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到了葉邑，巧的是，正好撞見葉公在斷案。
    案情很簡單。葉邑有一個叫張小三的年輕人，舉報自己的父親張大三盜竊了鄰居一頭羊。
    葉公升堂，由於鐵證如山，張大山當場認罪，被關入大牢。
    張小三舉報有功，被予以獎勵，還對張小三舉惡不避親之舉在葉邑全境予以通報表揚。
    孔子當時就連連搖頭，他對眾弟子道“百善孝為先。張小三知道父親張大三犯了盜竊之罪，理應隱瞞，這是孝。因此而告官，這是大不孝。葉公之賢，看來不過如此啊。”
    眾弟子連連點頭，又互相竊竊私語，孔子的話，一傳十十傳百，很快傳到了葉公耳裏。
    聽說孔夫子到了葉邑，葉公非常高興，他立即安排會見孔子。
    賢人會見的一應禮儀完成後，求賢若渴的葉公向孔子請教治國理政之道。
    孔子捋了捋須，對葉公道“近者悅，遠者來。”
    葉公聽了連連點頭，“近者悅，遠者來”，孔子一句話，道出了治國理政所需要達到的基本目標，以及實現此基本目標的必要措施。
    唯有想方設法增強國力民力，極大提升百姓的獲得感幸福感，這才能使國內民眾內心喜悅。
    也唯有國力增強了，民眾喜悅了，就可以吸引國外的人們不斷前來投奔。如此一來，國力更強。
    民心，才是最根本的治國理政。為政之道，在於民心，得民心者，必能得天下！
    孔子言簡意賅道出了治國理政的精要，同時也暗示自己之所以來葉邑，正是因為你葉公治理有方，百姓安居樂業，自己才慕名前來。
    孔子，當然也懂得何為情商。向你葉公示個好，拍點小馬屁，這不失什麽麵子。
    葉公非常感慨，他與孔子分析了一下春秋諸侯列國局勢，歎了口氣道“不管如何，欲使近者悅遠者來，極為不易。”
    孔子當然知道葉公之所以感歎，在這個春秋江湖，禮崩樂壞的年代，無論是周王室，還是諸侯列國，哪個不是著眼於眼前利益，為所謂的富國強兵而不擇手段？
    為了自身的利益，禮儀道德皆可拋。
    從內心上講，葉公是讚同孔子的以禮教治國理政的，但時代在變，孔子在這個時候推行德治禮教，並不能在一些國家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其他的不說，單說楚國好了，楚國剛經曆了一場幾同於滅國的慘劇，想要真正實現對吳國的複仇，靠德治？
    見葉公歎著氣，孔子想了想，輕聲道“德不孤，必有鄰。”
    孔子想要表達的是，葉公呐葉公，你也別歎氣了，隻要堅持德治，必定會得到支持。
    現在，我孔丘就願意支持你。
    但是，葉公真的會踐行孔子想象中的德治嗎？葉公是一個有德的人，但他深知，此時的楚國，包括他治理下的葉邑，靠德治是不行的。
    葉公，走的是一條法治的道路。
    葉公毫不掩飾自己的治國理念，他已經委婉向孔子表示了德治在這個時候太難了，因為人們都不講德，而講實際。
    講實際，那就不能靠講講道理就可以使人們接受。人們更願意接受的，是清清楚楚的約束，一是一，二是二，哪些是違法的，哪些是正當的。
    正如葉公所表揚的那個張小三一樣，偷了羊的父親，就應該被問罪，所以他應該去告官，這就是張小三所知道的正義，也是他的正直。
    而這種正義和正直，源於法製的約束。
    這種約束，與道德無關。
    在葉公看來，德治是在禮未崩樂未壞的前提下，人人才可以發自內心去遵守那些禮義仁智信溫良恭儉讓忠孝廉恥勇，人們才會自覺去踐行。
    但如今禮已崩樂已壞，要規範人們的言行，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法治。
    法治到了一定的階段，當人們將遵守法律成為一種自覺，這便是開創了德治的基礎。
    葉公與孔子，兩位那個時代的大賢，就為此而辯論了起來。
    圍繞著張小三向官府告密父親張大三偷羊一事，孔子很直接地向葉公表示，那天葉公斷案存在很大的問題。
    孔子的理由還是那天對眾弟子所講的，子告父，此乃大逆不道，是最大的不孝。
    葉公認真聽著，末了他謙虛地對孔子道“夫子所言，確實有道理，禮儀之基礎，確實在於孝道。但吾認為，治理一地，首推法度。法不明，人不直，民不安。
    張小三舉惡不避親，告發其父盜羊，此乃守法有信，貌似不遵孝道，實乃正直之舉。若一國上下皆正直之輩，何愁國家不治？”
    孔子連連搖頭，對葉公道“葉公差矣。張小三雖正直之舉，然以直犯孝，實不可取。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應在其中。”
    在孔子看來，孝是德治的基礎。張大三偷羊，固然有錯，但作為兒子，張小三完全可以通過另外的途徑去引導父親糾正自己的錯誤。
    如張小三應該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向父親張大三說明偷盜他人財物是可恥的，是非義的。然後，動員父親張大三將羊還給人家，或者賠償給人家，再向人家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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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隻要心夠誠，且人家沒有損失，相信一定會得到人家的諒解。
    那又何必非得讓父親被問罪呢？
    葉公聽著，不禁對孔子失望起來。法治的要義在於確定了一個準則，違反了這個準則就意味著非法，就要受到懲處。在亂象環生的這個時代，無疑這是治國理政最直接有效的辦法。
    而孔子堅持認為，正是因為許多國家的國君或執政大夫，如葉公一樣，隻看到了法治立竿見影的效果，從而忽略了德治在長治久安中的作用。
    這是一種本末倒置的治理手段。
    雖然，孔子與葉公彼此尊重，但因為治國理政理念的不同，使兩人互相都失望了。
    告別了葉公，悶悶不樂的孔子回到了葉邑驛館。當天晚上，驛館大樹下，仲由等人點起了篝火，整了點酒，意欲為老師解解悶。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見眾弟子如此有心，孔子心甚寬慰。他也從房間出來，與大家團團圍坐。
    一開始，誰也沒說話，畢竟滿懷希望來到葉邑，結果孔子與葉公治政理念不一致，孔子意欲在葉邑輔助葉公一展才能的夢想被擊得粉碎。
    仲由實在壓不住心中不快，率先發起了話題。
    今晚的話題，就是如何治國理政的問題。
    這也是今天孔子與葉公會麵時談話的話題。到底是應該以德治政，還是該以法治政？
    孔子很欣慰，他再次亮出了觀點“為政以德！”
    春秋走到了這個時候，通過嚴明律法來治國理政且取得豐碩成果的國家越來越多，如鄭國執政大夫子產在世時，直接推出了刑鼎。
    具體就是將法律條文鑄於鼎上，置於鄭宮前。公布了律法，讓百姓知道什麽可為什麽不可為，什麽是犯罪，使鄭國實現了中興跡象。
    超級大國晉國，也在二十多年後采納了鄭國子產之策，將刑法公布於眾。
    鄭國、晉國這樣的中原諸侯，通過刑鼎，將法律公布於眾，開創了中國成文法曆史。
    在殘酷的春秋後期，許多諸侯國開始變革圖強。這種變革圖強，當時稱變法，其實就是法治的理念。
    甚至孔子在魯國擔任大司寇時，也強調了法治的重要性。
    依法治國，貌似是曆史發展的必然。
    但這與孔子的儒家禮教思想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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