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禮如期在縣城舉行，師父那天當了證婚人，在酒過三巡以後，他一把拉過正在敬酒的我，眼含熱淚的說：“宏軍，你馬上出徒了。你今天又結婚，這是雙喜臨門，師傅真為你高興，我的兩個徒弟成了兩口子，這是我付紅軍這一生最高興的事。”
    我也熱淚盈眶，對師父說：“一日為師，終生為父。我一定不會忘記師父對我的恩德。”
    他搖搖頭，指著我的鼻尖說：“關宏軍，我有那麽老嗎？什麽終生為父，我們要做一輩子的兄弟。”
    說完我們緊緊的相擁在一起。
    這是我對婚禮當天最深刻的記憶。
    付紅軍是我一生中最敬佩的兄長，也是我一生中最感激的朋友。如果沒有他，我永遠也走不出人生的至暗時刻，一生都會在卑微的泥沼中掙紮。
    婚禮後，我心甘情願地順從了命運的安排，開始了整天鍋碗瓢盆、柴米油鹽的平凡生活。
    我和張芳芳出徒不久，她撫摸著日益隆起的肚子，憧憬著我們的美好未來。
    她說我們兩人出徒後，工資就每人漲了100多，這樣就可以給即將出世的孩子相對更好的條件。
    我沒有她那麽樂觀，因為我已經預感到一場關乎每個人的風暴即將來臨。
    我從新聞媒體的報道中，嗅出了不一樣的味道。
    國有企業改製已經勢在必行，再不改變這種體製僵化、機製陳舊、資源浪費、包袱沉重的現狀，企業就會在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敗下陣來。
    但改革永遠會有人付出代價，做出犧牲。
    不久，廠裏就召開了減員增效動員大會，同時公布了第一批下崗名單。
    我和張芳芳剛剛出徒，自然而然的被歸為非技術骨幹和熟練工人一類，光榮地登上了大紅榜。
    這是多麽滑稽的一件事，關乎每個人前途和生計的名單，竟然用了一張喜慶的紅紙張榜公告。
    這對我和張芳芳無異於晴天霹靂，我們夫妻倆的雙雙下崗意味著從此沒有了穩定的經濟來源。
    看著在床上以淚洗麵的她，我的心情複雜到了極點。
    我不怕下崗，我甚至還希望這個廠子早點完蛋，到那時整日作威作福的那些人就再也沒有趾高氣昂的資本。
    我又怕下崗，下崗後我就成了無業遊民，雖然表麵上還和廠子有著勞動關係，但是死是活已經沒人關心過問。
    第二天，師父給我打電話讓我去一趟車間。
    我在更衣室找到了他，他正在收拾個人物品。
    我好奇地問：“師父，這是幹嘛？”
    師父笑了笑，平靜的對我說：“我下崗了。”
    我說：“怎麽可能，你是全廠的技術大拿，輪誰也輪不到你頭上。”
    師父停下手中的活，看著我說：“我是主動要求的，把你換回來了。”
    我驚訝地睜大眼睛，繼而禁不住哭著說：“師父，師母的廠子放了長假，你再下崗怎麽生活？”
    師父過來給我抹了抹眼淚，安慰我：“你嫂子還開著生活費呐。我主動下崗也不全是因為你，主要是自己幹的不開心。你看看廠子讓他們管成什麽樣子了。我要出去自己幹。”
    我堅定的說：“師父，我跟你走。”
    他搖搖頭，“現在還不行，還不知道那是一條死路還是活路，你現在需要穩定的收入。”
    我說這企業改製是大勢所趨，下崗工人有了第一批就有第二批、第三批，都是遲早的事。
    他讚許地笑了笑。
    接著我一頓抱怨，把廠裏領導當做“壞人”挨個臭罵了一遍。
    師父雙手按在我的肩頭，看著我的眼睛，語重心長地說：“宏軍，年紀輕輕不要學會抱怨。抱怨不會解決任何問題。”
    他順勢把我按在椅子上，自己坐到旁邊。
    接著對我說：“宏軍，你想過沒有，如果你坐在廠領導的那個位置上，你能改變企業經營不善，企業職工下崗的問題嗎？”
    我搖搖頭，我不是謙虛，我真覺得沒那個能力。
    “所以說，這不是好人或壞人的問題，甚至可以說這根本就不是人的問題。向前看吧，一切都會好的，師父相信你。“
    他堅定地看了我一眼，拎起背包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
    看著他高大的背影，我還沉浸在他這幾句餘音嫋嫋的話裏。
    若幹年後，我也走上了領導崗位，我才醍醐灌頂，大徹大悟。也就更能領會“把權力關進製度的籠子裏”這句話的深刻含義。
    師父在我麵臨絕境的時候拉了我一把，我得到了在廠子裏繼續幹下去的機會。
    可張芳芳是真的下崗了，每天在家裏那不到40平方米的小房裏唉聲歎氣。有時看著窗外樹杈上的小鳥入神，一看就是半天。
    她變得邋裏邋遢，她變得丟三落四，眼裏的光澤也漸漸消失。
    於是我百般寬慰她，說下崗對她來說也算是壞事變好事，有了在家安心養胎的機會。
    她一點不領我的情，指著我的鼻子罵道：“關宏軍，你別貓哭耗子，要不是師傅幫你，你現在也是個無業遊民。我養胎？我養什麽胎，我還不如現在就打掉這個累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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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不作聲，她不認為那是我在忍讓，反而覺得我是在用無言和她對抗。
    於是她開始撕心裂肺地嚎哭，用拳頭不住捶打自己肚子。
    邊哭邊喊著：“關宏軍，你個臭流氓，你在學校就耍流氓，來到廠裏又和我耍流氓。你趴在我肚子上風流快活，讓我來遭這個罪。”
    此時的她披頭散發，再也看不出當年還是我“師姐”時的幹淨利落勁，當然更看不到她眼裏曾經對我的欣賞和仰慕，取而代之的全是厭惡和憎恨。
    在短短的時間裏是什麽改變了她？我想實在不通，也猜不透。
    我想起了奶奶在我小時候的一句話“不知道是誰錯了，那就是你自己錯了。”
    看來，這應該都是我的錯。
    我站在屋子裏狹小的空間裏，開始瘋狂地用手掌扇自己耳光。
    啪啪的聲響驚動了她，她抬起頭來看著我，眼神由怨恨轉為吃驚，又由吃驚變為心疼。
    她蹦下床來，一把拽住我的手，拱進我的懷裏，嗚嗚地哭起來。
    那天晚上，她纏著我非要做那件事。我糾纏不過，隻好輕手輕腳的滿足了她。
    聽著她輕輕的鼾聲，我看著窗外的那輪殘月，沒有心潮澎湃，反而出奇的平靜。
    在生存麵前，我選擇了卑微的苟且和妥協。生活就像一杯清水，已不奢求裏麵溶進紅糖或白糖。
    聽到我這段經曆，唐曉梅說貧賤夫妻百事哀，張芳芳也是一個可憐人，她也隻想要一個自食其力，溫飽有餘的平凡生活。但大時代打碎了她的夢想。
    2000年3月，在初春這樣一個寒風料峭的季節裏，我的兒子關寧宇呱呱墜地，來到了這個世界。
    初為人父，我心裏有的不是喜悅，而是對兒子生不逢時的慨歎和一種無形的壓力。
    張芳芳月子裏的營養，兒子的奶粉、尿不濕……
    一切一切的生活必需品最後都要用鈔票來換取。
    而此時還沒下崗的我和下崗已經沒了什麽區別，廠子裏已經三個月沒開一分錢的工資。
    作為家裏的頂梁柱，我不能坐以待斃。
    我背著張芳芳到廠部提出了下崗申請。
    辛科長依舊那麽熱情，但再也換不來我的起碼尊重。
    我冷冷的把申請書放到他的麵前。
    他看了一遍，點點頭，拿著官腔：“關宏軍，我沒看錯你，你覺悟很高，帶頭為廠子排憂解難，值得表揚。你的申請通過了，你去隔壁辦一下手續。”
    我臨走前扔下了一句話：“不是我覺悟高，是你們覺悟太低了。”
    他先是一怔，對著我的背影說了一句刺痛我自尊的話：“年輕人，就算我也下崗了，我也比你活得滋潤，因為我已經足了。”
    他說得話雖然不中聽，但卻是一句真話。
    我用口袋裏僅有的四十塊錢買了一台二手人力三輪車，每天到家具城門口靠活。
    隻要看見主顧，等活的這群人就會一擁而上，連喊帶叫地互相壓價，沒攬到活就又帶著失落的表情一哄而散。
    這群人都是國有企業的下崗工人，沒幾個人懂得市場規律，他們隻能在無序的惡性競爭中，討著旱澇不均、朝不保夕的生計。
    更嚴重的是這支隊伍在日漸龐大，不斷有新人加入。
    於是我振臂高呼：“兄弟們、工友們，咱們都是下崗工人，就是為了一口飯吃。再這麽互相壓價，根本賺不到錢。你們當中有幾個今天一趟活也沒幹的？”
    人群裏有一多半舉起手。
    “看看，這就是咱們不團結的後果，咱們幹不上活餓一頓半頓沒關係，可家裏的老婆孩子怎麽辦？”
    人群裏有人附和我：“對呀，怎麽辦？”、“兄弟你就說吧，別賣關子了。”
    我向人群掃視一周，對大家說：“產業工人最講紀律性，從今天咱們也定個規矩，有活不準壓價，也不準自己接活。今天咱們就成立個工友委員會，由工委會負責談價錢，然後按順序輪著幹活。這樣既能掙到錢，大家又都有活幹。我的這個辦法怎麽樣？”
    人群裏爆發出熱烈的掌聲和叫好聲。
    大家按我的辦法抓鬮排號，然後按序幹活。遇到誰過號，概不問原因，隻能等下一輪。
    有的人說這有些不近人情。
    我和大家耐心解釋，規矩是大家定的，不能因為講人情就壞了規矩，一旦開了口子，就會給工委會這些說的算的人尋租空間，就會產生錢權交易。
    大家對我的道理可能沒太理解，可“錢權交易”這個詞他們是深惡痛絕，紛紛支持我秉公辦事。
    我沒想到下崗後不久，我在工友們的擁護下成了工友委員會的頭頭。
    大夥說我振臂一呼的姿勢太像電影《列寧在1918》裏的列寧，所以他們給我起了個外號“弗拉基米爾”。
    唐曉梅問我當領導之後也這麽按規矩辦事嗎？
    我肯定的說隻要我是一方主官，始終堅持了這一原則，從來沒沽名釣譽當一個所謂的“善人”。
    她把這定義為有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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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裏包不住火，不久張芳芳就知道我主動下崗去當搬運工的事。
    她相當不高興，覺得我一個堂堂大學生竟然去靠賣苦力掙錢，實在是臉上無光。
    當我把每天掙的鈔票如數放到她手上時，她的臉色就再沒有那麽難看，算是默認了我的選擇。
    就這樣過了一段平靜的日子，白天我去家具城幹活，她在家帶孩子。晚上在被窩裏，我托著疲憊的身子還要滿足她無窮無盡的索求。
    男女的床笫之事在我這已經變成了例行公事，再也激發不出來半點激情。
    漸漸的我對她多了一份理解，一個曾經在車間規律勞動的女工突然轉變成一個家庭主婦，她在毫無頭緒、雜亂無章的家務中迷失了自我。隻有晚上才能在我身上找到一絲慰藉，還時不時被孩子的哭聲打斷。
    有一天，一個三輪車夫喊我：“弗拉基米爾，家具城裏的劉老板找你。”
    我非常意外，這個劉老板是家具城裏最大的商戶，聽說在這個大樓裏是個喊一聲樓板都要亂顫的主。
    平常幹活時偶爾也見過兩麵，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婦女，永遠是冷如冰霜、不苟言笑，就從來沒見她笑過。
    我心裏七上八下的到了她的店鋪，正趕上她在訓手下的營業員。
    看見我進來，她揮手趕走了挨訓的小姑娘。
    上下打量一番後，她問我：“你就是弗拉基米爾？”
    我說我是。
    “來吧，到辦公室談吧。”
    進到她寬敞整潔的辦公室，她坐在老板椅裏，連請坐都懶得客氣。
    我深吸一口氣，也不客氣的坐到對麵的椅子上，煞有介事的翹起二郎腿。
    不管她出於何種目的，最起碼我自己的氣勢不能輸。
    “說說吧，你為什麽哄抬物價？”
    她用質問的口氣，眼神非常犀利。
    我嗬嗬笑了，不卑不亢地回答：“我們靠出力掙錢，沒賣過什麽商品。”
    她輕蔑地哼了一聲，問我：“你讀過《資本論》嗎？”
    “拜讀過。”
    “所以你應該知道勞動就是商品。”
    她這是想拿馬克思壓我 ，我隻能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我義正言辭的回道：“我們正是基於馬克思的觀點，用鬥爭的方式降低你們剝削去的剩餘價值。”
    她竟然噗嗤一聲，綻放出笑容。
    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她笑，也是第一次發覺她是一個很有氣質的漂亮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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