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的來說，錢幣是商貿市場繁榮的基礎，而穩定統一的貨幣更是前提，小額市場交易用鐵錢、銅錢，中等交易額用紙幣，而大宗商品的交易則用金、銀或則其他金融憑證及工具，這樣就構建了完整的市場交易體製。而關鍵在於紙幣的發行需要確保足夠的貴金屬儲備金，要不然亂發紙幣很容易引起通貨膨脹，導致紙幣信用瓦解從而崩盤，另外就是加大貴金屬勘探力度，利用大宋發達的冶金工藝提煉貴重金屬，最後就是加大對外貿易，利用大宋出口的豐富商品優勢，將境外的貴金屬引流我朝境內。
    啟稟太子，原來我朝在京師設都市易司，邊境和大城市設市易務共二十一個）。主要是外來客商如願將貨物賣給市易務，由行人、牙人一道公平議價，市上暫不需要的也予“收蓄轉變”，待時出售，客商願與市易務中的其他貨物折合交換，也盡可能給以滿足。參加市易務工作的行人，可將地產或金銀充抵押，由五人以上相互作保，向市易務賒購貨物，酌加利潤在市上售賣，貨款在半年至一年內償還，年利百分之二十，過期不歸另加罰款。
    這就給了我一個全新的啟發，新朝以後可以再次發行紙幣，就叫宋幣，由官方發行，推廣到全國流通，用百分之二十的貴金屬作為儲備金機製，由於紙幣流通一段時間後，必然會麵料破損的問題，而破損的對換可以通過全國各地的抵擋所進行實時兌換。想到我便會心一笑，看來還是得多學習，便微笑著對蔡京說道：蔡太師，紙幣的問題本太子已經大概清楚其前因後果，麻煩繼續說下去。
    蔡京便繼續說到：我朝目前對外貿易、官方的租稅都是征收白銀，而官俸的發給等亦是使用銀兩，目前一年朝廷的租稅、對外貿易征收大概在稅銀二千萬兩；其次是商榷，朝廷將對鹽、茶、酒、鐵、礬等實行專賣，就是由朝廷控製這些物品的生產並壟斷銷售，比如酒類，禁止私人釀酒，官方專賣。正店有釀酒權，腳店沒有這個權利，必須到官方去買酒曲，然後自己釀造。酒的專賣、曲的專賣和稅酒。三京地區(開封、洛陽、商丘)實行酒曲專賣；州城內則實行酒的專賣；縣以下的地方或實行納稅，或實行酒的專賣。包括外邦的大部分貨物也是如此，走商榷形式售賣於全國。此項一年朝廷的稅入大概在二千五百萬貫左右；再次是商稅，朝廷在全國各地設置場、務等機構，專門征稅。商稅分為兩種：過稅，每關值百抽二，是對行商抽的；住稅，值百抽三，是對坐賈抽的。正稅之外，還有雜稅。隨著商業的繁榮，商稅日益成為政府重要財源之一。目前此項每年給朝廷帶來的稅收大概在三千五百萬貫左右；再是農業稅，也就是土地稅，按納稅時間分為夏稅和秋稅，夏稅主要有絲﹑綿﹑絲織品﹑大小麥﹑錢幣等﹐秋稅征收稻﹑粟﹑豆類﹑草等。平均每畝地納稅一鬥12斤）﹐作為天下的通法。另外就是官府以沿納﹑支移﹑折變﹑腳錢(運輸費)﹑加耗(以稅物損耗為名的加稅)﹑預借﹑重催(納稅後重疊催稅)﹑義倉﹑大鬥﹑大斛﹑鬥麵﹑斛麵(納稅時﹐稅糧高出鬥麵斛麵的堆尖部分)﹑呈樣(以官員檢查稅物樣品為名的加稅)等等﹐進行加稅﹐這些是在大災之年或則戰時的稅目種類，此項每年給朝廷帶來的稅收大概在三千七百五十萬貫左右；還有就是免役助役：民眾交錢不用付勞役的稅。此項每年給朝廷帶來的稅收大概在二千六百八十萬貫左右；再就是坊場錢，也就是坊場、河渡等稅務收入，一年大概在一千三百六十萬貫左右。綜上所述，朝廷一年大概收賦稅一億五千七百九十萬貫左右。其中百分之八十是上供，也就是需解運京師入庫，其中百分之二十四留州與送使則充地方經費。
    為了進一步了解大宋的經濟體係，老爺子特意叫了蔡京來給我講解經濟方麵的知識，畢竟蔡太師執掌了大宋經濟幾十年，期間也是實行了很多經濟政策，對於很多經濟體係方麵的來龍去脈還是非常的清楚。蔡京在垂拱殿便開始對我傳授經濟方麵的經驗，首先從貿易市場開始說起：
    由於我朝國土廣袤，各路的情況又不盡相同，所以各路使用的錢幣又有一定的區別，像四川銅少鐵多，曆來鐵錢鑄量頗豐，而陝西等地銅鐵錢並用，由於工藝和各路規定的不同，其錢幣加的銅鐵比列也有不同，造成了目前錢幣市場的混亂。非常不利於商貿活動和流通。所以在吸取了四川民間紙幣交子的發行經驗的基礎上，本朝正式發行了大宋紙幣交子，同時也是得益於印刷技術的提高，首先紙幣能最大程度上解決鐵錢重、銅錢混合比列等問題。另外紙幣方便攜帶，非常適合流通和貿易，所以一經推出並得到了市場的廣泛好評，而發行初期朝廷是為交子的發行麵值儲備了百分之二十的貴金屬儲備金，但是後來由於朝廷的用度極具擴張，導致了發行紙幣的貴金屬儲備金率降到百分之十，最後到百分之五，乃至完全不設貴金屬儲備金，直接根據朝廷的財政需要用多少而印刷多少紙幣，從而引發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導致紙幣改製最後以失敗告終。
    交子是大宋誕生的我國最早的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我國紙幣起源甚早,漢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時代的白鹿皮幣可以說是我國紙幣的濫觴，不過它隻作王侯之間的貢贈之用，唐代的飛錢是我國紙幣的雛形，但隻用於異地匯兌。大宋的交子才是我國真正紙幣的開始。交子產生於大宋不是偶然的，它是宋代商品經濟和貨幣經濟發展的產物。宋代的經濟貿易比唐代有了更大的發展，並將經濟重心開始移往南方。宋代商業城市的發展較之唐代有很大的不同。唐代的長安城有專門的商業區東市和西市，城市交易按照指定的地點和時間進行，即每天早晚聽鼓聲入市和退市。而宋代城市的市場交易，打破了地點和時間的限製，街市買賣晝夜不絕，交易也不限於市區，農村興起了很多的草市，即集市和鎮市，瓷器中心景德鎮就是在大宋時期建鎮的。
    這操作就是相當於現在的期貨市場，在大宋已經初具雛形，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這樣做的好處不僅可以平抑物價調劑供求的作用，限製奸商壟斷居奇，把以前歸於大商人的利得收歸官有，增加財政收入。另外可以將重要的物質作為朝廷的戰略儲備，以防止災年或則市場短缺的時候在進行開倉放貨。也為外商及遠道而來的貨主提供了便利，及時的將手中的貨物賣出去，若是非戰略物質，則可以通過京師龐大的銷售網絡，以商榷國有專賣店）的形式售賣。
    再就是蔡京關於錢幣方麵的介紹，啟稟太子，由於我朝到目前為止，市場流通的錢幣比較多，首先要說的是鐵錢，自漢代五銖開始，鐵錢一直流用至今，加之采礦業的發達致使鐵錢的數量進一步激增，目前市場一般小額交易都是用鐵錢，其中有小鐵錢、大鐵錢等，大額交易都是用銅錢，鐵錢分量重、價值低。不便於流通和隨身攜帶，特別是給大宗貿易造成巨大困難。所以有了金、銀的交易，加之紙幣“交子”的流通，大城市有金銀鋪和兌房，專門買賣金銀和兌換貨幣。
    對外貿易也趨重要,廣州、杭州、明州、泉州等都是重要的對外貿易城市，政府設有市舶司收稅，地方上的各州、府、縣，甚至有縣轄的鎮、市、關、寨、渡等，也都設有商稅務或稅場。商品經濟和貨幣經濟的發展，需要更多的麵值較大的輕便易於攜帶的貨幣，這就是紙幣交子之所以產生於大宋的主要原因。交子作為信用貨幣而流通，也是唐宋以來商業信用關係發展的產物。兩宋承唐之後，信用關係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大宋客商與鋪商之間相當廣泛的存在著一種“賒”的關係。蘇軾說:商賈販賣,例無現錢,若用現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
    五代十國時期，四川流通鐵錢，而宋代繼承五代以來貨幣流通的消極遺產，銅錢與鐵錢並行，而且形成銅錢流通區與鐵錢流通區。四川通行鐵錢，而鐵錢太重，每千錢大鐵錢25斤，中鐵13斤，商旅不便攜帶。於是在四川民間首先出現了紙幣。真宗大中祥符(1008～1016)年間蜀地私商製作一種紙券名為“交子”,代鐵錢流通。其後由16家富戶合夥主持,集36萬緡(一千文為一緡)為本錢，以一交為一緡，三年為一界(期限)，界滿換發新券，並可隨時持券兌換現錢。但此後富戶產業漸敗,信用動搖，無力兌換已發的紙券，屢起訟爭。大中祥符末，四川轉運使薛田、張若穀奏請設立益州“交子務”，由官家發行“官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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