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是善的嗎？按你的說法，善良是一種選擇呀，他完全可以把身上僅有的錢借給他，然後再去努力奮鬥生存呀，他完全可以降低自己的生活質量，能借多少借多少呀，可是他沒有這麽選擇，他選擇了維持自己當下的生活質量而不借呀，他可以全部借出去撿垃圾為生都行，不要想著一個人身上一分錢都沒有了就馬上要死了，不會的，都是借口而已。
    這樣的情況下，一個真正的善人應該是把身上的五萬塊錢僅留一點點然後全部借出去吧，按你的說法這個善就在那裏，是他沒做這個選擇呀，這件事整體上怎麽會是善的呢，應該是惡的呀，不是嗎？我都是按你的邏輯推的呀，沒問題吧？”白胡子老頭看著寧致遠問道。
    寧：“這個，我被你繞暈了。”寧致遠說道。
    白：“我同意你說的，善和惡就在那裏，這關乎每一個人的自由選擇。沒問題，就是這樣，可是在你經曆的事情多了的時候，你就會發現作出違背初衷的選擇並不是投機、並不是找借口，而是真的沒有辦法，真的被打擊的遍體鱗傷毫無還手之力了，隻是求生的本能讓他做出的那個選擇而已，這有什麽好批判的？有種你在麵臨相同境地的情況下如果能做出和別人不一樣的選擇，那你才有發言權，是真的經曆過了，做過了，而不是頭腦中的想當然。
    我們都覺得D炸碉堡確實是英雄，但是我們從來不說他在舉著炸藥的時候手也是會發抖的，甚至最後一刻也會因為恐懼而尿褲子的，這些都是被人善意忽略的，這難道不是欺騙的一種形式嗎？
    你不願讓人看到事情的全貌，因為你怕有些細節會影響整個人物的形象，不是影響他個人的形象，是影響這個人在大眾心中的形象，這無可厚非，但你不能要求每個人都是D，你更不能說那些身處和D一樣境況下的人，他的戰友，出於求生的本能沒有和他做相同的選擇就是不對的，他們一樣值得我們敬佩，不是嗎？
    我們的選擇不會影響善惡的客觀標準，這點毋庸置疑，但是我們不能懷著善意的或者惡意的主觀標準去揣測別人做出的選擇，這點是最重要的。”白胡子老頭說道。
    寧：“我明白了你的意思，人是一種社會性動物，難以脫離群體而存在，而群體之中，大多數人都束縛在自己的視角裏，下意識地評判別人是非，不自覺地揣度別人生活。他們習慣用自己的標準去衡量並質疑你，以自己的三觀去評價或詆毀你，一旦你企圖撕下標簽，展露個性，就會被孤立和妖魔化，遭受來自四麵八方的惡意。
    於是，我們不得不按捺住心中的抗拒，硬著頭皮迎合別人的喜好，絞盡腦汁琢磨別人的想法。就像心理學家馬斯洛說的那樣，被排擠的人往往是那些敢於與眾不同、追求真實自我的人，對吧。
    在這紛繁世間，你每一次卑微的討好，刻意的合群，都是對自身靈魂最殘酷的淩遲，終有一天，你會在屈服於偏見的過程中，變得麵目全非，徹底失去自我，是這個意思吧。”寧致遠說道。
    白：“就是這樣，我們每個人都活在自己的價值觀裏，我也一樣，我想說的就是我就這德行，而且隻能是這副德行，由不得自己。
    在這個世界上，有多少立場就有多少觀點、就有多少所謂的主義，什麽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在我父母那一代，那可是個大問題，關乎生死。
    大家都有自己的立場、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好惡，每個人都隻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東西，出離立場的觀點在立場的圈子裏是沒有地方立足的，就像我們脫離了具體的情境去談善惡的選擇一樣，是空中樓閣，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我們每個人都活在自己的態度裏，都按自己的標準衡量各種關係，什麽關係承載什麽內容，核定多少擔當，這才是所謂的自由選擇的核心。
    比如有人要錢不要命，有人要心安不要命，有人連橫穿個馬路都可以不要命，形形色色，紛繁複雜，這就要看具體的某個人了，再加上具體的環境，這變量就是指數級的裂變了，所以我們才叫大千世界嘛，對吧。
    再說了，你所知道的隻不過是別人的認識，你知道別人的認識和你自己知道，那完全不是一回事，大多數人的價值觀都是在輿論引導下完成的。過去我是以兩極判斷事物的，特別喜歡二元對立，任何事情到我這裏來我都是先做個二元區分，非好即壞、非對即錯、非此即彼，人生經曆的多了，看的多了，就慢慢發現這樣的思維很狹隘。
    我開始越來越不從對錯的角度去看一個人的選擇，也就是他的行為，事實上很多事物並不是以簡單的對錯就可以判斷的，而是屬於條件的可能與否，任何事物，從成因到結果都是有規律的，什麽條件產生什麽結果，什麽結果需要什麽條件，這就是科學。
    在我們的文化裏，在某個時間段內就少了這份科學精神，剛好我也就回答了我對於李約瑟之謎的看法，就是幾千年來的封建社會文化，沒有給科學留下一點空間，或者說在曆史發展的大部分進程裏沒有給科學留下足夠的空間。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我們觀察自然現象，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來理解這個世界，當我們看到鳥兒都是在春天繁殖的時候，我們習慣性的用“應該”這個詞，就是鳥兒應該在春天繁殖，不在春天繁殖的鳥兒都要遭到懲罰。
    所以人也要這樣，就應該各安其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然就要受到天譴，這對統治者來講多好呀，好管理呀，我是天子順承天命，你是百姓生來如此，都覺得不能跳出這個框架，安安穩穩在自己的位置上呆著就好了，這是有利於穩定，但不太利於發展。
    但是同樣的自然現象，國外人家也看到了，人家怎麽想的呢？人家想著鳥兒為什麽隻在春天繁殖呢，後來他們研究溫度濕度等等，得出的結論是春天的氣候有利於鳥兒繁殖，於是他們在實驗室裏對春天的氣候濕度指標進行模擬，把鳥兒在冬天的時候放進春天環境的實驗室裏，鳥兒還是正常繁殖了，這樣他們就掌握了操控鳥兒繁殖的技術，對吧，這才是科學。
    科學有威力嗎？有，直到清末人家的大炮打過來了，我們去求和，說你們不應該打我們，我估計外國人都愣了，為什麽不應該？這個世界不就是應該弱肉強食的嗎，我比你更有力量我就應該打你獲取我想要的東西呀。
    都是談應該，但方向完全不同，我們不能說誰的應該更應該吧。講白了，這就是文化屬性和自然規律，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白胡子老頭說道。
    寧：“這是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的區別吧。”寧致遠說道。
    白：“沒錯，但是這個範圍太大了，有兩個點我可以深入的跟你講講。
    首先是我們怎麽樣去判斷一種文化的利弊。如果不是以認識事物真相和接近事物規律的方**，而是以東方與西方的方位論，以人種與皮膚的顏色論，這就屬於唯了，要麽東方西方，要麽黃色要麽白色，要麽唯心唯物，要麽儒家法家，很多的，說不完的。
    這個思維半徑已經不足以有效判斷事物了，也就是說講唯本身就錯了，說唯已經有了一堆，有人還想再把所有的唯統一起來，有這個想法那就更錯了，維度不同談何統一？就算你打著統一的旗號試圖統一一下，那也不叫統一，那隻能叫攪拌，那無論你怎麽攪拌，不管會不會再有新的東西添加進去，裏麵都將變得更加複雜，因為所有的唯都會在裏麵進行相互作用，相互影響，進行發酵，而人一旦陷在這樣的情境裏出不來，很多事物就無解。
    所以我們不能以方位、地域、新舊作為判斷，而應當以認識事物真相和接近事物規律的有效為判斷，這是其一。”白胡子老頭說道。
    寧：“對，我們後麵不也有德先生和賽先生的說法和分歧展開的討論嘛。”寧致遠回答道。
    白：“是的，這第二點嘛，我想說的是著名哲學家維特根斯坦的語言轉向理論，我是相當的認同。他說當今社會經濟的諸多難題，其本質都是語言問題。
    我們所謂製度、模式、法規、文化、習俗、道德，本質上都是語言，在我們的社會經濟係統裏，語言相當於一個軟件，但當下的問題是大家都忙著解決各種各樣的問題，反而沒有考慮“軟件”已經落伍，存在各種bug，什麽意思呢？
    就是其實我們沒有真正的（社會經濟）問題，所有的問題都是因為我們語言版本落後和語言bug，就像所有的哲學問題往往都源於對語言的誤用和誤解，因為語言不僅僅是表達思想的工具，它還構成了我們理解世界的方式，所以當我們遇到看似棘手的現實問題時，可能並不是問題本身難以解決，而是我們用來描述和理解這些問題的語言需要被重新審視和改進。
    按照維特根斯坦的觀點，我們不應該急於尋找問題的直接解決方案，而應該深入探究形成這些問題的語言框架，就像許多哲學上的困惑實際上就是“語言疾病”，是由於我們對語言的規則理解不夠清晰或者錯誤應用導致的，因此通過分析和澄清語言的使用，我們可以消除這些困惑，從而間接地解決看似與語言無關的問題。
    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將現實問題看作是語言使用不當的外在表現，這些問題的存在，可能是因為我們的語言係統未能準確捕捉現實世界的複雜性，或者我們的語言習慣導致了對現實的誤解，因此優化和升級這些形成問題的語言，即重新構建我們的語言框架，使之更加精確和清晰，可能比直接解決問題更為根本和有效。
    簡而言之，維特根斯坦的語言轉向理論提醒我們，要解決現實問題，首先需要審視和改進我們用來描述這些問題的語言。
    通過這種方式，我們不僅能夠更清晰地理解問題，還能夠找到更有效的解決途徑，語言係統作為我們理解和交流世界的工具，其陳舊和單一化確實可能對現實問題產生影響，能聽明白嗎？”白胡子老頭笑著看向寧致遠。
    寧：“簡單理解就是什麽條件產生什麽結果，這是規律，對吧。但是要說這個規律是怎麽來的呢，那就隻能說不知道了，因為說來就已經錯了，有來必有去嘛。就像因果律，其本身無所從來，也無所從去，佛教說“見相非相，即見如來”就是表達這個意思，對吧。”寧致遠說道。
    白：“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我們是處在相對的時空當中，我們說不唯經驗、教條，並不是說要排除經驗、教條，不唯就已經包含了學習和借鑒在裏麵，就像皇上對大臣說“大膽說，恕你無罪”，這一個恕字，就已經包含你有罪在裏麵了，你還真以為你說什麽都能無罪？有這個作為前提，你的生死就看你後麵說的怎麽樣了，能贏得開心自然無罪，否則你就隻能人頭落地。
    別左顧右盼，隻看你自己條件的因果就好了，凡左顧右盼的，大多是不清楚內在因果的，學個形，漏其神，這樣就很很危險，我們之前也走過很多彎路，走過很多反複，不是到後來才恍然大悟嗎？可這中間也付出了極為慘痛得代價。
    我們就沒想明白人家的成功是有人家的條件的，人家的條件不是你可以悉數複製的，精髓不是學來的，是悟出來的，人家的內在因果不是你從外表看一眼就能具備的，也正是看到了悟到了這一點，才有了後來的我們自己所謂的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走自己的路。”白胡子老頭說道。
    寧：“魯迅曾說過，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我有時也會想，啥叫路呢，我覺得那些成功者的經驗和方法就叫路，牛頓不也說自己的成就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嗎？可見路肯定是管用的，不管用早沒人走了對吧。
    但它管的不是全部照搬的用，而是借鑒、模仿和參照的用，但成功者的經驗是他那個條件的可能，你不可能也沒辦法完全複製他的條件，真的假設說你能完全複製，那也就不是你的人生了，沒有意義，也沒有必要，人都是有自我實現的需求的對吧，這可是在馬斯洛需求層次的最高層，那也就是說經驗和教條那都是不完整的說法，完整的說法是要懂得規律論和因果論，隻有因果和規律才是究竟的、是無漏無偏的，是這樣吧。”寧致遠說道。
    白：“是的，按你的話說，任何一個成功的經驗起初都不叫路的，走的人多了才叫路。對於那些想走捷徑的人，或者說生性懶惰的人，不管不顧的沿著別人成功的路，見路就走也不失為一種方法，至於能走到哪裏就得靠碰運氣了。
    可是如果事物都是肉眼能看到的，那就簡單了，人總是有不同思想的，總有人不是見路就走的，不是有個故事叫《王戎識李》嗎，說的就是竹林七賢之一的王戎和夥伴們發現路邊的一株李子樹上結滿李子，大家都搶著上前摘李子吃，隻有王戎不去。
    他說：“這株樹上的李子肯定不好吃，要是好吃，過路人早把李子摘光了，還能留到現在？”結果，真像王戎說的那樣，那李子又酸又澀，一點都不好吃。
    那時候的竹林七賢，擺在眼前的路夠明確了吧，他們如果按這個路走甚至都能大大優化這條路，可他們卻沒有，他們就都不是見路就走的人，說到竹林七賢還情不自禁的要說到劉伶的趣事。
    在《世說新語》中曾記載過關於劉伶的一則趣聞。
    出處：南朝·劉義慶《世說新語·任誕第二十三》
    原文：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 為褲衣。諸君何為入我褲中？”
    所以你看，一個人怪，是性格問題；一群人怪，那就是文化問題了；如果許多人都欣賞這種怪，那就是社會問題了，由此也可見那個時候的社會就兩個字：篡、亂。
    很多自然事物、很多曆史現象都是需要我們用思維的眼睛去看的，識別一條馬路很簡單對吧，但識別一條思維的路就不那麽簡單了，我不知道有多大的可比性。
    思維的認識方法，中國人叫解放思想，世界人民管它叫智慧，佛教稱之為開天目，可見比肉眼的認識要困難得多。”白胡子老頭說道。
    寧：“是啊，沒錯，我覺得對一個人而言，至少對於我自己而言吧，人生雖然漫長，但核心命題就是兩個——認知、實踐。
    認知活動最終極的目標，無非是想要認識事物發展的本質規律；實踐行動最終極的目標，無非是通過按規律辦事，去達成預期目標。
    判斷是一種能力，是認識事物的能力。
    就像咱們好多人，我能跑，但是我不知道該往哪兒跑，能跑是一種能力，知道該往哪兒跑更是一種能力，咱們好多人都是跑了半天跑錯了，白跑；人家知道方向的人不用跑，慢慢悠悠散步都會比咱們先到達，這就是差距。”寧致遠說道。
    白：“所以我常說，一個人的財富是他認知能力的變現，沒錢的人，往往被錯誤的認知所束縛，他們可能認為賺錢是困難的，或者認為自己的命運注定貧窮，這種認知障礙，就像是一道無形的牆，將他們與財富隔絕開來。
    而隻有打破這道牆，跳出原有的認知框架，才能夠看到更廣闊的世界，發現更多的財富機會，當然，這就需要有人去做出不一樣的創新來打破他們的認知障礙。
    你聽過尼采的“貴族道德”和“奴隸道德”吧，貴族道德的主要特征是自我肯定、驕傲、主動，是社會上的少部分精英，是尼采在上帝已死之後對“超人”的呼喚。
    奴隸道德的特征是自我否定、謙卑、反動、憐憫，他們不僅把自己擺在了頹廢的泥淖裏甘之如飴，還恬不知恥的要精英們也跟他們一樣，精英太努力了走的太快了他們除了坐享其成的想要竭盡全力從中分一杯羹，還要批判精英們的努力壓榨了他們的生存空間，奴隸道德就是把行為放進“善”與“惡”的標準中，即人分善惡，我們從來就是善良的，你們自始至終就是邪惡的，打壓你們是應該的。
    我是很唾棄這種奴隸道德的人的，我要做精英，我可以用自己的勤奮努力和創新來讓他們得到實際的利益。
    可是最終我發現，迎合這些個類似奴隸道德的人很簡單，難得是迎合這個社會，或者說，迎合當權者。”白胡子老頭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