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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不見經傳的“結果”（）是個很有效率的倡議組織。1980年，為全球饑餓問題而憂慮的音樂家山姆·達利-哈裏斯（-），有感於針對這一問題的政治壓力嚴重不足，成立了“結果”。達利-哈裏斯相信，大體上，很多美國人是關心世界苦難的，隻是不知道怎樣將關心轉化成改變，因此，他創建了公民倡議平台“結果”和兄弟組織“結果教育基金會”（）。這兩個機構招募公民遊說者，幫助他們進行自我教育，了解全球和國內的貧困問題以及其他問題；指導他們給編輯寫信，和報紙編輯部見麵，撰寫社論；給國會辦公室寫信、打電話，和國會議員見麵，用專業的方式表達他們的訴求。
    “結果”的誌願者最早發動的大型運動之一，是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兒童生存革命”項目謀取來自草根階層的支持。“兒童生存革命”使用疫苗和口服補液來治療、挽救兒童的生命。1000名消息靈通的“結果”誌願者和報社人員見麵，在短短一年之內就有100篇文章見報。美國對世界各地兒童生存項目的資金支持，從20世紀80年代初的每年2500萬美元增長到現在的每年6億美元，在一定程度上，也歸功於誌願者的努力。20世紀80年代至今，美國在兒童生存方麵已累計花費50億美元，成果之一是，5歲以下兒童的死亡數量從每天41000名降至每天18000名，也就是說，全球每年有將近840萬個生命得到救助。當然，“結果”的倡議運動不是實現增長的唯一原因，但它的確帶來了改變。作家戴維·伯恩斯坦（tein）是全球變革推動者的記錄者，他認為“結果”在促使國會關注“全球性殺手”肺結核病上帶來了變革。
    “我參與到結核病項目裏，是因為一群‘結果’誌願者到俄亥俄的奧柏林和梅迪納來找我，”俄亥俄州參議員謝羅德·布朗說，“他們很有說服力，見多識廣，而且非常堅決。”[4]結果是，用於肺結核防治的聯邦資金從1997年的每年100萬美元，增長到現在的每年近2.5億美元。盡管這並不完全歸功於“結果”，但政府官員和國會代表都說，“結果”在促進撥款增加方麵功不可沒。目前，美國已經累計投入18億美元，用於治療這種一度被忽視的疾病，再一次挽救了百萬人的生命。
    在全美擴大學前教育是“結果”迎來的新挑戰。“結果”向國會施壓，在1999年的後衰退時期經濟刺激計劃中，為“開端計劃”（）和“開端計劃早期項目”爭取到有史以來數額最大的撥款。從那時開始，“結果”一直在為維持招生所需的資金投入進行遊說。“結果”在全美100個城市設有分會[5]，覆蓋全部國會選區，並已在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墨西哥和日本設立分支機構。
    倡議也許聽起來很乏力，和前線的援助英雄相比，倡議者顯得很蒼白，足不出戶的倡導求助讓他們看起來像是淺嚐輒止的業餘人士。但是，為不能發聲的人說話，和分發艾滋病藥物一樣，可以拯救生命。你寫給一個政客的信不可能改變政策，這是真的；你也許不能解決一個全球性問題，這也是真的。但是，不要因此低估改善一個問題的價值，也不要忽視人權倡議幫助某一個人的價值。不要因為我們不能幫助所有人，就以為我們不該幫助一個人。
    這是一個身在羅馬尼亞的波蘭裔亞美尼亞難民教會我們的事，他的一生因為一張便條永遠地改變了。這個男人名叫瓦迪斯瓦夫·克裏斯多夫維奇。二戰結束後，歐洲滿目瘡痍，難民遍地，克裏斯多夫維奇，試圖借助一個車輪內胎遊過多瑙河，進入南斯拉夫。才到河中央，內胎就進水了。遊到南斯拉夫的克裏斯多夫維奇大口喘著氣，一上岸就遭到逮捕，被押往石棉礦邊的勞改營。隨後，又轉往山上的勞改營。他在山裏伐木的時候，當局正在研究該如何處理他和其他東歐逃亡者。幾年過去了，南斯拉夫決定釋放部分難民前往意大利，以此博取西方的肯定，同時槍決部分難民，以此向盟友保證，南斯拉夫在政治上依然是可靠的。
    克裏斯多夫維奇和其他犯人一起被帶下山，塞進一列牲畜運輸車。挨在邊上的犯人通過車廂的縫隙看見下一站的名字，大喊著告訴其他人。如果車是向西開的，他們也許正奔向意大利和自由，如果向東開，前途便是末路。
    此時，克裏斯多夫維奇早已設法聯係上貝爾格萊德的法國大使館，他用優美的法語申明自己遭到關押，並有親人在法國的情況。於是，一位法國外交官給南斯拉夫政府寫了一個便條，提到了克裏斯多夫維奇和他的案子。便條隻有寥寥數語，不過是簡單的詢問，卻足以拯救一個人的生命。克裏斯多夫維奇的列車向西駛去。一個星期後，犯人們抵達意大利，克裏斯多夫維奇將死裏逃生部分歸功於法國外交官寫的便條——後者從來不知道自己曾發揮這麽大的作用。
    克裏斯多夫維奇曆盡艱難，來到法國。他找到一份清潔工的工作，但很快就憧憬更大的機遇。他認定，美國是收獲機會的地方。巧合的是，他為瑪吉·卡梅隆打掃房間。年輕的瑪吉來自俄勒岡州波特蘭市，當時因“馬歇爾計劃”在巴黎工作。他們漸漸成了朋友，瑪吉催促父母幫助這個戰爭難民申請移民。盡管克裏斯多夫維奇一句英語也不會說，卡梅隆夫婦還是決定冒險一試，成為了這個素未謀麵的男人移民俄勒岡的擔保人。盡管他是天主教徒，波特蘭第一長老會還是提供了讚助，一位教友還幫他在瓦爾塞茲市的伐木場找到一份工作。1951年，克裏斯多夫維奇坐船來到美國，登上了開往俄勒岡的火車。
    無論是法國外交官的紙條，還是卡梅隆一家的善良，都不能解決全球難民問題，但是他們給克裏斯多夫維奇的生活——和我們的生活，帶來了轉折性的影響。來到波特蘭後，瓦迪斯瓦夫·克裏斯多夫維奇發覺他的名字在美國很難用，決定改成發音更加上口的拉迪斯·克裏斯多夫。他就是尼克的父親。
    所以，振奮起來，聽我們說：不要小看一封信的力量，或是對“滄海一粟”不屑一顧。我們就是這樣填滿了一片海洋，改變了一個個生命，創造了一個個機會。
    穿一串珠子，改變生命
    托爾金·韋克菲爾德（ield）曾是“和平隊”（）的誌願者，長期從事援助工作。一天，她和已經成年的女兒德文·希巴德（rd）在烏幹達首都坎帕拉散步，兩人悠閑地在烏幹達婦女米莉·阿基納麵前停下腳步，看她把回收的廢紙穿成一串珠子項鏈。每顆珠子都是用從廢雜誌上撕下來的彩色紙揉捏粘貼起來的。珠子不上色，呈現紙張本來的顏色——有時，還能模模糊糊看見紙上的字。它們看上去非常可愛。母女倆和阿基納攀談，得知她的“商店”就在她家的泥巴房子外麵。她們花了75美分買了幾串五顏六色的珠子項鏈。過了幾天，母女倆的項鏈得到一致好評，當她們說明珠子是貧民區“變廢為寶”的成果時，更是獲得大家交口稱讚，這不免令她們意外。
    一個想法開始成形。母女倆再次來到阿基納家中，買走了大約225串珠子，帶回美國賣給朋友。美國人熱愛珠子項鏈，於是母女倆成立了非營利組織“穿起生命之珠”（　life），在美國銷售烏幹達婦女製作的首飾，資助她們的生活。為了躲避海關扣稅，母女倆拜托回國的朋友們把項鏈藏在箱子裏走私回美國（她們後來才意識到，這麽做毫無必要，因為根據美國法律，這些項鏈本來就是免稅品）。然後，她們開始通過“珠子聚會”在美國銷售這些首飾。“珠子聚會”和特百惠的理家會直銷有點相似：一名女性把朋友們請到家裏，女士們坐下來欣賞這些項鏈、手鐲和耳環，然後以5美元到30美元不等的價格買下它們。現在，每年有幾千場“珠子聚會”，參加人數超過10萬人，每場聚會籌得的資金都足夠負擔三名烏幹達女孩在寄宿學校一年的費用。“這不是施舍——我們完全反對施舍，”目前長駐烏幹達的希巴德說，“這是我們女人真正努力奮鬥的象征。”
    “穿起生命之珠”這樣的組織日漸興旺，在想要伸出援手的人們和需要幫助的人們之間架起了橋梁。在慈善組織“全球捐助”（g）、非營利私對私小額信貸機構“成交”（kiva）以及學生發起的“給予的學問”（）網站上，你都能找到特定的受益人，接受你的捐贈或借款。如果你的興趣在教育領域，可以通過“捐贈者的選擇”網站（）資助困難的美國學生，也可以通過從刑訊室改建而來的學校向海地太子港的貧困學生提供幫助。這些組織提出了人們最卑微的要求，同時開辟了更深入了解國內外問題的途徑。僅僅寫一張支票並不可靠也乏味無趣，“穿起生命之珠”這樣的團體，為人們以更親密的方式參與救助活動提供了平台。
    在烏幹達，“穿起生命之珠”項目從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的婦女和特別勤奮、特別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婦女起步。從如何找到合適的原材料開始，參加項目的婦女得到細致嚴格的培訓，製作高品質的珠子。雜誌廣告頁和援助組織印發的小冊子因為色彩豐富而備受青睞。回想起婦女們興高采烈地用艾滋病防治手冊製作珠子的場麵，韋克菲爾德不禁皺了皺眉：“我隻是希望這些小冊子被剪碎之前，有人能看看它們。”製作珠子的婦女每月能收入200美元，一部分存進了她們自己的銀行賬戶。婦女們現在擁有了受到保護的資產，也贏得了丈夫更多的尊重，男人再不能像掏光妻子藏在床下的錢罐那樣，將她的存款洗劫一空了。
    “穿起生命之珠”也讓婦女們得到了與健康相關的產品，比如預防瘧疾的蚊帳，驅蟲藥物，以及避孕套等計劃生育用品。為期18個月的穿珠製作課程中，有相當一部分時間用來培養她們開創自己的小事業。婦女們得到商業管理方麵的訓練，有些人會學習本地的產業，比如製作陶罐或養雞。然後，她們在“穿起生命之珠”的幫助下，開設小買賣，這時，她們就會轉向新的生意領域。這個組織的目標不是創造終身的珠串編織工人，而是讓婦女們轉變成活躍的企業家。“穿起生命之珠”每年銷售的“變廢為寶”的首飾總價值超過260萬美元，同時通過各地舉辦的珠子聚會讓美國人了解全球貧困問題。他們還組織美國人和製作首飾的婦女見麵，認識非洲。“一開始，我們以為‘穿起生命之珠’隻能幫助烏幹達人，”韋克菲爾德說，“後來，我們意識到，在很大程度上，它也幫助了參與其中的美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