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從後半夜開始下，越下越大，直至天亮仍未停歇。夏晚晴與安妮一家照舊起床，頂著傾盆大雨匆匆趕往火車站。所幸，到車站時雨勢漸小。夏晚晴趕忙衝進售票大廳排隊買票，可大廳裏人山人海，購票長隊一直排到了大門口。眼看火車發車時間臨近，她根本無法擠到前麵。
    就在這時，一個票販子湊過來：“要票嗎？去哪兒的？” 夏晚晴打量他一眼，覺得還算可靠，便說：“凱裏。多少錢？” “十塊，不多收，都這價。” 這十塊並非票價，而是手續費。夏晚晴無奈，交錢後，票販子輕鬆擠到窗口，迅速拿到票後轉身離去。
    夏晚晴把票交給安妮，告知每張票多收了十塊手續費。安妮一家滿臉疑惑，連連追問：“為什麽？” 一路上，他們多次就此問題與夏晚晴討論。夏晚晴耐心解釋：“票販子和賣票的人有關係，所以能買到票，我沒關係就買不到，隻能找他幫忙。” 安妮仍不解：“可要是買火車票得靠關係，這社會不就有問題了嗎？” 夏晚晴一時語塞，深感東西方思維的巨大差異。
    終於，他們在人流中緩慢挪動，登上火車。落座後，安妮一家仍對那十塊錢手續費耿耿於懷，繼續與夏晚晴探討。夏晚晴明白，安妮並非在意這十塊錢，而是難以理解這種社會現象。她試圖進一步解釋：“在中國，很多事情不像西方那樣按規則來，人際關係在很多時候起著關鍵作用。” 安妮似懂非懂，輕輕點頭。
    1995年6月30日清晨，他們乘坐從貴陽至玉屏的旅遊列車抵達凱裏。沒人接站，他們搭乘公交來到黔東南州石油公司招待所。安妮雖來自資本主義世界，卻十分節儉，5毛錢公交費、40元一晚的旅館，她都覺得很合適。
    安頓好後，安妮一家迫不及待去參觀博物館。在夏晚晴看來，這博物館沒多少可看之處，安妮一家卻興致勃勃，問出許多刁鑽問題，如 “苗族為什麽不建立自己的國家？”“自治州有哪些自治權利？” 講解員也難以回答。麵對這些西方思維下的問題，夏晚晴一概拒絕回應，可安妮緊追不舍。夏晚晴不耐煩地說：“在中國，所有選擇都是人民自己的選擇，就像西方人選擇自由民主，是他們需要；中國人的情況不同，不能簡單類比。” 安妮驚訝地叫起來：“中國人需要專製？” 夏晚晴無奈，引用中國學者的話：“中國不能照搬西方民主，人口眾多，照搬會引發世界性災難。” 安妮大笑，直搖頭表示難以理解。
    參觀完博物館，他們受邀到黔東南州文聯做客。文聯舉行座談會，負責人介紹當地作家寫作情況後，請安妮談談對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看法。安妮又將話題引到 “人權”“自治權” 等敏感問題上，眾人麵麵相覷。好在一位領導站出來，介紹當地經濟文化建設成就，才緩解尷尬。夏晚晴覺得，西方知識分子似乎更愛批評，與中國知識分子不同。當晚文聯請客吃飯，安妮的丈夫路易喝醉了。夏晚晴問路易為何喝這麽多，路易說眾人不停勸酒，不喝不禮貌。夏晚晴解釋，中國人勸酒是出於禮貌客氣，不喝才是不禮貌，這是中國文化深層結構問題。安妮一家十分驚訝，夏晚晴隻能讓他們慢慢體會，還笑稱虛偽、說謊是中國人常見習性，少數民族也不例外。
    第二天，他們乘班車前往榕江，沿途風景如畫，安妮一家讚歎不已，問少數民族地區生態為何保護得比漢族地區好。夏晚晴解釋：“少數民族多居住在崇山峻嶺，原本不適宜農耕和生存，是因躲避漢族侵擾才選擇那裏，山高坡陡開發難，原始植被才得以保存。”
    到達榕江後，夏晚晴去會朋友，安妮一家去看古城。榕江曾是碼頭，木材商業發達，有 “小南京” 之稱。新中國成立後，林業被國家壟斷，經濟衰退，古城卻成了懷古好去處。安妮回來後，夏晚晴問古城如何，安妮說：“不同，與別的地方很不同。” 夏晚晴心想，這大概就是西方思維，中國人更習慣求同，且求大同。
    第三天，他們乘坐榕江縣城的 “的士”——三輪車，去車江參觀侗寨。車江大寨有 “天下第一侗寨” 之稱，景色優美，安妮一家連連讚歎。安妮好奇地問：“侗族居住的地方為什麽比苗族的好些？” 夏晚晴表示很多民族學家也難回答，還告訴她，車江大寨最早居民是苗族，因風水觀念搬走了。安妮不懂風水，夏晚晴費力解釋半天，自己也覺得沒真正懂風水。安妮又問：“侗族不怕失火嗎？他們沒有風水觀念？” 夏晚晴一時語塞，思索後說：“或許他們沒地方可去，也可能有自己的防火技術。” 這解釋顯然缺乏說服力，安妮一家直搖頭。夏晚晴隻好補充：“也許侗族有獨特的防火方法吧。” 安妮卻較真起來，夏晚晴無奈，覺得自己陷入西方邏輯圈套。
    隨後，他們前往黎平。到黎平時已是晚上11點，下榻鼓樓坡賓館。登記時，安妮因服務員說她一家是老外需交雙倍房費，與服務員理論起來。服務員稱是上麵規定，安妮不理解，夏晚晴也不知如何勸說。安妮雖交錢，仍不停抱怨。夏晚晴心裏覺得安妮過於死板，同時也感慨外國人在中國遭遇不同收費標準並非首例，這背後有著複雜原因，而安妮以法國思維思考中國問題，注定難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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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日，夏晚晴聯係黎平縣政府朋友安排夥食。不久，幾位在縣政府部門工作的朋友趕來。夏晚晴發現，“安排” 是中國官場上高頻詞，開始不習慣，後來慢慢適應，還因有 “安排” 而不再操心。縣文化局和縣委派人陪同參觀黎平古城，所到之處笑臉相迎，安妮一家十分開心。在黎平會議會址前，路易買了頂老式中山帽，說找了多年，要送給喜歡戴這種帽子的父親。
    下午，安妮決定租中巴車去鄉下，司機要價200元。上車後，司機卻突然反悔，沒提加錢，直接把車開出城一段路後，莫名調頭返回。夏晚晴問原因，司機說心裏感覺不對，怕出事。安妮也很疑惑，夏晚晴想起司機之前幾次出車因感覺不好就不出車，覺得他的預感很靈。安妮氣憤地說，若在法國，一定讓司機賠償損失。夏晚晴安慰她：“我們安全回來就好，還免費出城兜了一圈。” 安妮一家無奈搖頭。
    晚上，政府請吃飯，餐食豐盛。夏晚晴悄悄問安妮：“我去巴黎，巴黎市政府會請我吃飯嗎？” 安妮想了想：“法國政府也請客，但可能沒中國好，也沒中國浪費。” 夏晚晴問原因，安妮說：“法國人吃飯務實，菜吃完才上下一道，不像中國，菜多卻常浪費。” 夏晚晴狡辯：“沒這些浪費，中國飲食文化也難如此發達。” 安妮攤手聳肩，不置可否，翻譯給丈夫路易和孩子聽後，路易對夏晚晴豎大拇指，誇讚見解獨到，還說中國菜和餐桌都很發達。安妮一家離開黎平時，她親自到拚花家具廠挑了張餐桌帶走，當晚眾人開懷暢飲，安妮還幽默地說：“現在充分體驗到社會主義優越性了。”
    第二天，原定縣文化局派車送他們下鄉，卻等了一上午車都沒來。朋友悄悄說沒錢加油，夏晚晴說可以自己出錢，朋友卻堅持接待不能讓客人掏錢。直到下午，朋友不知從哪借來錢加了油，才把車開來。他們前往口江侗寨，途中，朋友透露已4個月沒發工資。夏晚晴驚訝，朋友無奈稱隻能混日子，好在能簽單吃飯，不至於挨餓。
    口江侗寨景色秀麗，因多人外出演唱侗族大歌聞名。侗族大歌是多聲部民間音樂，20世紀50年代被中國音樂家發現，從此名揚海內外，改寫了國外對中國民間音樂的認知。80年代初，法國音樂家路易斯·當德萊爾來侗鄉采風，聽後讚不絕口，邀請9位侗族姑娘到巴黎演出，9位姑娘演唱一小時，歌聲傾倒巴黎，連藝術節主席都稱讚侗族大歌是 “清泉閃光般的音樂”，無數報刊、電視台紛紛報道。夏晚晴問安妮對侗族大歌的印象，安妮說聽過，很美。
    當晚，口江政府接待他們，一位文靜美麗的侗族姑娘準備了一桌地道侗家菜，有醃魚、醃肉、燒魚、酸菜湯等，味道可口。奇怪的是，吃飯時姑娘卻不來陪客。夏晚晴覺得蹊蹺，打聽後得知，姑娘曾去法國巴黎演出，回來後因見過世麵，與同鄉產生隔閡，加上一些偏見，30歲仍未嫁。安妮一家大為驚訝，夏晚晴也深感姑娘的孤獨與無奈。離開口江時，夏晚晴心情複雜，腦海一片空白。
    次日天晴，他們乘坐黎平縣文化局派的新聞采訪車離開黎平，前往肇興和地坪。出發前，夏晚晴按文化局局長吩咐，給開車的賴師傅買了條煙。賴師傅假意推辭後收下，安妮一家很不理解。夏晚晴解釋，在中國，吸煙文化與西方不同，吸煙常是社交方式，送煙表示熱情。她調侃說，西方 “毒品”香煙）傳入中國後，成了日常用品，吸煙曾是高貴榮耀象征，不吸煙還會被視為 “怕老婆”“沒男人氣質”，現在 “吸毒”吸煙）更是平常，毒品交易香煙交易）也成日常往來，見麵送煙是中國人表達情感的普通方式。安妮似有所悟，夏晚晴卻覺得西方人理解中國兩千多年封建文化滲透下的現象，實在太難。
    賴師傅抽著煙，心情大好，一路播放優美歌曲，熱情介紹路邊景點。可因安妮去家具廠買飯桌耽誤時間，到肇興時已是正午。此時的肇興與多年前夏晚晴記憶中古樸寧靜、充滿侗族傳統文化色彩的寨子大不相同。漢語取代侗語，磚房代替木樓，傳統文化特征難以概括。安妮一家很失望：“這就是你說的很好的侗寨？” 夏晚晴不知如何回答：“以前確實很好。” 安妮問：“還有人唱侗歌嗎？” 夏晚晴說：“有，但和以前不一樣了，現在唱歌要付費。” 安妮表示付費也想聽，夏晚晴答應晚上找人來唱。
    之後，他們在街邊飯館吃午飯，便驅車前往地坪。地坪比肇興封閉，傳統文化保存更好。參觀風雨橋後，夏晚晴帶大家到寨上逛逛。天氣炎熱，有些婦女幾乎裸著身子，卻也不回避他們。安妮感慨：“她們很自由啊。” 夏晚晴認為，在漢文化影響弱的地方，自由普遍存在，這也說明中國人並非從未有過自由生活，自由也曾是基本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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