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在中國古都中的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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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洛陽,是一座享譽天下的古老城市。以往人們曾以“九朝古都、八代陪都”的說法,來形容洛陽曆史的悠久和文化的燦爛。然而,根據最近20年來考古發現和史學研究成果所示,早在夏王朝統治時期,就有太康、孔甲、帝皋和夏桀四個帝王在洛陽建都,史稱斟尋阝;商湯滅夏後,又在洛陽建都,史稱西毫;西周初年,周公繼承武王遺誌,營建洛邑並讓周成王遷都洛陽。在東周、東漢、曹魏、西晉、北魏、隋、唐(含武周)、後梁、後唐諸朝定都洛陽之後,五代的後晉也曾以洛陽為都三年。這樣,洛陽實為13個王朝的國都。在當今中國諸多古都之中,洛陽是最早形成城市並貴為國都的一處,同時也是建都政權最多、建都時間最久(保守的估算,應在1100年以上)的一處。
洛陽能有如此之高的曆史地位,是和中國古代文明產生、發展的進程密切相關的。眾所周知,我國是遠古人類重要的發祥地之一,有著富於特色並自成體係的舊石器文化。進入新石器時代以後,各地史前文化的內容更加豐富:在黃河流域,有以挑河為中心地區的馬家窯文化和齊家文化;有以渭河為中心(包括豫西北和晉西南)的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廟底溝二期文化、三裏橋文化和客省莊二期文化;有以豫中為中心的裴李崗文化、大河村文化、王灣三期文化;有以冀中、豫北為中心的磁山文化和後崗文化;有以黃河下遊之山東段為中心的北辛文化、大漢口文化和龍山文化。在長江流域,有寧紹平原地區的河姆渡文化係統;太湖流域的馬家濱文化和良渚文化係統;有江漢平原的屈家嶺文化係統;有鄂西及三峽地區的大溪文化係統。在南嶺和武夷山脈以南地區,有珠江流域的石峽文化係統和閩江流域的曇石山文化係統。在燕山以北的遼河流域,則有興隆窪文化、紅山文化和富河文化。如此繁複的史前文化譜係,顯示出中國古代文明本土起源和多中心發展的基本特點。然而,考古材料又表明,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與發展,還是有著先後主次之分別的。當其他地區還處在銅石並用時代晚期、露出文明之曙光時,以嵩山為中心發展起來的夏人,已經率先跨入青銅時代,建立起早期的奴隸製國家。根據文獻記載,夏人的活動,主要集中在嵩山周圍和伊、洛河流域,他們能夠走在史前各文化的前列,首先得益於他們地處旱地農業起源的中心地區,這裏的氣候、土壤和植被狀況,特別適合粟作農業的發展,從而為社會生產持續而高速地發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其次,由於在地理上處於史前文化體係的中心位置,所以他們易於受到周圍文化的激蕩和影響,能夠從許多方麵吸收有利於自身發展的先進因素,從而在邁向文明的進程中保持領先位置,發揮主導作用。
夏人立國後,今洛陽一帶逐漸成為其政治中心。《逸周書·變邑篇》雲:“自治汭延於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說明夏人的都城,就在伊、洛河流域,在今偃師市發現的二裏頭遺址,基本可以證明上述說法無誤。與此同時,洛陽一帶也成為當時最大的一處文化中心,被譽為中國先民心靈思維最高成就的《河圖》、《洛書》,相傳就出自這裏。盡管人們對“河圖洛書”的年代、真偽、內容等問題長期聚訟不已,但如果據此而說洛陽是中華古老文化最重要的發祥地,將是沒有爭議的。在以後的歲月中,洛陽又成為周公“製禮作樂”的地方,成為佛教在中土的傳播中心。道學、經學、理學等等,也都與洛陽有密切的關係。正是由於以洛陽為中心的河洛地區從很早的時候起就成為並且長期保持了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地位,所以它便在曆史上扮演了一種特殊的社會角色,成為統治天下和壟斷文化之正統與正宗的象征。這種象征意義是其他任何一處古都所沒有的,洛陽因此而擁有一種極為長久和強大的凝聚力和號召力,它能在漫長的歲月中多次被漢族和少數民族統治者選為都城,與此不無關聯。南宋著名詩人陸遊“永懷河洛間,煌煌祖宗業”的詩句,很好地表達了視洛陽為華夏文明根源的社會公識。在中國古都當中,唯獨洛陽擁有、享有這份榮譽。
洛陽優越的地理位置及其高度的戰略價值,是這裏屢為國都的又一重要原因。從宏觀上觀察,洛陽處於黃河流域的中部,北依邙山,可通幽燕;南對伊閾,可達江漢;西控澠崤關中,東與黃河下遊的大衝積扇相接,適扼我國古代東西南北的交通要衝,因其四至的道裏相差無幾,自古號稱“天下之中”,現今人們所說的“中國”,最初即是指洛陽一帶而言。因此,古代的洛陽確有居中禦外之便。從洛陽周圍的地理環境來看,這裏是一個小盆地,黃河及太行山構成了它的北部屏障;在其南部今嵩縣境內的崇山峻嶺中有“三塗”之險;西南部今盧氏縣境內有熊耳山、東南部今登封縣境內有嵩山;在其西部的豫西山地中有函穀、崤底二關;在其東部,是連綿起伏的丘陵,虎牢、成皋兩關雄峙,構成了一道嚴密的防線。所以,洛陽在軍事上具有易守難攻的特點。對於洛陽在地理上的優勢,我們的古人早就有了明確的認識。《史記·周本紀》載:武王滅商後,曾在洛陽營建了一座供周人居住的城邑,但在回到鎬京後,他仍然為東方局勢不穩而寢食不安,竟然到了“自夜不寐”的地步,最終武王做出了遷都洛陽的決策。他對周公說:“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洛伊,毋遠天室”,對洛陽優越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戰略價值,給予充分的肯定。在完成了東征戰役之後,周公與召公一起,親自主持了營建洛邑的工程並使成王遷都洛陽。東漢的大科學家、家張衡在其《東京賦》中這樣描繪洛陽披山戴河的形勢:“沂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阿,東門於旋。盟津達其後,太穀通其前;迥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轘轅,太室作鎮,揭以熊耳。”文字雖然不無誇張,但還是把洛陽得天獨厚的環境揭示出來了。
古代洛陽不但有險要的地理位置,其境內的自然環境也是比較優越的。洛陽位於伊洛盆地的北部,這裏土壤肥沃,氣候適宜,雨量充沛。伊、洛、瀍、澗數條河流縱橫貫穿其間,它們像脈管一樣時刻不停地為洛陽輸送著新鮮血液。這幾條河流不但為洛陽增添了許多美景,而且均有灌溉之利,伊洛二河還有交通之便。在它們相繼匯合的地方,形成了大片的沃土良田,為域內農業經濟的發達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作為帝都王裏,洛陽的優勢是明顯的,但其先天不足也十分明顯。首先,作為一國之都,洛陽地區的麵積稍顯狹小,容納不了太多的人口,加之洛陽周圍多是山地和丘陵地,土地既少又較為貧瘠,物產不夠豐富,一遇戰事,便會感到這裏的周旋餘地太小,可資借用的人口與物質基礎不夠雄厚。其次,洛陽地處中原腹地,對於周邊少數民族地區的控製力比較薄弱,定都洛陽,製內易而禦外不易,所以,曆史上凡是致力於開邊拓疆的帝王,大多不以洛陽為都。第三,洛陽地當交通要衝,水陸運輸在古代十分發達,這對於刺激本地經濟的繁榮確然有利,但每逢新舊王朝更替或天下有亂之時,這裏便成為兵家必爭之地,昔日雄偉壯麗的都城,總會在激烈的戰事中淪為廢墟。例如,東漢末年的軍閥混戰,把東漢王朝苦心經營了近200年的洛陽城焚毀殆盡;西晉末年的“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又將魏、晉洛陽變為廢墟;北朝後期,高歡與宇文泰屢次在洛陽交戰,“焚城中室屋俱盡”,所以當隋揚帝在洛陽營建新都時,不得不重新在瀍河以西另擇城址;安史之亂又對隋唐東都洛陽城造成嚴重破壞,據《舊唐書》記載,當時洛陽“宮室焚燒,十不存一”。所以,洛陽的城市發展,經曆的是一個反複毀壞又不斷重建的過程,這其間所造成的社會財富的浪費,是十分巨大的。
當古代中國的政治重心和經濟重心俱在黃河中遊和下遊地區時,許多統治者出於鞏固江山的考慮,往往不惜代價經營洛陽,采取一些措施去彌補洛陽為都的不足之處。例如,洛陽與西安的關係十分密切,被不少帝王等同視為東西二都,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但在中國古代的經濟重心轉向東南、政治和軍事重心移至北方之後,洛陽做為國都的優勢便不複存在,而其原有的劣勢則依然如故。所以,北宋以後,洛陽便不可遏止地走向衰落,除了在宋、金時期還循著曆史的慣性而保持了陪都的名義外,元、明、清三朝時,洛陽僅成為河南府所轄之城,它對於當時王朝統治的影響,似乎主要體現在其軍事戰略的價值之上。
“若問古今興廢事,請君隻看洛陽城”,這是北宋大政治家、大史學家司馬光的著名詩句。名列我國七大古都之冠的洛陽,確實是中國古史的一段縮影,非常值得每一個熱愛中國曆史與文化的人去看上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