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士隱和賈雨村賈兩人的對話，牽扯到我國古代人才選拔的問題，以及科舉製度，後文也有用到這方麵的內容，我在這裏展開，盡量簡明扼要的討論一次，以後就不再囉嗦。
    人類群居生活產生了部落，能解決部落吃飯難題的人成為首領。人口不斷繁衍，物質需求超過出居住地的承受能力，部落或者繼續擴大地盤，或者遷徙，甚至分家。人類活動範圍不斷擴大，部落不斷增多，這時，部落當中能征善戰者成為首領，這時首領的主要任務是帶領部落抵禦外敵，保住領地，其次才是發展生產，對抗災害，改善生活。我認為部落時期的人才選拔是憑實力說話，誰能使部落強大，誰就是首領，就是人才。
    生產力不斷提高，人口繼續增多，人類活動範圍進一步擴大，部落戰爭不斷上演，小部落淪為奴隸並入大部落，實力相當的大部落融合，產生了部落聯盟，又在部落聯盟的基礎上產生了早期的國家。在部落聯盟或者國家內，人口多了，人才就多了，人才如何分工是一個必須麵對的問題。於是，為了保證自己所在的集團繼續發展壯大就有了傳說中的“禪讓”，主動讓位給比自己更有才能的人。傳說中堯、舜、禹作為最高領袖都是禪讓的，那麽其它的職位可想而知。
    我們需要注意的是，部落戰爭結下了仇恨，戰俘變成了奴隸，奴隸的後代仍然是奴隸，奴隸不斷增多，集中管理難度加大，奴隸就被分配給部落裏的每位成員分別進行管理，奴隸淪為私有。奴隸的生存狀況差，奴隸主的生存條件則進一步提高，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擁有較多奴隸的大奴隸主在部落聯盟或者早期的國家內逐漸占據主導地位。大禹治水的時候要調動很多奴隸，有了這樣的基礎，他兒子啟才能“父死子繼”。
    夏啟所領導的部落聯盟已經強大到沒有其他部落聯盟能與之抗衡，他既然開創了“家天下”，就需要獲得聯盟內所有部落首領的支持，自己能“父死子繼”，當然要拉攏其它部落首領也這麽做，其它部落首領大多數不願“禪讓”，他們選擇支持夏啟提出的“世襲”。夏啟把原始社會末期的父係家長製與國家管理相結合，推動了以嫡長子繼承製為基本特點的權力分配製度繼續發展。
    王，受天之命以君臨天下，被視為天之元子，所以稱“天子”。天子是天下的大宗，其嫡長子叫“宗子”，是王位繼承者，是世襲的繼承人，也稱為世子。其餘的兒子隻能被封為諸侯，或留在王身邊做卿、大夫、士。沒當上王的諸侯、卿、大夫或士，其嫡長子是職位繼承者。別的兒子，再往下一等分封。如此推演，祖宗是王的，後代也變成了平頭百姓。劉備說自己是中山靖王之後，他種地都吃不飽，還要編草鞋、賣草席。
    夏、商的人才選拔，不看能力，隻看出身。如果陳勝當時問“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回答肯定是“有種”。一個小孩生出來就注定他是不是人才，現在看起來十分可笑，但在夏啟建國的時候，確實起到了拉攏支持者，穩定社會的作用。“圈子裏”的人永遠是人才，永遠是國家的管理者。可是日積月累不斷分封，“圈子裏”有的人不斷降級，最終被排除到“圈子外”。被排除出來的人從“圈子裏”帶出來最重要的東西，就是知識文化，在《我讀紅樓夢》的第六集跟大家討論漢字的時候說過了。
    這些有知識文化的人一旦出了“圈子”，就永遠進不去了。社會底層有才能的人無法進入國家管理層，而在國家管理層的人又不必奮發有為，隻要命好，就可以占著茅坑不拉屎，拉完屎仍然占著茅坑，長此以往，國將不國。遇到了英明的王，就會適當的調整“世襲”製度，通過教育，培養選拔人才。
    到西周時期，人才選拔機製進步了一些，已經把學校教育、人才選拔、官吏任用三個環節聯係在一起。西周時期官辦學校，教育對象主要還是具有“世卿”特權的貴族子弟，送他們進國學深造，培養才能，每隔一年進行考查，學業有成的基礎上，進行選士，入選名單上報，審核德行才能，再確定提拔任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人才質量和管理水平。
    西周末年，幾代昏君，窮兵黷武損耗國力，周天子打光了可以製衡諸侯的中央軍事力量，諸侯開始坐大，周王室失去了對全國的控製。諸侯效仿天子，為了培養本國人才紛紛開辦學校，教育對象也不再局限於貴族，一些有能力的平民被吸收培養、選拔任用。被培養完沒有獲得任用的平民，有了知識文化就開辦私學，這樣又促進了教育的進步，私學逐漸興起，繼續擴大教育對象。
    各國諸侯和公聊大夫為了壯大自己的勢力，廣泛納士，爭相養士。士成為一個社會階層，地位不斷提高，影響日益擴大。養士之風開始盛行，為當時造就了一大批傑出人才，也進一步促進了私學教育的發展，促進了學術思想的繁榮，為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創造了條件。
    秦孝公變法圖強，任用商鞅，推行軍功爵製，主要包括兩項內容其一，凡立有軍功者，不問出身門第、階級和階層，都可以享受爵祿、當官進級。其二，取消宗室貴族所享有的世襲特權，他們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僅憑血緣關係，就可以獲得高官厚祿和爵位封地。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軍功爵製顯示了勃勃生機，直到秦始皇橫掃並吞九州，軍功爵製都是秦國選拔人才的主要機製，相對於同時期齊、楚、燕、韓、趙、魏的養士之風更具優越性。
    漢朝建立後，天下一統，國家逐步和平穩定，軍功爵製和養士之風不適應人才選拔的需要，在漢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劉邦開始實行選舉取士製度。這種製度起初是一種補充官員的用人製度，包括皇帝征召、私人薦舉等方式，逐漸演變成了察舉製度。
    察舉製度其大體上分為兩類一類是常科，最主要的科目是孝廉科，各州郡每年按人口比例舉薦孝廉，孝廉的標準則是“為人立身以孝為本，任官從政以廉為基”，“孝順”“廉正”是成為人才的基本條件。另一類是特科，是皇帝根據需要臨時指定選才標準和名目，科目開設隨心所欲，最主要的科目是賢良方正，就是招能“直言進諫”的人，以廣開言路，匡正帝王過失。另外還有明經科、明經就是通曉經學，讀書讀的好。“經”，原指先秦經典，自從漢武帝尊崇儒學，“經”就專指儒家經典了。還有陰陽、兵法等科目。
    察舉製度實施之初，能夠體現選賢任能的人才選拔原則，同時，極大地促進了講習儒家經典社會風氣的形成和教育的發展。察舉的前提是主管官員的舉薦，在舉薦中又沒什麽客觀的考核標準。想吸引官員的眼球，讓他看見你，舉薦你，名聲是很重要的，於是，就有人為了成為名士，沽名釣譽、相互吹捧、攀附權貴、賄賂請托，導致士風日下，察舉不實。為了扭轉這種局麵，漢順帝陽嘉元年（公元132年）在察舉的基礎上，增加了考試，儒生考儒家經典，文吏考奏章律令。察舉製發展為推薦與考試相結合，想通過考試，就要好好學習，學校成為選拔人才的輔助機構。
    東漢末年，察舉製被門閥士族操縱、利用，他們左右了當時的社會輿論，舉薦和考試過程中現象嚴重，軍閥割據，群雄並起，曹操脫穎而出。曹操並非出自於名門士族，他爺爺恰恰是跟名士對立的宦官集團中的一員。不少名士瞧不起曹操，與曹操政權對抗。因此曹操既要拉攏一部分名士跟他合作，又必須壓製以名士為代表的地方大族勢力，他多次頒布命令唯才是舉，繞過一些名門士族選拔人才。曹後，曹丕在采納陳群的建議，推行“九品中正製”，作為但當時察舉製的補充。
    “九品中正製”是中央政府（吏部）直接派人到州或郡做大小中正官，由中正官推薦人才、中央審核選拔人才的政策。州設大中正，郡設小中正，郡裏的小中正把管轄區域內的知名人士，按其德行、才能分為“九等”或者說“九品”，上報大中正，大中正核實後，上報司徒，最後再上報給吏部審查，審查後按品位高低作為委任大小官吏的備用人選。
    這種情況似乎是把選拔人才的推薦權和審核權收歸中央，有利於打擊地方門閥大族。但另一方麵卻方便了掌權的中央豪門大族，他們逐漸控製地方乃至中央的選舉。那些官職低微或沒能當官兒的地方世家大族日趨衰落，既得利益集團的中央豪門大族地位進一步鞏固，東晉時，掌權的門閥士族發展到頂峰，選拔人才特別重視血統門第而忽略品德才幹，你生的是地方，命好就可以了！從而造成學校教育發展的倒退。所以說，有些政策提出來是時候是好的，在執行過程中越變越壞，壞到一定程度，又會被更先進更科學的政策所取代。
    經過南北朝幾百年的戰亂，隋文帝楊堅統一中國，他連續打擊門閥勢力，士族製度逐漸崩潰，隋煬帝大業三年（公元607年）廢除了維護士族特權的“九品中正製”，推行以考試為主的人才選拔製度，開始實施科舉製度。到了唐代，完成了從“九品中正製”到科舉製的過渡，全麵推行科舉選才。
    所謂科舉製度，就是選才不經過推薦，而由中央政府或皇帝親自進行（分科）考試、錄取人才的選拔政策。唐朝科舉考試分為三級，分別為鄉試――省試――吏部試。通過考試，公開競爭，層層選拔，吏部考試合格的才被任命為官。
    宋朝基本上沿用唐朝的科舉製度，並進行了改革創新，有以下幾個方麵一是確立了殿試製度，皇帝直接參與。二是規定考試周期，鄉試、會試、殿試三年一次。三是限製考官權力，並製定一係列的防範考試作弊的措施。
    遼金時期對科舉製度不重視，隻是為漢人所設，成為籠絡漢族知識分子的一種手段。
    元朝對科舉製度繼續改革創新一是明確確定考試的具體日期。並規定考試考三場，每場之間相隔三天。二是明確考試範圍，出題範圍是《論語》《孟子》《中庸》《大學》，答題範圍是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
    明朝科舉製度在沿襲舊製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第一，洪武十七年（1384年）正式規定“三年大比”的製度，“大比之年”舉行鄉試，秀才可以參加鄉試，每三年一次，農曆八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三場考試，每場三天。正值秋天，故稱為“秋試”，又叫“秋闈”。鄉試過關的舉人可以參加第二年的會試，也是每三年一次，農曆二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三場考試，每場三天。故稱為“春試”，也叫“春闈”。第二，明代規定考卷必須寫八股文體。第三，考試過程改為四個階段。明朝科舉在保留鄉試、會試、殿試的基礎上，又增加了童生試。
    童生試是獲得參加科舉考試資格的選拔賽，包括縣試、府試和院試三個階段的考試，到清朝童生試製度更加完備。
    縣試在各縣舉行，由知縣主持，參加縣試的考生要到本縣禮房報名，我們知道中央有國務院，對應縣裏的縣政府，當時朝廷中央六部有禮部，在縣裏對應的就是禮房。到禮房報名，要填寫報名表，籍貫、姓名、年齡、身體健康狀況、祖上三代履曆等，跟現在填寫學籍表差不多，但是不用填性別，女性不能參加考試。填完報名表，需要找四個同時準備參加考試的考生，然後這五個人相互聯名擔保，簽字、畫押，還要再找一名已經考過了童生試的廩生做特別擔保人。如此複雜，主要是想確保考生是本縣籍貫，防止冒名頂替，還要保證考生祖上三代沒有罷官免職的，沒有犯罪服刑的，還要保證考生身家清白，不是倡優奴仆等賤民的後代，還要保證考生沒有為父母服喪守孝的。然後，憑考卷上蓋的戳對號入座，單人單間，連考四場。
    縣試通過後可以參加府試，一般有由知府主持，聯名擔保人要再多找一個，其它的要求跟縣試差不多，連考三場。通過縣、府考試的便可以稱為“童生”，便可以繼續參加院試。有些讀書人要考很多年才能通過最基本的縣、府考試成為童生。有些讀書人一次考試就得到了童生的身份，可就是過不了院試，到了白發蒼蒼仍是童生，魯迅筆下的孔乙己就是個老童生。
    清朝的院試是每三年舉行兩次考試，由皇帝任命學政到全國各地當主考官，學政也叫“提督學院”，所以提督學院主持的考試叫“院試”，能被任命為學政的一般都是進士出身的監察禦史、六部侍郎等中央官員。我們第一集講的戚蓼生，就當過雲南學政。
    院試的第一次考試叫歲試，獲得童生身份的人可以參加，聯名擔保人要再多一個，特別擔保人也要再多一個，院試過關，童生就變成了生員，通稱“秀才”。秀才有了“功名”，進入士大夫階層，有免除徭役、賦稅，見縣官不跪、不能被隨便用刑等基本特權。名列前茅的生員被稱“廩生”，享受國家特殊生活補貼，而且讀書人想參加童生試必須請“廩生”充當特別擔保人，所以作為秀才之首，“廩生”在地方上有一定的社會地位，特別出類拔萃的還能被保送到國子監讀書，成為準備貢獻給皇帝的貢生。
    當地的一批老秀才，也必須參加院試的第一次考試，選拔出成績好的，再跟新秀才們一起參加第二次考試。院試的第二次考試叫“科試”，考試過關，被稱為“錄科”，整個童生試到此圓滿結束，接下來就可以在“大比之年”參加鄉試了。賈雨村有資格參加鄉試，是很不容易的，作為一個讀書人也是值得驕傲的。
    剛才咱們說了，鄉試又叫“秋闈”，秋闈一戰成功，就是“舉人”了，鄉試中舉叫乙榜，也叫乙科。發榜公布考試結果時，正值桂花飄香，又稱桂榜，鄉試第一名叫“解元”。舉人不僅可以參加會試，就算會試考不過，也具備了做官的資格，可以充當政府的中下級官員，老百姓可以稱呼舉人為“老爺”了。
    “大比之年”鄉試中舉的，和往屆的老舉人可同時參加第二年春天舉行的會試，春闈一戰成功，舉人就變成貢士了，貢獻給皇帝的知識分子，就有了參加殿試的資格。發榜公布考試結果時，正值杏花爛漫，又叫杏榜，會試第一名叫“會元”。
    會試場所保存的最完整的是南京夫子廟，每位參加考試的舉人，單人單間，稱為“號房”。監考很嚴，考生進入時，要嚴格的搜身，以防考生的身上藏有“小抄”。當考生進入“號房”後，就要鎖門。“號房”內十分狹窄，隻有上下兩塊木板，上麵的木板當作寫考卷的桌子，下麵的當椅子，晚上睡覺將兩塊板一拚當床。“號房”裏還為考生準備了一盆炭火、幾根蠟燭。炭火即可以用來做飯、取暖。考生參加考試期間，“吃喝拉撒睡”都在“號房”內，不許出來，直到考試結束。舉人參加會試都這樣，前麵我們說的鄉試、童生試可想而知。
    全國參加會試的舉人大約有二十分之一的比例成為貢士，可繼續參加殿試，少的時候一百來人，多的時候二三百人。殿試，皇帝親自出題、親臨考場，隻考一場“策問”，就是問考生時事政治、經濟發展、治國安邦、鞏固政權等策略。殿試過關，就是“進士”了，公布殿試結果的榜，叫甲榜，也叫甲科，因為發榜用的是黃紙，又稱金榜。金榜題名的進士們被分成三批公布。一甲三人，是狀元、榜眼和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幹名，賜進士出身。三甲就是剩下的所有考生，隻要參加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殿試結束，科舉的路就走到頭兒了，就算是對名次不滿意也不能重考。進士們就可以充當政府的中低級官員了，身份地位比舉人高，升遷提拔也比舉人快。
    狀元是中國科舉製度金字塔的頂尖人物，考中狀元就意味著“一舉成名天下知”，三年中隻產生一名狀元，沒有超人的才華、堅強的毅力、健康的體魄，考狀元是不可能的。也有讀書人鄉試第一是“解元”，會試又考第一是“會元”，到了殿試還是第一“狀元”，這就叫“連中三元”。1300年的科舉曆史上，文科“連中三元”的也就十幾個人。
    時間有限，我們討論的都是一般情況，科舉作為一種重要的人才選拔製度，具有一定的客觀標準和民主精神。它對當時中國周邊的朝鮮、日本、琉球、越南等國影響深遠，對英、法、德、意等工業革命的歐洲列國也有不小影響。國內，科舉製度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中小地主階級的參政要求，緩和了地主階級內部矛盾，符合當時曆史發展的要求，有利於封建政權的鞏固和穩定，人才選拔任用之權完全控製在中央政府手裏，有利於中央集權的強化，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教育的發展。
    然而，科舉考試內容局限於幾部儒家經典，考試方法注重死記硬背，這樣造成了學校注重應試教育，不利於培養和選拔有實際能力的人才。另外，科舉考試把讀書、科考和做官緊密聯係起來，很多人讀書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中進士，當官，這種思想影響了學校教育，其他學術思想得到壓製和禁錮，尤其是自然科學，學校成為科舉的附庸。奴才盛行、人才凋零，是我國在一百多年前的世界競爭中落後挨打的原因之一。
    甄士隱家失火寫出南直召禍之實病
    甄士隱家失火，【文本描寫大抵也因劫數，於是接二連三，牽五掛四，將一條街燒得如火焰山一般。】針對這一句有一條批語【甲戌眉批寫出南直召禍之實病。】
    在第二集討論戚蓼生序文的時候，我引用過文本裏的這句話“於是接二連三，牽五掛四，將一條街燒得如火焰山一般。”當時，結合作者的寫作手法簡單的談了我的看法，我認為作者明寫葫蘆廟失火引發的甄家被燒，暗寫賈府衰敗的是一次抄家，大家族嘛，親朋好友、門生故舊，肯定也是接二連三，牽五掛四，一個利益集團被連根拔除，這裏出現了一條重要批語，“寫出南直召禍之實病”，這條批語曆來爭議很大。
    批語裏的“南直”，是南直隸省，清朝改為江南省，我們在第九集裏討論過一次，再簡單說一遍。洪武初年，朱元璋建都應天府（今南京），稱為京師。以應天府、蘇州府、鳳陽府、揚州府、廬州府、淮安府、鬆江府、常州府、鎮江府、徽州府、寧國府、池州府、太平府、安慶府，共14個府級單位直接隸屬朝廷中央，稱為“直隸”，管轄範圍大約是現在的江蘇、安徽、上海，兩省一市。
    永樂十八年（1420年），遷都順天府，北京成了新首都，皇帝取消北平布政使司，在北平布政使司所轄府和州的基礎上，又合並了離京城較近的其他地區，由順天府、永平府、大名府、保定府、河間府、真定府、順德府、廣平府、延慶州、保安州直屬中央六部，稱為“北直隸”，簡稱“北直”，範圍大約是現在的北京、天津、河北，外加河南、山東的一小部分。原來的京師改稱南京，原來京師轄區“直隸”改稱“南直隸”，簡稱“南直”，原轄區基本不變，“南直隸”在明朝還相當於首都的地位，隻是皇帝不在那住了。
    到了清朝，順治二年，設江南承宣布政使司，南直隸改為江南省，廢除了南京首都的地位，巡撫衙門設在江寧府（今南京）。“南直”的概念逐漸淡化，官方稱呼“南直隸”200多年，民間可能稱呼的更久一些。
    由於這段批語的存在，也就把葫蘆廟失火與一件重大曆史事件聯係在一起，眾說紛紜。圍繞著南直地區，主流紅學認為是發生在南京的曹雪芹家江寧織造府被抄事件，索隱派則認為是發生在江南地區的“揚州十日”或“嘉定三屠”，考證派爭論不休、沒有合理的結果，小說批評派注重作者的寫作手法和批書人的文藝評論，幹脆忽略這條批語，我談談我的看法，以待高明。
    “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咱們在第八集討論“文字獄”的時候跟大家介紹過了，確實是江南人民的災禍，這兩大慘案都是發生在“南直”地區，但不符合“召禍”的特征，所謂“召禍”是因為自身的行為過失而受到了應有的懲罰，“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並非江南人民的過錯引發。
    曹雪芹家被抄，在雍正初年簡直是再普通不過的一件事了，不能算作波及整個江南地區，稱為“南直召禍”是不合適的。如果不是曹頫騷擾驛站、轉移財產、私藏禁品的行為敗露，或許抄家之禍可以避免。而且江寧織造府被抄，連累到的官員人數不算太多，造成的社會影響不算廣大。
    既然批書人把“寫出南直召禍之實病”這一句批注在書裏，這個“南直召禍”一定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是廣為人知的，讓別的讀書人一看就明白什麽意思。其特點或者按批語裏說的“實病”就是“接二連三，牽五掛四，將一條街燒得如火焰山一般”。
    “南直召禍”還能指什麽？跟咱們上一集討論的科舉製度有關，我認為是南闈科舉大案。
    滿清入關後，為了鞏固政權，加強統治，就需要獲得漢族地主、官僚的支持，需要籠絡漢族知識分子，順治元年宣布要沿襲明朝科舉製度，按期科考選拔人才。順治二年在率先征服的北方幾省舉行鄉試，滿清統治者以前沒這麽玩過，就先搞試驗，錄取了清朝首批舉人。順治三年在北京舉行會試，錄取了開國的首批進士。有一定效果，接著在江南地區推行鄉試，江南鄉試俗稱南闈，北京順天府鄉試則稱北闈。在順治年間發生了一起全國轟動的大案——丁酉江南鄉試案。
    明朝對於科舉案件，一般處罰較輕。最多對考官用仗刑，用板子打屁股，然後貶官，也死不了人，參加考試的考生，成績作廢，三年後再考。明朝末年官場黑暗，成風，科舉舞弊早就見怪不怪了，這種不良風氣延續到順治時期，順治六歲即位，是清軍入關後的首位皇帝，小孩太小，他叔叔王多爾袞攝政。科舉製度恢複了，但是多爾袞忙著征服全國，還要鎮壓叛亂，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考試算什麽呀！當時統治者不在乎，也沒時間，忙不過來。考場上冒名頂替、徇私舞弊，比明朝末年還嚴重，考官們好處太大了。
    前些年兵荒馬亂，順治皇帝又小，就這樣進行了科舉，順治親政後一邊繼續玩科舉，一邊還要擺平很多事，考官們看出皇帝要選拔拉攏漢人來統治更多的漢人，又欺負皇帝是新手根本不懂其中的奧妙，就更加肆無忌憚。首先案發的是北闈科舉案，北京順天府舉行的鄉試出事兒了。
    主考官李振鄴、張我樸等公開接受給事中陸貽吉、博士蔡元義、進士項紹芳的賄賂，京官三品官兒以上的子弟全都錄取，公共權力成了考官謀取私利，結交人脈的工具。常言道，“有錢無勢被人欺”，有錢的不如有權的，官小的不如權重的，花了銀子沒有名額了也考不上。於是發榜後，議論紛紛，真才實學沒考上的和花了冤枉錢沒名額的都喊冤告狀。
    特別是花了冤枉錢的，他們有點資本，有些門路，就連續上訪，成功了。給事中任克溥上疏順治皇帝揭發此事，調查屬實，順治龍顏大怒，李振鄴、張我樸、蔡元義、陸貽吉、項紹芳，非法考中舉人的田耜i、鄔作霖被判斬立決，死刑立即執行，沒有緩和的餘地，他們的家產被抄，父母兄弟妻子流放到尚陽堡，就在如今的鐵嶺象牙山風景區附近。
    為了保證科考的公平與公正，防止考生舞弊和考官，按照《大清律例》，一旦發現，犯罪的要在街頭帶枷示眾三個月，然後發配邊疆地區充軍，大家在老照片或者影視劇裏，見過這種辱刑，用方形厚木板，套住罪犯脖子，有時還套住雙手，強製罪犯在監獄外或官府衙門前示眾，枷鎖最輕的三十斤，重的可達一百五十斤，是對罪犯精神上羞辱和身體上懲罰。如果罪犯帶一百多斤的枷鎖，用木板拚成的整個枷鎖是非常大的，站不住，太沉了，蹲都蹲不下，太長了，更別說躺著了，重枷戴上，罪犯活不了幾天。
    順治皇帝一口氣殺了好幾個人，既然嚴懲了，覺得就應該一查到底，用血的教訓杜絕這類事件發生，於是命令禮部把順天府鄉試考中舉人的，都招回北京進行複試，不準缺席。複試時間和考題，全部由皇帝欽定。過了年，正月十七日，在中南海瀛台舉行複試。每一位新科舉人都由兩名大內侍衛持刀押送，二十五日複試結果出爐，免去蘇洪濬jun等8人的舉人資格，繼續查這八個不合格舉人的幕後推手，四月二十三日，順治皇帝在太和門親自審問，把比著前幾天應處死的這25人痛加訓斥後，各打四十大板，流放尚陽堡，能去鐵嶺象牙山永久性旅遊，已經算是法外開恩了。順治帝還放出狠話，說從今以後，考官考生們都給我老老實實的，再有類似事件，看我怎麽收拾你！
    剛過半年，就出了南闈科舉大案。“南闈”發榜以後，中舉120名，有不少是江南名士，但還不少是賄賂考官而取得的舉人。半年前的“北闈”科舉案罪犯受到嚴懲，大大鼓舞了江南學子，就造成了“”。當時公布成績時，就有些落榜的考生攔住考官責問、怒罵。落榜的學子們怒不可遏，群集在江南貢院門前喊冤。有人還在門上貼了“大字報”“孔方主試合錢神，題目先分富與貧（暗指考官方猷和錢開宗），還有一人將“貢院”兩個大字改寫成“賣完”（賣完）。“貢”字中間加了一個“四”字，改寫成了“賣”（賣字的繁體）；“院”字用紙貼去“阝”變成“完”字。諷刺堂堂選取人才的貢院，竟成金錢交易的商鋪攤位。兩位主考大人在考試結束返回之時，船過常州、蘇州，又有大批士子追著船大罵，甚至向船上投擲磚頭、瓦塊。
    這又被監察官員舉報給皇帝，給事中陰應節參奏江南鄉試舞弊，“北闈”鄉試科舉案，順治帝怒氣未消，現在又聽到這個消息，更是火上澆油。這次丁酉江南鄉試，正考官是翰林院侍講方猷，是陪皇帝或太子讀書的，是皇帝的顧問。副考官是翰林院檢討錢開宗。方猷到江南主考的時候，順治親自囑咐他，要為國選才，嚴格考試，現在出了這樣的事兒，可惡至極。順治下令綁了主持“南闈”科舉的全部考官，押送京城。
    不久江寧書店裏就出現了一部傳奇小說，叫《萬金記》，以方字去一點為萬，錢字去一旁為金，影射方、錢二主考，描寫了“萬”、“金”二主考暗通關節、收受賄賂的醜態。著名戲曲家尤侗又寫了一部劇本《鈞天樂》，辛辣地嘲諷了主考官胡圖（糊塗），壓製真才實學的學子沈白，而把不學無術的賈斯文（假斯文）、程不正（成不正）和魏無知（鬼無知）封為三甲，從姓名諧音上我們就知道這三個高中之人是何等貨色了。《鈞天樂》劇本一直流傳到北京，而且鬧得滿城風雨，順治皇帝再添怒火。
    過了年，又在中南海瀛台複試，“南闈”科舉考中的舉人全部參加，不得缺席，這回每個舉人都身帶枷鎖，由護軍營的官兵持刀監視，戒備森嚴，不像考場像刑場！南方的學子，衣服比較單薄，正月份，北京冷啊，凜冽寒風中答考卷，旁麵還有大兵拿著刀，有的人又冷、又怕、就緊張哆嗦寫不出字來。結果，隻有吳珂鳴三試皆優，文列第一，考了個解元。有70多人準許參加三年後下次會試，還有10多人免去舉人身份，暫停科考，就是若幹年內不準報考公務員，還有20多人免去舉人身份，停止科考，就是終身不得報考公務員。
    從“南闈”科舉考官被抓到十一月二十八日最後結案，審理很長時間，順治在刑部奏折上諭批方猷、錢開宗斬立決，妻子家產籍沒入官，抄家之後，老婆、孩子、小妾都貶為官奴。其餘葉楚槐等“南闈”全部考官18人（其中1人已經病死）立即處以絞刑，妻子家產籍沒入官。絞刑好一點，得了全屍，斬刑是死無全屍。方章鉞等八人作弊的新舉人，各打40大板，家產籍沒入官，父母、妻子流放寧古塔，就是現在的東北牡丹江市往南一點，如今生活好啊，你到雪鄉森林公園去旅遊，看千裏冰封，住農家火炕，吃五常大米和山珍野味，還能點評一下《我讀紅樓夢》。過去那是苦寒之地，死罪可免，活罪難逃，讓人去活受罪的。
    在這場科舉大案中，還有一個插曲，大名鼎鼎的江南名士吳兆騫交了白卷。平常，大家都認為他的文章“驚才絕豔”，而這次皇帝親試，他交白卷，輿論嘩然。有人說他是驚魂未定，又冷、又怕，嚇得提筆忘字了。也有人說他是恃才傲物，故意賣弄，想吸引皇帝的眼球。
    其實是吳兆騫看到當時考場如同刑場，有辱斯文，感慨萬端，把筆一扔，說“我吳兆騫會因為考試行賄嗎？”，語氣和態度清高的很，擺出一種“這官兒不當也罷”的架勢。這就觸怒了順治皇帝，給你複試的機會你不要，你以為你名氣大就行了嗎？看不起科舉當官，也把你發配到寧古塔，當兵去吧！吳兆騫臨走時，京中好友顧貞觀、吳梅村、徐乾學等人都來為他送行，吳梅村還作了一首長詩《悲歌贈吳季子》送他上路。顧貞觀是東林書院創始人東林黨領袖顧憲成的後代，而這一位吳梅村，被一些研究者考證為《紅樓夢》的原創作者，曹雪芹是後來的加工整理者，我們先讀完《紅樓夢》前八十回，再抽時間跟大家討論別的！
    流放邊塞20多年，吳兆騫詩興大發，寫了許多悲憤慷慨的詩歌和催人淚下的書信，顧貞觀機緣巧合進了權臣納蘭明珠家當家教，跟明珠的大公子納蘭容若成了好友，就是清代第一詞人納蘭性德。在文化圈裏納蘭性德比他爹的名氣大的多，“人生若隻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一生一代一雙人，爭教兩處。”“誰念西風獨自涼？蕭蕭黃葉閉疏窗。沉思往事立殘陽。被酒莫驚春睡重，賭書消得潑茶香。當時隻道是尋常。”“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關那畔行。夜深千帳燈。風一更，雪一更，聒碎鄉心夢不成。故園無此聲。”大家耳熟能詳的納蘭詞太多了！納蘭性德通過顧貞觀了解到大詩人吳兆騫，惺惺惜惺惺，文人愛文人，就讓他老爹向康熙皇帝求情，又花了錢把吳兆騫贖回來。
    丁酉科舉大案波及範圍很廣，影響深遠，江南、北京之外，還有河南、山東、山西，受到牽連。審理此案的刑部尚書、侍郎等不是考官兒的官，也分別受到了嚴厲處分。牽扯麵之廣，涉及人員之多，對全國震動之大，在清朝200多年的曆史中，實屬罕見。
    所以我認為針對文本裏那一句“於是接二連三，牽五掛四，將一條街燒得如火焰山一般。”批語說“寫出南直召禍之實病。”如果真有曆史事件所指的話，應該是丁酉南闈科舉案。以受賄舞弊召來殺身之禍，完全符合“召禍”的說法，從北京案發、到江南出事，科考案接連發生可謂是“接二連三”，考官被處死，抄家，親屬發配為奴，新科舉人被革去功名、抄家、全家流放，著名文人被無辜牽連，審理案件的法官也陷了進去，可謂“牽五掛四”。“南直召禍之實病”在“丁酉科考案”中完全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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