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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濟懷在其領導下的兩江發展大業中，要把教育改革放在最優先，最重要的位置。
    而這也是一項長期，又極其艱巨的任務。
    雖說在上海等地，陳家人已經有過幾十年的，成功創辦各類新式學堂的經驗，而且培養了很多人才。
    這些人才就如同種子一樣，散落在兩江的各個領域。兩江早期的政界、軍界和經濟界的精英們，也大多出自其中。
    但僅僅依靠過去的這些經驗，就想實現全域普及近代教育推廣新文化，卻是遠遠不夠的，將麵對的困難也是極其複雜多樣的。
    這不僅涉及到範圍和資源的問題，更有同以科舉應試為核心的傳統教育之間，形成的尖銳矛盾。
    要知道，作為曆代選才取士的基本製度，科舉製在這個古老國度中，已經奉行了超過千年。
    在經過長期的演進之後，至大清朝時，科舉更是發展到了最為鼎盛的階段。
    其體製已經完全成熟固化，考核內容以儒家經學義理為內核，以“八股文”為形式。
    受此僵死一般的限製，科舉製度早已喪失了原本的積極性。又無法接受新的思想、學術和技術，極度缺乏革新精神，弊病甚多。
    然而，長久以來，科考卻是華夏曆朝曆代最為公平的人才選拔形式。
    特別是對那些寒窗士子們來說，科舉製是扭轉個人和家族命運的唯一途徑。
    就連陳家人在早年間，也是靠這條道路改變了家族的門楣，才有了如今的種種機緣。
    更為重要的是，以科舉製度為基礎，經過千餘年來的發展，早已形成了一個十分龐大的士人階層，也是華夏獨有的精英社會群體。
    所謂“士農工商”，在華夏曆代的傳統社會中，士人階層都排在四民最頂端。地位崇高的他們，擁有強大的影響力，甚至是統治力！
    由於他們掌控著文化知識、輿論導向和鄉裏經濟等，從這些方麵出發，使得士人階層成為了民間的真正統治者。
    對於這一點，曆代的朝廷皆是心知肚明，因此都把對士人階層的籠絡，放在治國理政的核心位置上。
    如今陳濟懷要想在兩江推行新式教育，最大的難點之一，便是該如何處理好，與舊有的士人階層之間的關係。
    其實由這場變革產生的鬥爭，在兩江剛剛自治時起，就已經開始了。
    那時，因為自治必然會影響到，兩江地區的士子們繼續參加大清的科考。
    所以在清廷明裏暗裏的鼓動下，很多偏守舊的士人階層，多選擇了離開兩江。
    陳濟懷在那時候，對這些人采取的是放行的政策。現在看來，這對後續的各項變革來說，反而是十分有益的。
    因為當初的那些離開者們，多是地方上最為保守的人群。少了這些勢力的存在，各項新政在推行中反倒少了很多麻煩事兒。
    而在實現了全民普及教育之後，打破舊有的四民等級，造就人人皆平等，也才能水到渠成。
    不過即便如此，在觸及社會根本的教育改革方麵，陳濟懷等人依然保持著謹慎。
    因此經過反複審慎的研究，他們最後定下了“分化，漸進，標準”的總體方針。
    其中所謂“分化”，就是為了保持穩定，要盡量降低原有士人階層的反對。在過渡的過程中，要給予他們一定的出路和機遇。
    為此，陳濟懷決定開辦了五所國學院，相當於大學堂。給那些讀傳統詩書的學子們，繼續考學的途徑，並且在其畢業後仍有選官的機會。
    這五所國學院分別是，設在江寧的兩江國學院，蘇州的江蘇國學院，安慶的安徽國學院，南昌的江西國學院和河內的交趾國學院。
    後來因效果良好，又增辦了兩院。在鳳陽開辦了兩淮國學院，在贛州開辦了南方國學院。
    所謂“漸進”和“標準”，是礙於兩江現有的人力、財力和社會環境，暫時無力將普及教育全麵的鋪開。
    而是采取分階段逐次推進的方式開展，每個階段都要製定相應的標準，要求各地方切實落實到位。並作為重要指標項，納入官員考績當中。
    緊接著，在各地方開始廣建各級學校的同時，陳濟懷還主持頒布了兩江的教育法令——《學製律》。
    以此法為綱要，對地方進行約束和指導。
    兩江也將在這些舉措下，一步步的實現普及義務教育，逐漸形成結構完整的教育體係。
    陳濟懷在力行發展教育的同時，還沒有忘記總是與教育密不可分的，文化、民俗和宣傳。
    也就是在頒布《學製律》的同時，他下令設立了一個新的政府機構，文宣司。
    文宣司剛剛成立，便在陳濟懷的授意下，呈請頒發了“發式自由令”。
    所謂發式自由，是指無論男女，其發須樣式、服飾以及是否纏足等，皆應按本人意願自由選擇，並受到法律和官方的保護。
    旁人不論以何種理由，皆不得強迫本人改變，否則即為違法。
    如若有任何組織或個人，需要對他人的裝扮等，進行統一要求或限製。必須先向文宣司提交申請，並詳細闡明合乎情理的緣由。
    在經過文宣司核驗審批通過，頒發許可之後，才可執行。
    這說白了，就是要破除舊有的蓄發辮、穿長袍和纏足等陋俗，提倡西式裝束。
    隻不過為了保持社會的穩定，不引起過度的反應，才未采取強製的方式，而是以“自由”的名義作為突破。
    因為多年以來，隨著兩江持續的效法西方，自由主義思想也早已被引入和提倡，不斷的見諸於報端和各種論述，也逐漸為人們所熟知。
    既然自由理念已經漸入人心，為了予以彰顯，那就該從頭到腳的體現出來。
    以此方式，發式自由令也算是走了“迂回路線”。
    可饒是如此，其一經發出仍然引起了不小的震撼，在大清國的其他地方更是轟動一時。
    其實，盡管被守舊勢力批判為“離經叛道”，但剪發易服的事，在上海等地，還有兩江的軍隊當中，早已屢見不鮮，尤其以海軍為甚。
    這些人群，或許是接觸和學習西方較早，也更為深入，因此在近十年前就已經開了剪辮易服的風氣之先。
    當此番發式自由令出台之後，在開化較早的地方，更是迅速呈現出普及的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