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時間，倭國各地，尤其是那些曾投靠劉盈的本土豪族，人人自危，驚恐萬狀。
    他們不怕漢軍的明刀明槍，卻懼怕這種來自陰影中的、無法防備的“複仇”。
    村野治保的凶殘形象經過渲染，變得更加恐怖。
    他們紛紛緊閉門戶，加強守衛，唯恐成為下一個目標。
    ——
    就在豪族們惶惶不可終日之時，劉盈適時地召集所有歸順的倭國豪族首領，舉行了一次“安撫”宴會。
    宴會上，劉盈麵帶憂色，對眾人歎道：“朕亦聽聞村野逆賊猖獗，竟敢潛回行凶，藤原氏之難，朕心甚痛！逆賊在暗，我在明，諸位皆是我大漢忠臣，朕實在擔憂諸位安危啊。”
    他的話句句戳中豪族們的心病，眾人皆麵露恐懼，紛紛附和。
    劉盈話鋒一轉，看似推心置腹地說道：“夷洲懸海外，剿滅需時日。為保諸位家族安全，朕思慮再三，有一萬全之策。”
    “不若諸位暫且舉家遷往中原內地？朕將在長安、洛陽附近劃出豐腴之地，賜予宅邸田產，保諸位世代富貴平安。”
    “既可遠離倭地是非，又可沐浴天朝教化，豈不兩全其美？”
    這番話，看似商量，實為最後通牒。
    留在倭地，可能要麵對“村野治保”無休止的暗殺；遷徙中原，雖失去本土根基，卻能得保平安富貴。
    在巨大的恐懼和利誘之下，這些豪族哪裏還有選擇？
    他們深知，這杯酒不喝，恐怕下場比藤原氏好不了多少。
    於是，一場杯觥交錯的宴會之後，倭國境內稍有勢力的本地豪族，被劉盈連根拔起，盡數“自願”西遷中原。
    他們的土地、財產，除隨身細軟外，自然全部收歸國有，進一步鞏固了大漢對倭國基層的直接控製。
    這一招“釜底抽薪”，徹底清除了倭國本土可能形成割據勢力的隱患，為漢化的徹底推行掃清了道路。
    而遠在夷洲的村野治保，莫名其妙地又替劉盈背了一口滅門和遷徙豪族的大黑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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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一船船倭國豪族及其家眷被“禮送”至中原，最初的新奇與激動很快便被冰冷的現實所取代。
    劉盈確實兌現了部分承諾，在長安、洛陽周邊以及一些內郡，為他們分配了田宅，足夠他們過上溫飽無憂的生活。
    然而，也僅此而已。
    這些在倭國本土時，或是稱霸一方，或是深得“神族”徐福後人倚重的豪族首領們，很快就發現了一個尷尬的事實……
    他們在大漢的核心統治區，完全失去了原有的價值和地位。
    在中原士大夫和百姓眼中，他們不過是“慕義來歸”的化外之民，是皇帝天恩浩蕩的體現，但其本身，並無任何特殊之處。
    所謂的“宅邸田產”，與中原真正的世家大族相比，簡直寒酸得可憐。
    更重要的是，他們被有意無意地隔離在帝國的權力體係之外。
    沒有預想中的官職封賞，沒有參與地方事務的資格，甚至連結交中原權貴都受到無形的限製。
    他們就像被圈養起來的珍禽異獸，看似被保護，實則被邊緣化。
    尤其是那些村野治保的舊部將，曾經在戰場上與漢軍廝殺，如今卻發現自己畢生追求的武功、權謀，在中原這片廣袤的土地上毫無用武之地，這種巨大的心理落差讓他們倍感煎熬。
    這種強烈的失落感，使得倭人們逐漸轉化為不滿和憤懣。
    一些自恃有功，不過是伺機投誠的倭人豪族首領，開始聯名上書，言辭懇切又帶著幾分試探，向皇帝劉盈請求“賜予一官半職，以效犬馬之勞”，哪怕是最低級的官吏也好，至少能讓他們感覺到自己並非完全被排斥在體係之外。
    然而，這些奏章如同石沉大海，劉盈壓根不予理會，仿佛從未收到過。
    此時，負責監國的代王劉恒，雖然身為天子兄弟，以仁厚謹慎著稱，但原則性極強。
    劉恒注意到了這些紛至遝來的請求，他並未請示遠在倭地或巡狩四方的劉盈，直接以監國的名義，給了一個官方、正式且無可辯駁的回複：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大漢選官用人，自有法度。今四海升平，欲入仕途者，無論出身貴賤，皆需通曉經義，通過科舉考試，方得晉身之階。”
    “此乃公平之道，亦為國本所在。爾等既已內附，便為大漢子民，自當遵守漢法。若真有才學，何不與天下士子同場競技？”
    “若妄想不經考核，憑舊日資曆便獲官職，豈非僭越禮法，視朝廷**如無物？”
    這番義正詞嚴的答複，如同一盆冰水，澆滅了倭人豪族最後的幻想。
    他們這才明白，劉盈所謂的“優待”，本質是“圈禁”；所謂的一視同仁，意味著他們連憑借特殊身份走捷徑的機會都沒有。
    科舉？
    對於連漢字都認不全、儒家經典更是一竅不通的他們來說，簡直是天方夜譚。
    感覺遭到欺騙和羞辱的倭人豪族，絕望之下，開始走向極端。
    既然無法融入主流，也無法獲得權力，他們便試圖在自己有限的範圍內，重建往日的權威。
    其中幾支被安置在同一縣城附近的豪族，在幾個原村野治保部將的串聯下，暗中勾結了當地一個貪財且野心勃勃的縣令。
    他們利用帶來的部分金銀財寶，賄賂縣令，許以重利。
    縣令利令智昏，與他們達成默契：豪族們利用其宗族力量，協助縣令控製縣內基層，壓製可能的不服聲音，並上繳“額外”的賦稅。
    作為回報，縣令對豪族們在其聚居地的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默許他們私設刑堂、無視漢律、甚至擁有小規模的私人武裝。
    很快，這個縣城幾乎成了“國中之國”。
    漢朝的法令在此形同虛設，倭人豪族成了實際上的土皇帝，欺壓原本的漢人百姓，強占田產，為所欲為。
    他們幻想著以此為基礎，逐步擴張勢力，甚至天真地認為，天高皇帝遠，隻要打點好縣令，就能長久地關起門來做他們的土霸王。
    這種扭曲的反抗，是他們維護自尊的最後方式，也是走向毀滅的加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