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港島之沈門崛起！
    從20世紀20年代初起，韓國半島的工業得到初步發展，其原因是大量自由資本從東洋湧入。但是在整個20年代，韓國半島的工業進展不是很大，因為湧入的私人資本主要投資在輕工業方麵。雖然1923年在韓國半島接連發現115種礦物和粘土，但礦業是在30年代後才開始發展的，因為東洋本土在30年代出現的業繁榮需要大量的煤和鐵礦石，所以加緊了對韓國半島的礦產開發、掠奪。
    根據有關史料表明在1920年韓國基本是農業國，農業占國民總值（gn）的881，工礦業加起來僅占41。重大的結構性變化發生在30年代，到1939年，農業產值占gn比例下降到42，工業和礦業加在1起上升到45。30年代的變化，使韓國工礦業的產值超過農業，湧現出1批新的工業區和現代工廠。1910—1945年間，韓國的工業產值平均年遞增率為15。到1945年東洋投降之前，韓國的整體生產能力比東洋相差不是很遠。
    但是，韓國半島的這種工業模式具有嚴重的畸型性，即在1930年以後的工業效率增長快，主要是擴充軍備的需要，東洋國官方動員大量壟斷資本進入韓國半島，大工廠都是由3井、3菱和安田等大財閥建立的。
    由於是戰爭需要所推動，因此韓國半島在這1時期發展最快的是化學工業，而韓國半島也變成了東洋國對話戰爭的兵工廠，這勢必造成韓國半島的工業結構變成畸型。
    雖然這1時期的韓國半島工業年增長率為15，但19101940年純商業產品的平均年增率隻有32——兩相對比之下，就足以看出韓國的工業結構的不協調性。
    並且，30年代出現的新工業區都在韓國半島的北部，接近偽滿區域的鹹鏡道是最重要的工業中心。而在韓國半島南部則主要是水稻農業區和漢城釜山1帶的輕工業地帶。
    這就造成了韓國半島的北邊是技術先進的現代重工業，韓國半島的南邊是技術比較落後的輕工業和傳統農業，這種結構對獨立後的南韓國經濟發展產生極為不良的影響。1948年當南韓國成立政權、而北韓國當即斷絕了電力供給之時，整個漢城處於1片漆黑。
    如果把日治時期韓國半島發展工業的特點進行總結，那就是東洋殖民當局推動的、私營主體的、初級產品出口導向的。這是對李氏王朝集權官僚製封建經濟傳統的重大改變——在此之前，李氏王朝直到19世紀末工礦企業仍是由官方壟斷，不允許私營。而東洋殖民當局卻提侶、鼓勵民間興辦企業，用法律保護私人的工商業經營活動。
    東洋國殖民當局推動韓國半島的工業化，動員的主要是東洋人的資本。
    無論在第1產業或第2產業的投資中，東洋人的資本都占統治地位。例如，1938年對製造業的投資中東洋人占877，韓國人隻占123；礦業中，東洋人占的比例更高，1945年的煤礦投資，東洋人占948，其他礦業更高達96，東洋殖民者當時向世界鼓吹的“迅速發展的韓國”，主要是指移居韓國半島的東洋人的發展。
    然而，即使在這樣的條件下，由於有了保護私人財產的立法和鼓勵私人投資的政策，韓國人的資本投資也不斷增長。例如金性洙的“京城紡織會社”、安熙濟的“白山商會”、以及平蘘的1些針織廠、橡膠廠、製鞋廠，都是很有影響的企業。
    韓國人企業份額少，主要原因是缺乏資金。舊的兩班階級以及地方豪強雖然在土地調查中喪失了許多特權，但是他們還是把原來占有的土地以及家族或村裏的公共土地、山林、原野當作自己的所有地登記注冊成為私產，他們是地主、是韓國人中的富有階級——
    但是這些人受儒教觀念束縛太大，難以產生較強的工業和商品經濟意識，“知足常樂”,不去進行工業投資，頂多作1些轉賣農產品的買賣。
    在日治時期出現的韓國人企業家階層，主要來自“常民”和原先歸信西方教之人，他們的工廠和企業都是靠節儉和艱苦的勞動積累而辦起來的。
    當時向東洋人置辦的銀行貸款很困難，他們不相信韓國人的技術，所以，在技術要求高的礦業方麵，韓國人的份額最小。
    東洋殖民當局的統治，加強了韓國人的商品經濟意識和吃苦耐勞的創業精神。1920年底，韓國人的工廠隻有99個，到1931年底達到2424個。此外，隨著20年代開始的工業發展，人力資源也得到相應的開發。到1944年，製造業部門有1900多個韓國工程師，礦業1300多個，服務行業有2000多個；韓國人中總共有專業技術人員27900人，管理人員7200人，公務員和其他白領172000人，服務員和小商122100人。
    東洋人依靠剝削韓國工人進行原始積累——根據韓國總督府1929年對雇傭數在50人以上的企業的調查數字，東洋國成年男工平均日工資232圓，韓國成年男工平均日工資100圓；東洋國成年女工101圓，韓國成年女工隻059圓。韓國工人實際工資可能比這還小。
    另外，資本家還雇傭男女童工，他們的日工資隻有030元到040圓。而這種工資製度鼓勵了東洋國的移民運動，到韓國當資本家或工人貴族，形成了韓國半島的居民資產階級化。
    農村的高地租和工廠的低工資，造成韓國廣大下層人民窮困。這又進1步影響到教育。普通人家省吃儉用，也隻能使孩子上完小學，能上完中學的很少。盡管如此，韓國在日治時期教育發展得還是比較快的。總督府把東洋的教育體製搬到韓國，推動教育擴張。
    1912年，韓國在校小學生45萬人，1922年上升到236萬人，1942年達1695萬人；1945年在校中學生83500人，大學生7800人。
    1944年，韓國半島南部的1700萬人口中，識字者9667萬，文盲7333萬，識字率高達57，這個數字在當時第3世界國家中是最高的。
    1938年後，東洋殖民者禁止說朝語，在2戰結束前，說朝語甚至被逮捕。這樣的結果是懂日語的人從1913年的06升到1945年的15，在2500萬韓國人中，約有375萬人懂日語，約50萬人說日語。東洋是世界最大的翻譯國之1，並且是西方著作的最大翻譯國。韓國在當時所達到的這種教育水平，對其以後發展的影響不可估量。
    總之，在日治時期，東洋人以強迫的方式把大量的現代事物強加給韓國。這種強製性現代化，縮短了社會級慢進化的時間，客觀上造成了韓國的追趕型發展。
    但在另1方麵，東洋國的殖民統治損害了韓國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強製現代化又超出社會的承受能力，結果激起韓國人民對現代事物的反感。
    在日朝合並前，韓國社會沒有受到現代性的真正觸動，1邊是帝國主義列強的掠奪，1邊是封建主義的束縛，廣大人民1直處在極端落後愚昧的狀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過著散漫的、糊口水平的農業社會生活。
    同舊華夏的廣大人口1樣，舊時代的韓國人民習慣於儒教的傳統的統治方式，重人情、講關係，不重法律，不講原則。而且韓國半島的老百姓習慣於給官僚送禮，請官吃喝，搞好“關係”，遇到問題也可以通融。官僚也習慣於吃囑和受賄，在酒席桌上變賣國家的原則。隻要在官府找到靠山，日子就好過得多，稅收可以減免，即使觸動了刑律也可以買通官府而得到寬大處理。這種注重人情的風尚是對不平等製度的補充，給予韓國人許多的安慰。
    但東洋人把這1切突然地改變了——東洋官僚機構的相對廉潔和講效率在世界上是有名的，在東洋官僚的統治下，1切都按照韓國總督府的法律和命令行事，沒有通融的餘地。
    1910至1919年期間，韓國人連殺1隻豬、狗或雞，都要牽到指定的屠宰場，因為要講衛生；興修水利、公路和工廠，強迫地挖掉韓國人最重視的祖墳和“風水寶地”；連為節約而采取的公共祭祀、以及保護森林、改良品種等，都用警察和憲兵來強製推行。這種強迫式現代化，用苛刻的、無所不在的、非人的法律強迫韓國人民，隻能使他們同現代性疏離。當時流行的1句俗語“寧在親爹麵前受苦，不在後爹麵前享福”，就是這種情緒的最好寫照。
    東洋殖民當局在韓國半島推行現代化有兩個特征1是自上而下的強迫；2是東洋國移民的替代。——當東洋人的政府、東洋人壟斷的官僚機構、東洋人壟斷的經濟、占據事業單位的重要管理位置，這就意味著當70萬東洋國移民撒走後，1個高效率的發展機製就會即刻瓦解，韓國半島舊式官僚體製的正治傳統就有可能重新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