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逸聞到證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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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狀況正開始改變,一定程度上該歸功於迪弗洛教授的工作。她是一個謙遜、低調的人,讀到這裏一定會推辭並且立即抗議說,她自己隻是大團隊的一分子,成績屬於其他人。埃斯特41歲,瘦小單薄,聲音溫柔,金棕色的中長發襯托出嚴肅的臉龐。她樣貌普通,是那種在街上擦肩而過時你永遠也不會記得的人。但是,她研發的用以評測影響力和成本效率的工具,推動了貧困經濟學的革命。
    生長於巴黎的迪弗洛,人生的大半時間在美國度過,可說話還帶著法國口音,這讓她引以為傲。她的母親是一名兒科醫生,父親是一名數學家,父母對全球貧困的關心令她從小就耳濡目染。她的叔叔是無國界醫生(doctorstorsoftheworld)的創建者之一,她的母親定期前往薩爾瓦多等衝突不斷的國家為兒童診療。迪弗洛自己對發展中世界的關心,部分始於她6歲時讀的一本漫畫書。書裏講的是印度加爾各答的故事,那裏的人均居住麵積隻有一平方米,這讓小迪弗洛目瞪口呆。她開動腦筋,想象出一個巨大的網格,就像一個棋盤似的,每個人隻能站在一個小小的方格裏。從那以後,迪弗洛就試圖弄明白世界貧困問題。她進入一流的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學習曆史,但後來在俄羅斯和馬達加斯加的經曆讓她確信,和曆史相比,經濟學是改造世界更好的工具。她在巴黎取得經濟學碩士學位,然後申請麻省理工的博士學位。麻省理工的經濟學係幾乎要拒絕她了,多虧係裏一名法國教授為她奔走,她才勉強擠進去。
    畢業後,迪弗洛留在麻省理工,成為一名助理教授。又過了幾年,她發現自己成了幾所大學爭相搶奪的對象。她巧妙地利用這些砝碼,29歲就成了麻省理工曆史上最年輕的終身教授之一,並在一個中東大亨的讚助下,幫助學校建立了阿卜杜勒·拉蒂夫·賈米爾貧困行動實驗室(abdullatifjameelpovertyactionlab)。實驗室聯結起一個發展經濟學家網絡,用隨機對照實驗判斷哪些途徑打擊貧困成本效率最高。這些實驗和藥品臨床實驗很像:把受試者隨機分入實驗組和對照組,然後精確測量兩組的變化。實驗的目標是將科學、度量指標和精密度引入全球貧困鬥爭。
    這種實驗研究法讓迪弗洛一躍成為該領域的頂尖人物。她贏得了邁克阿瑟天才獎學金,以及專為40歲以下的青年經濟學家設立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貧困行動實驗室已經參與了350多項隨機對照實驗,並且在犯罪和國內貧困問題等領域激發了相似的做法。
    一項實驗發現,為孩子驅蟲的好處令人驚喜。我們這些生活在西方的人並不認為腸道寄生蟲是教育的障礙,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我們的孩子體內沒有這些蟲子。然而,寄生蟲會導致兒童體弱、貧血——特別是高中女生,因為來月經,她們更易患上貧血。20世紀初,很多美國孩子(尤其是南方的)都有寄生蟲,洛克菲勒基金會最早的行動之一就是為孩子們驅蟲。做過驅蟲的小學生,學習成績開始突飛猛進。[3]
    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大部分兒童都有腸道寄生蟲。消滅這些蟲子,隻需要一片或兩片阿苯達唑,在國際市場上大批量購買,每片僅需2美分。包括分發藥物在內的整個行動,每年隻需要為每個孩子花費50美分。非洲學校的缺勤率往往比較高,部分原因在於孩子們常常生病,驅蟲將缺勤率降低了四分之一。哈佛大學的邁克爾·克萊默教授(er)和同事愛德華·米格爾(edwardmiguel)考察了肯尼亞一個地區的情況,測試驅蟲的效果。當地的部分學校被隨機選中,這些學校內的所有學生都接受了驅蟲。克萊默和米格爾發現,通過驅蟲使學生在學校多待一年,每多留下一個孩子,僅需要3.5美元(大約每七個接受驅蟲的孩子裏,出勤人數就增加一個)。[4]另一種便宜的方法是購買校服,這要為每個進入學校係統的孩子花費大約100美元。而建造校舍的人均花費則達到好幾百美元。
    並不是每項關於驅蟲的研究都產生了這樣立竿見影的效果,但肯尼亞後續的一些隨機對照實驗表明,長期效果同樣引人注目[5]。未接受驅蟲的孩子成年後依然是文盲的可能性比接受驅蟲的孩子高13%。此外,就連沒有接受治療的人也從驅蟲行動中受益了——這可能是因為,降低寄生蟲感染率提高了當地的“群體免疫力”。
    嚴格實驗的重要性,從迪弗洛與阿巴吉特·班納吉(abhijitbanerjee)合作的小額信貸研究中也可見一斑。很多年來,小額信貸幾乎被奉為治愈全球貧困惡疾的靈丹妙藥。我們時代的英雄之一穆罕默德·尤納斯(madyunus),憑借他在孟加拉為窮人發放貸款的努力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小額信貸機構“成交”網站,因使美國人得以向全世界的創業者提供小額借款而大獲成功。然而,迪弗洛仔細測量小額信貸的影響時,卻發現它根本不是神奇療法。她觀察了一個印度小額信貸機構spandana在海得拉巴市的發展。[6]在海得拉巴市的104個街區中隨機挑出一半,由spandana提供借款,另一半街區作為對照組。迪弗洛注意到,在spandana小額借款的幫助下,7%的人做起了小生意,而對照組開辦小生意的人占總數的5%。二者相比,前者不過略高而已。在獲得貸款的街區,居民為兒童教育投資的概率並沒有上升,婦女似乎也並未得到權利。總的說來,小額貸款創造了一定的影響,但沒有取得許多人所期望的突破性進展。
    “我們對這些結果相當滿意,”迪弗洛和班納吉在《窮人經濟學》一書中寫道,“小額信貸的主要目標看似實現了。它們不是奇跡,但是也奏效了。”[7]其他人幾乎都感到失望至極,而小額信貸機構則對這項研究提出質疑。然而,當越來越多的隨機對照實驗在埃塞俄比亞、蒙古、墨西哥、波黑、摩洛哥和菲律賓得出相同的結果時,這樣的嚐試愈發顯得徒勞無功。
    另一方麵,隨機對照實驗發現,幫助窮人存錢的小額儲蓄項目產生了令人驚喜的積極效果。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無法在銀行開戶,隻能把錢藏在其他地方,比如沒有鎖的窩棚裏。此外,貧困農民通常隻在豐收後才得到收入,每年一次或兩次,每次都是大筆數額,隨之而來的是絡繹不絕伸手借錢的人。結果,農民們產生了花錢而不是存錢的壓力,鈔票往往用在了酒精、煙草和妓女身上。再然後,就是高利貸——不光是借錢的,還有存錢的高利貸。在西非,農民們可以把錢存在從事貨幣交易的蘇蘇人手裏,但每年必須為存款支付40%的手續費![8]有人擔心小偷或借錢的人上門,就把100美元存在蘇蘇人手裏,來年隻能取回60美元。
    小額儲蓄計劃幫助人們妥善保管金錢,積累儲蓄金,從而解決上述問題。斯坦福大學的帕斯卡麗娜·迪帕(年做了一項研究,把儲蓄賬戶提供給肯尼亞鄉村做小買賣的婦女。[9]這些賬戶沒有利息,取款還要收手續費,但仍有83%的人簽約開戶。不到六個月,參加項目的婦女每天為生意投入的資金就比對照組高出了50%。
    鄉村儲蓄和貸款協會是小額貸款最常見的模式之一。它簡便易行,自1991年由國際救助貧困組織(care)在尼日爾創設以來,已傳播到世界各地。這一模式得到比爾和梅林達·蓋茨基金會的支持,包括國際機遇(opportunityinternational)、樂施會(oxfam)以及天主教救濟服務隊(catholicreliefservices)在內的眾多組織也采納了它。通常的做法是,援助組織提供一個配備三把掛鎖的簡易鎖鈔箱,三把鎖必須全部打開才能取錢。大約每20個農村婦女(偶爾也有男性)組成一組,可能每周碰麵一次,每名成員帶來5分錢或差不多的少量金錢存入鎖款箱,三把掛鎖的鑰匙分給不同的組員,而箱子由沒有鑰匙的第四名組員保管。天主教救濟服務隊的救援人員休·阿普勒向我們展示了尼加拉瓜農村的項目是如何操作的。他指出,因為由村民自己提供資金,這些鄉村儲蓄和貸款協會不需要多少錢就能辦起來。“人們用自己的錢實現了從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阿普勒說。通過國際救助貧困組織,每名參加者隻需要交25美分就能加入一個小額儲蓄組,我們認為,這是幫助人們自助的一種成本效率極高的方法。向國際救助貧困組織捐款時,捐贈人可以指定把款項專門撥給鄉村儲蓄和貸款項目。
    小額儲蓄力量強大,甚至沒有外來援助組織的推動也能運行。年間,一項名為worth的婦女賦權項目組織了35000名尼泊爾婦女加入儲蓄小組。後來,當地的**遊擊隊強迫資助方撤出,終止項目。叛亂平息後,援助人員回到當地,發現儲蓄小組一直自己維持著,有些地方的小組甚至還擴大了。一項後續研究表明,直到2007年,也就是外部支援被切斷六年以後,這些小組中有三分之二還在運轉,在沒有外界協助的情況下,村民們自己成立了25個全新的儲蓄小組。
    隨機對照實驗當然也有局限。這類實驗成本高昂,並且往往不切實際,在肯尼亞做的實驗在埃塞俄比亞就不一定成功。影響實驗結果的因素成百上千,不可能一一得到測試,也不可能為了顯示出緩慢的變化而把實驗時間拖得太長。雖然這些實驗在測試某一種特定方法時非常有效,但在評估其他領域,包括由多種要素組成的複雜項目時,也許就不那麽管用了。更廣泛的質疑是,隨機對照實驗隻關注細小問題,而忽視了更大的基本問題,比如,外國援助究竟有沒有效果。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的經濟學家桑傑·雷迪(sanjayreddy)就曾批評這些實驗“嚴重限製了可以提出的問題,與其說是嚴謹,倒不如說是僵如死屍”。[10]
    我們並不完全同意這種觀點,因為我們認為,在重要問題上——比如是否將上千萬美元投入到現在的清潔爐灶技術——盡可能多地得到指導是很有助益的。[11]迪弗洛的隨機對照實驗讓投入幾年時間推廣清潔爐灶的人們感到沮喪,這是可以理解的。畢竟,他們所致力的是一項前景廣闊的技術,每年可能避免400萬人過早死亡,而且他們也說明,現在研發出的新型爐灶已經遠勝過迪弗洛測試的樣本。隻因為迪弗洛在某一個地區對上一代爐灶做過的一項實驗,人們付出的這些努力就應該被全盤拋棄嗎?我們自己的看法是,我們也許會觀察後續的爐灶實驗,但是直到被證明有效之前,應該把它限製在較小的使用範圍之內。在資源稀缺的地方,我們該把錢投給有證據支撐的策略,而不是僅憑猜測就做決定。我們相信,清潔爐灶的新技術有朝一日會贏得印度村民的認可,帶來巨大的改變,但在此之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