缺乏較強的理智，一個政府官員是難以做到誠實正直的，甚至他根本就沒有想過要如此做。我給自己的定位，就是通過兩條途徑生存：一是做政府官員；二是通過自己的筆。一想到做一個書商的雇傭文人，隻是為了緩解經濟上的壓力，為了囊中羞澀而寫作，而不是為了心靈的充實；一想到才思已盡卻要勉為其難，寫出滿紙荒唐之言，純粹是在製造垃圾；一聽到出版商和編輯說什麽德萊頓抄襲湯姆森，就我所知，馬金托什是抄襲拉德納的，這些都讓我不寒而栗。然而，隻要我離開政府機關，我必然會陷入這樣的困境。但是，待在政府機關如果隻是為了一份穩定的薪水，那麽，相比之下，這更為可怕。”
    結果，麥考利在印度得到了一份令人羨慕的工作而且表現極為出色。當他再回到英國時，才思敏捷，寫出了有名的《英國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