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士奇和姚廣孝皆微微錯愕。
    明初國家新建不久，各項規章製度皆還在探索階段，各部門的權力調整也非常普遍。
    不了解曆史的人，很容易先入為主，以為六部都有固定的職權範圍，各司其職，互不幹擾。
    而這個權力範圍，看他們的名字就知道了。
    事實上，這種想法無疑是錯誤的。
    同為刑部，朝代不同，職權範圍相差很大。
    隋唐時期，大理寺審判犯人，刑部複核。
    到了明清，則截然相反，刑部審判，大理寺複核。
    即使是在同一個朝代，不同年代，不同皇帝治下，職權都是天壤之別。
    朝廷對各部權力範圍進行調整是很正常的事情。
    然而，要將刑部一分為二，新設法部，如此之大的變革，還是極為罕見的。
    朱允熥對此早有腹稿。
    “審判之權，移交法部，刑部隻負責抓捕犯人，無權審判。”
    雖然這個時代有三法司會審的製度，但在實際上操作中，除了朝堂上極為矚目的大案要案，一般的案子，刑部基本上就定下來了。
    所謂的死刑都必須經由大理寺複核，都察院全程監督，基本上形同虛設。
    在判案審案上，刑部發揮著最為核心的作用。
    但在朱允熥看來，抓人，審案，定罪，全程操之於一個部門手中，多少有點太遠於兒戲了。
    在這種製度下，如果一開始抓錯了人，後麵多半是不會認錯的，而會將錯就錯。
    如此一來，冤假錯案必定不少。
    將審判權從負責抓捕的機構和人員手中剝離，是至關重要的監督措施，也是最有效最徹底的監督。
    其他的巡察，檢查，都遠遠比不上。
    不僅僅中樞需要如此，地方也一樣。
    “都按察使司亦一分為二，另設法司，專司審判。”
    “府衙則設法科，縣衙設法房，負責審判之問。”
    “法科亦如同刑科一般，既受縣衙管，亦由法司轄製，雙重管理。”
    “日後審案判案，原則上地方主官，皆不再介入。”
    “無特殊原因，地方主官不再升堂審案判案。”
    “若事出有因，要詳細記錄在冊，上報上級，陳明原由，並留好檔案，以備複查。”
    “除此之外，凡擅自介入審案判案的地方主官，一經發現，嚴加查處。”
    “為杜絕冤案，法部可另外派遣法官外出巡回審案。”
    “外出法官不受地域限製，可糾正地方上的冤假錯案。”
    ……
    朱允熥將自己的方案，細細講述。
    對於雙重管理，他也做了詳細的解釋，基本上就是“條塊結合，以塊為主”。
    在此之前，中樞對地方部門從來沒有進行過垂直管理，地方上的權力，都在地方主官手中。
    進行垂直管理，無疑是極大的改變。
    至於辦案與審案分開，以楊士奇和姚廣孝的聰慧，自然是一聽就懂。
    聽朱允熥說完，楊士奇讚歎道：“太孫殿下考慮得極為周到，這個法子甚好。”
    姚廣孝道：“辦案審案分立，天下冤獄，可少七成。太孫殿下此舉，善莫大焉。”
    事實上，古人並非不知道辦案和審判要分開，要不然，朝廷也不會有三法司。
    但在地方上，為了方便，還是一直合在一起。
    最主要的原因是，地方上所有事務都是主官一把抓，分開沒有意義。
    朱允熥用垂直管理的辦法，相對加強其獨立性，又禁止主官隨意介入，性質就完全變了。
    辦案和審案判案，才能實現。
    一方麵，地方主官的任何介入，都有文件和檔案呈交上級，說明原由，這也使得他們不敢隨意介入。
    另一方麵，案子不是地方主官審判的，但地方主官仍然有監督之權，一旦發現有冤假錯案，地方主官就會主動糾正。
    這與自己審判，推翻自己是不一樣的。
    何況垂直管理後，上麵的控製將大大加強，也能杜絕地方貪汙腐敗，或者詢私情枉法裁判的問題。
    “那法部的人選？”楊士奇問道。
    朱允熥微微沉吟，道：“就將周誌清暫代法部主官。”
    “至於大理寺，其職權也進行調整。”
    “日後大理寺主要負責製定律條，以及對不清楚含糊不清，有歧義的法律條文進行解釋。”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朱允熥想過讓大理寺轉為法部。
    在曆史上，也正是大理寺這一機構，最終轉為了最高法院。
    但考慮到垂直管理的問題，大理寺對下麵的機構人員毫不熟悉，而從刑部分割出去的法部，則沒有這個問題。
    且刑部的人，更清楚辦案人員是用什麽方法進行刑訊，用什麽方法辦案的，因此在審案判案的時候，反而很容易看出問題來。
    大理寺則不如幹脆讓其變成製定律法和解釋律法的機構。
    古代對立法工作雖然重視，但他們往往認為一部法律製定出來了，就萬事大吉了。
    後世千秋萬代不改。
    這是因為古代長期不變農耕的生活，給人們帶來了這種先入為主的觀念。
    朱允熥很清楚，隨著自己持續不斷的推進大明變革，大明大跨步走進新時代，社會變化日新月異，法律必須要適用時代的發展需求。
    立法工作，就顯得極為重要了。
    現有的《大明律》仍非常粗糙，很多案件的審判，往往是以主官的道德審判為主，帶來了數不清的問題。
    大理寺的官員，本身就是最熟悉法律法條之人，他們擔負其這個責任，也十分合適。
    朱允熥闡述了一下自己對立法工作的看法。
    “立法要細致，做到凡事皆有法可依。”
    “用刑要謹慎，不可量刑過重。”
    “另外，以罰代刑，交錢免予處罰之事，自即日起，全麵停止。”
    “有犯罪而需罰錢者，直接判決罰款即可，但罰款與刑罰不能兩相抵消。”
    自秦漢以來，曆代封建王朝都有一個非常“優良”的傳統。
    那就是一個人犯了罪，隻要交錢，就可以免予刑罰。
    比如，偷盜了二十兩銀子的財物，按律要仗五十，但他願意交二百兩銀子，便可以不用挨板子了。
    隻有殺人案，造反案等特別重大，影響極其惡劣的案件，才不能交錢免罰。
    這一製度，為曆朝曆代所采用，大明也不例外。
    當然，比起漢朝，大明已經好多了。
    漢朝甚至有不少官員被判了死罪，交一筆錢後，便免罪了。
    大明已經對很多交錢免罰的範圍進行不少限製，但仍然有不少罪，還是可以交錢免刑。
    在朱允熥看來，這實在太荒謬了。
    法律真成了有錢人的法律。
    這一條，非改不可。
    楊士奇輕輕點頭，道：“太孫殿下想得周到，此項確實該廢除了。”
    眼下大明國庫又不差錢，以罰代刑，毫無必要。
    但罰款又是必須的。
    有些罪，隻能罰錢，也必須罰錢。
    姚廣孝亦輕輕點頭，道：“如此安排甚妥。”
    “還有都察院。”朱允熥目光內精芒一閃，道：“都察院亦要大改，原來的職責主要作為三法司之一，監督辦案審案，日後隻作為監察機關，主要負責監察百官。”
    “加強都察院的監察之權。”
    “對於官員違反朝廷法令，品德低劣等諸多行為進行監察，派出監察禦史巡視天下。”
    在朱允熥看來，都察院是非常有用的監察機關。
    一方麵，都察院皆是文官，從上到下，朝廷所有官員對於都察院監察，並不存在任何抵觸情緒，天下官員的接受度很高，由他們對官員進行監察，名正言順。
    另一方麵，正因為這些人隻是言官，且沒有除監察之外的任何實際職務，所以哪怕他們掌握了監察大權，也不可能威脅到皇權。
    說白了，都察院的禦史，在外麵見官大三級隻是表象。
    皇帝要殺他們，就如同殺一隻雞一樣的簡單。
    這與殺武將，或殺其他手握實權的朝廷大臣，都是不同的邏輯。
    為什麽有明一朝，皇帝仍然不是特別願意重用都察院，反正更喜歡用廠衛呢？
    究竟根源，自然是皇權與儒家文化之間的矛盾，導致皇帝對都察院言官的控製力太弱，遠遠不如廠衛。
    言官們動輒用“死諫”來威脅皇帝。
    皇帝當然不可能喜歡這些人。
    但即使這樣，哪怕經常與皇帝對著幹，但曆經許多個皇帝，都察院監察百官的權力卻始終沒有被廢除。
    因為皇帝心中也很清楚，盡管這些言官經常與自己唱對台戲，他們仍然是監察百官最適合的人選。
    都察院的言官，可以跪在朝堂外麵說：“皇帝，你今天必須要按我說的辦，不然我就跪死在這裏！”
    讓皇帝下不了台。
    但朝臣們對這種事情，早已習以為常。
    對皇帝而言，也隻是麵子上的難堪。
    如果換一個武將，或者哪怕換一個有實權的大臣，做同樣的事情，那就真要天下震動了，皇權都可能因此而陷入風雨飄搖中。
    言官監察百官的好處，就體現在這裏。
    說到底，都察院威風凜凜的禦史，實際上是一群最沒有權力的人。
    皇帝完全可以當他們說的話都是放屁，不予理會。
    需要的時候，又可以用他們特別會噴的嘴巴，能殺人的筆作為刀劍，去挾製百官。
    所以，隻需加強對儒家讀書人的控製，用都察院的言官去鉗製百官，實際上是比重用廠衛更好的選擇。
    曆史上，大明的皇帝都很清楚這一點。
    但因為種種原因，有明一朝，沒有一個皇帝徹底駕馭了儒家文化下培養出來的讀書人。
    沒有一個皇帝與文官集團不存在深刻而尖銳的矛盾。
    因此，他們明知都察院言官很好用，卻又不得不用廠衛。
    朱允熥就是要從根本上改變這一點。
    與其用廠衛去對抗讀書人，促使他們團結一致，共同對付代表皇權的廠衛，還不如從文官集團內部搞分裂，從而徹底瓦解他們的團結，控製這些人。
    說完，朱允熥的目光望向楊士奇：“就由你去擔任都察院的左都禦史，將袁泰同黨全部鏟除，擔負起監察天下百官的重任。”
    楊士奇臉露震驚之色。
    他自被朱允熥提撥，不久即被老朱召見，受封翰林院侍講學士。
    此後便一直在太孫殿下身旁辦事，在朝中也可謂是炙手可熱。
    但說到底，翰林院侍講學士不過是從五品的官職，無非是職位特殊，乃是太孫殿下身邊親近之人，才有楊士奇今天的權勢。
    他不過是借勢而已。
    他的“權勢”，是太孫殿下的，並非源於自身。
    就類似於後世領導身邊的秘書。
    但都察院左都禦史，又稱總憲，乃是都察院主管，掌院事，貨真價實的朝廷重臣。
    這便是外放重用了！
    此前朱允熥給楊士奇委派的差使雖然不少，可一直是以侍講學士的身份去督辦的。
    原以為自己外放，恐怕要等到朱允熥繼承大位之後，潛邸舊臣，曆來如此。
    卻沒有想到，朱允熥竟讓他現在去擔任都察院左都禦史。
    “這……這恐怕不太合適吧。”楊士奇受寵若驚道：“我在朝中的資曆還太淺，驟然擔任左都禦史之職，隻恐難以服眾。”
    “有什麽不合適的？”朱允熥道：“袁泰犯了死罪，都察院要清洗，肅清袁泰餘孽。你是我身邊最信任之人，由你去做此事，最合適不過了。”
    “若都察院有人不服氣，或者借故與你作對的，隻管將其肅清就是。”
    都察院是一柄鋒利的劍，但必須要絕對掌控在自己手中。
    如果脫離掌控，那便會為敵人為用，反而倒傷自己。
    曆史上這樣的經驗教訓，數不勝數。
    楊士奇如今在自己身邊也曆練頗多，對朝中各項事務皆已相對熟悉，是時候放出去讓其大展手腳了。
    “謝太孫殿下。”楊士奇沒有再推辭，行禮謝恩。
    布置完畢後，朱允熥又道：“朱高煦調回京來，主管新刑部，但我身邊還缺少一把尖刀，這個人，不需要有太高的品德，但一定要夠狠、夠毒，也足夠有能力，你們可有合適的人選？”
    這次經曆黃子澄和齊泰搞出來的風波，他越來越覺得，自己身邊需要一個幫著幹“髒活”的人。
    姚廣孝和楊士奇顯然不適合。
    因為這個人，要能隨時丟出來，幫自己“背鍋”。
    就好像老朱用錦衣衛指揮使毛驤調查胡惟庸案一案一樣。
    先用毛驤對付胡惟庸及其黨羽，再將毛驤也處死，以平息天下怒火。
    原來朱允熥也曾想過，讓朱高煦充當此任。
    但最後思來想去，還是覺得不太合適。
    朱高煦畢竟燕王朱棣的兒子，是自己的堂兄弟。
    稅務司一事，也算是立下的汗馬功勞。
    因此而得罪的朝臣，也足夠多了。
    可真讓他幹一些背鍋的事，並沒有真正的“忠犬”那麽好用。
    忠犬可以讓他咬誰就咬誰，但朱高煦仍然隻能引導，激將……有時候會不太方便。
    楊士奇和姚廣孝都是何等聰明之人，一聽朱允熥的話，立即便聞弦而知雅意。
    頓時皆陷入了沉思。
    這樣的人，還真不太好找。
    朱允熥便道：“也不必急於一時，待到朱高煦那王八羔子回來了再說。”
    話音剛落，外麵便有人來報：“太孫殿下，小王爺回京了，正在外麵求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