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寶元元年十月十一日，李元昊稱帝，建國號大夏。黨項人在中國西北部建立的一個政權，自稱邦泥定國或白高大夏國、西朝。因其在西方，宋人稱之為西夏。
    彼時，宋朝不願承認李元昊的帝位，並且下詔“削奪賜姓官爵”，停止互市。李元昊頻繁派出細作到邊境刺探軍情，煽誘宋朝境內的黨項人和漢人附夏。公開斷絕了西夏同宋朝的使節往來，向宋朝送去“嫚書”，在“嫚書”中指責宋朝背信棄義，挖苦宋軍腐敗無能。又借遼朝的勢力威脅宋朝，最後還表明西夏仍願同宋朝和好之意。
    此後數年，元昊相繼發動了三川口之戰、好水川之戰、麟府豐之戰、定川寨之戰等四大戰役，殲滅宋軍西北精銳數萬人。
    神宗朝時派兵五路攻夏，準備收複靈武。但敗多勝少，特別是靈州、永樂城兩戰，損失士兵民夫達六十餘萬人，耗費軍費無計。
    兩國打打停停、時戰時和，到現今倒是維持著微妙的關係，在妥協與衝突之間玩著蹺蹺板，又似蕩秋千，要的就是心跳的感覺。
    宋夏之間戰爭持續已久，長達百年。期間，西夏打敗北宋應當說是階段性的，西夏也並非一直是壓倒性的優勢，所謂的優勢主要是在李繼遷到元昊時期，在戰術上，西夏軍隊多以騎兵襲擾戰術為主，發揮了遊牧騎兵的運動戰優勢，通過短促突擊，快速利用兵力優勢，圍剿宋軍。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宋軍在多次吃敗仗之後，也在後來改變了禦邊策略，實施了對西夏政權的有效軍事製衡。
    總的來說，大宋在與西夏的外交策略上並不成功。從太宗時期開始，一直就是重遼輕夏，麻痹大意，對於西夏人是戰是和，在戰備上飄忽不定，被動應付，把西夏變成了一隻喂不飽的狼，開始尾大不掉了。在與西夏政權徹底鬧翻之後，邊境防務準備不充分，西夏軍隊得以快速推進，蠶食北宋領土。但在幾次交鋒之後，麵對這種嚴峻的軍事形勢，大宋王朝的統兵體製及部署有所變化。特別是大宋中期防禦重心從北邊轉移到了西北，自熙寧變法後，又以攻為守兼製西夏。
    總而言之，宋夏兩國時戰時和，絕對是敵非友。
    不過，敵對雙方目前處於停戰時期，保安軍順寧寨、鎮戎軍高平寨兩榷場及河東、陝西沿邊一帶的久良津、吳堡、銀星、金湯、白豹、蝦嘛、折薑等次一級的榷場或臨時市場的和市都處於開啟狀態，大宋輸出繒綺、香藥、瓷器、漆器、茶葉等貨物，西夏輸入宋朝的多為牲畜及畜產品、藥材、青鹽等貨物，雙方各取所需，相互得利。
    設置榷場，開通和市，這是官方作為，事實上雙方的民間往來也一直未曾中斷，隻不過戰時隱蔽和時公開罷了。
    如汴京、金陵、杭州這等大都市，向來是海納百川的，並不會嚴令禁止外來者，尤其是和平停戰時期，街麵上時常可見高麗、契丹、西夏等異鄉人。
    但梁啟伏自稱是白高大夏國人，頗為倨傲，儼然便是雍容貴公子。
    王桐畢竟少年心性，“哼”了聲，冷冷說道：“西夏人，很了不起麽。”
    神宗皇帝不甘心被祖宗之法束縛，有感於屢受遼國西夏侵擾，決心“用武開邊，複中國舊地，以成蓋世之功”，渴望有秦皇漢武一樣的偉業。即位伊始，他就迫不及待地起用王安石開始變法。
    針對“冗費”“冗兵”“冗官”問題，王安石對症下藥，以富國之法、強兵之法和取士之法推行新政。
    新政推行後，國朝由積逸豫因循、貧弱不振漸漸變得富足強大，富國強兵之求終見成效。
    是時，大宋得知西夏秉常遇弑，國內亂，宜興師問罪，以為千載一時之會。遂憲總七軍及董氈兵三萬，王中正出麟州，辭自言代皇帝親征，提兵六萬，環慶經略使高遵裕將步騎八萬七千、涇原總管劉昌祚將卒五萬出慶州，諤將鄜延及畿內兵九萬三千出綏德城。
    此即“五路伐夏”。
    但由於種種緣由，五路伐夏，本來氣勢洶洶，結果變成了大潰敗。這一仗，宋軍除了旅遊一趟的李憲，其他都損失慘重。王安石變法積攢的錢糧以及訓練的精銳損失殆盡。之後，神宗皇帝也因為伐夏失敗一病不起，最後去世。轟轟烈烈的王安石變法也隨神宗皇帝的去世一起被埋在了厚厚的土裏。
    但很顯然，王安石是主張對西夏用兵的，視對方並非皮癬之疾，而是心腹之患。
    王桐最是敬重祖父，自然也秉承了敵視西夏之心。
    梁啟伏豈甘示弱，交叉著手說：“難道宋國人就很了不起？戰場上能勝過我大夏國？”
    這還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啊，兩國之間無論是仁宗朝時的三川口之戰、好水川之戰、定川寨之戰還是近年的五路伐夏及永樂城之戰，大宋沒占到丁點便宜，甚至每每以潰敗告終。
    也別怪梁啟伏揭傷疤，實在是大宋武事力有未逮。
    這便紮心了，居然無言以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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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桃無主自開花，煙草茫茫帶晚鴉。幾處敗垣圍故井，向來一一是人家。”王棣悠悠說道：“寧為太平犬，不做亂世人。戰爭，雖然是曆史進程中必然的手段，但於百姓卻是滅頂之災。戰火延綿之際，定是生靈塗炭之時。這種代價太大大慘烈，最無辜的是平民百姓。”
    眾人異樣的表情落在眼裏，他並未受絲毫影響，隻是想著說說戰爭與和平的事情：“西漢平帝元始二年，漢帝國人口就已達到五千七百六十七萬人；到了東漢，國力雖然有所減退，但東漢永壽三年，漢帝國人口也有五千六百四十八萬人，與西漢鼎盛時期大抵相當。
    但是經曆東漢末年長達幾十年的大規模戰亂、疾病、瘟疫、饑荒後，到了諸葛亮北伐的三國時期，中國的人口，已經從巔峰時期的五千多萬，下降到了僅僅七百多萬人口。當時，曹魏的總人口約為四百四十五萬人，蜀漢總人口約為九十四萬人，東吳總人口約為二百一十萬人。
    當時，一度是西漢帝國最為繁盛的關中平原，此時已是無複人跡；而作為東漢核心的洛陽一帶，更是死者不可勝計；而在黃河下遊的華北平原一帶，更是墟邑無複行人。
    作為‘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對於東漢末年這種人口稀缺的慘狀，描述更是直接：‘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他如站在曆史長河的高處，俯瞰古今，聲音沉緩，穿透千年而來：“可以說，沒有人，帝國就如風中的草芥，隨時岌岌可危。對於這一點，大唐帝國就有痛徹心扉的體驗。
    唐玄宗天寶十三載，大唐帝國進入了帝國的人口巔峰盛世，這一年，大唐全國官方統計的人口總數，達到了八百九十一萬餘戶、共計五千二百九十一萬餘人。但安史之亂後，唐朝建中元年，唐王朝中央能控製的兩稅戶，銳減到了三百八十萬戶。到了元和二年，唐王朝中央能控製的供稅戶，更是銳減到了二百四十四萬戶……”
    一串串冰冷的數字自他口中說出，令聽者不寒而栗。
    “戰爭，打的是綜合國力，是人口基數……”
    冷兵器時代，戰爭的勝利是靠可承受的犧牲人數所決定的，是靠血海屍山堆積而成的。一將功成萬骨枯。
    “西夏，數十年前最頂峰時大概有近三百萬人口，可戰者六十萬。如今呢，人口不足二百萬，可戰兵力不足五十萬。而我大宋呢……”又是一串串數字從王棣口中說出，信手拈來：“太平興國五年全國有六百四十餘萬戶、約達三千兩百一十萬人，若加上未列入主客戶統計範圍的戶數則該年有六百八十七萬戶、近三千七百一萬人。現在呢？”
    他豎起一根手指，語音稍稍拔高：“現在我大宋有兩千萬戶近五千萬人口。但本朝戶口隻統計承擔賦役的成年男丁，所以，事實上我大宋有超過一萬萬人口。”
    他笑了笑，看著梁啟伏說道：“一萬萬對兩百萬，你說我大宋是不是很了不起？”
    他這些話顯然是在轉換概念，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裏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打戰，打的是綜合國力，後勤尤為重要，但士兵基數也是重中之重，沒有士卒當炮灰衝鋒在前，再知兵法的將帥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隻是，他這一番長篇累牘的反戰言論，旁征博引，數據翔實，幾個圈子一繞，聽者全部懵了，又哪裏還能找出他的茬來？
    一時間，樓下熱鬧非常，天字一號雅間內卻鴉雀無聲，氣氛實在夠詭異。
    似乎過了許久，又似乎隻一會兒，那喚作梁於飛的兔子相公弱弱地問道：“小桃無主自開花，煙草茫茫帶晚鴉……是誰的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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