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

    1917年4月9日

    自1907年起，列寧第二次流亡國外，僑居日內瓦、巴黎、伯爾尼等地。1916年初列寧從伯爾尼遷到蘇黎世，和克魯普斯卡婭一起寄居在修鞋匠卡墨列爾家裏。1917年3月中旬，列寧獲悉彼得格勒工人、士兵武裝起義勝利的消息，但政權落到臨時政府手裏，出現了雙重政權並存的局麵。正當俄國革命麵臨這樣緊急關頭的時刻，身在瑞士的列寧迫不及待地渴望著盡快返同祖國，列寧返回俄國的路線隻有兩條：一是通過德國，經瑞典、芬蘭歸來，但德國當時是俄國的交戰國；二是取道法國，然後渡海到英國，再返回俄國，但英法當時是俄國的協約國。列寧深知，英國是無論如何不會借道給他這樣一個堅決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人的。最後，他利用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以交換拘留在俄國的德國戰俘為條件，乘坐一節鉛封的車廂，取道德國而歸。列寧此舉勢必會招來許多非議，但他以革命利益為重，把自己的榮辱毀譽置之度外。1917年4月16日晚上11點10分，列寧轉從芬蘭乘火車抵達當時俄國的首都彼得格勒，以後不到七個月的時間，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就爆發了。

    在斯蒂芬·茨威格看來，這趟風馳電掣的封閉列車猶如一發炮彈，乘坐在裏麵的人物猶如威力強大的炸藥；這一炮，摧毀了一個帝國、一個舊世界。

    ——譯者題記

    一個住在修鞋匠家的人

    瑞士，這一片小小的和平綠洲，在它周圍卻是世界大戰的風雲所激起的彌漫硝煙，因而在那1915、1916、1917和1918連著的幾個年頭裏，瑞士也顯出一派偵探小說裏那種驚險的場麵。在豪華的旅館裏，敵對的列強國的使節們擦肩而過，好像互相不認識似的，而一年以前他們還友好地在一起打橋牌和彼此邀請對方到自己家中做客。從這些旅館的房間裏不時溜出一些一閃而過、諱莫如深的人物。國會議員、秘書、外交人員、商人、戴麵紗或不戴麵紗的夫人們，每個人都負有秘密的使命。插著外國國旗的高級轎車駛到這些旅館門前，從車上下來的是工業家、新聞記者、文藝界的名流，以及那些似乎隻是偶爾出來旅遊的人，但是他們每一個人幾乎都負有同樣的使命：要探聽到一些消息，刺探一些情報。甚至連引他們走進房間的門房和打掃房間的女仆，也都被逼著去幹偷看和監視的勾當。敵對的組織在旅館、公寓、郵局、咖啡館到處進行活動。所謂宣傳鼓動，一半是間諜活動；貌似友愛，實際是出賣，所有這些匆匆而來的人辦理的每一件公開的事，背後都隱藏著第二件和第三件事。一切都有人匯報，一切都有人監視。不管何種身份的德國人，剛一到達蘇黎世，設在伯爾尼的敵方大使館就立刻知道，一小時後巴黎也知道了。大大小小的情報人員每天都將真實的和杜撰的成冊報告交給那些外交人員，再由他們轉送出去。所有的牆壁都是透風的；電話被竊聽；從字紙簍的廢紙裏和吸墨紙的痕跡上重新發現每一條消息；在這樣群魔亂舞的混亂之中，到最後許多連自己都弄不清楚，自己究竟是獵手還是被獵者，是間謀還是反間諜，是出賣者還是被出賣者。

    不過，在這樣的日子裏，隻有關於一個人的報告卻極少，也許是因為他太不受人注目吧。他既不在高級的旅館下榻，也不在咖啡館裏閑坐，更不去觀看宣傳演出，而是和自己的妻子徹底隱居在一個修鞋匠家裏，住在利馬特河後麵那條古老、狹窄而又高低不平的斯比格爾小巷裏的一幢房子的三層樓上，這幢房子就像舊城裏的其他房子一樣，有高高聳立的屋頂，構造結實，但一半由於天長日久，一半由於樓下院子裏那家熏香腸的小作坊，房屋已熏得相當黑。他的鄰居有：一個女麵包師、一個意大利人和一個奧地利男演員。由於他少言寡語，鄰居們除了知道他是俄國人和名字難念之外，別的也就不知道什麽了。女房東是從他的一日三餐的簡單夥食和夫婦兩人的舊衣著上看出他已離別家鄉流亡多年了，而且也沒有大筆的財產和做什麽賺大錢的買賣。這夫婦倆剛搬來住的時候，全部家當還裝不滿一個小籃呢。

    利馬特河iat），流經蘇黎世市區，入蘇黎世湖。

    這一個身材矮小的人是那麽的不顯眼和生活得盡可能不引人注意。他避免交際，鄰居們很少能和他眯縫的雙眼裏銳利而又深沉的目光相遇，也很少有客人來找他。但是他每天的生活卻極有規律，上午9點鍾去圖書館，在那裏一直坐到12點鍾圖書館關門，12點10分準時回到家中，12點50分又離開寓所，成為下午到圖書館去的第一個人，然後在那裏一直坐到傍晚6點鍾。況且，情報人員隻注意那些喋喋不休的人，而不知道沉默寡言、埋頭書堆、好學不倦的人倒往往是使世界革命化最危險的人物，所以他們從來沒有為這一個住在修鞋匠家裏、不引人注目的人寫過報告。與此相反，在社會主義者的圈子裏，大家都認識他，知道他曾是倫敦的一家俄國流亡者辦的激進小刊物的編輯，是彼得堡的某個發音別扭的特殊黨派的領袖；不過，由於他在談論社會主義政黨裏的那些最有名望的人物時，態度生硬和輕蔑，並說他們的方法是錯誤的，又由於他自己顯得不好接近和完全不會通融，所以大家也就不太關心他了。有時候，他利用晚上在一家無產者出沒的小咖啡館召集會議，來參加的人至多不過十五到二十名，而且大多是年輕人。因此，人們對待這位怪僻的人，就像對待所有那些沒完沒了地喝著茶和爭論不休從而使自己頭腦發熱的俄國流亡者一樣，采取容忍的態度，但也沒有人去重視這個麵容嚴肅、身材矮小的人。在蘇黎世，認為記住這個住在修鞋匠家裏的人的名字——弗拉基米爾·伊裏奇·烏裏揚諾夫是重要的，不足三四十人。所以，假如在當時那些以飛快的速度穿梭於各個使館之間的高級轎車中有一輛車，偶然在大街上撞死了這個人，那麽世界上的人都不會知道他是誰，既不會知道他是烏裏揚諾夫，也不會知道他是列寧。

    實現……

    有一天，那是1917年3月15日，蘇黎世圖書館的管理員感到奇怪。時針已指到9點，而那個最準時的借書人每天坐的座位卻還空著。快9點半了，快10點了，那個孜孜不倦的讀者還沒有來。他是不會再來了。因為正當他來圖書館的路上，一位俄國朋友同他的談話把他留住了，或者更確切地說，俄國爆發革命的消息打亂了他的全部計劃。

    起初，列寧還不敢相信。他完全被這消息驚呆了。可是隨後他邁開短促迅速的步履，趕往蘇黎世湖濱的報亭，從此，他以後就一直在報亭和報館門前等候消息，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一天又一天。事情是真的，消息是確鑿的，而且他覺得一天更比一天真實得令人鼓舞。開始隻傳來不確實的消息，說發生了一次宮廷革命，好像隻更換了內閣；然後才傳來：沙皇被廢黜了，成立了臨時政府，接著又傳來杜馬開會那天的情況，俄國自由了；政治犯得到了大赦——所有這一切都是他多年來夢寐以求的，20年來，他在秘密組織裏、在監獄裏、在西伯利亞、在流亡中都曾為之奮鬥的這一切，現在實現了。他頓時覺得，這一次世界大戰造成的數百萬人的死亡，血沒有白流。他覺得，這些死者並不是無謂的犧牲品，而是為了一個自由、平等和持久和平的新王國而獻身的殉道者，現在，這樣一個新王國已經誕生。這個平時是那麽清醒和沉靜的夢想家此刻卻像迷醉了似的。可以回到俄國老家去了！這一鼓舞人心的消息也振奮著在日內瓦、洛桑、伯爾尼的其他幾百名蟄居在小小鬥室裏的流亡者，他們歡呼、雀躍，因為他們現在不是用假護照隱姓匿名，冒著被判處死刑的危險回到沙皇的帝國去，而是作為自由的公民回到自由的土地上去。他們所有的人都已經在準備自己少得可憐的行裝，因為報紙上登載了高爾基的言簡意賅的電報：“大家都回家吧！”於是他們向四麵八方發出信件和電報：回家，回家吧！集合起來！團結起來！為了他們自覺悟以來畢生奮鬥的事業——俄國革命而再一次獻身！

    杜馬，俄文的音譯，意即議會，1905年後，沙皇政府先後召開過五屆國家杜馬。1917年2月14日俄曆）國家杜馬開會的當天，廣大群眾響應布爾什維克的號召，舉行了大規模的示威運動。

    ……和失望

    然而，幾天以後他們驚愕地認識到：俄國革命的消息雖然使他們欣喜若狂，但是這個革命並不是他們所夢想的那種革命，而且也談不上是俄國的一次革命，它無非是一次由英國和法國的外交官們策動的反對沙皇的宮廷政變，目的是阻止沙皇與德國媾和。它不是由要求和平與權利的人民所進行的革命。它不是他們曾畢生努力並且準備為之犧牲的那種革命，而是好戰的黨派、帝國主義分子和將軍們為了不願被別人打亂自己的計劃而策動的一次陰謀。而且，列寧和他的同誌們不久還認識到：讓大家都回去的許諾並不適用於那些要進行激烈的、卡爾·馬克思式的真正革命的人。米留可夫和其他的自由派人物已經指示要阻止他們回去。他們一方麵把那些對於繼續進行戰爭有利的屬於溫和派的社會主義者迎接回國，例如普列漢諾夫就是在護送人員的陪同下十分體麵地乘著魚雷艇從英國回到彼得堡，另一方麵，他們卻把托洛茨基截留在哈利法克斯，把其他的激進派分子拒之於國境線外。在所有協約國的邊境線上的關卡哨所，都有一份記錄著參加過第三國際齊美爾瓦爾得會議的全體人員的黑名單。列寧抱著最後的希望，向彼得格勒拍去一封又一封的電報，但是這些電報不是中途被扣留就是放在那裏置之不理。在蘇黎世人們不知道，在歐洲也幾乎沒有人知道，然而在俄國，人們卻知道得很清楚：弗拉基米爾·伊裏奇·列寧，在反對他的人看來，是多麽堅強有力，多麽矢誌不移，又是多麽致命的危險。

    巴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米留可夫1859—1943），俄國自由君主派的立憲民主黨首領，1917年二月革命後任第一屆臨時政府外交部長，推行把戰爭進行到“最後勝利”的帝國主義政策，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是外國武裝幹涉蘇維埃俄國的組織者之一，後流亡國外，1921年起在巴黎出版《最近新聞報》。格奧爾基·瓦連廷諾維奇·普列漢諾夫1856—1918），俄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宣傳家，20世紀初與列寧一起主編《火星報》和《曙光》雜誌，參加過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但在大會以後對機會主義分子采取了調和立場，隨後加入孟什維克派。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采取社會沙文主義立場，對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持否定態度。他是1917年3月革命以後從瑞士取道英國回彼得格勒的。托洛茨基1879—1940）曾於1915年移居法國，1916年被法國驅逐出境，取道古巴於1917年1月到達紐約，1917年3月，俄國二月革命爆發後乘船回俄國，但在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海港被英國當局逮捕下船，並在加拿大拘禁一月。哈利法克斯haifax），這是指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瀕大西洋的哈利法克斯海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協約國由英、法、俄、日、美、意等25國組成。齊美爾瓦爾得代表會議，即國際社會黨人第一次代表會議，於1915年9月5日至8日在瑞士齊美爾瓦爾得舉行。參加會議的有德、法、俄、意、荷等11個國家的38名代表，列寧代表布爾什維克出席了這次會議。會議是在第二國際徹底破產的情況下召開的，會議承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帝國主義性質，譴責了社會沙文主義及“保衛祖國”的口號。但嚴格說來，齊美爾瓦爾得派不屬於第三國際共產國際），第三國際始於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

    這些被拒之於國門之外的人，真是一籌莫展，無限絕望。多少年來，他們在倫敦、巴黎、維也納的總部裏舉行過無數次的會議，製訂了自己的俄國革命的戰略，他們權衡、嚐試、徹底討論過組織工作中的每一個細節。十多年來，他們在自己的刊物中互相探討過俄國革命在理論與實踐上的各種困難、危險和可能性。而這個人一生所思考的，就是關於俄國革命的總體構想；經過不斷修改，這個總體構想終於最後形成。可是現在，因為他被阻留在瑞士，他所構想的革命將被另一些人篡改和搞糟，他覺得那一些人假借解放人民的崇高名義，實際上卻是為外國人效勞，為外國人謀利益。興登堡在他40年的戎馬生涯中幾乎是調遣和操縱著德國軍隊的行動，但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卻不得不穿著平民服裝待在家裏，隻是用小旗幟在地圖上標出現役將軍們的進展和錯誤。列寧在這些日子裏的命運和興登堡的遭遇何其相似。這位平時最徹底的現實主義者——列寧，在這絕望的日子裏也竟做起最不著邊際的迷夢來：能否租一架飛機，飛越德國和奧地利？——然而，第一個找上門來表示願意幫助的人，卻是一個間諜；於是他心中不斷產生潛逃的想法，他寫信到瑞典，請人設法給他弄一張瑞典護照，他甚至想假裝成啞巴，這樣就可以不受盤問。不過，在夜裏可以有各種豐富的幻想，但早晨一起來，列寧自己也知道這些美夢是根本無法實現的，隻是到了大白天，他仍然知道：必須回到俄國去。他必須自己去從事自己的革命，而不是讓別人代理。他必須去進行真正的、名副其實的革命，而不是那種政治上的更迭。他必須回去，必須立刻回到俄國去，不惜一切代價！

    保羅·馮·興登堡pauvon,1847—1934），德國元帥，魏瑪共和國第二任總統。1871至1911年的四十年間一直在軍隊中任職，軍階升至將軍。1911年因“冒犯皇帝”而辭職回到漢諾威過清閑生活。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尚在家中當寓公，但8月22日突然接到大本營電報，被任命為第八集團軍司令，複出後即率部與俄軍交鋒，屢建奇功，最後把俄軍全部趕出東普魯士。1916年德皇威廉二世任命興登堡為德軍總參謀長。興登堡諳熟曆史和地理，把看地圖視為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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