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會之鄉——如果你早早抓住它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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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是成人之父。
——威廉·華茲華斯《每當我看見天上的彩虹》(1802)
在我們孩子的成長期,他們的玩伴裏,有一個叫傑西卡的姑娘。尼克在俄勒岡的家庭農場長大,傑西卡家就在附近。每年夏天,我們都會回到農場,與尼克的父母一起住上好長一段時間。孩子們就跟著傑西卡和她的哥哥內森鑽進樹林,建堡壘,蓋樹屋,分享彼此的夢想。我們對此總是有點擔心,因為實在找不到拐彎抹角的禮貌方式來說這件事——傑西卡是個一塌糊塗的問題少女。
傑西卡的媽媽販賣冰毒,在監獄進進出出,小姑娘從來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誰。年紀還小的時候,她看上去就是個要麽進監獄,要麽成為少女媽媽的女孩。是她提醒了我們,美國的貧困問題和孟加拉的一樣頑固。最嚴重的絕對剝奪大多出現在中非共和國或乍得這樣的國家,這並無疑問,但我們在工業化國家同樣麵臨著嚴酷的挑戰。貧困的美國人也許擁有汽車和電視,但在21世紀,貧窮依然是美國和其他某些西方國家生活的基本組成部分。
我們將在此呈現美國和其他富裕國家的貧困問題,並就如何克服這一問題提出令人意外的證據。首先,我們要考察最早期的幹預,包括從出生前就開始並延續到幼兒園的教育,以及促進閱讀的努力;其次,我們將介紹一些非凡的項目,它們幫助孩子們塑造良好的性格,給青少年提供了遠離犯罪或失業的出路;最後,我們會談到針對最脆弱的成年人群體的轉變計劃。
這個問題屬於我們該留給政府處置的社會政策領域,因此,在一本關於如何創造改變的書裏討論它,看上去似乎有些奇怪。但是,雖然我們之中沒有誰能負擔一項全國項目,但考察哪些方式的成本效益最高,依然能幫助我們調整行動的優先順序。我們也許無力讚助一整所大學,但這不能阻擋我們為孩子的高等教育出一份力。同樣,我們也能資助下文即將介紹的一些早期教育項目,它們創造的經濟成果往往比高等教育還要高。我們也可以建言奔走,讓大家了解給予貧困孩子一個公平的機會是何等重要。一個孩子是升入大學還是墮入監獄,不應該由他出生的環境左右,我們有能力做得更好。如果創造機會需要明智的社會政策,那麽讓我們伸出手共建這一政策。如果我們做不到,社會將繼續付出沉痛的代價。
對我們來說,發達國家的貧困問題在傑西卡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我們是看著傑西卡長大的。她的媽媽16歲時生下第一個孩子內森。少女的父親警告說,如果再懷孕,就把她和孩子一塊兒殺了。然而,不到一年,她又懷孕了。很快,在沒有醫生在場的情況下,傑西卡在一個朋友家的洗手間裏出生了。傑西卡的母親因販賣冰毒入獄後,照看孩子的重擔就落在了外祖父母——我們的俄勒岡鄰居身上。他們盡全力撫養孩子,尤其是外婆,她不僅有一份全職工作,還要照顧身患絕症的丈夫。在這樣焦灼壓抑的環境裏,內森依然成長為一個真誠、溫和、善良的孩子。同母異父的妹妹傑西卡則聰慧過人,但又非常叛逆,不受控製。在一個農場小鎮,所有人都相互認識。校裏的孩子會欺負兄妹倆或者嘲笑他們的出身。如果你正在念二年級,在母親節全班都忙著製作生日卡片,而每個人都知道你的媽媽在蹲監獄,這令人痛徹心扉。父親節更糟,因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誰。
傑西卡在學校裏惹出不少麻煩,尋釁、打架,還有其他各種各樣的罪名。她的小腦瓜轉得快,才智都用在編織驚人的謊言上了。一個鄰居禁止自己女兒和傑西卡來往,我們也想過是不是該這麽做。六年級時,因為把酒帶進學校,傑西卡被開除。她還試圖縱火,當場被逮個正著。她的外婆感覺無力再維持下去了。媽媽出獄不久,就帶著傑西卡和內森搬到附近另一個鎮上。他們住的地方都是癮君子,屋裏沒電,也沒有自來水。孩子要食物的時候,那些成年人就把毒品塞給他們。傑西卡和內森相處得比較融洽,但是有一次她生了內森的氣,拿起刀子圍著餐桌追打哥哥。內森很慶幸自己能死裏逃生。
尼克家的農場就在傑西卡家旁邊,兩家為鄰幾十年,彼此分享著打井水、犁菜園、獵麋鹿的故事。我們的孩子跟傑西卡和內森一起玩的時候,顯然能看出他們來自不同的世界。尼克的父親是個大學教授,他一點一點地把農場的外屋都改造成圖書館,終於積累下八種語言寫成的三萬冊圖書。內森和傑西卡似乎沒有書可讀,除了過生日時我們送給他們幾本。他們對這些禮物沒有多大興趣。我們進退維穀,不知所措。
我們在世界各地奔波,試圖幫助津巴布韋和柬埔寨的人們;回到家,卻發現自己麵對著另一堵高牆。很多人和我們同樣沮喪地感到,富裕國家的貧困問題如此難以消除。來自佛羅裏達州的老師佩妮·麥爾金-貝克爾·德西爾瓦向我們說起她在尼泊爾農村教書的經曆:“我漸漸愛上了每周六天、天天花一個多小時跋涉到學校的生活,也愛上了農村的生活節奏。我們的學校裏擠滿了人,缺少基本的設施、設備和資料,我們依靠共同的使命感維係著它。”後來,她回到美國,在佛羅裏達鄉下一個高度貧困的街區教書。她感歎道:“和回到自己的老家教書相比,在尼泊爾鄉下的農村學校教書簡直成了小菜一碟。”
我們的興趣開始拓展到美國以及其他發達國家裏與貧困問題相關的困境,比如犯罪、家庭破裂、藥物濫用等。了解這些挑戰的一個窗口就在美國人均收入最低的縣——南達科他州鬆嶺印第安人保留地內的香農縣內。保留地麵積廣闊,相當於一個康涅狄格州,幹旱的平原一望無際,起伏的群山綿延到地平線,環繞其間的高速路空空蕩蕩。鬆嶺,是美國最大的印第安人保留地之一,是偉大的戰士奧格拉拉-拉科塔蘇族人的家鄉。而今天,在此居住的都是像41歲的本·麥斯台茲這樣的人:失業,勉強度日。
“一個人該幹什麽?”我們在他年久失修的房子外聊天時,麥斯台茲問道。他是個大塊頭,體重嚴重超標,飽受糖尿病的折磨。他直言不諱地談起鬆嶺人麵臨的挑戰。他說自己12歲就開始喝酒了,和保留地其他孩子差不多。“我感到無助,自己沒有價值,我想喝一杯,忘掉痛苦,”他解釋道,“但是清醒過來,就會更加痛苦。”十六七歲的時候,他已經是個酒鬼,偶爾還吸食大麻和海洛因。他找不到合法的賺錢方法,為了維持自己的嗜好,他開始犯罪,使用暴力。本滿臉歉意地說:“為了喝酒,我幹過好多壞事。”充當收債人,打人討債,還開車把女孩送到酒鋪,讓她們出賣肉體換取啤酒。
六年前,麥斯台茲戒了酒。保留地的失業率高達70%,他依然看不到獲得一份帶薪工作的希望。現在,他靠殘疾人救濟金過活,同時作為誌願工作者幫忙照顧老人。因為在鬆嶺看不到未來,他把家人送到保留地外麵生活。他把這歸咎於白人社會的種族主義,也指責部落領袖腐敗無能。
麥斯台茲這樣的人帶著和其他人一樣的權利、天賦和夢想出生在美國,但從來沒有獲得過同樣的機會,從來沒能走到起跑線上。鬆嶺就像一個旋渦,除了自殺,卷進去的人無路可逃。40歲以上的居民中有一半身患糖尿病,結核病感染率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八倍。部落估計,三分之二的成年居民可能酗酒[1];保留地的兒童中,四分之一生下來就帶有酒精造成的傷害[2]。
“這塊保留地內的每個人都親眼見過酒精的消極影響——不是在摯愛的人身上,就是在自己身上。”部落酋長“黃鳥”約翰·斯蒂爾說。
這裏的平均壽命更接近發展中國家的指標[3],而不是發達工業國家的指標,酗酒是原因之一。警方說,保留地90%的拘捕行動和酒精有關。我們采訪了一家人,家中的父親死於肝硬化,兒子因為和表親爭搶一罐啤酒,在械鬥中受傷身亡,絕望和抑鬱讓年僅16歲的女兒選擇自殺。這一切都發生在短短幾周之內。這裏的貧窮不隻是金錢的匱乏,更是就業崗位的匱乏,希望的匱乏,家庭和社會結構的匱乏,是一針由病態和反常混合的毒劑,一代接一代地自我複製。當然,保留地裏也有令人振奮的閃光點。紅雲印第安學校是鬆嶺的一間私立天主教學校。這裏的負責人“勇敢之心”羅伯特為年輕人提供良好的教育,幫助他們走進大學,成為未來領導者,同時也培養他們的自律、自信和希望,以此改善鬆嶺的問題。紅雲學校已有五名畢業生取得博士學位,57人成為蓋茨基金會資助的蓋茨千年獎學金得主。1888年,由耶穌會和蘇族人領袖聯合創建的紅雲學校,屬於慈善機構中不僅要消滅貧困問題的表象,也治療潛在病因的典型。它由私人捐贈支持,來自全國各地的誌願者也會到這裏義務工作一到兩年,學校裏銷售印第安首飾和其他商品的網店所得也會投入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