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月18日，那是一個天空仿佛捅破的日子，大雨滂沱，雷聲不絕於耳。我手持著那張承載著未來希望的報到證，踏上了前往縣人事局的路途。在縣政府大樓裏，我樓上樓下奔波往返，可還有很多手續未能辦完。
    正當我心生焦慮之時，一位辦事的工作人員以極大的耐心向我說明了情況。他提到，長江流域正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洪水侵襲，而東北地區的防汛形勢同樣緊迫，因此，多數職員已被緊急動員參與防汛演練，全力以赴保護民眾的生命與財產安全。
    就在這時，一位身形略顯富態的中年男士從我身後不經意間瞥見了放置在辦公桌上的報到證，不由自主地發出了一聲驚訝：“哎呀，小夥子，看來你是要成為我們廠的一員了。”
    辦事人員隨即向我引薦，這位便是汽車配件廠人事科的辛科長，他的語氣中帶著幾分玩笑意味：“同學，這下你可算是找到‘組織’了，到了廠裏，崗位分配的大事可全仰仗辛科長的一張金口玉言呢。”
    剛踏入社會的我，雖然初通人情世故，但還是連忙禮貌地向辛科長致以問候。辛科長展現出了極大的熱情，與我簡短交談了幾句後，便親切地提議道：“關宏軍啊，既然今天人事局這邊的事暫時無法辦妥，不如你跟我去廠裏先轉轉，熟悉熟悉環境吧。”
    就這樣，我懷揣著既緊張又期待的心情，第一次邁進了汽車配件廠的大門，這裏也將成為我畢業後職業生涯的起點。
    辛科長領著我走進了機加車間，一邊走一邊向我詳細介紹著車間的基本情況。隨後，他還特意提到了廠裏新引進的數控車床，並進行了好一番吹噓。然而，或許是由於他專業知識的欠缺，對車床性能的描述顯得有些驢唇不對馬嘴，在我這個科班出身的人聽來，不免有些班門弄斧之感。
    盡管如此，我依然感激他的一片好意，畢竟，這是我在新環境中的第一次學習與體驗。但，看似簡單的熟悉情況，卻給我帶來了一種不祥的預感。
    按照當時縣屬企業的情況，一個本科畢業的大學生最起碼要安排到技術科這樣的科室，分配到一線崗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可辛科長為什麽單單隻領我去了機加車間呢？
    不久我的預感應驗了，進廠後我被分到了機加車間當一名普通工人。
    工友們在休息閑聊時對我的處境表達了同情，同時也都感到憤憤不平。
    有的問我是不是沒送禮。有的說送禮也沒用，今年單位來了兩個大學生，技術科就一個空缺，誰有門子誰去。
    比較了解內情的背地裏告訴我，另一個大學生是副廠長的外甥。
    一切都塵埃落定，一切也都無可奈何。
    我認命了。
    車間主任想讓我去數控車床，我沒同意，理由是每天在機床上重複著裝上毛坯，再卸下加工好的零件，實在是太無聊。
    車間主任用看傻子一樣的表情看著我說：“你真不懂嗎？數控車床輕鬆，普通車床活累。”
    我仍然堅持我的主張，不為別的，就因為我不是菜板上的魚肉，任憑別人切來切去。
    更重要的是我不想給自己留下太多空閑時間，用來胡思亂想大學裏發生的往事。
    用勞動懲罰人類，也是勞動本質裏的一個重要屬性。
    於是我就被分到了一台普通車床，帶我的師父是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
    他叫付紅軍，機緣就是這樣巧合，他名字的後兩個字和我的發音相同。
    他聽到我的名字，咧嘴笑了一下，然後就給了我一個下馬威：“關宏軍，在我的手下學東西要放下大學生的架子，理論和實踐還是有差距的，千萬不要眼高手低，幹車床這個活既辛苦又危險，每時每刻都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被他無緣無故地搶白一頓，讓我心情鬱悶了半天。
    他還帶了一個徒弟，是一個叫張芳芳的女孩，是縣技工學校的畢業生。
    她給人的第一感覺就是人不算漂亮，但很質樸，人也勤快，沒事就用抹布把車床擦得鋥亮。
    單獨相處時，從她眼裏流露出的欣賞和仰慕之情，是我剛進廠那一段時光裏最貼心的寬慰。
    有一次，她悄聲對我說：“師父也是大學生，也是從學徒幹起的。技術科的那幫人遇到問題還得請教他呢。”
    從那以後，我對我的師父付紅軍肅然起敬，再也不敢拿我的大學生身份在他麵前頂撞。
    下崗以後，付紅軍從小作坊幹起，後來成了全縣著名的企業家。一有空閑，他也會約我到他的廠子裏喝喝茶，時不時的對我說：“宏軍，當年我是好心幹了壞事。”
    是什麽好心呢？那就是保媒拉纖。
    為我和張芳芳當了介紹人。
    我進廠半年後，有一天，他把我拉到一邊，問我：“我給你介紹個對象怎麽樣？”
    我那時候的心理狀態是：我被感情傷透了，哀莫大於心死，無所謂和哪個女人結婚生子，平平淡淡的走完一生就算圓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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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也沒猶豫，就問了一聲：“誰呀？”
    他說：“張芳芳。”
    在車間轟鳴的噪音裏，我以為聽錯了，便又問一句“誰？"
    他趴到我的耳朵上，大聲喊道：“你師姐！”
    我沒有感到意外，我也沒有感到不合適，一切都來得那麽水到渠成。
    當天晚上我就和張芳芳去了電影院，看的影片是馮鞏主演的《沒事偷著樂》。
    原本我堅持不去看電影，因為我怕睹物思人，我怕想起和周欣彤一起看電影的往事。
    可她不知道我心裏還有塊還沒掉痂的傷疤，非得去不可。
    我遷就了她，看到她在欣賞電影時的那種幸福感和滿足感，我錯誤地以為她應該是個很容易知足的女人。
    看完電影，我請她在一個地邊攤吃宵夜。
    本來想給她點些好吃的，她說什麽也不讓。
    還振振有辭地叮囑我以後不要亂花錢，過日子哪都需要用錢，一定要精打細算，儼儼已經是我的管家婆。
    看著她能把最便宜的東西吃進嘴裏，還吃得津津有味，我忽然感到非常慚愧，也許這才是有著人間煙火的生活，我以前總是不高不低的懸在了半空。
    從那時起，我經常提醒自己，一定要現實一些，要腳踏實地一些，因為我已經沒有任何值得驕傲的資本。
    五一假期時，同寢室的工友都回家過節了，我獨自一個人留在宿舍裏。
    晚上，她來看我，給我帶來一些好吃的。
    她幫我刷好餐具後，紅著臉對我說：“今晚我不走了。”
    我沒有拒絕。
    我不想拒絕，一個女孩子主動要求獻身，任何拒絕都是傷害。
    我也不願拒絕，一個正值壯年的男人畢竟也有著與其年齡相適應的需求。
    我用工友的褥單做了個簡易的窗簾，把窗戶嚴嚴實實地遮住。
    然後我就關了燈，在黑暗中我聽到她粗重的呼吸聲，聽到她窸窸窣窣的脫衣聲……
    一切都很平淡，塵埃落定後，我落寞地躺在她的身邊，想起了周欣彤那種若有若無的輕吟聲。
    我正在犯一個錯誤，那就是把不同個體的差異進行無謂的比較，而且還要分出個孰優孰劣。
    唐曉梅不同意我這個看法，她認為比較不是問題，問題是我從心裏就沒有真正愛過她，我根本就沒有應該有的激情。
    張芳芳在黑暗中問我：“關宏軍，你不是第一次吧？”
    我憤憤地回她：“你現在也不是第一次了。”
    於是，我聽到她時斷時續的抽泣聲。
    她冷不丁的掐了我一把，恨恨地說道：“你肯定不是第一次，誰第一次會像你這麽熟練。”
    我竟然嘿嘿笑了起來，原來女人並不像很多人說得那樣傻。
    那天晚上不歡而散，幾天裏她都再沒找過我。
    放完假，我殷勤地給她倒水、打飯，給她講笑話，她就繳械了，和我又和好如初。
    但一不開心，她就會陰著臉罵我：“臭男人，髒男人，你個二手男人。”
    我是追悔莫及，明白了藏拙才是人生的大智慧，那天晚上我是真不應該表現的那麽從容幹練。
    兩個月後，她非得逼我去見她父母。
    她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對我的到訪顯然是有了充分準備，做了一桌子豐盛的飯菜。
    她父親喜歡喝上兩口，我勉為其難地陪他喝了兩杯。
    酒精這種東西，會扭曲一個人的本來麵目，使人輕鬆的放棄原則底線。
    她母親繞了一大圈，最後把中心思想放在了我和張芳芳的婚事上。
    她提出了三點要求：一是馬上雙方父母見麵，確定婚禮日期。二是要我們家在縣城裏買一個房子，大小無所謂，先將就著把婚結了。以後條件好再換。三是結婚彩禮要三萬整，沒有討價還價餘地，給少了會被親屬朋友看不起。
    我咧著嘴邊聽邊笑，一拍胸脯說道：“媽，你放心，這些都不是事。”
    她母親看我一口答應，還這麽嘴甜，笑得合不攏嘴。
    張芳芳臉上也洋溢出滿意的笑容。
    兩天後，張芳芳興奮地跑到我的身邊問我：“我媽媽安排你的那幾件事辦得怎麽樣了？”
    我一怔，摸著頭說：“什麽事？”
    她立即橫眉冷對，把那三件事複述了一遍。
    我說我喝多了，根本就沒認真聽，再說也是胡亂答應的。
    這觸碰到了她的逆鱗，當著車間工友的麵，拉著我的脖領要去派出所報案，理由是我強奸了她。
    還是師父從中調和，把我們兩人拉進休息室，讓我和張芳芳冷靜冷靜，今天必須把矛盾化解。
    形勢比人強，我隻好服軟，用出各種招數哄她。
    哄到她不哭不鬧了，我說咱們倆還年輕，我也才進廠一年，正是爬坡過坎的關鍵期，婚事能不能緩一緩。
    她眼睛一瞪，帶著哭腔說：“都是你幹得好事，我的例假始終沒來，去衛生所一查，原來是懷孕了。你想緩，我緩得起嗎？”
    我驚得目瞪口呆，和她就那麽一次，就不偏不正的射中了靶心，我也說不清是運氣好呢？還是運氣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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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我隻能自作自受！
    我向廠裏請了假，坐班車回到村裏。
    我把事情經過隱去不便為人道的部分，原原本本的跟父母說了一遍。
    出乎我的預料，父母竟然笑得合不攏嘴，非常欣慰地說：“我兒子終於要成家立業了。”
    我說又買房子又給彩禮，這也承受不起。
    父親斬釘截鐵地說：“不多，人家養了那麽多年的一個黃花大姑娘，買房要彩禮都是應該的。就放在咱們村裏，這些也不算最多的。何況還是縣城。”
    我用一種素未相識的目光盯著父親，不禁問道：“爸，你不是也喝多了吧？”
    父親用布滿老繭的手拍了我一巴掌，笑嗬嗬地說：“你爸可不像你，喝點馬尿就什麽都敢胡咧咧。”
    我歎了口氣，都是因為我的不爭氣，讓辛勞一輩子的二老不得不簽下這城下之盟。
    至於他們上哪去湊這筆數額不小的錢，我當時可能真得沒關心過。
    唐曉梅說我父母是最質樸的農民，最通情達理的父母。她還說就以我當時的表現，如果讓她碰上，她連看都不會多看我一眼。
    我心情複雜的引用了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的一句名言“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
    唐曉梅鄙夷的說那不是哲學，那是詭辯。
    得到父母的莊重承諾，我回到廠子後就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了張芳芳。
    一整天，她都在愉快中度過，看到誰都帶著笑容打招呼，仿佛她已經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半個月後，父親和母親來到縣城，登門拜訪了張芳芳父母。
    雙方家長約定，1999年9月12日那個周日為我和張芳芳舉行婚禮。
    然後父親從破舊的挎包裏掏出了十多捆鈔票，總共是六萬元。
    看著還有十元麵值的鈔票，我知道這一定是東挪西借湊齊的數額。
    我不禁心裏一陣發酸。
    張芳芳的母親不太滿意，認為除掉三萬元彩禮，剩下的三萬元隻能買一個不到40平方的樓房，實在是太小了。
    這回是張芳芳主動站出來，和她母親理論了幾句，核心內容是關宏軍一定會有出息，將來條件好了再換大點的房子。
    我不知道她當時真是對我充滿了信心，還是她怕事情談崩可能要拖著大肚子嫁不出去。
    總之當時我是非常感激她。
    會談在不算太友好的氣氛中結束，但取得了預期成果，我和張芳芳終於要結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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