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代政區沿革可分為下列4個時期：
    郡縣製的萌芽和確立為春秋中期至秦漢時期。中國商周時代實行分封製，即采取“封建邦國”的辦法進行統治。商王及周天子除王畿附近的土地由自己直接統治外，其他土地和人民都分封給大小各級領主，作為他們的采邑。各領主在自己封地內獨自為政，在整個王朝疆域內無所謂地方行政區劃。春秋中葉後，有些諸侯國逐漸強大，開始發展中央集權，就將新開拓的疆土，或從私家剝奪來的土地，不再進行分封，而由君主直接統治，於是開始出現了地方行政區劃。
    最早的地方行政區劃是縣。據現有的文獻記載，最早設縣的是楚國和秦國。例如楚文王時（公元前689～前677）滅申（今河南南陽）、息（今息縣西南）2國為縣。秦武公時（公元前697～前678）滅邦戎、冀戎地置邽縣（今甘肅天水市）、冀縣（今甘穀縣東）。以後晉、齊、吳等國都有設置。不過那時的縣已不僅設在邊區，還有設在經濟發達、交通衝要的地方。如晉頃公十二年（公元前514）在汾水流域一次就置了10個縣（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其中平陽和楊在戰國時為重要商業都會。吳國在今江蘇鎮江市置朱方縣，也是地處交通衝要。春秋後期各國縣數驟增，到戰國時成為較普遍的地方行政區劃。不過早期的縣和戰國以後的縣有所不同：一是保留著分封製的殘餘，如可以分賜給臣子，縣尹可以世襲，食縣邑可以互換等；二是縣的大小差別很大，大至如楚滅陳、蔡那樣中等國家後以一國為一縣，小至齊國的縣約等於一鄉，而以相當於一邑之地為最多。
    郡的出現也在春秋而較晚於縣。初期皆設於邊遠荒僻之處，經濟開發程度低於縣。故春秋末趙簡子誓師，有“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的說法。戰國時各國所置郡亦多在邊區。一郡之長稱守，由將軍充任，可征發一郡兵力，進行征伐。一縣之長稱尹、公、大夫，後又稱令。以後邊郡地大，遂分置數縣；內地事多，數縣上置郡以統之。以郡統縣的製度才逐漸確立，郡縣大小也漸趨一致。這種製度可能始於三晉。如魏上郡領15縣，趙上黨郡領24縣、韓上黨郡領17縣。以後秦、楚、燕皆相繼效法，不過整個戰國時代郡縣製和采邑製始終同時存在。至秦統一六國後，郡縣製才正式成為全國劃一的地方行政區劃。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在全國推行郡縣製。初並天下時為36郡，以後在南北新開拓的疆土上增置和原有郡的分置，至秦末約有近50郡。楚漢之際又有分析，至漢初約有60郡，大部分屬於當時的“異姓七國”。漢高祖在消滅異姓七國過程中，又建立了“同姓九國”。至末年同姓九國和異姓中剩下的長沙國共占有40餘郡，漢天子所自領者僅15郡。以後經文帝、景帝、武帝時多次中央鎮壓諸侯叛亂的戰爭，並推行了一係列削弱諸侯王國封土和特權的政策，至景帝平定吳楚七國之亂後，漢盡收諸侯支郡；一國便隻領一郡，王國與郡自此在行政區劃上處於同一級別。武帝以後，由於推行“王子封侯別屬郡”的政策，王國封域不斷縮小，漢郡不斷擴大，至西漢末年大郡領縣至三、五十，大國最多領十餘縣，小國僅三、四縣，級別雖同，實際上則郡大國小。
    武帝時一方麵開疆拓土增置了許多郡，一方麵將內地的郡分小。至公元前108年時達110郡（國），以後逐步省並，至公元前46年棄海南島上的珠崖郡後為103郡，一直維持到公元2年不變，即《漢書·地理誌》所記載的103郡國製度。王莽時又增至125郡。東漢初大施省並，公元140年時為105郡（國），成為東漢一代較穩定的製度。40餘年後至靈帝中平後及獻帝時代，皆有所增析。西漢時還曾在西域地區設置軍政合一的西域都護府進行統治，治所在烏壘城（今新疆輪台東），東漢也曾兩度複置西域都護。
    秦代一郡置守（主民政）、尉（主軍事）、監（主監察）三員。西漢省監，監察事務由中央派員直接主持，每郡僅守（後稱太守）、尉（後稱都尉）二員。邊郡因軍事需要一郡有二個以上都尉，管理少數民族的又稱屬國都尉。東漢內地郡省都尉，軍事由太守兼管。邊區仍保留都尉，並將屬國都尉權力擴大，分轄一部分縣，“冶民比郡”。故東漢時郡一級政區有郡、王國、屬國都尉三類。
    秦縣約近千個。《漢書·地理誌》所載西漢末公元2年製度有縣1587個，東漢初省並400餘，至《後漢書·郡國誌》所載140年時製度為1180縣。西漢時縣級區分4類：縣、侯國、邑、道。列侯所封食邑為侯國、皇太後公主所封食邑稱邑，境內有少數民族的稱道。侯國的長官稱相，縣、邑、道均稱令（萬戶以上）、長（萬戶以下）。東漢時縣一級的還有公國，其餘同西漢。
    州郡時代為魏晉南北朝時期。戰國時代人們把所知的地域範圍劃分為9個區域，即人們常說的大禹九州。九州的名稱，說法不一（見表）。漢後經學家認為《禹貢》九州是夏製，《周禮》是周製，《爾雅》是殷製。《呂氏春秋》是雜家就不加理會，其實夏商周時代根本不可能有這種製度。
    漢初中央直轄僅15郡，故省去秦製郡監，吏治由中央直接派丞相視察。武帝時增至110郡，於是在公元前106年（元封五年）將京畿附近7郡以外全國的郡國分成13個區域。這個區域稱部，每部派一刺史（刺即監察之意），巡視吏治，故稱刺史部。為了給每個刺史部取個名稱，即借用了《禹貢》九州加上《職方》的2個州名，共為冀、兗、青、徐、揚、荊、豫、雍、梁、幽、並11州，不過將雍州改稱涼州，梁州改稱益州。另有2個不在《禹貢》範圍內的刺史部，即最北的朔方（河套）和最南的交趾（嶺南），共為13個刺史部，俗稱十三州。其後又將京畿附近7郡置司隸校尉監察，稱司隸校尉部。故西漢有14個監察區。東漢初年，匈奴南侵，省朔方入並州，改交趾為交州，加上司隸校尉部，共13個監察區，俗稱十三州。同時加重刺史的職權，不限於監察，並有黜陟之權，然仍未幹預地方行政。東漢末年黃巾起義，為了加強地方權力，以便鎮壓起義軍，於公元188年（靈帝中平五年）以中央“九卿”出任州牧，掌一州軍民，不僅有省察、舉劾、黜陟權，同時還有兵權和治民之權。於是州逐漸形成為郡縣以上一級行政區劃，開始了中國曆史上州郡縣三級行政區劃製度。
    三國魏據黃河流域有司、豫、冀、兗、徐、青、雍、涼、並、幽、荊（西漢荊州北部）、揚（西漢揚州北部）12州。孫吳占有長江中下遊和珠江流域，有荊、揚、交3州。蜀漢占有今四川和陝西漢中盆地置益州1州。故三國共有16州。孫吳末年分交州為廣州（今廣東、廣西），曹魏滅蜀，分益州為梁州（今四川東部）。西晉初年分雍州為秦州，分益州為寧州，分幽州為平州。至280年平吳統一，將南北荊、揚合一，全國共為19州。以後又從荊、揚2州分出今閩、贛地置江州，分荊、廣2州今湘東和粵東北置湘州，至西晉末年共21州。
    西晉末永嘉之亂後，北方在十六國統治之下，往往在各自統治所及的較小區域分設許多州，於是州的設置開始發生混亂。東晉時有十幾個州，南朝宋、齊有20餘州，到梁朝後期竟增至107州。陳朝疆土狹小，僅長江中下遊南岸和珠江流域，卻有42州（一說64州）。北魏統一北方後，初年有一二十州，至孝文帝太和中有38州，太和後增置益濫，末年竟達80餘州，東西魏時乃至有110餘州。所謂“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戶之民，空張郡目”。至580年（北周大象二年）有州211個。南北朝前期共有州五六十，末年竟達300餘。州製之濫，至此已極。州既如此，郡亦相同。郡置之濫，北朝勝於南朝。南朝前期約有郡270餘，後期增至350餘郡。北朝前期有郡500左右，至後期約有六七百郡。
    東漢末年初行州郡縣三級製時，一州往往轄有十來個或七八個郡，每郡領十幾個縣不等。可是到了南北朝後期不少的州隻轄一二個郡，一郡隻轄二三個或一二個縣。有的州竟無縣可領，有的僅存名目。南朝齊在漢中地區有45個郡，“荒或無民戶”。有的兩個州、郡合治一地，稱“雙頭州郡”，故實際上州直轄縣，郡同虛設。實行了400多年的州郡縣三級製已完全喪失了原意。
    東晉南朝時還有一種特殊的地方行政製度，即僑州郡縣。永嘉之亂後，中原人民紛紛流徙，大部分渡淮南遷，也有一小部分遷往遼東和河西地區。當地政府為了招撫流民，安置世家大族，即就地按原來籍貫的州郡縣名設置政區，稱為僑州郡縣。因為南徙至長江流域的人口最多，故僑州郡縣多集中在中遊的政治中心荊州（今湖北江陵）附近和下遊的政治中心揚州（今南京市）附近，其次是3條南北交通線上，長江上遊的漢中至成都，中遊的襄陽至江陵，下遊沿岸的今當塗、揚州至常州一帶。
    道路時代為隋唐五代兩宋時期。上文提到州郡縣三級製到了南北朝後期已經混亂到了極點，郡一級形同虛設，地方行政製度已至非改不可的地步。隋朝建立後，於583年（開皇三年）罷天下郡，以州領縣。589年平陳，統一南北，將州縣兩級製推行至全境。607年（大業三年）又改州為郡。從此州即是郡，郡即是州。《隋書·地理誌》稱是大業五年的製度，故以郡領縣。共有郡190，縣1255。縣的基本數字無大變化，而縣級以上機構卻大大精簡。隋朝實行州縣製共24年（583～607），而實行郡縣製共11年（607～618）。然而大家都以為隋朝推行郡縣製，這是受了《隋誌》的影響。唐初又改郡為州，恢複了州縣製。以後在742～758年（天寶元年至乾元元年）間又曾一度改州為郡。唐一代近300年中實行郡縣製僅16年，基本上是州縣製。唐代州一級行政區劃中還有府。先是713年（開元元年）升首都雍州為京兆府，升陪都洛州為河南府。以後又陸續升新建的陪都和皇帝駐蹕過的州為府。如升並州為太原府，升岐州為鳳翔府，升益州為成都府，升蒲州為河中府，升荊州為江陵府，升梁州為興元府，升華州為興德府，升陝州為興唐府等。五代十國時期各國首都和陪都均升為府。
    宋代升州為府的情況更多了，除了首都、陪都外，凡是皇帝誕生、居住、巡遊過的地方以及地位重要的州，都升為府。北宋宣和末全境有38府，南宋境內有20餘府。府雖與州同級，但地位略高於州。當時黃河、長江流域一些重要城市所在地幾乎都置了府，到了明清時代大部分二級政區都置為府。
    五代兩宋時地方行政區劃中還出現軍和監，軍在唐時是軍鎮，原屬軍事係統，隻管軍隊，將領稱使，多設在邊區。五代時軍事行動頻繁，軍不僅管兵馬，也轄土地民政，宋代沿襲五代製度，演變成地方行政單位，在今山西、河北、陝西沿邊多設軍。小的由知縣兼軍使，大的則由京官帶原銜知軍。監是由國家經營的礦冶、鑄錢、牧馬、製鹽等專業管理機構，對國家財政收入關係很大，地方官無法兼管，故劃出一定區域由監官管轄，變成地方行政單位。軍監有領縣不領縣兩種，領縣的與府州同級，不領縣的與縣同級。領縣的軍監雖與府州同級，但一般地位低於府州。所以宋代縣級以上政區有府州軍監四類。
    唐代有300多個府州，1600餘縣。宋代疆域遠較唐代為小，但府州軍監總數也有300餘，1200多個縣級政區。麵對這樣龐大的府州，中央無法進行直接的統治，但又不願在府州以上再增加一級行政機構，怕擴大了地方權與中央抗衡。於是就設計了一種由中央直接控製的監司機構，即所謂道路製度。
    唐代初年根據自然山川形勢將疆土分為關內（潼關以西、秦嶺以北，包括河套）、河南（當時的黃河以南、淮河以北）、河北（當時的黃河以北、太行山以東）、河東（黃河以東、太行山以西）、隴右（隴山以西）、山南（秦嶺以南、長江以北）、淮南（江淮之間地）、江南（長江以南）、嶺南（五嶺以南）、劍南（劍閣以南）10個區域，稱為十道。神龍二年（706）開始曾設過“十道巡察使”、“十道存撫使”、“十道按察使”，皆由中央臨時派遣，不常置。開元二十一年（733）分為15道，即將關內道分出首都長安附近地區為京畿道，河南道分出陪都洛陽附近地區為都畿道，又分山南為東西2道，江南為東西2道，另增設黔中道（今貴州一帶），共15道。每道置采訪處置使，專檢察非法，如漢刺史，就成了15個監察區。安史亂後，監察權為節度使所兼，獨立的監察區就不存在了。
    中唐以後又出現了節度使區域。唐初沿襲北朝以來的製度，在軍事要地設置總管，旋改稱都督，管轄幾個州的軍事。以後為加強防務，給邊境諸州的都督帶使持節（節是權力的憑證），以增加其權力，稱為節度使。開元時有沿邊八節度使。天寶時有沿邊九節度使（即範陽、平盧、朔方、河東、河西、隴右、劍南、安西、北庭），一經略使（嶺南）。安史亂後，內地也遍設節度使，大者領州十餘，小者也有三、四。節度使職權也由原來隻管軍事，發展為總攬一區的軍、政、財、監大權，位尊權重。節度使所轄地區稱鎮、方鎮、節鎮、藩鎮或道，比較不重要的地區則置觀察使或防禦使、經略使統轄一道，從而形成了道（鎮）、州（府）、縣三級地方行政區劃。唐朝後期全國有四、五十個鎮，除首都京兆府和附近幾個州和陪都河南府外，其餘府州均屬方鎮。
    唐代前期國勢強盛，先後滅了東突厥、高昌、薛延陀、西突厥、高麗，其餘邊疆少數民族也紛紛歸附。為了加強這些地區的統治，唐朝政府仿效漢代西域都護府的建製，采取了都護府和羈縻府州的製度。羈縻府州是由唐朝政府任命當地少數族首領為都督刺史，頒發印信，可以世襲。各邊地共設置了800餘羈縻府州，分別由若幹邊州都督府和都護府統轄。開元、天寶年間有六都護府分布四邊，安東都護府管轄東北地區，安北都護府管轄漠北，單於都護府管轄漠南，安西都護府管轄天山以南的西域地區，北庭都護府管轄天山以北的西域地區，安南都護府管轄越南北部地區及滇東南、桂西。由於政治形勢的變化，上述各都護府轄區也屢有變遷。
    宋代初年吸取了唐末藩鎮割據的教訓，革除了藩鎮的實權，諸州皆直屬中央，節度使僅存空名而已。並將全國分成若幹個稱為路的區域，每路置轉運使負責征收和轉輸各地的財賦。以後轉運使職權遠漸擴大，兼及“邊防、盜賊、刑訟、金穀、按廉之任”，控製了一切地方行政事務，形成了分路而治的局麵。真宗時（998～1022）考慮到轉運使權力太重，於是設置了提點刑獄使，總攬一路司法和監察，安撫使主持一路軍事，而轉運使專理一路財賦和民政。所以宋代一路有三種長官：轉運使（簡稱漕司）、提點刑獄使（簡稱憲司）、安撫司（簡稱帥司），總稱監司。
    北宋分路以轉運使為主，初分時極不穩定。至道三年（997）始定為15路，天禧四年（1020）又分為18路。元豐八年（1085）定為23路。這23路是京東東、京東西、京西南、京西北、河北東、河北西、永興軍、秦鳳、河東、淮南東、淮南西、兩浙、江南東、江南西、荊湖南、荊湖北、成都府、梓州、利州、夔州、福建、廣南東、廣南西路。崇寧四年（1105）將首都開封一府置為京畿路。宣和四年（1122）宋金盟約，約定聯合滅遼後，金歸還宋燕雲十六州地。於是北宋預置了燕山府路和雲中府路。不料金滅遼後未能踐約，僅歸還六州。所以北宋末年號稱26路，實際上隻有24路。
    北宋所謂18路、23路，均指轉運使分路而言。憲司、帥司分路則不同。如河北轉運使分東西2路，帥司因防禦契丹需要分為大名府、高陽關、真定府、定州四路。憲司則合為一路。
    南宋時因軍事防禦需要，分路以安撫使為主。在其秦嶺、淮河以南全境內所分的兩浙東、兩浙西、江南東、江南西、淮南東、淮南西、荊湖南、荊湖北、京西南、成都府、潼川府、夔州、利州、福建、廣南東、廣南西等16路，是指安撫使路而言、漕司、憲司分路則不同。如兩浙安撫使分為東西路，漕司則合為一路。
    宋代的路有三種監司，各司其職，沒有集權於一人一司，府州有事仍可直達中央。因而與魏晉的州和元以後的行省不同，不構成地方上一級行政機構，仍實行州（府）縣二級製。
    遼代沿襲唐製，將全國分為5道。每道有一政治中心稱府，建有京號。並以京號為道名，合稱五京道。上京道轄西拉木倫河流域為中心的契丹本土，洽臨潢府（今內蒙古巴林右旗東南波羅城）。中京道轄奚族本土，約今內蒙古老哈河上遊和英金河、錫伯河流域、遼寧的大小淩河流域和河北省長城以外的灤河流域，治大定府（今內蒙古寧城西大明城）。東京道轄原東丹國地，約今遼河、嫩江以東，外興安嶺以南地區，治遼陽府（今遼寧遼陽市）。南京道和西京道大致即五代後唐割讓給契丹的幽薊十六州地。南京道轄約今海河、大清河以北、內長城以南的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地，治析津府（今北京市西南）；西京道轄約今山西省北部和內蒙古東南部分地，治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市）。
    遼代在形式上沿襲了唐代的道製，但具體統治方法上卻采用了宋代的路製，即每道設都總管府（帥司）、處置使司（憲司）和轉運使司（漕司，各道名稱不一），也是三權分立。道下分府州軍城4類，另有隸屬於州的州、軍、城，實與縣同級，這種製度為前所未有，為明清時代直隸州、散州的先聲。
    遼代還有3種特殊的地方行政製度。一是頭下軍州，又作投下軍州。這是貴族、功臣將在戰爭中掠奪來的人口，作為他們的私奴所建立的州縣。按人口的多少，分成頭下州、軍、縣、城、堡級次。一是斡魯朵製。斡魯朵是皇帝、皇後的宮殿、行帳所在。遼代共有12宮1府。以皇帝的私奴俘所建立的州縣，屬該皇帝的某宮（斡魯朵）所轄，實際上就是皇帝的頭下軍州。一是邊防城。主要設置在西北邊線上的州、軍、城，總名邊防城，為國防需要所置，不承擔賦稅。
    遼代對北邊原遊牧部族不采用中原王朝傳統的州縣製，設立部族節度使、屬國等進行統治。《遼史·地理誌》記載，遼朝有五京、六府、156州軍城、309縣、52部族、60屬國。
    金代政區雜糅遼、宋之製，分路而治。前後有17路、20路、19路之分。每路置一都總管府，掌一路軍事兼及民政。所謂17路、20路、19路，即以總管府分路。金代在並遼後，除以其發祥地為京師（後稱上京會寧府）外，又沿用了遼代上、中、東、西、南五京之製。侵宋占有秦嶺、淮河以北地區後，不久遷都中都大興府（今北京市），以宋故都為南京開封府，以遼中京為北京大定府，上、東、西三京如舊，此一都五京各領一路。此外改北京路（遼上京道）為臨潢府路，分東京路為鹹平路，河北東、西路因宋舊，並分其南部為大名府路，分宋河東路為南北2路，山東東、西路因宋之舊，分宋陝西二路為京洮府、鳳翔、鄜延、慶原、臨洮五路。至大定中為以上20路。泰和五年（1206）並臨潢府路入北京路，即為《金史地理誌》19路之製。另外還有轉運使司，掌一路財賦；提刑使司（後改為按察使司），掌一路司法，統軍司，掌一路兵馬。三者與都總管府分路不同，如總管府為19路時，轉運司為13，提刑司為9，統軍司為3。此與宋製相仿。東北外興安嶺以南的黑龍江流域設有曷懶路、婆速府路、蒲與路、速頻路、胡裏改路等，為地方基層行政單位，不領府州縣，隻轄猛安、謀克（300戶為一謀克，十謀克為一猛安，是軍政合一的部落聯盟組織），不在20路、19路之列，金總管府路下轄府、州、軍（後盡升為州）、縣。據《金史地理誌》載，金時有京、府、州179，縣683。
    行省時代為元明清時期。自元代開始，中國又實行三級製的地方行政區劃。最高一級為行省，故稱行省時代。行省製度實起源於魏晉以來的行台，原為中央（台、省）的派出機構。凡地方有事，臨時代中央執行任務，事畢即罷。東魏北齊時曾分道設置過行台省。金代初年也出現過行台省製度，為時短暫。至末年外遭蒙古、西夏、南宋三方麵進攻，境內到處發生農民起義，所設行省漸多。蒙古入主中原，仿金實行行省製度。金代稱行尚書省。元世祖時將尚書省並入中書省，故稱行中書省。起初也是臨時措置，後因軍事征代的時間很長（從伐金到滅宋共70年），逐漸被固定下來。其職能也由隻管軍事演變為兼及民政，其長官也由中央官演變為地方官。這種演變大約完成於平宋以後。
    元至元年間行省的設置和轄區都很不穩定。到12世紀末的大德年間才開始穩定下來，全國分成11個區域。其首為中書省，即中央機構中書省直轄地區，故又稱都省、腹裏。轄區相當今京、津2市、晉、魯、冀3省及豫河北部分和內蒙古部分地。另有10個行省：遼陽、陝西、河南、江浙、江西、湖廣、四川、雲南、甘肅、嶺北。轄區都很大。另以高麗國置征東行省，行省丞相由高麗王兼任。其性質與內地行省不同。
    元朝末年，為了鎮壓農民起義和維持地方治安的需要，又分出許多行省。如中書省分出山東行省，江浙行省分出福建行省等等。以後又成立了許多分省，如福建行省分出了建寧、汀州、泉州分省。總之，到了元末，行省製度已十分混亂。
    明洪武初改革元代行省製度，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主管一省民政，設都指揮使司主管一省軍戶衛所，另有主一省監察司法的提刑按察使司。因名稱和轄區未改，故而習慣上仍稱省。但元代的行省官製與中央的中書省相同，軍民諸政由行省統轄，至明時遂改用地方官名稱，且將一省之權分而為都、布、按三司。洪武十三年（1380）為加強皇權，罷中書省，六部直屬皇帝。原屬中書省的轄區也直屬六部，名為直隸。明初建都應天府（治今南京市），即以中央直轄的相當今江蘇、安徽2省和上海1市的地區為直隸，也稱京師。永樂時遷都順天府（今北京市），即以相當今北京、天津2市和河北省大部分地區為直隸（京師）。原直隸改稱南直隸，也稱南京。自宣德以後，全國一直分為兩京（或稱兩直隸）13布政使司，即京師、南京、山西、山東、河南、陝西、四川、江西、湖廣、浙江、福建、廣東、廣西、貴州、雲南，合稱15省。
    一般省分都是一都指揮使司轄一省軍戶。但邊區軍戶多民戶少，甚至隻有軍戶沒有民戶。一個都司鞭長莫及，於是增設了幾個都司和行都司。明一代共有21個都司和行都司，除了13個與布政使司同名同治的都司外，還有5個行都司：陝西（治甘州衛，今甘肅張掖）、四川（治建昌衛，今四川西昌）、湖廣（治鄖陽府，今湖北鄖縣）、福建（治建寧府，今福建建甌）、山西（治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市），以及北直隸境內的萬全、大寧都司和屬於山東的遼東都司。另外還有統轄黑龍江、鬆花江流域和庫頁島的奴兒幹和統轄青藏地區的烏思藏、朵甘三都司，均屬於羈縻性質。因而明代所謂一省並非僅指布政使司轄區，還要包括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使司轄區。如山東省不僅包括山東布政使轄區、山東都司轄區，還包括遼東都司轄區。因遼東都司的監察由山東按察使司管轄。
    明初實行一省布、都、按三權分立，原為避免地方權重。不久由於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劇，內憂外患，三權分立的局麵不能應變。於是宣德年間開始將原來派部（六部）院（都察院）大臣巡撫地方的臨時措施在關中、江南等處固定下來，作為常製。景泰以後又增設兩廣總督。嘉靖以後，全國普遍設有節製布、都、按三司的總督和巡撫。總督主理軍務，比較固定的有薊遼保定、宣大山西、陝西三邊、兩廣四總督，而巡撫主民政、兼理軍務，每省都有，甚至一省有幾個。故而總督、巡撫的轄區、駐地與三司並不一致。在明代督撫始終是中央派出的欽差大臣，與三司之間名義上仍是中央官與地方官的關係。地方上日常事務仍由三司管理。
    總督、巡撫成為地方官實始於清。順治年間曾實行一省一督製。康熙初年改為一省一巡撫，二三省一總督。乾隆中葉以後，確定全國8總督（直隸、兩江、閩浙、湖廣、四川、陝甘、兩廣、雲貴）、15巡撫（江蘇、安徽、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雲南、貴州），成為定製。直隸、四川、甘肅三省由總督兼巡撫事，省區與督撫轄區趨於一致。至光緒時始有所增裁，如光緒十年（1884）置新疆巡撫。十一年改福建巡撫為台灣巡撫，移駐台灣（1895年因中日戰爭後割讓日本而裁）。三十年裁湖北、雲南2巡撫。三十一年載廣東巡撫。三十三年增設奉天、吉林、黑龍江3巡撫和東三省總督。至是為9總督15巡撫。明代一省之長為布政使，而清代一省之長為巡撫、布政使、按察使位次於巡撫。通例一省置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各一，惟江蘇省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分江蘇（治蘇州府、管蘇、鬆、鎮、常、太4府1州）、江寧（治江寧府、管江寧及長江以北諸府州）2布政使司，但仍為一省。
    清代邊疆地區施行與內地不同地方行政製度，由中央委派重臣，授以將軍、都統、大臣等官職，推行軍政合一的統治。如東北地區設奉天（盛京）、吉林、黑龍江，外蒙古設烏裏雅蘇台，新疆設伊犁5個將軍轄區。西藏、西寧設辦事大臣轄區（辦事大臣駐甘肅西寧府，轄青海地方）以及由中央理藩院直接管轄的內蒙古盟旗，加上內地18省，共26個政區。清末為加強防務，光緒十年（1884）建新疆省。十一年建台灣省，二十一年馬關條約後，台灣割讓日本。三十三年（1907）改原奉天、吉林、黑龍江3將軍轄區為省。全國共22省。辛亥革命後，撤銷督撫。各省設都督、民政長分理軍政、民政，都督旋改稱將軍，又改督軍、督辦。民政長旋改稱巡按使，又改省長。國民黨政府時期各省設主席為一省之長。並改直隸為河北省，改奉天省為遼寧省，又於邊區增設熱河、察哈爾、綏遠、青海、寧夏、西康6省，共28省。抗戰勝利後，台灣省歸還祖國。並將戰前東北3省地（偽滿時分劃為18省）分置為遼寧、遼北、安東、吉林、合江、鬆江、黑龍江、嫩江，興安9省，全國共35省。
    元代在行省以下有路府州縣各級行政單位，其統隸關係如下表：
    明代省以下行政單位有2項改革：一是撤銷路一級，由省直轄府州縣；二是州分屬省的直隸州和屬府的屬州，均省去附郭縣。本縣事由知州管轄。其統隸關係如下表：
    清代省以下各級行政單位基本沿襲明製，但也有改變：1廢除以衛所管轄部分土地和軍戶的製度。2增加廳一級。廳原為府的分支機構，為了某種需要，由知府委派同知或通判一員駐紮在本府內較偏僻或新開發地區，其所轄區域即稱廳。廳有2種，屬省的稱直隸廳（絕大多數不領縣），屬府的稱散廳。3明代不論直隸州、屬州均領縣，而清代直隸州領縣，屬府的稱散州，不領縣，由於直隸廳的長官同知、通判的地位高於知州，故清代省以下政區習慣稱為府廳州縣。其統隸關係如下表：
    至於邊區將軍和大臣轄區下除了部分農業地區設置府州縣外，還在內外蒙古、東北、青海、新疆等地建立盟旗製度。盟相當於府，旗相當於縣。此外新疆還有回莊製度，以各級伯克治民，西藏則設營進行統治。
    元明清時期還在西北、西南地區推行由少數民族首領充任並世襲的土司製度，即設置按等級分為宣慰、宣撫、安撫、長官等司和土府、土州、土縣的土司進行統治。土司除對中央政府負擔規定的貢賦和征伐外，在其轄區內保持原有的統治機構和權力。明清兩代曾在部分地區進行改土歸流。國民黨政府時期部分地區土司仍然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土司製度才徹底廢除。
    元明清時代除了上述地方行政區劃外，還有一種介於省與路府州之間的“道”，實際上是省的派出機構。元代道分2種：一是宣慰司道，是協助行中書省治理部分路府州縣的行政機構，一是肅政廉訪司道，是主刑名監察事務的機構，都有各自的轄區。明代一省由布政使分出治理部分府州縣的錢穀，稱分守道；由按察使分出主管部分府州縣的刑名，稱分巡道。清代沿襲明製，長官通稱道員。北洋政府時，曾分一省為數道，取消分守、分巡等名稱，設置道尹。1928年取消道製。十年內戰時期，國民黨政府為了圍剿蘇區，曾設置行政督察專員製度，先在江西省推行，即將江西劃分為幾個區，置行政督察專員管理，轄區即稱專區。以後推行至全國，大致相當明清時期的道。
    民國初年撤廢了府廳州製度，全改為縣。由省直轄縣。另有設治局（性質近似清代的廳）管理少數民族地區。國民黨政府時期又增設市一級政區，分院轄市（初稱特別市，後改，如南京市、上海市、北平市、天津市、青島市等）、省轄市（如杭州市、南昌市、福州市等）兩種。據1947年建製，其統隸關係如下表：
    （鄒逸麟譚其驤）
    中國曆史地理中國是曆史悠久的國家。中國人民的祖先很早就勞動、生息在中國廣闊的土地上，不斷地改造周圍的自然界，使中國的地理環境在全新世以來約1萬年的時間裏起了很大的變化。早期的這種變化幅度不甚顯著。在中國各族人民相繼進入新石器時代後，生產工具不斷改進及由此引起社會製度的種種變革和人們對自然界愈來愈多的索取，對中國地理環境的變化產生了巨大影響，尤其對以下3方麵，影響更為顯著：
    1自然環境。在中國曆史時期中，自然環境各要素的變化及其在變化過程中的相互影響極其複雜，如氣候、植被、河流、海岸、沙漠等方麵均曆經變遷（見中國曆史時期氣候和植被的變遷、中國曆史時期東部平原的水係變遷、中國曆史時期海岸線的變遷、中國曆史時期沙漠的變遷）。
    2疆域和政區。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每一個成員在曆史時期勞動、生息的範圍及其所建立的政權疆域和政區，都是中國曆史上疆域和政區不可分割的部分。中國現今的疆域和政區是4000多年來以華夏族為主體政權與周圍各族的部落、部族和政權長期融合中逐漸形成的（見中國曆代疆域變遷、中國曆代政區沿革）。
    3社會經濟環境。中國大約在1萬年前就有了原始農業。以後隨畜牧業和種植業的分離、手工業和農業的分工，以及因自然社會條件不同而造成各地區之間經濟上的差異，剩餘農牧產品和手工業產品的交換就成為社會的需要，商業活動也由此興起並漸趨繁榮，於是相應地出現溝通各地區之間的交通路線、商業聚落和城市，並不斷地演變、發展（見中國曆史時期北部農牧界線的變遷、中國曆史時期主要農業區的變遷、中國曆史時期蠶桑、植棉業和紡織業的分布和變遷、中國曆史時期人口的分布和遷徙、中國曆史時期城市分布和交通路線的變遷）。
    （鄒逸麟譚其驤）
    中國曆史時期北部農牧界線的變遷在中國，距今一萬年的新石器時代開始，中華民族的大部分就進入了以種植業和畜牧業為主的社會。不同族別根據自身所處地區的不同自然條件和傳統的影響，各有不同的側重。後隨社會經濟的發展，逐漸形成了中國長期封建社會中農牧關係的一個特點，就是從事種植業的民族和從事畜牧業的民族在地域上分離，農耕區和畜牧區之間分工明顯。這種地理上的界線，在曆史時期由於民族活動和地理環境的變化，有過較大的變遷。這種變遷又為中國地理形勢（東、南臨海，西部為青藏高原）所決定，主要發生在北部地區。
    曆史上中國北部農牧界線的變遷，大體上應從戰國時代說起。戰國以前，從春秋上溯至三代，在黃河流域的各諸侯國之間，雜居著許多被稱為戎、狄、蠻、夷的民族，有的從事狩獵，有的從事畜牧，與中原“諸夏”各國經營的農業區錯雜而處。同時列國之間還存在不少甌脫地帶（即緩衝地帶），既非農田，也不是牧地。因而很難說當時已存在著一條農耕區和畜牧區之間的分界線。
    戰國時期戰國時期開始，鐵製農具的普遍推廣，使種植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恩格斯說：“鐵促使更大麵積的農田耕作，開墾廣闊的森林地區”（《家庭、私有製及國家的起源》）。當時各國競相大力發展農耕生產，擴大耕地麵積。秦孝公時商鞅“壞井田，開阡陌”，“辟草萊”，獎勵墾荒，農作耕地成片擴展，就是典型的事例。而原先雜居在中原地區戎、狄、蠻、夷也多被華夏族同化，進入農耕社會。黃河流域以農耕業為主要生產形式已基本確立，而北方草原地區民族仍然繼續從事傳統的畜牧業，於是出現了一條農耕區和畜牧區之間的分界線。
    《史記·貨殖列傳》關於經濟區劃的敘述，大致反映戰國至漢初的情況。它將全國分成山東、山西、江南、龍門碣石以北4個經濟區。山東即關東，泛指崤山、函穀關以東的黃河中下遊地區，戰國以來已成為農耕區了。山西本泛指崤山、函穀關以西，關中盆地和涇、渭、北洛河上遊，西至黃河均在其內。但關中盆地自周秦以來的經營，已是“沃野千裏”，“好稼穡，殖五穀”的農耕區。隻是其北麵的涇、渭、北洛河上遊及其迤西一帶，即西漢時代的天水、隴西、北地、上郡地區，春秋以來為戎狄所居，至漢初仍是一片以“畜牧為天下饒”著稱的畜牧區。戰國秦昭王所築長城一線，當即當時農牧分界線。江南地區地廣人稀，飯稻羹魚火耕水耨，是比較落後的種植兼漁獵經濟區。龍門、碣石以北是“多馬、牛、羊、旃裘、筋角”的畜牧區。龍門即今禹門口所在龍門山。其北為黃河山陝峽穀，河西為陝北高原，河東為晉北高原。“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戰國時趙武靈王雖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與匈奴為界，而林胡、樓煩故地仍以畜牧為主。碣石指河北昌黎碣石山，為燕國之地。燕昭王時，擊破東胡，築長城，自造陽（今河北獨石口附近）至襄平（今遼寧遼陽市），以拒東胡。今天在燕秦長城遺址沿線的古城堡中出土了一批與中原形製相同的鐵製農具。可見當時東北農牧分界線大致即燕北長城一線。黃河上遊青海湖以東的河湟地區，戰國以來即為以射獵為業的羌人所居；河西走廊在西漢武帝以前是匈奴渾邪王、休屠王的牧地，都不是農耕區。
    總之，從戰國至西漢初年，自今青東河湟地區向東北經陝北、隴東的涇、渭、北洛河上遊、晉西北山陝峽穀流域南緣龍門山，又東北沿著燕秦長城至今遼寧境內，存在著一條農牧分界線。此線以北並非絕無種植業，如匈奴、羌人均有少量旱作物，然在整個經濟生活中所占比例極小。至於新疆天山南北綠洲中很早有了農業，但在其本區內部以及與東部地區均為荒沙所隔，姑置不論。
    秦漢時期上述農牧界線，由於中原王朝勢力的擴展和漢民族大量遷入邊區到秦漢開始發生變化。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派蒙恬逐匈奴，取今河套包括鄂爾多斯高原的“河南地”，在這塊自春秋戰國以來一直是遊牧民族活動的“草木茂盛，多禽獸”的森林草原地帶，設置了44縣，並修築長城。三十六年又遷三萬家於北河（今河套烏加河）榆中地區。這二次大規模移民戍邊的結果，將農耕區的北界推進至陰山以南一帶。不久，始皇死，蒙恬被殺，接著爆發了農民大起義。戍邊者乘機逃回，匈奴渡河而南，與中原王朝以戰國以來的故塞為界。
    漢代初年，與匈奴以朝那（今寧夏固原東南）、膚施（今陝西榆林南）為界，大致即戰國時代的農牧界線。到了漢武帝時代，北伐匈奴，複取河南地後，從內地遷去近百萬的漢族人民安置在北部沿邊諸地，設置了大批郡縣（見中國曆代疆域變遷）。據《漢書·地理誌》記載，西漢末年山陝峽穀、涇渭北洛河上遊、晉北高原以至河套地區，人口竟達310餘萬。如果不是開辟出相當數目的耕地，是無法維持其生存的（20世紀60年代在今套西烏蘭布和沙區內就發現過漢代墾區的遺址）。在河西走廊消滅了匈奴休屠王、渾邪王以後，設置了4郡35縣，從今豫、魯、冀、陝等地遷丟大批人口，興修水利，開辟農田。西麵拓疆至羌中，令漢人進入河湟地區，開墾屯田。總之，自漢武帝以後，北部農牧界線大大地向北推進，除了中間有一塊伊克昭盟部分草原外，西麵已達烏蘭布和沙漠和賀蘭山、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北麵已抵陰山山脈，東麵仍沿著長城一線。
    東漢初年因匈奴南侵，一度放棄了從河套至晉北的沿邊諸郡。公元50年南匈奴降附，散居在西河、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一帶。其中還雜有羌、胡、烏桓等族。西部羌人自東漢初年以來不斷叛亂，並向內地進犯。金城、隴西、安定、北地、上郡等地的漢人都從陝北、隴西一帶遷至渭水流域。大批以匈奴、羌族為主包括烏桓、鮮卑等雜胡入居涇、渭、北洛河和山陝峽穀流域的沿邊8郡，其結果必然突破了秦漢時代形成的農牧界線。據譚其驤教授估計，入居緣邊諸郡的少數民族總數約在百萬左右，而從事農業生產的漢族人口卻大量下降。新的農牧界線內縮的情況雖不甚明了，但沿邊8郡大部分土地成為半農半牧或農牧交錯區該是無疑的。
    東漢末年黃巾起義，對邊區的統治已無法維持，終於放棄了朔方、五原、雲中、定襄、西河、上郡、北地7郡的全部和安定郡的一部分。同時也放棄了桑幹河上遊代郡、雁門2郡各一部分，“百姓南奔”，“塞下皆空”。這些地區幾乎全為羌胡所居。三國時南匈奴5部3萬餘落，散居在汾水流域。西晉太康年間又有匈奴10餘萬人居雍州。當時關中地區人口約百餘萬，而“戎狄居半”。大量北方民族的入居中原，階級矛盾和民族予眉隨之加劇，最後導致長達一百多年的十六國混戰時期，農業人口大批死亡和流徙，耕地荒蕪，為畜牧業發展創造了條件。當時北方各遊牧部族入居黃河流域後，其中一部分已逐漸漢化，從事農耕，上黨羯人石勒即為人耕奴。如匈奴後裔稽胡分布在“自離石（今山西離石）以西，安定（今甘肅鎮原東南）以東，方七八百裏，居山穀間，種落繁熾，亦知種田《周書·異域傳上》”。但大多數匈奴、鮮卑、氐、羌還保持著原來的部落組織，在其聚居地區，當仍從事畜牧業。即使由漢人建立的前涼政權所居河西走廊地區，也由於境內散居著大量鮮卑、氐、羌等族，畜牧業仍占相當重要地位。晉末洛陽匱乏，前涼以“馬五百匹，布三萬匹”為獻。前趙兵鋒逼臨境下，前涼遣使稱藩，獻馬1500匹，牛3000頭，羊10萬口。《西河舊事》說：“河西牛羊肥，酪過精好。”其他各民族政權之間的戰爭，多以俘獲牛羊為數。可見當時黃河流域北部地區，畜牧業已占有相當的比重，農耕地和牧地錯居雜處，很難劃出一條農牧界線了。
    北魏至隋唐時期北魏時期再度將農耕區北界推進至河套地區。拓跋氏自遷居盛樂（今內蒙古和林格爾西北）以後，就在五原（今包頭市西北）和稒陽（今固陽）塞外進行屯田。4世紀末遷都平城，又在今山西大同市周圍“勸課農耕”，“為畿內之田”。在銀川平原上引黃灌溉，興辦農業，大獲其利，並有餘糧支援河套以北的沃野等鎮。以後西魏、北周在河套、陝北地區不斷增置郡縣。隋代也設置了豐、勝等州，都反映了農耕區域的擴展。但這時期農牧轉化的特點與西漢時期不同：1不是將少數民族趕走，遷入大批漢人，而主要是原住此地少數民族的逐漸漢化。當然也還有少數漢人遷入。這種轉化是極其緩慢的，在地域上也是逐漸擴展的。2鄂爾多斯草原經秦漢時代的過度開墾後，造成了森林植被的嚴重破壞，在當地特殊條件下，已出現了沙漠化的跡象，業經破壞了的生態環境再已無法恢複。如5世紀時，高原的西部“道多深沙”，南部出現了不少“沙丘”、“沙陵”和“沙溪”。在這些地區已無法再恢複農耕。例如北魏平定了赫連夏，並占有了秦隴以後，“以河西水草善，乃以為牧地”。隋朝在河套地區進行屯田，而在其南的今鄜縣、合川、涇川以南一帶，卻是“勤於稼穡，多畜飲”的農牧兼營區。由此可見，自北魏以來，在新恢複的河套農耕區以南與傳統農耕區關中平原之間，存在著一片半農牧或農牧交錯的過渡地帶。
    唐代在安史之亂以前在隴右、陝北地區設了許多牧監，發展國營畜牧業。麟德時（664～665）有馬70.6萬匹，開元時（713～741）有馬44萬匹。以原州（令甘肅固原）為中心包括秦、渭、會、蘭4州之地監牧地範圍至廣，東西約300公裏，南北約200公裏。在晉北嵐州（今山西嵐縣北）置內外廄都使，管轄樓煩等3監，其中樓煩監最為著名。唐時鄂爾多斯地區先後為突厥，黨項所居。以內附突厥部落所置的六胡州（後改置宥州，治今鄂托克旗南城川古城）地，以產馬著稱。在黨項族所居的夏州（治今內蒙古烏審旗白城子）境內，人煙稀少，“所業無農桑，事畜馬牛羊橐駝”。這時鄂爾多斯地區北部今庫布其沙漠區內已經出現“庫結沙”、“普納沙”等沙地（《新唐書·地理誌》、《賈耽四夷道裏記》）。其南部今毛烏素沙地的夏、宥一帶，更有“廣長幾千裏”的流沙（全唐文737沈亞之《平夏》），夏州城外積沙，“高及城堞”（《新唐書·五行誌二》）。上述已經沙漠化了的自然環境當然不可能再發展種植業，況且原來留居的就是遊牧民族，必然繼續進行傳統的畜牧業。而與夏、宥2州相鄰的勝州（治今內蒙古準格爾旗十二連城）、麟州（治今陝西神木縣北）一帶，“地甚良沃”（《元和誌》）、“人至殷繁”（《會昌一品集》卷14），已辟為農耕區，此兩州正當今窟野河一線。夏、宥2州南界包有今橫山、白於山地區，則當時的農牧分界線大致在今窟野河和橫山、白於山以南一線。至於陰山以南黃河北岸，自唐中宗景龍時（707～709）張仁願築三受降城後，也進行過屯田，首尾數百裏，開田數千頃。不過與中原農耕區未能連成一片。
    遼金以後自7世紀末移居夏州一帶的黨項族，至10世紀才建立西夏政權，11世紀拓地東有鄂爾多斯高原，西有河西走廊，北抵大漠，南以橫山與北宋接界。黨項族原是從事畜牧業的，以其統治境內自然環境而言，畜牧業仍占很大比重。但其境內漢人則多從事農耕，在銀川平原利用漢唐舊渠、在河西走廊甘、涼等州利用祁連山雪水進行灌溉，開辟農田，具有一定的規模。契丹和女真受漢族文化影響較深，占有北中國後，在漢唐以來傳統的塞外地區開始發展粗放農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內蒙古東部的西遼河流域。10世紀開始，契丹就將戰爭俘掠來的漢人和滅渤海國迫遷來的渤海人，安置在西拉木倫河和老哈河流域進行農耕，使這塊草原地帶初次有了種植業，以後又向北推向克魯倫河和呼倫貝爾草原，形成了傳統農耕區外的半農半收區。金代繼承了這種局麵，並將種植業發展到洮兒河、第二鬆花江和拉林河流域，大興安嶺則成為蒙古高原和鬆遼平原之間天然的農牧分界線。
    元代蒙古族入居中原，將所占北方不少農田返耕還牧。不過也有新辟的農耕地，如將屯田推進至今蒙古人民共和國鄂爾渾河一帶。但與牧區交錯，分布零星。明初開疆拓土，在大同、東勝（今內蒙古托克托）、開平（今內蒙古正藍旗東閃電河北岸）等開置屯田，設立衛所。永樂、宣德以後，韃靼、瓦刺、兀良哈逐漸占領了今長城以外地區，明朝衛所或廢或撤，隨即修築了邊牆。邊牆以外，河套以南的鄂爾多斯地區的庫布其沙漠和毛烏素沙地均已十分發育，無法進行農耕。明代沿邊各衛所官員招引邊民於邊牆外開墾營利，農耕線逐北推至界外，但遠者不過七八十裏，近者二三十裏，所以邊牆實際上是當時的農牧分界線。
    清代統一長城內外，初年規定邊牆外25公裏為禁留地，是漢、蒙古兩族的分界線。康熙年間準許蒙古王公和內地漢民合夥種地，蒙古境內開始發展種植業。後來去口外墾地的漢民日眾，引起清政府憂慮，遂每年由戶部發放準墾憑證，以便控製漢民進入蒙古草原。雍正年間募民於邊外墾種，規定春往冬歸，不許移家占籍，但所耕範圍有限，不出邊外25公裏地。乾隆以後內地貧民出邊牆墾種者日眾，難以控製。此外，山東貧民往往出山海關或渡海至遼東，然後奔向鬆花江、嫩江流域。河北人從長城要隘奔向口外東蒙古地區，山西人出殺虎口走河套歸化（今呼和浩特）一帶，隴右農民往往去銀川平原。總之，清中葉以來，由於漢人的進入，農耕區向四周擴展。但畢竟還是插花地，尚未改變整個草原地區的景觀。順治年間在東北地區所修築的柳條邊（老邊）和康熙年間所修築的新邊，除了保護長白山區“龍興之地”外，老邊的西段和新邊還是盛京、寧古塔和蒙古的分界線，實際上也是東北地區的農牧分界線。此線以西為蒙古遊牧區，受蒙古王公管轄；此線以東是受盛京、寧古塔將軍管理的農業區。
    清末光緒年間開始，進入後套地區的晉、冀、察、綏及陝北饑民日增。清政府也在河套一帶推行“開放蒙荒”、“移民實邊”的政策，興辦墾務。光緒二十八年（1902）設督辦蒙旗墾務大臣，在綏遠設墾務總局，在包頭設分局，對伊盟地區進行大規模開墾，後套一帶的可耕地也全被開墾。總的說來，清代北部的農牧界線可以說有兩條：一條是陝西省北界和晉、冀長城至遼西努魯兒虎山一線，此線以南為衣耕區；一條是由陰山山脈，東至烏蘭察布盟的烏拉山迄大興安嶺南端，此線以南有部分是半農半牧區。內蒙古東4盟中昭烏達、哲裏木2盟和1950年分劃給熱河、遼寧、內蒙古3省前的卓索圖盟都有不少耕地，但大多比較分散，仍屬農牧交錯地區。
    （鄒逸麟譚其驤）
    中國曆史時期蠶桑、植棉業和紡織業的分布和變遷蠶桑業和絲織業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蠶桑業的國家。浙江吳興錢山漾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出土的絹片和絲帶，經鑒定為家蠶絲。以後在江蘇吳江梅堰和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出土的器物上又發現了蠶紋圖案。這些都說明長江流域的中國先民經長期采用野蠶絲的實踐，到了新石器時代的晚期已將野蠶馴化為家蠶，至今約有四五千年的曆史。黃河流域至今尚無確鑿的證據證明新石器時代已經有了蠶桑業，不過從種種有關跡象看來，黃河流域蠶桑業的起源也是很早的。
    安陽殷墟出土過一隻雕琢逼真的玉蠶，安陽武官村所發現的戈援上，殘留著絹紋和絹帛。甲骨文裏已有了蠶、桑、絲、帛等象形字和祭祀蠶神的記載，說明在商代黃河流域已經有了相當發達的育蠶和絲織事業了。西周春秋時代的蠶桑事業，在《詩經》中有大量記載。再結合《左傳》、《史記》等文獻，可知今陝、晉、冀、豫、魯的黃河中下遊地區蠶桑業已相當普遍。長江流域的蜀國、楚國和吳、越都有蠶桑、絲織業。
    到了戰國秦漢時代各地絲織業得到進一步發展，形成了幾個主要產區：1齊魯地區。齊魯盛產蠶桑，《禹貢》青州貢有蠶絲或絲織品。戰國時齊國絲織品舉世聞名，能“織作冰紈綺繡純麗文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齊（濟）陰之縑”、“亢父之縑”均為名產。《漢書·地理誌》記載西漢設服官的僅二處，一處即齊國都城臨淄，名齊三服（春冬夏）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巨萬”，產品以刺繡為主。2河南地區。其一產地中心在襄邑（今杞縣）至睢陽（今商丘）一帶。襄邑西漢置服官，以織錦為主。所謂“襄邑俗織錦，純婦無不巧”（《論衡·程材》），產品專供宮庭皇室享用。襄邑東南“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禦服出焉”，漢初灌嬰即睢陽販繒者。另一產地為今濮陽一帶的衛國舊地。《詩·衛風·泯》說“抱布貿絲”，說明絲已作商品進行貿易。《禹貢》兗州“桑土既蠶”，“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兗州在河濟之間，正為衛國所在地。時稱衛（濮陽）、陶（定陶）為中原重要商業都會，可能與絲織業有關。3楚國舊地。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河南信陽，湖北江陵、湖南長沙楚墓中出土了不少質地良好的絲織品。1957年長沙左家塘戰國楚墓中發現的一批絲織品中有各種顏色的絹和紋樣繁縟的紋錦。1972年長沙馬王堆漢墓一件素紗單衣，薄如蟬翼，同時出土的還有繡袍和彩帛。可見戰國以來楚地的絲織工藝水平已達到了驚人的水平。4成都平原。著名的產品是蜀錦。《西京雜記》載漢成帝曾下令益州留下三年稅輸，為宮廷織造七成錦帳，以沉水香飾之。東漢時成都城內有錦宮城以貯錦。城內錦江即以濯錦而得名。
    兩漢時代桑樹種植的北界大致在涇渭河中遊、晉中和冀北永定河流域。魏晉開始，南北經濟文化交流加強，促使桑樹種植地域擴大。晉末平州刺史慕容廆向東晉求桑種，於是遼河流域也開始種植桑樹。不過那時種植桑除養蠶外，還有解決饑困的作用。東漢末年曹操、袁紹、劉備都曾以桑椹為軍糧。但主要還是為了育蠶。例如河北地區種植了大批桑樹，蠶絲業也十分發達。東漢末年開始按戶抽調，所謂戶調，即以絹、綿為對象。建安九年（204）令河北地區“戶出絹三匹，綿二斤”。後曆魏晉至唐代均實行戶調製，可知絲織業已成為普遍的家庭手工業了。
    魏晉南北朝時黃河流域絲織業最發達的是河北地區。清河（今河北清河）的縑、總（絹的一種），房子（今高邑）的錦、纊（絲綿）均為上品（左思《魏都賦》）。其他如巨鹿、趙郡、中山、常山等郡出產的縑也為人們所稱道。《顏氏家訓·治家篇》雲：“河北婦人織紝組訓之事，黼黻錦繡之工，大優於江東。”當時黃河流域絲織業較長江流域更為發達，長江流域最著名的是蜀錦。諸葛亮說：蜀漢“民貧國虛，決敵之資，惟仰錦耳”。當時江東尚未有錦，河北所產也不及蜀錦，故魏、吳二國都從蜀漢輸入蜀錦。
    唐代絲織品主要產地在河北、河南、江南、劍南四道，即今冀、豫、魯3省和長江上遊的成都平原和下遊的太湖流域和錢塘江流域。著名的產地有：定州（今河北正定）以產綾為主，趙州臨城（今縣）以產纊為主，揚州的錦被、錦袍為貢品，越州（今浙江紹興）以產綾、紗等織麗之物著稱，成都的蜀錦仍名聞於世。先秦以來蠶桑業一直比較發達的關中、河東地區，唐代開始漸趨衰落。
    宋代以後黃河流域蠶桑、絲織事業逐漸走下坡路，雖河北、山東地區的蠶桑業仍保持著一定的發展勢頭，但就整個黃河流域而言已不及長江流域。探其原因大致有四：一是契丹、女真南侵的破壞。史載契丹行軍“沿途民屋、園囿、桑柘，必夷伐焚蕩”，“禦寨及諸營壘，唯用桑柘梨栗”（《遼史·兵衛誌上》）。女真入居黃河流域，猛安謀克“不自耕墾，及伐桑棗為薪鬻之”（《金史·食貨誌二》）。桑樹被大量砍伐，必然影響育蠶事業。二是靖康戰禍，北方大量人口南移，蠶桑紡織技術也隨之南移，大大加強了南方絲織業的技術力量。三是可能由於12世紀開始黃河流域氣候逐漸變寒，不宜蠶桑絲織業的發展。四是西北陸上絲綢之路的阻塞，海上域外交通的興起，刺激了南方絲織工業的發展。而長江流域的桑蠶、絲織業則空前繁榮。建康（今南京）、蘇州、杭州、成都等為南方絲織業中心。臨安城中出售南方各地的綺、綾、緞、錦，名目繁多，花色齊全。長江流域的絲織業無疑已超過了黃河流域。
    元代滅南宋以前，賦稅中科差絲料大都以絲計兩，少見絲織品。滅南宋後，江南地區仍舊製夏稅折輸綿、絹等雜物。可見黃河流域織造和原料生產已經分化，農家多以育蠶繅絲為限。而元代南方的育蠶和栽桑的飼養、培植技術和工具都比北方先進。明洪武年間規定黃河流域數省的夏稅絹數共7.4萬餘匹，比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的21.4萬餘匹少了2/3，正是反映了元末的情況。
    明清時期長江流域是全國蠶桑和絲織業最發達的地區。尤其是東南一帶，種桑育蠶幾為家家農戶的副業。育蠶繅絲以浙江湖州為全國之首。王土性《廣誌繹》說：“湖州所產、絲綿之多之精，甲於天下。”各地均來此收絲，獲利甚高，以致當地農村出現以蠶桑為主，以稻收為副的現象。絲織業則以蘇、杭、嘉、湖為中心的三吳地區為最。城鎮居民皆習機業，並出現了一批以絲織業為主的集鎮，如吳江震澤鎮、盛澤鎮、桐鄉濮院鎮、嘉興王江涇鎮等等。長江上遊成都的蜀錦的地位已漸被三吳之產所替代，後經明末兵燹，成都的“錦坊盡毀，花樣無存”，更為衰落。四川唯保寧府（治今閬中）所產絲，“精細光潤，不減湖絲”，世稱“閬繭”，遠銷山西（《農政全書》）。福建沿海漳泉所織倭緞，絲質也來自川北保寧（《天工開物》）。黃河流域絲織業總體而言遠不及長江流域，但也有一些著名的產地。如山西潞安府（治今長治）所產潞綢，名聞宇內。其他如河北饒陽的饒綢、山東的魯綢、青州的羅紗、關中的秦緞、秦綾、秦縑、河南的汴綢、汴綾，均曾名噪一時。
    明清以後對蠶桑、絲織業發展有一定影響的是植棉業和棉織業的興起。因為棉花比之蠶桑，“無采養之勞，有必收之效”。故一部分絲綿為棉花所替代，一部分絲織品為棉布所替代。絲織業產品向高檔發展，供應麵當有所縮小。
    植棉業和棉織業中國古代人民穿著的植物纖維主要是葛和麻。故古無“棉”字。以後棉布傳入內地，為區別於蠶絲的“綿”，遂加“木”字稱“木綿”。宋以前中原人沒有看到過草棉、樹棉的原物，以為就是用中國南方喬木攀枝花的纖維組成的。所以對草棉、樹棉、木棉不能區別，統稱之為“木綿樹”。古文獻中還有梧桐木、桐木、橦木、古終藤、娑羅木等名稱，或指樹棉、或指草棉不一。另外還有吉貝、古貝、織貝、劫貝、白疊等名稱，據雲都是梵語栽培棉或棉布的音譯。宋代以後，棉種傳入內地，人們開始對草棉和攀枝花的區別有所認識，“棉”字才正式出現（南宋袁文《甕牖閑評》）。
    棉種自印度傳入中國，大致分南北二道：
    1南道。大致從緬甸、越南傳入滇、桂、閩、廣諸省。又可分為西南和南方二路。西南一路由滇入境，然後再傳至四川。《後漢書·西南夷傳》記載，東漢時，今雲南西部哀牢夷所居的永昌郡，“有梧桐木華，績以為布，幅廣五尺”。李賢注引晉郭義恭《廣誌》雲：“剽國（緬甸）有桐木，其華有白毳，取其毳，淹漬緝織以為布也。”《華陽國誌》稱這種布為“桐華布”。晉張勃《吳錄》載永昌郡的木綿樹，“高過屋，有十餘年不換者”（《本草綱目引》）。這種梧桐木、桐木、木綿樹無疑就是多年生型樹棉。《史記·西南夷傳》載張騫至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看到蜀布。左思《蜀都賦》：“布有橦華。”劉淵林注：“橦，木名，其華可績為布。”蜀郡與永昌郡（東漢置）為鄰，蜀布可能就是滇西所產之桐華布。這一帶在張騫通西域前已與印、緬有交通往來，可見樹棉傳入中國西南邊境至遲在漢武帝以前。南方一路大約從東南亞或越南傳入中國兩廣地區。《後漢書·南蠻傳》載，漢武帝時已向海南島征調廣幅布，“蠻不堪役”。東漢楊孚《異物誌》說“木綿樹高大，其實如酒杯，……廣州、日南、交趾、合浦皆有之”（《吳都賦》注引）。可知兩廣地區在前2世紀前已有樹棉栽培和棉布生產。魏晉時兩廣、福建等地普遍有樹棉或草棉的種植，有吉貝、古貝、古終藤、娑羅木等名稱。南朝時棉織品已傳至長江流域。梁武帝“身衣布衣木棉皂帳”。陳朝吏部尚書姚察身居顯要，門生送他南布一端。他說：“吾所衣著，止者麻布蒲練，此物與吾無用。”可見棉織品在當時還是稀貴的衣料。
    2北道。從中亞傳入新疆。近二三十年來，在新疆民豐、吐魯番、於田發現過東漢至唐代各時期的棉織品。《梁書·西北諸戎傳》最早記載到高昌地區（今吐魯番）“多草木，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名曰白疊子，國人多取織以為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這是草棉在新疆種植的最早記載。當時已作為商品來交換，產量不應很少。《新唐書地理誌》西州（治高昌）貢物有疊布，今在吐魯番出土的唐代西州殘存文書中，看出西州農戶有種植小塊棉田作為副業，市場上還有棉布作為商品買賣。
    大約公元前2世紀棉花在傳入中國西北、西南、南方諸地後，傳播十分緩慢。北道長期停留在新疆一帶，南道長期停留在滇、桂、川、廣、閩一帶。遲遲沒有進入黃河流域或長江流域。兩宋人的文集、筆記大多隻記閩廣有木棉。南宋詩人謝枋得（1226～1289）有《謝劉純文惠木綿布》詩雲：“嘉樹種木綿，天何厚八閩”，“江東易此種，亦可致富殷”，”所以木綿利，不畀江東人”。清趙翼《陔餘叢考》也說：“宋末棉花之利尚在閩中，江東無此種也。”
    宋元之際是中國植棉業發展史上一個轉折時期。無論在地域的推廣、發展和應用的普及上都有顯著的變化。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置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木棉提舉司，責民歲輸木棉布10萬匹。反映13世紀中葉南方的植棉業和棉織業已經傳布到了長江流域。北方的植棉和棉織業已傳至陝西。修於至元十年（1273）的《農桑輯要》說：“苧麻本南方之物，木棉亦西域所產。近歲以來，苧麻藝於河南，木棉種於陝右，滋茂繁盛，與本土無異。二方之民，深荷其利。”《王禎農書》（作於1313年）中也指出江東、陝右多種木棉，並強調比之蠶桑，“無采養之勞，有必收之效”。書中對木棉的加工工序和工具都有詳細敘述，反映了14世紀初中國棉紡織的技術已達到很高的水平。
    元代以後傳入內地的棉種，由於氣候和栽培條件的不同而引起變異，多年生型樹棉逐漸被淘汰，一年生型草棉種植逐漸擴大。明以後所謂木棉大多專指草棉。元時植棉和棉織業產地除傳統的閩廣地區外，還有太湖流域、江西、兩淮、陝西、河南、山東、四川等。以太湖流域的鬆江府最為發達。著名紡織技術家黃道婆即鬆江烏泥涇鎮（今上海華涇鎮）人。年輕時曾流落到海南島，從當地黎族人民那裏學到的紡織技術，帶回故鄉，向當地人民傳授“造捍、彈、紡、織之具”以及織造各種彩色鮮豔、花紋斑爛棉織品的技術。“人既受教，竟相作為，轉貨他郡。”不久烏泥涇鎮的產品名聞天下，成為長江下遊棉紡織業中心。元代植棉業和棉織業推廣如此之快的原因可能有三：一是南方人口驟增，尤其是江南富有階級人口增加，而蠶絲生產量有限，不能滿足需要，促使閩、廣、滇、川的植棉業向北傳播。二是種植棉花雖較育蠶為易，但棉花加工工序和織造技術比較複雜，12世紀以前工具比較落後，生產效率低，故很難推廣。元初黃道婆從海南島傳入了先進的紡織技術，改進了捍、彈、紡、織等工具，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也促進了棉織業的推廣。三是棉織品的優點是質地柔和，穿著舒服，價格又比絲質品低廉。“人無貧富皆賴之”（丘浚《大學衍義補》），所以當技術問題解決後，很快就發展起來。
    明清時棉花種植和棉織業普遍發展。其主要表現：一是地域上的擴展，植棉業“乃遍布天下，地無南北皆宜之”。棉織業已進入河北平原，同時在各地農村成為主要經濟作物和家庭手工業。二是應用上逐漸取絲、麻而代之，成為人們衣著的主要原料。
    明洪武初即下令推廣棉花種植，凡民田5畝至10畝者，桑、麻、木棉（即草棉）各半畝。10畝以上加倍。並規定棉花為農業稅征收對象。於是在洪武、永樂年間，棉花“遂遍於天下，其利殆百倍於絲、枲（即麻），自此而天下務蠶者日漸以少”（《乾隆湖州府誌》）。
    明清時期植棉業主要分布在三大區域：1長城以南、淮河以北的北方區。包括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5省。明代山東、河南2省產棉量最豐富，冠於全國。而清代則北直隸有很大發展。山西、陝西次之。2秦嶺、淮河以南、長江中下遊地區。包括南直隸、浙江、湖廣、江西數省。其中以南直隸鬆江府產棉最富。湖廣、浙江稍次，江西又次之。長江三角洲南岸的鬆、蘇、常3府和北岸的泰州、海門、如皋都是重要產棉區。3華南、西南地區。包括兩廣、閩、川、滇，這裏是最早植棉區，但在明清時產量不高。
    明清時棉織業產地主要分布在10個省區：北直隸、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浙江、江西、湖廣、四川（以明製為準）。太湖流域的蘇、常、鬆3府是全國棉織業中心。尤以鬆江府所產最為精良，不僅銷行全國，還遠銷日本，號稱“衣被天下”。蘇州府7縣均產棉布，嘉定、常熟最盛。嘉定布遠銷薊、遼、山、陝，常熟所產售於齊、魯地區。常州府五縣以無錫所產為他邑所不及。境內機杼之聲遍及村落。浙江湖州、嘉興的棉織業規模也相當可觀。北方諸省中河北的保定、正定、冀、趙、深、定諸府州的棉織業也很發達。明時肅寧之布在產量上相當鬆江的1/10，質量上“幾同鬆之中品”（明王象晉《群芳譜》、徐光啟《農政全書》）。清時河北棉織品之精良，“亦遂與鬆、婁匹”（清方觀承《棉花圖》）。陝西中部葭川、宜君、鄜州、耀州等地農村棉織業也有可觀，然產質量均不高，無競爭能力，隻能在附近銷售。其他如福建建寧府、廣東的廣、惠、瓊、廉、雷等府州雖也有棉織業，但不很發達。
    明清時黃河流域植棉業比較發達，而棉織業則不如長江流域。明王象晉《群芳譜》說：“北方廣樹藝而昧於織。”徐光啟《農政全書》說：“今北土之吉貝賤而布貴，南方反是。”這是因為北方氣候幹燥，日照長，雨量少，適宜於棉花的生長。同時也因為氣候幹燥，濕度不夠，給紡紗帶來困難。故而所織棉布質量上無法與江南競爭。另外，早期棉織業產地川、閩、粵一帶，在明清時已趨衰落。廣東的棉布多來自吳、楚（《廣東新語》）。福建的棉布“悉自他郡至”（《閩大記》）。泉州的絲縷棉絮，皆仰吳、浙（嘉靖《泉州府誌》）。四川人民甚至不諳紡織，由江楚成布，運川銷售（《清高宗實錄》乾隆三十年十月）。總之，由於東南地區棉織品質量深受各地歡迎，其他產地包括有悠久曆史的棉織業區均因無力競爭，紛紛衰落。
    近代外棉、棉織品的輸入，對中國植棉業和棉織業產生很大影響（鴉片戰爭前後外棉的輸入，僅次於鴉片占第2位，織棉品占第3位）。這是對中國民族棉織業的重大打擊。但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美洲棉種包括陸地棉、海島棉的傳入，對中國棉種的改良上起過一定的作用。由於美洲棉是細絨棉，纖維長質量高，不過百年很快地幾遍全國，代替了傳統的粗絨棉。20世紀20年代前，北至直隸，南延兩粵，東則浙、蘇，西及甘、陝皆試種洋棉。
    （鄒逸麟譚其驤）
    中國曆史時期城市分布和交通路線的變遷國內交通路線和城市分布的演變中國境內各地區之間交通道路的開辟和城市的興起為時很早。商代幾次所遷的都城和周代天子和各諸侯所建的都城，都是各地區的重要城市。為了政治控製和經濟交流的需要，各城市之間有了相當發達的水陸交通路線。甲骨文中已出現了“車”、“舟”二字，說明已具備了一定規模的水陸交通。《詩經》中所稱頌的“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周道倭遲”，反映了周朝境內已經有了坦直而綿長的陸路大道。
    春秋戰國時代，列國之間戰爭頻仍，商業交換也比較發達，各國都大力發展交通。到了戰國後期，不僅華夏諸國之間有了發達的水陸交通路線，例如魏、趙、齊等國之間有著許多交錯的陸路大道，史稱“午道”。就是進入邊徼地區也新辟了道路，如金牛道等。這些都為中華民族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作為一個共同體的形成提供了基礎。
    秦始皇統一後，將戰國以來零亂錯雜的交通道路進行統一和改建，如大修馳道，形成了以鹹陽為中心輻射向全國各地的水陸交通網。漢代興起，又在此基礎上加以擴展和延伸。主要有下列幾條幹線：
    1西北幹線。由長安往西，沿渭水河穀或涇水河穀，踰隴山、六盤山，貫通河西走廊，通往西域各地。
    2北路幹線。有2條：一條是秦始皇為抵禦匈奴所開的直道。自鹹陽北麵淳化為起點，北由子午嶺上，進入鄂爾多斯草原，至今包頭市西南秦九原郡治所。今尚有斷續遺跡可尋。漢時仍被利用。一條是從長安（或鹹陽）東出，沿著渭水至蒲津渡河，沿汾水河穀而上，經平陽、太原，以至雲中、代郡。戰國時秦晉交通多由此道。
    3西南幹線。由渭水流域向南穿秦嶺間河穀，由故道、褒斜道、子午道等棧道進入漢中盆地，再由戰國時秦國所開石牛（金牛）道入蜀。秦滅蜀即由此。自此再循秦漢所開五尺道或稱西南夷道入滇。
    4南路幹線。由長安東南出武關，經南陽盆地出襄陽，下漢水至江陵，由荊江溯湘水經靈渠下漓水、鬱水至番禺（今廣州）。由此入海，再往南海諸國。另外還有從長江溯湘、贛等水而上，從五嶺上幾條山道如橫浦關（今梅嶺關）、陽山關、湟溪關等，進入嶺南地區。
    5東路幹線。從長安東出函各關至洛陽，東經成皋、滎陽，循濟瀆抵定陶，以達東方大都會臨淄。這條路線是戰國以來中原東西交通的幹線，也是秦漢帝國的動脈。
    6東北幹線。從長安至洛陽，再自洛陽渡河，沿著太行山東麓，經鄴、邯鄲，以通涿、薊，複向東北至遼東地區。
    7東南幹線。由洛陽東經成皋、滎陽至陳留，沿戰國時魏國開鑿的鴻溝南下，由潁入淮，逾淮由肥水、巢湖以抵長江，渡江由胥溪運河進入太湖地區。另一條支線，由濟瀆經定陶出荷水，由泗入淮，複沿吳王夫差所開的邗溝抵達江幹，渡江而至太湖流域。
    8長江幹線。這是唯一一條不是由首都出發的水運幹線。公元前308年秦司馬錯率巴蜀眾10萬，大船萬艘，米600萬斛，浮江伐楚。前210年秦始皇自雲夢一帶浮江而下，過丹陽，至錢唐（今杭州）。這些說明長江幹流是長江流域水運的主要幹線。
    以上是秦漢帝國境內以首都為中心通向四方的主要交通幹線，其間還有許多支線相連，難以備述。這一全國性水陸交通網是先秦以來長期形成，而又由秦漢帝國統一經營的結果，不僅在當時起著加強各地經濟文化交流和鞏固統一帝國的積極作用。並且為後代長期沿用。直至近代鐵路出現以前，仍然是我國境內主要交通幹線。
    隨著各地區間經濟交流的加強，在這些主要交通幹線上先後湧現了一批重要的工商業城市。如橫貫東西幹線上有鹹陽、長安、洛陽、滎陽、濮陽、定陶、臨淄等，通往北方幹線上的溫、軹（今河南濟源西）、楊（今山西洪洞東南）、平陽（今臨汾西南）、鄴（今河北臨漳西南）、邯鄲、涿、薊（今北京城西南隅）等，通往東南幹線上的大梁（今河南開封市）、睢陽（今商丘縣南）、彭城（今江蘇徐州市）、壽春（今安徽壽縣）、合肥等，通往南方幹線上的陽翟（今河南禹縣）、宛（今南陽市）、以至南海的門戶番禺（今廣州市）。還有長江幹線上代表上中下遊的3個大城市——成都、江陵、吳。以上這些城市都是兩漢時代一方的經濟都會。
    東漢明帝時王景修治了從滎陽至徐州彭城入泗水的汴渠以後，逐漸替代了鴻溝成為中原地區南北水運的幹線。建安年間曹操主持興修了白溝、利漕渠、平虜渠、泉州渠、新河以後，河北平原上又增添了一條貫通南北、直達今天津並東抵灤河的水運路線。特別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漕的利漕渠的開鑿，使從白溝上遊來的漕運，可由此渠析入漳水，西溯鄴城。使原來已處在南北陸路交通要道上的鄴城，更添了水運的方便，遂使其地位日顯重要，終於替代了邯鄲，成為河北平原上的第一都會。曹操稱魏公都此，以後的後趙、前燕、東魏、北齊均在此建都。在長江流域，成都作為蜀漢的都城仍居長江上遊的首位，江陵和建業成為長江中下遊的兩大政治經濟中心。
    西晉以後，南北分裂，戰爭頻仍，在交通事業上無多大建樹。隋唐統一帝國的出現，又為全國水陸交通的重新布局提供了條件。隋代開鑿的廣通渠、通濟渠（汴河）、永濟渠、邗溝（山陽瀆）、江南河等一係列運河，溝通了黃、淮、海、江、錢塘五大流域，形成了長安、洛陽一線為主軸，向東北、東南輻射的南北大運河。唐代繼承了隋大運河而稍有改建。宋代又以首都開封為中心開鑿了蔡河、五丈河、金水河等運河，與汴河合稱漕運四河。唐宋二代在運河河道整治工程和航運管理上均較前有較大進步，隋唐以後造船工業又特別發達，水運費用低廉，所以唐宋時代黃河流域水運交通十分發達，而長江流域幾乎“無不通水，故天下貨利，舟楫居多。”（《國史補》）。當時一些重要工商業城市無一不在永運的沿線或樞紐處。如揚州地處長江下遊，位於運河和長江的交會點上，為唐代全國第一工商業大都會。其次是長江上遊的成都。再次有永濟渠沿岸的魏州（今河北大名）、貝州（今清河）、通濟渠（汴河）沿岸的汴州（今河南開封市）、宋州（今商丘），古汴河和泗水交會的徐州，邗溝和淮河交會的楚州（今江蘇淮安），江南河沿線的潤州（今鎮江）、蘇州、杭州，以及長江及其主要支流沿岸的荊州（今湖北江陵）、鄂州（今武昌）、潭州（今湖南長沙）、嶽州（今嶽陽），江州（今江西九江市）、洪州（今南昌）等等。陸路交通方麵，唐代略有擴建，如開元年間開大庾嶺，貞元年間開藍田至內鄉新道七百裏等，但對整個陸路交通的布局影響不大。
    元明清時代從大都（北京）至杭州的南北大運河，完成於13世紀末元世祖時，但因水源問題沒有解決好，不勝重載，終元一代漕糧以海運為主。至15世紀初明永樂時在元代舊道基礎上予以改建，自此南北水運暢通。這條舉世聞名的京杭運河是中國東部平原上溝通南北最近直的水運路線，在河道工程設計和航運管理上都達到當時世界上第一流的水平。大運河形成後的400多年裏，一直起著溝通南北水運的大動脈作用。當時一些商業發達的城市，大多在大運河沿岸，如通州、直沽（天津）、滄州、德州、臨清、東昌（今聊城）、濟寧、徐州（明萬曆以後已不在運河航線上）、淮安、揚州、鎮江、常州、蘇州、嘉興、杭州等等。同時還出現了一批由於交通地位重要而形成的商業城鎮，如河西務、南陽鎮、清江浦（今淮陰市）、王營等等。20世紀初南北漕運停辦，運河失修，漸趨湮廢。近代鐵路隨之興起成為全國主要交通幹線後，有的城市因非鐵路所經，漸趨衰落，如臨清、聊城、濟寧、揚州、淮陰等。有的則因新修鐵路所經由一個村鎮很快發展成為重要工商業城市，如東北的長春、哈爾濱，河北的石家莊、唐山，安徽的蚌埠等等。近百年來帝國主義勢力入侵長江流域和沿海地區，開埠通商，先後新湧現出了一批半殖民性質的工商業城市，如上海、天津、青島、大連等，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了。
    域外交通的曆史發展中國與域外周邊各國的交通，開始也很早。大致可分為陸上和海上兩路。陸上的交通路線，最著名就是從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道路。中國的絲和絲織品多由此西運，故後世稱為“絲綢之路”。自公元前2世紀張騫通西域後，使者、商人相望於道，對東西方經濟文化的交流起過很大作用。兩漢時期這條道路自河西走廊西出，於塔克拉瑪幹沙漠分為南北2道，北道沿著天山山脈南麓，南道沿著昆侖山脈北麓，均越過帕米爾高原，經中亞各地，最遠至地中海東岸。
    魏晉以後至隋唐時期又發展為南北中3條幹道。中道即兩漢的北道，南道仍舊。在天山山脈北麓又開辟了一條新道，稱為北道。這三道越過帕米爾高原後，與兩漢有所不同。南道折西南至印度洋，中道至波斯灣，而北道西抵地中海。近年來這幾條道路上都發現了古代絲綢織物，反映了東西方絲綢貿易的盛況。
    此外，中國還有幾條通往域外的陸路交通線。一條是由西南通往印度的陸道，即川滇緬印道。大致從四川成都為起點，經西昌，渡金沙江，至雲南大理一帶，再西南至緬甸伊洛瓦底江上遊，越過親敦江和那加山脈，至阿薩姆沿布拉馬普特拉河穀，至印度平原；或由伊洛瓦底江航行出海至印度。從公元前2世紀張騫在大夏（阿富汗）看到蜀布和邛竹杖以及印度孔雀王朝（前321～前185）的著作《政事論》、《摩奴法典》中已有支那帕塔（apatta，意即支那成捆的絲）一詞的出現的事實來推測，這條西南絲路開創實早於西北絲綢之路。東漢開哀牢夷，置永昌郡（治今雲南保山東北），成為西南域外交通的重要孔道。唐時川滇通緬印的交通更為發達，據賈耽《邊州入四夷路》和樊綽《蠻書》的記載，基本上沿襲了這條道路。宋元時大理、雲南與緬甸的交往更多。元時曾6次派使者到緬甸。明清時八莫為中緬陸路交通上的重要商埠。這條路線與近代滇緬公路基本吻合。抗戰期間曾為中國唯一對外交通線。
    一條是從青海西寧一帶湟中地區，經過柴達木盆地南緣，越過阿爾金山脈去新疆的於闐，從於闐經傳統的絲綢之路南道通往西域這條青海道開始於何時尚不清楚。不過有明確記載則始於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魏書·吐穀渾傳、西域傳》記載，在魏軍追擊下，慕利延從青海湖走白蘭（今青海都蘭、巴隆一帶），驅其部落渡流沙，進入於闐。自後由青海道往來於西域的記載不少，這是因為東晉南北朝時期南北分裂，河西走廊被阻時，往往取青海道。北魏神龜元年（518）宋雲西行，即由青海道至阿富汗、印度。西魏時印度僧闍那崛多經帕米爾及於闐，達吐穀渾，至鄯州，走的也是青海道。南朝政府與西域的交通，因北朝的阻隔，也多自敦煌以西經吐穀渾境進入益州。隋唐統一，河西走廊暢通，青海道逐漸袁落。另一條是從上條分出的，自青海經西藏、尼泊爾，至印度道。唐貞觀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和吐蕃鬆讚幹布聯姻後，三四十年間，唐蕃交通十分頻繁。當時從中原去印度多舍中亞道，而走吐穀渾、吐蕃、尼波羅至天竺道。唐玄奘、道生、道方等法師均由此去印度求法。
    中國有著綿長的海岸線，眾多的港灣，提供了海上交通的方便。春秋戰國時代中國東部沿海齊、吳、越等國都有在海上航行的記載。兩漢時代發展為國際交往的重要路線。
    中國北部的海上交通，如由山東半島渡渤海、趨遼東，沿朝鮮半島西、南岸抵日本，是中、朝、日之間海上交通最早航路。但當時日本、朝鮮經濟比較落後，這條航路張騫通西域行程圖（前139—前126年、前115—前114年）的經濟意義不大。南部海上航路在西漢時已遠至孟加拉灣西岸。據《漢書·地理誌》記載，自日南障塞（今越南順化）或徐聞、合浦出海，經馬六甲海峽，沿途停泊各港口，最終到達黃支國。黃支國一說今蘇門答臘西北部，一說今印度馬德拉斯西南。東漢時中印海上交通暢通不衰。羅馬帝國東部也有商人遠洋來華通商。三國時魏、吳二國東臨大海，都注意發展海上交通，曹魏時曾二次遣使渡海前往日本。孫吳政權也曾遣使航海往林邑（今越南南部）和扶南（今柬埔寨）以及南洋群島中若幹島嶼。這條航路在兩晉南北朝時是中、印高僧往來的必由之路。那時的廣州為中國海外交通的第一大港。
    隋唐統一帝國的建立，更注意發展海上交通。除繼續發展大陸沿海的航運外，北方至新羅，日本，南方至西域南海的海上交通十分頻繁。隋唐時去日本的航路有2條：一條從山東半島北部登州，越過渤海海峽，沿著遼東半島南岸和朝鮮半島西海岸，經濟州海峽、對馬海峽至日本。一條從揚州出海，橫渡中國海，抵達日本。日本遣唐使前期多走北道，後期多走南道。南方的航行大多從廣州出發，西南經今越南中南部的林邑、真臘沿海地區，至今新加坡海峽，東航可至訶陵（今爪哇島），西航經室利佛逝（今蘇門答臘）、伽芝洲（今尼科巴群島）至獅子國（今斯裏蘭卡），再沿著印度半島的西岸，經波斯灣至幼發拉底河口登陸，趨大食國的首都縛達城（今巴格達）。這是東西方兩大帝國的海上交通航路。阿拉伯商人亦多經此航路來華貿易。
    隋唐時期隨著海上交通和對外貿易的發展，中國沿海地區出現了一些港口城市。在北方的有登州（今山東蓬萊）、萊州（今掖縣），南方的有楚州（今江蘇淮安）、揚州、明州（今浙江寧波）、溫州、福州、泉州、潮州、廣州、交州（今越南河內）和蘇州的華亭（今上海市鬆江縣）等。
    宋代因西北有西夏的阻隔，中西陸路交通衰微，再加上指南針的應用，海上交通較前更為發展。宋元時不僅發展了與馬來半島、印度支那半島、印尼群島、菲律濱群島、印度半島和巴基斯坦各地港口的交往，還遠至波斯灣沿岸、阿拉伯半島以及東非的索馬裏、馬達加斯加一帶和地中海區域的西班牙南部。元代大陸沿海的航運也很發達，當時的南北漕運多走海路，其路線從劉家港（今江蘇太倉瀏河）放洋北上，繞成山角以達天津。宋元時與日本、高麗上間官方和民間貿易十分繁盛。1976～1977年，在南朝鮮木浦附近海底發現載有大批金屬器皿和銅錢的中國沉船，時間大約為元代後期，是當時海上貿易的物證。
    宋代在沿海重要對外貿易港口置市舶司（務）等機構，管理通商事務。北宋設立市舶司的有：廣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板橋鎮、秀州華亭等。南宋增設溫州、江陰軍（今江陰）、秀州海鹽、澉浦數處。其他如通州（今南通市）、楚州、海州（今東海縣）、越州（今紹興）、台州（今臨海）、福州、漳州、潮州、雷州（今廣東海康）、瓊州（今瓊山）等，都是海上貿易港口。元代設市舶司的有廣州、泉州、溫州、慶元（即明州）、杭州、澉浦和上海。其中最主要的是廣州、泉州和明州。
    明清時代海上交通更為發展，海舶所至遍及歐亞非一些主要港口。明初永樂、宣德年間（1405～1433）鄭和領導的遠航船隊7次下西洋，經37國，向南到了爪哇島，向西到波斯灣、紅海，最遠到了赤道以南的非洲東海岸，在世界航海史上是一件偉大的壯舉。
    16世紀以後，西歐殖民主義者開辟了通向印度、遠東、美洲的新航路。從此遠洋航路遂為其所壟斷。鴉片戰爭後，中國的沿海航線亦被控製，港口被迫開放，甚至喪失了內河航行權。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航海事業才開始了新的篇章。
    （鄒逸麟譚其驤）
    中國曆史時期東部平原的水係變遷中國東部平原河流大都發源於西部山區，因而一般含沙量都較高，曆史上經常泛濫決口，加之人工整治不當，河道變遷極其複雜。
    黃河黃河自遠古以來即為多泥沙河流。公元前4世紀黃河下遊因河水混濁即有“濁河”之稱。公元1世紀初，有人指出“河水重濁，號為一石而六鬥泥”。唐宋以後泥沙有增無減。這些泥沙中的一部分堆積在下遊河床上，日積月累，河床淤高，全靠堤防約束，時久形成懸河。每逢伏秋大汛，防守不力，輕則漫口決溢，重則河道改徙。據粗略統計，黃河下遊決口泛濫見於20世紀50年代前曆史記載的約1500餘次，較大的改道有二三十次，洪水遍及範圍北至海河，南達淮河，縱橫25萬平方公裏，對中國黃淮海平原的地理環境影響巨大。
    就黃河下遊河道變遷的特點而言，大致可為下列7個時期：
    1公元前4世紀（戰國中葉）以前。上限大致始於新石器時代。當時黃河下遊流經河北平原，在渤海灣西岸入海，因兩岸未築堤防，河道極不穩定。據文獻記載，黃河曾往返更迭多次流經的有《禹貢》、《山海經》和《漢書·地理誌》中記載的三道。前二道在河北平原偏西，沿太行山麓北流，《山經》大河下遊大致走今雄縣、霸縣一線，至今天津市區附近入海；《禹貢》大河下遊在深縣與《山經》大河別流，穿過今河北平原中部，於青縣以東入海；而《漢誌》大河則離開了太行山東麓，經豫東北、魯西北、冀東南，東北至黃驊縣境入海。上述三河道在戰國中期以前或迭為主次，或同時存在，而以流經《漢誌》大河為常見。在古代，“河”即為黃河的專稱。據《漢誌》、《水經注》記載，河北平原上被稱為“河”的水道達10餘條，均可能為黃河某次決流改徙後的故道。
    總之，這一時期的黃河下遊因堤防未築，河道無所約束，漫流改徙無定，或時出現多股河道並存的局麵。到戰國中期，下遊兩岸全麵築堤，河道開始固定，即《漢誌》河水和《水經注》大河故瀆。
    2公元前4世紀～公元初年（戰國中期至西漢末年）。戰國中期黃河下遊地區人口稀少，初築堤防時，兩岸堤距寬達50漢裏（1漢裏相當現今414米），大溜（水流主泓）得在堤內遊蕩，河道蓄洪能力較強，不易發生決口。以後生齒日繁，在大堤內河槽兩旁淤出的大片灘地上進行了墾殖，修築民撚以自衛，遠者距水數裏，近者僅數百步。遂使河床迫束，河身多曲，淤高迅速，險情迭出。西漢末年今河南浚縣境內河道，“河水高於平地”，顯然已成懸河。這是秦漢以來黃河中遊地區水土流失加劇的結果。西漢一代河患嚴重，僅見於文獻記載的就有10次較大規模的決溢改道。其時北決多形成汊道，曾出現過的有屯氏河、張甲河、鳴犢河等，起過一定的分洪作用。而東南決口則往往奪泗淮入海，豫東、淮北平原災害尤為嚴重。如公元前132年河水在東郡濮陽瓠子口（今河南濮陽縣西南）決，東南奪泗、淮入海，洪水泛濫16郡境，相當今豫東、魯西南、淮北、蘇北等廣大地區，成災20餘年。公元11年王莽時黃河東決，河淮之間水災延續了60年之久。
    3公元1～10世紀（東漢至唐末）。在將近千年時間裏，黃河下遊河道出現過相對穩定的局麵。間有決溢，亦未釀成大規模改道。其原因：一是東漢開始大量遊牧民族入居黃河中遊，返耕還牧，次生草原和灌木叢代替了耕地，水土流失相對減弱；二是公元70年著名水利學家王景對西漢末漫流的河水進行全麵治理。通過疏浚壅塞，截彎取直，修築堤防和水門等措施，開辟了一條新道。這條新道大體流經冀魯交界地區，至今山東利津縣境入海。線路順直，有利於泥沙的衝刷，積淤緩慢；三是當時黃河下遊存在不少分支，或單獨入海，或流入其他河流，起著分洪、排沙的作用，故河道穩定。
    4公元10世紀～1127年（唐末至北宋末）。經近千年的堆積，至唐末開始黃河下遊河口段已漸淤高，公元893年（唐景福二年）河口段就發生過改道。至11世紀初，今山東商河、惠民、濱州市縣境內河道又“高民屋殆逾丈”。此後決口上移至澶州（今河南濮陽）、滑州（今滑縣東舊城）一帶。據統計，從10世紀至12世紀20年代，這一地區的決口次數占下遊地區總決口的1/3。著名的決口地點有1019年（北宋天禧三年）滑州天台山、1034年（景祐元年）澶州橫隴埽、1048年（慶曆八年）澶州商胡埽、1060年（嘉祐五年）、魏縣（今河北大名東）第六埽、1077年（熙寧十年）澶州曹村、1081年（元豐四年）澶州小吳埽、1099年（元符二年）內黃口等處。決口後改道頻繁。總的趨勢是河道逐漸向北擺動。五代末年、北宋前期決出的赤河、橫隴河，都在唐代大河之北。1048年商胡埽決口後，河道北流經今河北平原中部，會合禦河（今南運河）至今天津入海，史稱黃河北派。1060年從魏縣第六埽決出一股河道，東流經冀魯交界一帶入海，史稱黃河東派。此後，北宋統治階級內部在黃河河道應維持北派抑或東派的問題上爭論不休，直至北宋亡國。在這80年內，黃河時而北派（共49年），時而東流（共16曆代黃河下遊變遷略圖年），時而兩股並行（共15年），時而東決入梁山泊分南北清河入海。黃河下遊開始進入變遷紊亂的時代。
    51128年～16世紀中葉（金元至明嘉靖萬曆時）。1128年（南宋建炎二年）為阻止金兵南下，宋王朝竟於今河南滑縣西南人為決河，使黃河東流經豫東北、魯西南地區，匯入泗水，奪泗入淮（見泗河）。從此黃河離開了春秋戰國以來流經今浚、滑一帶的故道，不再進入河北平原，在此後的700多年中以東南流入淮為常。這是黃河下遊變遷史上劃時代的大事。
    本時期變遷特點可歸納為以下三點：第一，決口地點西移。起初決口多在今山東竟內（12世紀50、60年代），以後西移至今河南汲縣、陽武（今原陽東部）、延津一帶（12世紀80、90年代）。到13世紀70年代～14世紀40年代，決口已移至新鄉、原武（今原陽西部）、滎澤（今鄭州市西古滎鎮）一帶，幾至黃河下遊衝積平原的頂端。第二，河道幹流逐漸南擺。12世紀中期以後河道經豫東北、魯西南，至今山東梁山縣境流入泗水。以後逐漸南擺進入豫東開封、商丘地區，經安徽碭山、蕭縣至江蘇徐州奪泗入淮。金元之際兩次人為決河，先後由濉奪泗或由渦入淮（見渦河）。13世紀後期有一段河道奪潁河入淮，達到黃河下遊扇形平原的西南極限。至此，黃河下遊河道已自太行山東麓至黃淮平原的西端的整個華北平原上掃射了一周。第三，下遊河道除幹流外，同時分出幾股岔流，迭為主次，變遷無定。自12世紀下半葉（金大定年間）開始，即出現“兩河分流”的局麵。以後又分成3股，大致均流經今廢黃河一線以北匯入泗水，奪泗入淮。到13世紀下半葉（元初），下遊又出現了奪濉、渦、潁入淮的幾股。嗣後，或東流入泗，或南流入淮，時而又東北決入馬頰河、徒駭河、北清河（今山東東平以下黃河）入海。經常數股並行，迭為主次，變遷極為混亂。元末賈魯治河時曾整治一條從河南封丘東至徐州奪泗入淮的河道，史稱賈魯河。不久即告廢壞。明初河道多北決毀運。永樂以後治河以保運為主。故中葉以後開始形成較固定的汴、渦、潁3道，以汴道（約當今廢黃河，因古代汴水所經而名）為幹流。1495年（弘治八年）在黃河幹流北岸從河南武陟至江蘇沛縣築成一道太行堤後，北決的次數相對減少，多由南岸分流由灘、渦、潁、澮等河入淮。
    616世紀中葉～1865年（清鹹豐五年）。黃河下遊多股分流的局麵至16世紀中葉（明嘉靖中葉）基本結束，“南流故道始盡塞”，“全河盡出徐、邳，奪泗入淮。”後經萬曆初年潘季馴推行“築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方針，下遊河道方始基本固定，即今圖上的廢黃河。其後雖有決溢，但旋即恢複故道。清前期經大築堤防，河南境內河道出現過一段相對安流時期，而山東、江蘇境內河段決口次數增多。江蘇徐州至淮陰河段兼作運河，是“咽喉命脈所關，最為緊要”。潘季馴治河重點即在這一河段上，如大修兩岸遙堤、縷堤，重修高家堰，抬高洪澤湖水位，蓄清刷黃等工程。到清初河患的重心下移淮陰至河口段，這是因為金元以後黃河長期奪淮入海，大量泥沙排入海口，河口不斷延伸，使坡降變化，加速河口以上河道的淤積。故18世紀以後徐州以下河患最為集中。19世紀以後，河道淤廢不堪，決口連年發生，更兼國內政治動蕩，治河不力，發生新的改道已不可避免。
    71855年（清鹹豐五年）～20世紀50年代以前。1855年6月黃河在河南省蘭陽銅瓦廂決口，洪水分成3股，會合後穿張秋運河，經小鹽河流入大清河，由利津牡蠣口入海。黃河下遊結束了700多年由淮入海的曆史，又回到由渤海灣入海。其後的20年內，洪水在以銅瓦廂為頂點，北至北金堤，南至今曹縣、碭山一線，東至運河的三角洲衝積扇上自由漫流，才勢分散，正溜無定。直至1876年全線河堤告成，現今黃河下遊河道始基本形成。此後下遊河道中自武陟至銅瓦廂一段，因決口後口門附近水麵有局部跌落，上遊河道衝刷下切，灘槽高差增加，洪水時一般均不上灘，故河道較穩定。銅瓦廂至陶城埠一段，堤內原有串溝和堤河交錯，一遇洪水，便頂衝大堤，形成險工。1913～1935年決口多集中在本段，故有“豆腐腰”之稱。自陶城埠至利津海口段，原係小鹽河和大清河，河床窄深多曲。銅瓦廂決口之初，黃河泥沙大部沉積在河南境內，故陶城埠以下淤積不嚴重。光緒初年河南省內修築大堤，約束河道，大量泥沙被帶至下遊沉積在大清河內，河床迅速抬高。故光緒年間決口大多集中於本河段。此外1855～1938年，黃河尾閭南北擺動改道即達11次之多。
    1938年6月國民黨政府消極抗日，人為扒開花園口大堤，全河南泛於賈魯河、潁河和渦河之間地帶，成災嚴重，史所罕見。1947年河複故道。
    曆史時期黃河不斷地決口、泛濫和改道，對下遊平原的地理環境產生巨大影響。每一次決口後，先是洪水吞沒了大片土地，奪去了千百萬人民的生命財產。洪水過後，留下了大片流沙，經風力作用，形成了許多斷續的沙丘和沙壟，吞噬了農田、房屋以至城市，阻塞了交通道路。現今河南東北和東部分布的許多沙丘、沙壟和大片鹽堿地，即為曆史上黃河泛濫的結果。黃河不斷地決口和改道也直接改變了黃淮海平原上的水係麵貌。戰國以來的文獻資料記載，反映出古代黃淮海平原為河網交錯、湖泊群立的自然地理景觀。僅據《水經注》記載，黃河下遊就有180多個大小湖泊，這些河流和湖泊大多有通航和灌溉之利。同時在調節黃河及其支流的流量、農田灌溉和潤濕當地小氣候等方麵都有一定作用。但經黃河一次又一次的泛濫、襲奪和灌淤，河流多漸趨淤淺，甚至完全斷流；許多湖泊被黃河泥沙淤淺後，不久均墾為農田，故現今黃淮海平原上主要河流亦僅能季節性通航，湖泊更形稀少（見華北平原）。這些情況無疑是造成當地氣候幹燥、水源缺乏的原因之一。黃河的泥沙廣泛漫淤，使黃淮海平原的地麵普遍淤高。今河北巨鹿縣在地下六七米深處發現宋代瓷器和屋基，宋代的巨鹿城是1108年一次黃河決口被淹沒了的。明代以前的開封城全被埋入地下。據考古資料估計，宋代以來開封城地麵約抬高10米左右。這僅是兩個典型例子，其他在曆史時期地麵抬高的現象，在黃淮海平原上到處可見。
    長江湖北宜昌以上，曆史時期河床擺動幅度極小。宜昌以下長江進入中下遊平原地區，河床的擺幅及沿岸的湖泊水係均曾發生很大變化。現簡述古今變化較大的江漢平原、洞庭湖區、荊江河段、鄱陽湖區及太湖水係。
    1江漢平原上雲夢澤的演變。江漢平原地勢低平，地質構造上屬第四紀強烈下沉的陸凹地。沿江河道縱橫交錯，湖泊星羅棋布。先秦時代這一地區是楚國名為雲夢的將獵區。狩獵區包括山林、川澤、原隰多種地貌形態，而雲夢則是其中的一個湖泊。據文獻記載，春秋時代的雲夢澤主體在今江陵以東、江漢之間，部分則在漢江北岸的天門、應城一帶。至戰國時代，由於漢江所挾帶泥沙的充填，漢江北岸的一片雲夢澤已淤成平陸，僅餘江漢之間的主體部分。隨江陵以東荊江三角洲向東向南發展，並和來自今潛江一帶向東南發展的漢江三角洲合並為江漢陸上三角洲，故西漢時代雲夢澤的主體被迫退縮至華容縣（今潛江縣西南）南境。其東其北雖仍屬雲夢澤，但均以沼澤形態為主。後因江漢地區新構造運動呈現為自北向南傾掀下降的性質，荊江分流分沙量均有逐漸南移匯集之勢。至東漢三國時代雲夢澤水體逐漸東移，以至萎縮。6世紀的雲夢澤已被分割成許多小湖沼，主體位置東移至沔陽（今仙桃市）、監利一線以東，東端達今漢陽縣南古沌陽縣境。有大潟湖（今仙桃市西境）、馬骨湖（約今洪湖）、太白湖（今漢陽縣南）等名，雲夢澤名稱已消亡。唐宋時代這些湖泊也為葭葦彌望的沼澤所替代，大麵積的水體不複存在。
    宋以前荊江河段排水沙口均位於北岸，故雲夢澤變遷的主要趨勢是水體縮減、陸地擴展。元明以後北岸諸口盡塞，南岸出現了太平、調弦、藕池、鬆滋四口，荊江水沙主要排向南岸，江漢平原上來沙不多，下沉速度超過堆積。故明清時太白湖又擴大為江漢間眾水所歸的巨浸。19世紀後期，太白湖因長期淤填而基本消失，江漢平原排水不暢，至清末洪湖又再度擴展。
    2荊江河床的演變。荊江是長江在中遊衝積平原上的一段河道。上起枝江，下迄城陵磯。其中藕池口以上稱上荊江，以下稱下荊江。兩段荊江曆史時期河床演變各異。
    第一，上荊江河床的演變。據《禹貢》、《漢書·地理誌》、《水經》的記載，長江流至枝江縣形成分汊河道，南支為主泓道稱江，北支為漢道稱沱。江沱之間有很多沙洲，其中以百裏洲為最大。江沱會合以後又東流至江陵南，接納了自北而南、折而東流的沮水（今沮漳水）。魏晉時代江沱分流漸趨平衡。東晉南朝之際，江又稱外江，沱又稱內江。內江流量逐漸增大，結果使沮水東折的流路被江水所襲奪，於是江水緊逼江陵城下。原來江、沮之間灘地被水流衝斷，形成了許多沙洲；出現了《水經注》裏記載的江陵城南的北江分汊河道。沮水遂改在今江陵西南李家埠附近入江，後又逐漸西擺，至明萬曆時西移至今枝江縣江口一帶入江。
    明嘉靖年間，內江流量不斷增大，終於在今江口附近，衝斷百裏洲，東南與外江相會，使江沱會合點上移至今鬆滋新閘附近，百裏洲被分割為上下2個百裏洲、原來的主泓道外江，由於沙洲密布，水流壅塞，逐漸演變為大江的汊流。江沱易位是上荊江河道的一大變遷。以後下百裏洲以北以東的內江故道逐漸湮廢，與之相關的江陵北江也隨之淺狹。明萬曆年間，沮水下遊泛濫，江口一帶水流壅塞，遂東流襲奪了下百裏洲北的內江故道和江陵城南的北江故道，至江陵東南注入長江。至此，今江陵以西的荊江河勢大致形成。
    江陵以下的上荊江河段流經古雲夢澤地區。從以上雲夢澤演變來分析，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荊江漫流階段。史前時期，長江出江陵進入雲夢澤地區，荊江河槽淹沒於湖沼之中，河床形態不甚顯著，大量水體以漫流形式向東南匯注。同時因該地區現代構造運動具有向南傾掀的特性，江陵以東的漫流，有逐漸向南推移、匯集之勢。二是荊江三角洲的分流階段。秦漢時期，由於長江泥沙長期在雲夢澤地區堆積的結果，以江陵為頂點的荊江三角洲早在雲夢澤西部地區形成。荊江在雲夢澤陸上三角洲上形成扇狀分流水係向東擴散，如曆史上著名的湧水和夏水，而主泓道則受南向傾掀運動的製約，偏在三角洲西南邊緣，穿過湖沼地區至城陵磯與四水會合。三是荊江統一河床的塑造階段。魏晉開始荊江三角洲向東向南推移，雲夢澤被向東迫擠。於是自江陵以南石首境內的荊江開始擺脫湖沼地區的漫流狀態，塑造自己的河床，但往下監利境內河床仍處於湖沼之中，固定河床尚未形成。唐宋以後，江漢平原上雲夢澤完全消失，其主體部分已被零星的小湖沼所替代，監利境內統一河床最後塑造完成。
    其次，藕池口以下的下荊江河床在魏晉時代形成後，至北魏河床兩岸形成許多穴口和汊流，分泄荊江水流。同時河床中沙洲發育，特別是在分汊穴口，沙洲之多超過現今數倍。故當時的下荊江河床屬於分汊型河床。唐宋時代下荊江統一河床塑造完成後，河床不斷淤積。宋元以後下荊江地區墾殖頻繁，築堤圍垸之風大盛，兩岸穴口汊流，盡歸淤塞。下荊江河床被束縛在大堤之內，代之而起的人工穴口，如元代所開的小嶽、宋、調弦、赤剝4穴，不久亦廢。明隆慶時惟濬石首以東大江北岸的調弦一口，江水溢則由此入監利縣境，匯於潛江、沔陽（今仙桃市）一帶，江中也不見有沙洲記載，與《水經注》時迥然不同。由原分汊型河床演變為單一型河床，是下荊江河形態的一大變化。
    在下荊江單一河床形成後，由於下遊壅水和洞庭湖的頂托，河曲活動亦隨之發展。明中葉時，監利東南典型的河曲彎道已發育形成。以後又有自下遊向上遊推移的明顯趨勢。清一代下荊江河床曲流活動全麵發展，監利境內河床有八曲之多，清後期以來，由於藕池、鬆滋分流形成，大量水流進入洞庭湖，頂托作用不斷加強，河曲活動更趨頻繁。從19世紀中葉～20世紀初下荊江河曲即經幾次重大演變後，大致形成現今之形勢。
    3洞庭湖的演變。洞庭湖的演變與下荊江河床演變有密切關係。自全新世初期以來，洞庭湖區呈現為河網切割的平原地貌。很早就有人類活動。現今在湖區內發現了許多新石器時代遺址。在湖區中心大通湖農場發現的遺址埋藏於地表下7米左右。這7米厚度的沉積物是新石器時代以來沉降、堆積的產物。
    新石器時代以後至漢晉時期，洞庭地區仍有沉降的趨勢，在君山西南出現了一些局部性的小湖泊。即屈原《楚辭·九歌·湘夫人》中的“洞庭波”，為一淺平的湖沼，就整個洞庭地區而言，河網切割的平原地貌基本未變。還可從《山海經·中山經》、《漢書·地理誌》和1957年安徽壽縣出土的鄂君啟節銘文中了解到當時湘、資、沅、澧四水在洞庭平原上交匯分別流入長江。不存在後世所見的洞庭湖。但其時隨湖盆地區的緩慢下沉，開始向沼澤化方向發展。故雖在新石器時代這一地區已有人類頻繁活動的痕跡，而秦漢時代卻未在此基礎上設置郡縣，無疑是受了沼澤化的影響。
    4世紀～19世紀中葉是洞庭湖的擴展時期。東晉南朝之際，隨荊江江陵河段金堤的修築，荊江三角洲的擴展和雲夢澤的萎縮，荊江南岸出現了景口、淪口二股長江分流，將大量洪水排入洞庭平原，使緩慢下沉的洞庭地區由逐漸沼澤化而演變為浩渺的大湖。最先出現在嶽陽西南的青草湖，至6世紀，湘、資、沅、澧四水（見湘江、資水、沅江、澧水）入湖的局麵已經奠定。青草湖已擴展為包括有北邊的洞庭湖區，青草、洞庭二名通稱。而在今南縣附近又出現由長江分流匯瀦的赤沙湖。當時洞庭湖的主體在今東洞庭地區，南洞庭湖區尚未包括在洞庭湖內，但河湖港汊已很發育。西洞庭湖區除赤山湖外，尚有一些小湖，均未與東部洞庭湖主體連成一片。
    唐宋時代洞庭湖進一步擴大，東部洞庭湖主體已西吞赤沙，南連青草，周圍七八百裏。故有“八百裏洞庭”之稱。元明以後，荊江統一河床形成，迅速淤高。明中葉以後，北岸穴口盡塞，南岸調弦、虎渡兩口的大量水沙排入洞庭湖區，湖域擴大至周圍八九百裏。清道光年間洞庭湖擴展至頂點，跨四府一州九邑之境，估計約達6000平方公裏，為今湖麵積兩倍以上。華容、安鄉、漢壽、沅江、湘陰、嶽陽等縣城均矗立湖岸。但由於泥沙大量沉積，湖底抬高，洲渚裸露，湖水極淺。自湖西北部虎渡、調弦2口帶入的泥沙形成三角洲迅速發展，枯水季節分為東西兩大湖區。
    19世紀中葉～20世紀中葉的百年中，洞庭湖迅速萎縮到現今不足3000平方公裏，其主要原因是藕池、鬆滋兩口的出現，荊江四口分流的結果。1852年藕池口和藕池河形成，1870年鬆滋口和鬆滋河形成。此後四口將荊江45％的泥沙排入洞庭地區。19世紀後期，西洞庭湖麵大部被壅塞，東洞庭湖麵也淤出大片沙洲，而南洞庭地區因北麵水體南侵，原有小湖群合並為今日南洞庭湖。20世紀初至50年代前的50年中，四口繼續將大量泥沙排入洞庭湖，出現大片沙洲，又兼人工堤垸迅速增築，舊日洞庭湖已被分割成今東、西、南3大部分及從東洞庭湖分離出來的大通湖。
    4彭蠡澤和鄱陽湖的演變。鄱陽湖在地質時代湖盆地區的地質地貌幾經滄桑，變化很大。全新世開始湖盆雖逐漸下沉，由於泥沙沉積量和湖盆下沉量基本均衡，故仍呈現為河網割切的景觀。新石器時代這一地區就有人類活動。公元前201（漢高祖六年）～公元421年（劉宋永初二年）在令鄱陽湖中心設置了鄡陽縣，古城已經考古發現在今鄱陽湖中心的四山。其周圍有彭澤、鄱陽、海昏等縣，所轄土地也有部分在鄱陽湖中。可見在公元5世紀20年代以前，鄱陽南湖地區並不存在龐大水體，而為地勢低平、河網割切的湖積平原，而鄡陽縣為河網支匯的中心。
    過去有人因鄱陽湖在古代曾有彭蠡澤之稱，因而認為古代彭蠡澤即今鄱陽湖。其實這是不正確的。彭蠡古澤的形成與古長江在九江盆地的變化有密切關係。更新世中期，長江出武穴（今廣濟縣）後，主泓經太白湖、龍感湖、下倉浦至望江縣與從武穴南流入九江盆地南緣的長江汊道會合。更新世後期，長江主泓南移至今長江道上，而原來被廢棄古河道因全新世以來傾掀下陷作用，逐漸擴展並與九江盆地南緣的寬闊的長江水麵合並，形成一個大麵積的湖泊，即先秦《禹貢》中所載的彭蠡澤。當時長江出武穴擺脫兩岸山地的約束，形成了以武穴為頂點，北至黃梅，南至九江，東至鄂皖邊界的衝積扇，江水在衝積扇上分為多支，即《禹貢》中所謂“九江”，東至扇前窪地匯入彭蠡澤，可見古彭蠡澤主體部分在江北，相當今龍感湖、大官湖和泊湖等湖沼地區。江南僅為今鄱陽湖的頸部。
    由於古彭蠡澤是長江新老河段在下沉中受九江瀦匯而成的湖泊，水下新老河段之間脊線分明。以後由於長江泥沙經九江段時，受到贛江的頂托在主泓北側堆積起來，日久新老主泓道之間自然堤逐漸高出水麵，九江主泓道和江北彭蠡澤即被分割開來。時間約在西漢後期，距今2000年。以後，每逢長江泛濫泥沙溢出，彭蠡古澤逐漸縮小，形成了幾個由水流連通的湖泊，史稱雷水和雷池，即今龍感湖、大官湖的前身。江北彭蠡澤之名逐漸消失。
    自全新世開始本區第四次斷塊差異運動，在南昌一湖口一線有較大的相對下陷，尤以湖口斷陷為強烈。西漢後期，湖口斷陷的古贛江區已擴展成較大的水域，即今鄱陽北湖的前身。因為江北彭蠡澤之名出於經典《禹貢》，班固在《漢書·地理誌》裏就附會江南的鄱陽湖為古彭蠡澤。但在記載到湖漢水和豫章水（均指令贛江）時，卻又說注入長江，而不是注入彭蠡澤。估計當時江南新彭蠡澤枯洪水位變率大，枯水時束狹如江之故。
    漢晉時代的新彭蠡澤（晉時又稱宮亭湖）南界不超過今星子縣南嬰子口一線，而嬰子口則是贛水入湖口，也稱彭蠡湖口。江南彭蠡澤形成後，有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比較穩定。其後隨南昌—湖口斷層下陷自北而南的發展，河網交錯的平原逐漸向沼澤化發展。劉宋永初二年（421）鄡陽縣的撤銷當與此有關。唐末五代至北宋初年彭蠡澤迅速向東南方向擴展。宋初彭蠡湖區已超過嬰子口、鬆門山，迫近鄱陽（今波陽）縣城，彭蠡湖開始有鄱陽湖之稱。這種擴大的結果使原在湖邊上的山峰先後淪為湖中小島，附近的小湖也相繼和鄱陽湖連成一片，古鄡陽縣周圍平原幾平淪沒殆盡。但其時鄱陽南湖仍為吞吐型湖，洪水時茫茫一片，枯水期水束如帶。
    明清時期鄱陽湖演變的特點是汊湖的形成和發展。特別是鄱陽湖南部地區，如今軍山湖、青嵐湖都形成於此時。而清代以來，吳城以北鄱陽湖逐漸淤淺，由於贛江、撫河、信江的口外沙洲向東北延伸，鄱陽南湖西南部湖麵逐漸縮小。
    5太湖平原水係變遷。在太湖湖底普遍分布有新石器時代遺物和古脊椎動物化石。說明五六千年前，太湖地區仍為湖陸相間低窪平原。後隨太湖周圍地區不斷下沉和沿海地區泥沙的堆積，使太湖平原逐漸向碟形窪地發展，最終形成了大型湖泊。即為先秦地理著作裏的震澤（具區）。這種湖區下沉、湖麵擴大的趨勢直至宋代還未結束。在宋人郟亶《水利書》中明確記載蘇州一帶湖蕩水下有“古之民家階甃之遺址”。單鍔亦說：“昔為民田，今為太湖”，“太湖寬度，逾於昔時。”明清時期曾在太湖平原中部地下發現宋代以前的遺址和文物。
    戰國以前太湖之水由鬆江、婁江、東江等3江分流入海。《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即指對太湖流域幾條主要泄水道的整治。鬆江（今吳淞江）、婁江（今瀏河）與今流路大致相同，東江則經今澄湖、白蜆湖，東南入海。隨太湖周圍地區的不斷下沉和沿海邊緣因泥沙堆積而抬高，遂使太湖周圍形成碟形窪地，向東排水發生困難，“欲東導於海者反西流，欲北導於江者反南下”。海潮倒灌至蘇州城東一二十華裏處，從而促使三江水係的淤淺，積水在太湖平原上瀦蓄成大小零星的湖沼。
    與太湖平原進一步湖沼化同時進行並互為因果的是三江的逐步堙廢。公元5世紀時鬆江下遊已“壅噎不利”，排水不暢。約在8世紀時東江、婁江相繼堙廢。9世紀開始為排泄壅積在鬆江上遊的積潦，先後在太湖以東開浚了不少塘浦，重要的有荻塘（今吳興運河）、元和塘（今常熟塘）、昆山塘（又名至和塘，今瀏河）等，形成了“五裏為一縱浦、七裏為一橫塘”的水網係統。但至北宋初年又多淤淺，蘇、常、湖3州連年遭受水災。11世紀中葉先後對吳淞江進行幾次整治，主要是截彎取直，水流有所暢通。但自1042、1048年在蘇州、平望間修了吳江長堤和吳江石橋後，吳淞江流受阻，水勢轉於東北，迤邐流入昆山塘，經不斷衝刷，至13世紀末終於形成今之瀏河。1403年夏原吉“掣淞入瀏”，於是瀏河水勢更盛，成為太湖通海大道，“水闊二三裏”。而吳淞江則“自夏駕浦至上海縣南蹌口130餘裏，潮汐壅障，菱蘆叢生，已成平陸”。同時夏原吉又疏浚上海範家浜，上接黃浦引澱泖之水入海，形成今日黃浦江。明代多次開浚吳淞江、瀏河、白泖港，但均時浚時塞，河道窄狹。至嘉靖年間，黃浦江逐漸開闊，終於成為太湖下遊最大泄水道，而吳淞江反成其支流。清初亦曾多次疏浚吳淞江。乾隆二十八年（1763）開鑿黃渡越河後，吳淞江全同今道，但因受潮汐影響，旋浚旋淤，又疏浚了白茆、七浦、茜涇、瀏河各河道，同時分泄太湖下遊積水的作用，但均不能與黃浦江的作用相比。
    海河由北運河（見京杭運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運河（見京杭運河）五大河流會合而成。五大河流支流眾多。曆史時期遷徙無常。今擇其中幾條主要河流的變遷，簡述於下。
    海河形成以前的河北平原水係。在黃河有關內容中已經提到。從西周以來至春秋戰國時代，流經河北平原的主要河流是黃河。其時黃河下遊分成多股，縱貫河北平原注入渤海。最西的一股是《山海經·北山經》中的大河，流經今太行山東麓，折東走漢代滱水至今天津市區入海；《山經》大河在冀中平原分出一股，即《禹貢》記載的大河，在今青縣一帶入海；最東的一股後來成為西漢時大河幹流，在今黃驊縣附近入海。西漢以前河北平原上的河流都屬於黃河水係。今河北在雄縣、霸縣至天津一線，即漢代滱河、宋代的界河一線。地質構造是屬於凹陷地帶，因而黃河北流即以此為極限。在凹陷地帶以北，是永定河水係和潮白河水係，各自獨流入海。
    西漢時代黃河幹流東移，至今黃驊縣附近入海。原來流入黃河的各河流，都脫離黃河而分流入海。據《漢書地理誌》記載，黃河以北有滹沱河、泒河（上遊今沙河，下遊約今大清河）、滱水（今唐河）、治水（今永定河）、沽水（今白河、北運河）等均各自流入渤海，互不交會，其時海河水係尚未形成。
    東漢時代黃河更南移經山東北部，至今濱州市、利津一帶入海。原注入黃河的漳水亦脫離黃河獨流入海。據譚其驤研究，到3世紀初曹操開白溝、平虜渠後，清河、滹沱河、泒水、滱水、水（永定河）、拒馬河、沽水等均會於天津入海，海河水係始告形成。
    海河水係形成之初，西南止於淇水，東北止於沽水。《水經注》時代淇水以西的清水、丹水已有部分被引入海河。隋煬帝開永濟渠，引沁水入清水、是海河水係向西南擴展到最遠的時期。但不久即廢。唐代永濟渠、宋元禦河、明清衛河，仍以清、淇為源。宋代黃河北流，黃河又加入了海河水係。金以後黃河南徙，海河平原上的河流始與黃河無涉（20世紀50年代後修建人民勝利渠方引部分黃河水流接濟衛河）。元開會通河，引汶至臨清會禦河，海河水係又向東南擴展，會通河至清末淤廢。東北方麵，海河水係形成之初，僅包括沽水（白河）幹流，不包括潮河。曹操在開平虜渠的同年又開鑿了泉州渠，鮑丘水的一部分即由渠入海河，但主流仍循薊運河東南入海。《水經注》以前沽水自武清至天津一段又枯斷，改東注鮑丘水入海。故《水經注》時代、沽、鮑丘3水合流，循今薊運河入海。海河水係東北界大大內縮，僅以聖水（上遊今琉璃河，下遊為今固安、永清界內永定河）為限。隋開永濟渠前，水、沽水已與南來諸水相合，海河水係東北界再度擴展。海河水係的形成和發展大大改善了河北平原的水運條件。
    海河水係形成後，可以宋代界河（《水經注》巨馬河）為界分為南北2係。南係包括清、淇、漳、滹沱、滱、淶、易等水；北係包括、沽、潞、淶、易、鮑丘、泃、庚等水。曆史時期南北兩係各水下遊河道均曾發生較大變遷。今列舉其中幾條主要河道的變遷，以窺海河水係變遷的概貌。
    1永定河。據鑽探資料，永定河出石景山後，在今北京城北、中、南麵分為5條古河道，流經今北京城北小清河一道時間最早，c14測定約距今18000～7000年。這些都是永定河早期流經的河道。西漢時代治水（水）經北京城南，東南至泉州縣（今天津市武清縣西南）入海。東漢以後，下遊與潮白河會合，經笥溝與南麵的清河在天津相合，威為海河水係北派的主要河流。《水經注》時代笥溝淤斷，水東流與沽河、鮑丘河會合東循今薊運河下遊入海。隋開永濟渠“北通涿郡”，即利用水（桑幹河）下遊河道通達薊城（今北京城西南部）。
    唐代桑幹河石景山以下分為兩支：一支經薊城南，東南與高粱河合，下會潞河；一支南流經永清縣北。遼金以後，桑幹河含沙量增多，“水性渾濁”，故有盧溝之稱。下遊河道幹流已離開薊城之南，改折南經盧溝橋（橋築於金明昌三年）南入安次縣境，下達武清縣境入北運河。築堤亦始於此。元代桑幹河下遊又稱渾河、小黃河，自石景山南東麻峪始分二支：一支即入安次、武清舊道，一支自涿縣南流經固安，南至霸縣入拒馬河（即白溝河）。明代因記載詳細，知其下遊河道自盧溝橋分為東、南二派：東派走今涼水河至張家灣、漷縣入北運河；南派分成幾股，先後走過今忙牛河、琉璃河、大清河、永定河等，或入三角澱，或入北運河，數股並存，迭為主次，來回擺動，變遷頻繁，故有“無定”之稱。1698年（清康熙三十七年）全麵築堤，固定河道，賜名永定河，惟下遊入三角澱為尾閭段，隔數年即改道一次。20世紀40年代方形成現今河道。
    2大清河。上遊分南、中、北3股來水。北股為南北拒馬河、易水，中股為唐河（滱水）和徐、漕等河，南股為瀦龍河，上遊為磁河、大沙河。海河水係形成之初，各自東流至今天津會合，並未成為同一水係。北宋時期與北方的遼（契丹）界河以南有一帶狀的湖泊窪地，即包括今白洋澱、文安窪凹陷地帶。北宋初年為防止契丹騎兵南下，將南麵的滱水、滹沱河等大小河流均引入這一窪地，形成了西起保定，東近海的屈曲900華裏的瀦澤國防線，稱為塘濼。北連拒馬河下遊的白溝河（即界河）。其時之永定河亦從北麵流入界河，故界河包括了永定河和滹沱河及其間大小諸水的一大水係。宋朝南渡，界河失去限製南北的作用。南麵河流如滹沱河又脫離了界河，而北麵永定河大量泥沙填於界河各段中。明中葉以後，界河漸被淤平，水體南移於今大清河。清康熙三十七年修築永定河大堤，由下遊入三角澱處與大清河分開，同時大清河兩岸先後修築堤防，今大清河水係基本形成。
    3滹沱河。《禹貢》、《山經》時期原屬黃河水係。黃河東徙至黃驊縣境入海後，滹沱河獨流入海。西漢時下遊分為數股，除幹流外，尚有滹沱別河、滹沱別水等，在今青縣附近會流入海。三國以後自饒陽以下奪泒水經河間、任丘、文安、大城，與拒馬河合會，同歸於海，成為海河水係南派一大支流。直至唐代仍沿此道。宋代導滹沱河入邊吳泊，注於塘濼，乃為人工改為北流一支，另有東流一般經深州，至乾寧軍（今青縣）與禦河合流；南流一股自鼓城注入葫蘆河（今滏陽河）。金元時北流一股已不見記載，多走東、南2道。明時滹沱河主流已脫高大清河，自槁城縣分成3股：一支北流入澱泊，一支東南經束鹿縣注入滏陽河，一支南流經寧晉縣注入寧晉泊（今寧晉、新河間滏陽河），每逢洪水泛濫，以南走入寧晉泊一道為常。晚清將滹沱河引入子牙河，兩岸築堤，固定河道，形成今日之格局。總之，曆史時期滹沱河南北擺動很大，其範圍大致以槁城為起點，北至澱泊窪地，南至滏陽河，宋以前以北流為主。屬大清河水係，元明以後以南流為主，屬滏陽河水係。晚清以後與滏陽河並為子牙河一大支流。
    4南運河。上遊為漳、衛2大河流。衛河前身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白溝。白溝原為《禹貢》、《山經》時代的黃河故道。黃河改走西漢大河後斷流，東漢後期出現“白溝”，應出自人工疏導。3世紀初，曹操築枋頭遏淇水入白溝，下連清河成為河北平原上縱貫南北的運河。《水經注》時代清河自大名至東光段在今南運河之西。隋大業開永濟渠後，今德州以下走令南運河道，德州以上仍在今道之西。元明以後方逐漸演變成今衛河。
    5漳河。曆史時期變遷尤大。原亦為黃河一大支流。《禹貢》時代河、漳會合於今河北肥鄉縣境。黃河改走西漢大河後，肥鄉以下《禹貢》大河故道即成為漳水下遊。但在反映西漢後期情況的《漢書·地理誌》裏，自今新河以下，漳水已不夏北流，改道東流經南宮、棗強、景縣、東光注入大河。到東漢時代漳水下遊恢複自今新河經大河故道入海。三國時曹操開利漕渠，引漳水於館陶南入白溝。自後漳水下遊變遷無常。唐代漳水至少有2支：一支北流，與《水經注》時代大致相同，經今臨漳、成安、肥鄉、曲周、平鄉，以下走今滏陽河，匯入大陸澤，出澤後又走今滏陽河，衡水以下經武邑東北流，截永濟渠，東北入海。一支經魏縣於館陶入永濟渠，南北二道之間亦有零星漳水記載，亦為分支，然首尾不明。北宋時黃河北流，漳水又為大河支流。明代南北二支均存，前期以北流為主，後期以南流為主。清康熙時分為三支：南支在館陶入衛，中支為老漳河至青縣入衛，北支至寧晉與滏陽河合稱新漳河。後又分成4支，變遷頻繁。康熙末年南流入衛一支竟成唯一主流。乾隆以後始成今狀。
    綜上所述，海河水係因含沙量高，進入平原後，河床擺功不定。在曆史時期的變遷甚大，僅次於黃河。宋以後變遷日趨頻繁。變遷特點一是下遊河道往往從單股發展到多股，最後又逐漸演變成單股。反映了早期河道含沙量不多，而長期穩定後，泥沙增多，河道在扇形平原上分成多股，因堤防未修，變化無定，迭為主次。明清以後全麵修堤，河道方始固定，又漸為懸河。二是河道主流擺動總的趨勢為永定河由東向南，明以後又東移；滹沱河、漳河由北向南；乃與河北平原之新構造運動有關，同時也有人為因素。
    （鄒逸麟譚其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