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下旬，寧粵的代表，在滬市的孫科別墅，終於達成協議，避免了內戰。
    此時也是順應‘日本侵略東三省’事件，雙方的外交方麵決先求得一致，以利共赴國難。
    畢竟這個時候打內戰，會遭到全國人民的唾棄；而全國頻發的反日罷工，也讓中華民族團結起來。
    這一天，陳光良參加了‘上海煤業公會’的會議，他剛剛當選這個組織的理事會成員。
    會議主要是討論上海‘缺煤’的處境。
    1931年7月萬寶山事件後，上海的棉布業、砂糖業等率先拒絕與日人交易，對日貨進行檢查登記，並打出“自發永續排貨”的標語。
    煤炭因為是燃料必需品，在以往的抵製日貨運動中常被當作例外處理，所以起初日本煤商對此次抵製運動不以為然。日本領事也推測，即便對日本煤加以一時抵製，但對燃料這類必需品，隨著時間推移必然會有融通之策。9月前，上海反日會的意見確實是“日煤在國煤充分自給前，應照必需品處理方法辦理”。
    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國內展開全麵“對日經濟絕交”。上海煤業公會於9月26日宣布堅決抵製日貨，拒絕新交易，停止原有交易，登記封存現有的日本煤、撫順煤。同時，煤石駁船業同業公會也決定拒裝日本煤，嚴格檢查登記碼頭的日本煤。甚至連使用日本輪船運送的開灤煤也在抵製之列，拒絕裝卸搬送。
    1930年上海煤炭市場中有近四成是日本煤和撫順煤，一旦切斷其進口，上海的煤炭供給將會出現嚴重的危機。事實上，早在抵製運動之前，上海已有煤荒之兆。因連年金價騰貴，上海進口的日本煤與撫順煤減少，儲煤量下降。
    而且自1931年3月起，開灤煤與北寧鐵路因運費問題發生糾紛，舉行“罷業罷運”。每月輸入上海的開灤煤減少7萬—10萬噸之多，7月初開灤煤在上海的儲量僅有9800噸，與上一年同期的8.2萬噸相差甚遠。
    另外，開灤煤通常用日本輪船運輸，排日後港口工人拒絕為日輪裝卸，而又難有其他輪船可以頂替。
    由此，當時上海的煤荒之勢愈演愈烈。
    縱然困難如此的多，但此時劉鴻生和陳光良兩人，心中卻有幾分得意。
    一名理事抱怨道：“截至10月20日，上海存積各煤隻有30萬噸，僅足供一個月之銷用。隨著天氣變冷，煤炭需求將進入旺季，上海將陷入‘煤價飛漲，百工停業’的窘境。”
    眾人紛紛露出悲觀的神色。
    有理事馬上說道：“日煤已告絕跡，華南燃料竭賴北礦，查營口之北票煤因北寧路阻，不克運輸。塘沽之井陘、大同煤，因冬水奇淺，不克重載，津浦之中興煤但供路用，平漢之六河溝停運已久。上海航商工廠所需要者，在外煤隻有開灤，在國煤惟賴博山。”
    大家紛紛叫困難！
    劉鴻生這時候開口說道：“早在今年春天，我和陳先生就投資了徐州賈汪煤礦，如今那邊的存活為10萬噸出頭，並且每月可產約4萬噸，我們已經讓鐵路運到上海，可填補一部分的缺口。”
    有理事忍不住說道：“這麽快？”
    大家知道賈汪煤礦重啟，卻不知道賈汪煤礦已經生產了近三個月之久。
    這裏麵，又何嚐不是陳光良在推動。
    賈汪煤礦在4月確定重組方案，其後第一時間獲得重組的貸款，重新開始挖礦。
    這裏的貸款速度，是決定複工的速度。
    陳光良說道：“賈汪煤礦在這個冬季，也隻能保證滬市的25萬噸煤炭，也僅一個月不到的消耗。但總歸是好事一件。”
    秘書長王屏南，馬上說道：“國煤拯救滬市，賈汪煤礦恢複生產的時機剛剛好，哪怕隻能在這個冬天提供二十多噸，那也是極大的士氣鼓舞。”
    眾人紛紛鼓掌！
    實際上，這件事真被陳光良做到了最好的時機。
    假設賈汪煤礦明年再開工，那麽可能會長期虧損的狀況，理由是：
    第一，日本轟炸閘北後，上海的工廠大量停產，需求煤炭大大減少；
    第二，明年3月簽署停戰合約後，抵製日貨逐漸降低，日媒又會趁機傾銷。撫順煤和開灤煤擁有價格優勢，賈汪煤礦很難競爭。
    前世劉鴻生便是1932年才組織恢複生產，這筆投資也是一直非盈利狀態。
    而如今不一樣了，賈汪煤礦這個冬天向滬市提供25萬噸煤的話，僅此一項就可以獲利約80萬的利潤（最近煤價已經上漲不少）。
    有了這一筆回籠，再加上賈汪煤礦建立的銷售體係和聲譽，後期經營會稍微好一些。
    （陳光良也沒有想到，明年下半年，撫順煤和開灤煤因為大量的存量，紛紛傾銷滬市，價格直接打到六七折，國煤劣勢一覽無餘）
    隨後。
    王屏南繼續說道：“國煤此次立下大功，我建議我們煤炭公會要大力宣傳，以振國威。”
    “好”
    “應該的”
    雖然有賈汪煤礦適時加入，但上海煤炭缺的情況，至少緩解一下。
    所以，接下的會議，又討論起來如何紓解煤炭稀缺的問題。
    其實在決定抵製日本煤炭時，南鯨實業部即擬定預防煤荒辦法，包括“查國內各主要煤礦，尚有相當存煤，應即廣撥車運至各要埠”，“各埠囤積之煤，應由國家銀行依其數量支給相當押款，俟售出時歸還”，“令地方政府及該地維持治安之軍隊竭力保護礦山之安全”，“令各主要煤礦極力增加生產”等。
    為了具體解決“長江一帶每天需用六千噸之日本煤”的供給問題，實業部進一步提出意見：“一在增加國內現有煤礦產額，二在開辦新煤礦，三在多購安南煤。”
    隻是這裏麵的問題，也存在很多，等國產煤開采起來，市場已經不是‘煤炭奇缺’的問題，而轉變成‘洋煤傾銷’的問題。
    等到那個時候，民族煤炭業再無發展的希望。
    最終，上海煤炭公會又討論出一條——那就是增加采購安南煤，應付當前的處境。
    可惜陳光良手中已經沒船，不然就可以在運輸當中分一杯羹。
    回到捷瑞煤球廠，陳光良和謝蘅窗進行了閉門會議。
    “我們的煤炭存量如何？”
    “很充足，自從3月份開始，我們便開始儲蓄煤炭，所以蜂窩煤供應滬市四五個月不是問題。現在的問題是，要不要漲價？”
    謝蘅窗知道，漲價這種事，需得到陳光良這個股東的首肯，不然很得罪他。
    陳光良說道：“按照開灤煤的漲幅，我們煤球也漲，畢竟成本在這裏。”
    他又不迂腐，該漲價自然也要漲，他們儲存煤炭也是要成本的。
    當然，漲幅不宜過高，隨市就行。
    捷瑞煤球廠所儲存的煤炭，並不適合工廠，不然陳光良也就一並儲存一些了。
    謝蘅窗說道：“經此一役，我們在滬市的煤球，將更一步的壟斷了。”
    這個不算賺‘國難錢’，畢竟就是正常的價格波動。而且能保證滬市的煤球供應，已經是功德無量了。
    捷瑞煤球廠一直用的是開灤煤，也未用過撫順煤。
    明年，捷瑞煤球也該給股東分紅了，投資兩年了，一分錢沒有分過。當然，今年儲蓄煤炭的資金花費不少，不然也就分錢了。
    和謝蘅窗聊了一會，陳光良便心情不錯的離開。
    徐州的賈汪煤礦已經恢複生產，並且每個月可以給上海提供4萬噸的煤炭，在各家媒體的報道下，總算為‘國煤’爭光。
    陳光良和劉鴻生的聯手，也成為實業家們的典範。
    有人就在報紙上分析過，賈汪煤礦的複工複產，對其他人來說，是非常困難的——當時的賈汪煤礦僅負債就就高達80萬大洋，而且到了不得不停工的程度。
    陳光良和劉鴻生不僅注入80萬大洋用於賈汪煤礦還債，另外又陸續為賈汪煤礦爭取到30萬大洋的銀行貸款，還打通各路關係，才有今天的成績。
    如今恰逢上海缺煤，可謂正值關鍵時刻的‘英雄’。
    自然而然，鐵路方麵也給了綠燈，每日給予2000噸的額度，並下調了運費。
    賈汪煤礦，成為政府和滬市的照顧對象。
    不過陳光良卻有一種不安的感覺——他大概知道明年滬市的煤炭不僅需求減少，而且中日停戰後，撫順煤、開灤煤紛紛傾銷，到時候賈汪煤礦拿什麽獲利？
    凡是主要靠鐵路運輸的煤炭，一定很難競爭靠海運競爭的煤炭，徐州到上海的煤炭，隻能通過鐵路。
    所以，陳光良已經有想法——找機會將自己的股權賣出去。
    反正名譽他已經得了，如果再能有一點利潤，那自然就是完美了！
    對，少做虧本生意才對！
    陳光良來到滬南的‘時代影業’拍攝片場，自從4月‘時代影業’成立以後，一直在籌備《大俠霍元甲》、《精武門》兩部電影。
    當然，先拍攝的是《大俠霍元甲》。
    這部電影的導演是王天北，此人自從《火燒紅蓮寺》出現後，他也跟風拍攝了不少武俠電影，包括《江湖二十四俠》之類的。
    時代影業以發行500股新股的代價（即價值5萬大洋），將其網羅至麾下，連同他原來的電影公司打包在內。
    這也是陳光良的一個手段，即發行新股，來收購其他電影公司，減少自己的投資。
    時代影業的片場，占地三十畝（租賃），通過半年的建設，如今已經初具規模。
    陸涵章陪同陳光良考察了拍攝現場，他是《大俠霍元甲》的製片人，也是電影公司的負責人。
    隻見現場，正在拍攝霍元甲大戰英國大力士的戲碼，陳光良到來，也沒有影響王天北等人的拍攝。
    這個年代的膠卷，是真貴，一般都舍不得浪費。
    《火燒紅蓮寺》後，電影界掀起拍攝武俠神怪電影，層出不窮的出現，引起南鯨政府的關注，神怪片包含了迷信反科學因素，引發了類似宗教狂熱的社會反應，因此國民政府內政部和教育部聯合電影檢查委員會，對武俠神怪片進行查禁。
    所以‘時代影業’的《大俠霍元甲》，在陳光良的指導下，開啟了拳拳到肉的真功夫時代。
    故主要的一些演員，是從全國找出來的功夫人士。
    就好比是此時的任彭年導演，他就專門拍攝‘女俠’題材的電影，因為他老婆就是會功夫，正好做女主角，憑借這個賣點，賺了不少錢。
    現場的擂台棚，是時代影業搭建的，整體采取蒙古包的形式，中間是木製擂台，四周有大量的‘群眾演員’作為觀眾。
    飾演英國大力士的是白羅斯流浪人，身高接近兩米，渾身的腱子肉。
    而隻有一米七不到的霍元甲，在體型上形成鮮明的對比，這場打鬥的精髓，陳光良都已經描繪出來。特別是最後霍元甲淩空連環腿，將英國大力士踢出擂台外，差點慘死在尖銳鐵器上，但被霍元甲救下一幕。
    很顯然，這個電影主要是‘反日’，對其它列強稍微弱化即可。
    既然是‘反日’，那麽日本柔道武士，自然在知道霍元甲被下毒時，也是表現出‘反派’的反應，這一點和前世‘武士道精神’略微不同。
    但霍元甲還是戰勝日本武士，但在慶祝時，大吐血病送往醫院而死亡。
    另外，此片沒有腳踢‘東亞病夫’牌匾；但有霍元甲淩空踢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招牌情節。
    畢竟，‘精彩的招牌’要一個個的放出來，不然陳真該踢什麽！
    ‘劇本完美’，這是所有加入時代影業的人點評的。
    “好，休息一下”
    王天北見陳光良到來，拍攝了一會，也適當的喊停。
    隨後，王天北登人來向陳光良打招呼。
    “陳先生”
    陳光良點點頭，問道：“能不能在元旦時上映？”
    值此‘一二八事變’前夕，如果有這樣一部電影，一定可以鼓舞全國人民的抗戰信心。
    “能，一定可以的，而且也能保證質量！”
    王天北在陳光良麵前，信誓旦旦的保證。
    大家都明白，這樣一部電影，在這樣的時刻，意味著什麽！
    既是支持反日情緒的伸展，也是凝聚中華民族團結的宣傳。
    庸俗一點，那就是時代電影打開市場的證明。
    雖然時代電影院來不及上映，但陳光良也決定聯絡其它一輪電影院放映，勢必要做到極致。
    “好，這次加急拍攝，也是順應時事，希望大家務必全力以赴。”
    “沒問題”
    結束探望後，陳光良和陸涵章在一同溝通。
    平常的公司，就是陸涵章主持，陳光良、莊鑄九、盛七等董事偶爾視察一下進展。
    所以，比較放權。
    “公司財務情況怎麽樣？”
    “差不多要見底了，畢竟片場的投資、設備的投資巨大，就是《霍元甲》的投資，也比以往電影大一些。”
    “嗯，電影院那邊可以再借調部分資金過來。另外，11月份我安排銀行再給一筆貸款。”
    前前後後，已經投資125萬了（發新股5萬也算），其中電影公司已經花掉45萬了。
    不過沒辦法，什麽都要從零開始，自然需要花費的多。
    “再有15萬，差不多就夠了，我們有信心《霍元甲》電影可以回籠不少資金，同時籌拍《精武門》也有資金。”
    “行，15萬資金的貸款，下個月就給。我再提前讓電影院那邊支取5萬過來，到時候再還回去。”
    “好”
    最後，陳光良說道：“我想灌個歌碟，你找個懂行的，這是歌詞，曲調晚點再討論。”
    “萬裏長城永不倒，好詞，正好配合這次的電影！”
    陸涵章如獲至寶，高興的看著手稿。
    在二十年代，EMI所收購的法國PatheMarconi唱片公司在上海成立了分公司，而EMI在中國之所以稱作“百代”，也正是這家法國公司Pathe的音譯。
    所以灌歌碟不是問題，現在關鍵是要將曲子和相應的樂器搞起來。
    “詞，也是我偶然得到的，照例不要掛我的名。”
    “嗯”
    這個年代的人好‘忽悠’，陸涵章隻當是陳光良從其它地方買下來的詞，但已經付了錢，所以沒有必要掛人家的名。
    所以，陸涵章已經決定掛自己的名字，《霍元甲》編劇也是掛的他的名字。
    隨後陳光良便離開，適逢其會，《霍元甲》、《陳真》、《萬裏長城永不倒》在此刻的經濟效益，遠不如國家民族的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